我的知青路

                                       李鶴銘                          

                                 投親靠友到臺山

                                       ——賢慶初評及推介(代序)

   “投親靠友”這個詞,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生活過,尤其是經歷過上山下鄉運動的人,是不會陌生的。這是一個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產生的名詞,當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也是有一定組織的,某學校的學生分配到某農村及某農場,例如我們學校,就分配到三水縣、博羅縣等農村,以及徐聞縣的國營農場。但是,你也可以不去這安排好的地方,你可以自尋去處,如去自己的家鄉,或去別人的家鄉,謂之“投親靠友”。當局把握的只有一條——你離開城市,上山下鄉就行了。

    我的老同學、旅居美國西雅圖的李鶴銘先生今天發來郵件,是一篇不會太短的系列文章——《我的知青路》。我一邊處理上網,一邊饒有興趣地欣賞,覺得很好,很好!37年前,我是11月7日離開廣州赴雷州農場的,而李同學在我兩天之后,也離開廣州了。李同學選擇的,就是“投親靠友”之路。李同學所到之處,是廣東著名的僑鄉。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農民,會是怎么樣的?那時的農村,尤其是僑鄉,會是一種怎樣的面貌?如果你以為能在當時的《人民日報》,能在《香飄四季》《金光大道》等小說中找到答案,那只能說你還很幼稚了。最權威的答案,在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們的心中!李同學離開故國起碼有30年了吧,30年的異國風霜,卻未能沖淡他對臺山的那個小村莊的記憶!你看,他還能如數家珍地把當年與自己生活勞動過的農民們一一描寫出來,把當年遇到的有趣的事一一敘述出來,如果不是那段生活實在刻骨銘心,是肯定做不到的。

    不了解中國的農民,就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不知有沒有誰說過類似的話,如果沒有,或一時想不起,就算是我的“名言”吧。我在雷州半島的一個農場生活了十年,農場里的農工,其實本質也是農民,但由于體制不同,又肯定有很大差異。雖然我也曾到過農村住過或長或短的日子,但畢竟不是在那里落戶,所以,對于中國農村的了解,就肯定是很膚淺的。而李同學則不同,他在那里落戶,成了名副其實的農民。所以,他對于當年農村中的“階級斗爭”,尤其是“劃分階級成分”,就知道得很多;他對于農民的性情,不管是男的或女的,就感受得很深。或許可以說,李同學的文章,將能填補上山下鄉期間“投親靠友”的那一部分知青的生活介紹的空白,起碼在我們廣東僑中的同學中還沒有誰寫過這類的文章。

    農民,這個中國數千年來都是最底層最痛苦的階級,過去只有被壓迫被剝削的分兒,陳勝、阿Q、楊白勞等便是他們中的代表。新中國成立后,農民(準確一些是貧下中農)在政治上翻身了,成為了領導階級,在五六十年代甚至還“風光”十足,他們被認為是最革命的,最可靠的;而且,還肩負起對從城市下來的知識分子、知識青年進行“再教育”的重任。其實,魯迅先生在半個世紀前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這個階級,其愚昧落后迷信自私等“劣根性”并無消除,他們仍然生活在貧困之中,需要教育的,需要關懷的應該是他們!只不過,我們宣揚的觀點是“越窮越光榮”,所以誰也不敢富,也難以富得起來。由于有了這愚民之緊箍咒,所以,無數農村中的貧下中農就心安理得地活著,并不想去改變自己“貧窮落后”的狀況。其實,貧窮正是萬惡之源,看看現在多少犯罪分子,正是從“農民”這個階級中走出來的,就印證了“貧窮產生罪惡”這一真理。今天,我們在高歌《好日子》的同時,其實更應該關注“三農”問題。李同學被上山下鄉的大潮推到了一個自己完全陌生的農村,和一些完全不認識的農民生活勞動在一起,到底是誰在改造誰,這的確是當年許多知青困惑的問題。

    李同學在廣東省臺山縣的那個偏僻農村究竟生活了多少日子,遇到些什么更多人和事,有些什么感受和收獲,我們看了這篇回憶性的文章,答案恐怕也就找到了。李同學的文章僅寫了個開頭,相信后面還會有許多精彩的故事。想了解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農村和農民的讀者,想了解上山下鄉生活在農村的知識青年的真實情況的讀者,實在很應該讀讀李先生的這篇回憶性的文章。對于年近花甲、旅居海外的李同學來說,我相信他沒有必要“惡毒攻擊”當時的“大好形勢”,我相信他僅僅是趁著尚未患上失憶癥時,把自己年輕時代的一段難忘的經歷寫出來而已。李同學的文筆樸素而通暢,亦不失幽默之法,相信讀者,起碼是我,是會喜歡往下閱讀的。

                                  (一)

    文革后期,兩派大聯合、復課,跟著是下鄉,或到農場。班上“兵派”,根正苗紅,全部留城,旗派只有一位何啟佚同學能留下,其他同學都得下鄉或到農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學校的最后一次家長會上,一位女工宣(我記得她叫譚培),悄悄地把我的母親拉到一旁說,不要跟大隊走,要自己找地方下鄉,不要問為甚么。回家后,媽媽把工宣的話跟我說后,要我自己看著辦,就匆匆的趕回干校去。接到這個訊息,我吃了一驚,實在猜不透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剛好,陳育賢同學在招兵買馬,回家鄉“投親靠友”去,于是,我就搭了這趟順風車,和他倆兄弟,還有張穎覺同學四人,下到臺山沖婁當農民去了。

    在68年11月9號,我們四人和廣州實驗中學的同學一起,十幾部大貨車,浩浩蕩蕩地離開了廣州。從此就離別了生活了20年的廣州。 坐在貨車上,雖然沿途的秋色秀麗,卻沒有一個人會去欣賞,大家都不知命運將會把我們帶到何方,也不知將來的日子怎么走,往后的日子怎樣過。想著我們就像一塊塊的樹葉,秋風落葉,掃地出門,悲從心中來,不知不覺唱起了俄國歌曲《草原》來 :“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遙遠,有個馬車夫,將死在草原。”悲涼的歌聲,感染了車上的每一個人,幾個不知名的小女生哭了起來,她們不過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也要踏上這條茫茫不見影的不歸路。

    朝辭廣州城,暮達臺山縣。目的地越來越近,心也漸漸地安定下 來。既來之,則安之,命運有了這種安排,就讓它好好的發揮吧。到了公社,受到了熱情的招待,農民們對這班年輕的孩子,既高興又擔心,按照名單,分配到各個大隊,早已有不少農民等在公社的大門前,把自己大隊分配到的孩子用單車載回大隊部。我們四人是投親到蓮花大隊,那是陳育賢同學的老家,由于都是20歲的勞動力,老農民們特別高興,簡單的歡迎儀式過后,就到育賢同學的老家住了下來。由于天黑路遠,我沒法看到那是一個怎么樣的環境,只是感到這里的農民很熱情。

    一宿無話,天一亮,跑出屋子一看,多漂亮的景色,周圍綠山環繞,家家都是青磚大屋,四處禾田黃波翻滾,正是秋收時節,這是一個很小的村子,名叫吉鋪頭,又叫逢源里。十四戶人家、七十二口人。村上的人都姓陳,是同一個祖宗傳下來的。正值農忙,村里的人半夜都上田去了,只留下老人和孩子,村子里只聞雞鳴狗叫和孩子們的歡笑打鬧聲,不遠處偶然會傳來一聲女人呼喊孩子的尖叫聲。

    第一天,我們都留在家里 ,熟悉環境,準備柴米油鹽,到墟上準備一些簡單的勞動工具。孩子們很好奇,整天圍著我們轉,還好,我們都帶了很多餅干糖果,有吃的好辦事,一下子就和他們交上了朋 友。 第二天,我們下田勞動,生產隊長叫培均,一個高瘦的漢子,歲月在他臉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三十多歲的人,看起來已有五十多歲,有四個孩子,老婆身上還懷了一個,家里的重擔把他壓得直不起腰來,他是黨員,前陣子,四清工作隊下來搞了那么一下子,他灰心了,工作高興就做一做,不喜歡的話十條牛也拉不動他。他叫了幾個農民教我們犁田和扒田,牛大哥并沒有故意丟難我們,只用兩天工夫,我們都學會了。中學時每年都要下鄉參加農忙勞動,割禾插秧早已在行。最難過的是肩膀,200斤 的擔子一上肩就得跑一兩公里,還好,從小玩健身,身子還不算太差,咬咬牙也挺過去 了。一個星期后,所有農田活,我們都干得有聲有色,月底評分,大家都拿到了一級工分10分。張穎覺同學也在這時候離開回廣州。從此再沒有他的消息。

    村里人們的成分很簡單,這是一個僑鄉,人們基本上都很富有,村子上的人, 在香港的比在家鄉的多,在國外的又比香港的多,華僑在國外賺了錢,寄回家鄉給自己的親人,留在家鄉人多的,就買了田地自己種,人少的,就買了田地出租,也有些人把錢收起來,慢慢花,農忙時給人干干活,或租一些田來種,當年階級劃分,是以田地占有和出租的情況來分。土改時,一位在土改隊的阿兵哥對一些農民說過:“北方的貧農所占的土地,比南方的地主所占有的還多。”在一次斗爭會上,一位老貧農從寬伯指著臺上的一位仁兄笑著對我說:“我們的錢差不多一樣多,但他(臺上的富農)和我就不一樣了。”

    僑鄉的農民,對田里的活興趣不大,臺山是丘陵地帶,地皮薄,泥土瘦,人們不得不往外發展。國外的親人要家鄉的親友學一技藝防身,以后到外國也好找工作,農民們對建筑的興趣最大,差不多每個人都是一個好工人,結磚作木樣樣成,理發師傅也不少,對手藝工作不感興趣的,會去學吹“嘀嗒”(鎖鈉),在紅白喜喪事上,顯顯身手。中國人個個都是大廚師,那更不在話下。

    從寬以前是做生意的,美國中國兩邊走,僑鄉的習俗是男人跑外,老婆留在家鄉,孩子生下四個,死了三個,他不想沒后,于是留下沒有離開,生意可以以后慢慢做 ,但孩子得快快生。他沒買田地,租了幾畝地耕種,解放后又陸續再生下三個孩子,因他沒田地,成份是貧雇農。這就是命。后來他覺得劃分成分的辦法不合理,把村里給劃成地主和富農的叔伯弟兄,批出讓他們離開到了廣州,為此和另一位也是貧農的如連, 吵翻了天,最后大家斗氣再也不管生產隊里的事。

    還有更有趣的事發生在大隊貧協主席的家中,一家兩制,那是父母和兩個兒子的故事,解放后主席在分鄉長的家財時,給分到了鄉長的老婆和不到一歲的兒子。以后 又和鄉長的老婆生下了一個兒子,弟弟是紅五類,哥哥是狗崽子,在大隊的斗爭會上, 就出現弟弟斗哥哥和母親的鬧劇,在臺上,弟弟打哥哥和媽媽決不會手軟,回到家里還是在同一張飯桌上吃飯,你親我敬,搞不懂這是什么關系。鄉下人有個好處,做事不會含糊,老婆成份不好,不會要老公跟著陪斗,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這比起城市人,先進了不少,可能還為以后的一國兩制理論,做出了先范。

    說起鄉長也有一個故事,解放后,鄉長剛給槍斃,還不到半小時,縣里的文件下來,指示人不能斃,因為他當年曾開車帶領解放軍追擊敵人到海邊。 村頭住著的是新球大叔,村里的首富,響當當的貧雇農,在村里管理農田水利 ,工作任勞任怨,決不會偷懶。當年由于他養父家里有個女兒,嫁到美國去了。當家的也長年在美國,難得一次回唐山,家里只留下一個老媽子,對鄉下人來說,無后為大, 于是就在附近領養了一個窮家小子,過繼給陳家,承接香火,誰知這小子好吃懶做,揮霍無度,一次以死要挾養母,結果假戲真做,死了。而新球剛好在附近做耕仔雇農), 老太太看他手腳勤快,人也敦厚,收養了他。由于家里勞力少,當媽媽的沒買田地,新球大叔到村里后,在農忙時,幫村里的叔叔伯伯干一點農活。平常在家里想法添幾個男孩。結果不失所望,得了兩個女孩和三個男孩,而且還得了一個好成分。

    榮許大叔可沒那么幸運,他的爸爸作過保長,加上家里有倆兄弟,勞力足,國外的姑姑寄了錢回來,就買一些田地來種,后來,哥哥到廣州當建筑工人,農忙時就請一些人來幫忙做田里的活,每次大隊的斗爭大會,他都會在臺上亮亮相,臺下,他是一個很忠厚的農民,由于念過一點書,他負責生產隊的會計工作。十幾年如一日,兢兢業業,老老實實。在隊里的威望很高。 江球大叔家是貧農,家境也很富有,他的老爸和老媽老實吧嗒的,老爸也象新球一樣,是領養子。由于媳婦只生了兩個女兒,兩老臉色的卻不大好看,媳婦是陽江人 ,經常一氣就跑回娘家,家里戰爭不斷,爭吵打架成了家常便飯,兒子夾在中間,左右為難,不管怎樣,還是老爸老媽親一點。最后老婆走了兩個,在老爸老媽死后,第三個才能留下來。

    長留婆婆更慘了,他老公是個打更的,可能人兇一點,有點積怨,家里沒田沒地,解放初給斗爭死了,她還得為老公背著個惡名,罪名是惡霸的老婆,是斗爭會上少不了的分子。他沒兒子,女兒嫁得遠遠的,人很孤僻,不跟任何人來往。

    如連大叔是貧農,由于留在家鄉的親戚多,國外的親戚少,外匯就象太公分豬肉,每次只能分到一點點,老婆的眼睛又很不好,是半個瞎子,沒有孩子,領養了一 個小女孩,他是李逵式的人物,脾氣一爆發,全村都得震動,打起老婆決不手軟,而他的老婆也不是省油的燈,吵起來一里外也能聽到,是村里誰也不敢碰的硬點子。我和他同住一個屋子,他住西房,我住東房,大家相敬如賓,共度了三年有多。從沒有爭過,也沒吵過,我養的雞飛到他的菜園子,吃了他的菜,他也只是微笑地跟我說一聲。

    村里唯一的外姓人是伍兆根大叔,他爸爸在別的大隊是惡霸,他嫁到村里來, 他一直在廣州當建筑工人,清理階級隊伍時給趕回家。他當然也是受斗爭的點子,他的罪行就是他是他爸爸的兒子。村里有位叫智良的老頭,看來也是老實巴巴的,嘴里能說會道,會一點中醫,聽說他在墟里騙了人,少不了又是一個斗爭的對象。

    輕輕一點, 半個村子的人就出來了,好人和壞人,實在不是我們所能理解的,作中國人太難了,投胎時麻夫了一點,沒看清就鉆下去,如果投錯胎,那一世就沒法翻身,可能還會牽連子孫幾代 ,畢竟時代有了點進步,不再誅九族。農民們在大會上,階級壁壘分明,斗爭者情緒激動,挨斗者都會低頭認罪,背后大家都是族里兄弟,說話還是一樣的大聲。為了表明有階級仇、階級恨,斗爭會上經常會出現全武打,拳打腳踢不在話下,打碎玻璃瓶罰跪玻璃碎也是常有的事。

    村上的人雖少,但是屬于幾個不同的太公,有了房份的矛盾,在處理隊務的問題上,就變成不可解決的矛盾。為此爭個不休,最后,大家都不想管,一個好好的村子 ,就這樣沒落了。 村子里女人都頂上半邊天,一個比一個兇,一個比一個辣,一個比一個強,一個比一個精。在這里,你可以聽到最爛的罵人說話,最毒的咒語。罵人時是沒階級之分的,有時一個獨罵,有時兩個對罵,三個互罵時,就成了一個墟。用音樂術語來說,就是獨唱,對唱和合唱。混著臺山話獨特的調子,如果加上音樂,那精采勁連莎士比亞也會甘拜下風。那一天沒聽過女人罵街,那一天就好象少了些什么。我給選上當保管員, 原保管員榮達的媽媽在我的門前罵了兩天,難聽的臺山話我一點也聽不懂,看著也蠻有趣的,我不知他在罵什么,好像是沖著我來。后來問別人,才知自己已給人罵了半天。 第二天她又在罵,看她怪累的,我給搬了個小凳子讓她好好坐下來,慢慢的罵,讓我好好聽聽她在罵什么,既可以學習臺山話,也可以當音樂來欣享,這是接受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一個好機會,反正我的臉皮已夠厚,也不差這一點 誰知嚇了她一跳,頭一扭,不罵了,回家去,可能她知我人蠢沒藥醫,也懶得對牛彈琴 ,以后三年,也再沒罵過我。很可惜,給人罵了半天,好聽一點,是批評了半天。至今還不知她在罵什么。

    農村的婦女,大部分都沒有文化,很多女人連縣城也沒去過,生活給他們的壓力很大,天沒亮得起來準備一天的工作,白天她們還要參加田里的勞動,回家要照顧孩子,煮飯,喂豬,雞和牛,到全家都睡了,她們還在忙個不停。農村單調的生活,使她們在心頭上積壓了一大堆的怨氣和冤氣、還有怒氣和火氣。不得不用罵的方式來抒解。她們可以罵雞罵狗罵小孩,為了本家的利益,就不得不罵罵人,特別是十年媳婦熬成婆的女人,其實她們都是一班很善良的女人,絕不會記仇,今天罵完了,心中的氣散了,人也精神了,第二天又會滿臉笑容,好像什么事也沒發生過。給人罵得最多的女人是是育賢兄的嬸母,大家都叫她做長婆。她是村里的婦女干部,叫女人們節育生產,那好像是叫人們斷子絕孫一樣,由于她只生過兩個女兒,沒有兒子,人們罵的那股狠勁,就可想而知。女人罵街時,男人都不會加入其中,還是一樣在榕樹頭下談笑風生,東南西北亂車一通。可能他們認為,何必像女人一般見識?

    村頭的大榕樹,是村里最熱鬧的地方,在那里可以聽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免不了東家長,西家短。對于我們,聽到了不少公社和大隊、小隊的故事。大隊部是在榕樹頭旁邊,一座紅磚砌成的小禮堂,大隊書記鉅華大叔太老實,公社化時,到處都已經是衛星上天,各地的糧食畝產都上十萬斤了,他還是說五千斤,結果要專區派下工作隊來監察反瞞產。工作隊長語重心長的對他說:“鉅華啊鉅華,黨對你太失望了,在革命的轉接關頭,不能站穩立場,站到右的路線去了。你怎么能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 我們的書記茫然了,隊里年畝產才1600斤,畝產已經吹翻了三倍,吹牛,不, 應該說革命也要有個譜,而且還必須考慮年終社員的吃飯問題,交公糧的問題。他真不明白那些城里人是怎么想的。搞革命你們行,你們懂種田嗎?工作隊認為他瞞產,把他給抓了,不得不坐了幾個星期的糧食監,給關在公社里,由民兵沒日沒夜的審問,逼他說出把糧食藏在那里。白天提審,晚上在強光燈下寫交代材料,24小時不得休息。他一下子從天上掉在地獄里,在成了階級的問題人物后,挨打是免不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書記猜不透那些城里人在搞什么鬼,不得不以國家大計為重,最后忍不住招了供——原來蓮花大隊的畝產也有了十萬斤!那樣免了挨打,生命也得到保存,還成為樣板——一點就醒的樣板。只要一句話,革命就成功了。

    當一個革命者真難,不但要理解上級的意圖,還要身經百戰,練成銅皮鐵骨。 我們的農民兄弟開始明白,真理都是掌握在少數人那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更要執行。可能至死,他都不會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錯誤。這與讀書多少無關。他只是少了一點歷史的知識,不懂得指鹿為馬的真正意義。 上級知道培養一個農村干部不易,解放時,書記還是一個大小孩,為了讓他能上臺講話,工作隊員還得鉆到講壇里面,隊員念一句,書記就念一句,多年的磨練,至今已能言善道,雖然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還是抱著治病救人的方針,給他保留了大隊書記一職,讓他干到現在。由于他犯了右傾的錯誤,大好的政治前途就斷送了,否則公社書記的寶座非他莫屬,當時他是縣里重點培養的幾個年輕有為的大隊支部書記干部之 一。 書記覺悟后,工作隊立刻上報,專區一高興,上報省委,省委也派下了調查團 ,這時我們的書記頭大了,聰明的農民們立刻開會,將來兵擋,一套完美的應對方案產生了,什么螞蟻出洞的密植方案,雙龍出洞的景觀方案……一一列了出來,跟著有了行動,牛糞稻草堆滿了所有空房,上面撒滿谷子,就變成滿倉的谷子。把遠處的禾苗移到 路邊的田里,實行大密植,為了表演大豐收,在調查團到訪的幾天,頓頓用白米飯喂豬 和牛,……一下子,一幅豐收的景象就構劃出來了。農民們痛在心里,工作隊喜在心頭。你真沒法想象,農民兄弟的應變能力有多強,調查團看后,覺得還差很遠,最后一招就說,由于糧食太多,大倉庫在山的那一邊,連爬山還要走兩個半小時,城里來的人只會坐車,看著遠處起伏連綿的群山,一聽要爬山就怕了,才沒有再追下去。最后,還得請調查團大喝大吃幾頓,才能把廟里的神請走。這樣一打滾,一年的收成就泡了湯。有沒有餓死人,農民們都不愿意說。這里是僑鄉,是餓不死人的,只是海外的叔伯姑嬸辛苦一點,問題就能解決。

    但他們說了另一個故事。有一次在公社召開的全公社三千人大會上,請了一位老積肥模范上臺講用,他一開口就罵開了:某某某,你這個死仔包,43年餓死我老母, 58年餓死我老婆……。嚇得專區的工作隊立刻要民兵把他拉下臺。這是一位大字不識一個的老農民,只會撿牛糞,成份好得不得了,還有兩個兒子是軍官,雖然把領袖罵了, 也只好不了了之。其實他也不知自己在說什么,臺山農民說話一出口,都是這個樣子,不是“問候”你就是“問候”你媽媽,大家也會見怪不怪。聽著也怪親熱的。 另一位農民就沒那么幸運,他看見林彪的相片,左看像個猴,右看也像個猴, 就說這個人是猴子相,靠不住。招呼他的是15年徒刑,他也是個貧農。生活在黃土地上幾千年的農民,雖然他們一千個一萬個不愿意,在新的時代,也得要學會接受新的事物 ,他們必須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現在還得與政治斗,要接受他們根本上不理解的政治。他們也不知道,領袖就是神,神是不能冒犯的。冒犯了神靈就要殺頭。

    農村生活雖然簡單和艱苦,農民們卻很會過日子,差不多每個月都會有一天節日,以開開牙祭。大年初一是過年,宰雞殺鴨是少不了,人們都大飲大吃。春節過后, 就要準備春耕播種。好客熱情的農民,可憐我這個無家可歸的外鄉人,紛紛請我去做客,第一年不知就里,一早就給村上的大隊治保主任丙常大叔請到他家,豐富的佳肴使我食指大動,痛痛快快的大吃了一頓。飯后,謝過主人回家,一出大門,新球已等在門外 ,難卻其盛情,又飽吃一頓。之后又給從寬伯抓去,這次是舍命陪君子……那一天, 共吃了七頓年飯,我的肚子也快要撐破了。第二年學乖了,一早大隊長修文伯請我到他家,他與我不同一條村。吃完后,我偷偷的溜回村,以為神不知,鬼不覺。誰知還是給抓了,還好。那天只吃了四頓。第三年,一早我就把自己鎖到倉庫里去,一睡就睡了一天,寧作餓死鬼也不做飽死鬼了。 二月二,是新年后的第一個節日,我不知是什么節,那一天,村民每家都送了幾塊糕點給我,我只吃了幾個,其他就用來喂雞。三月三是農忙前的閑日子,據說天氣轉暖,人們都在門前捉臭蟲,現在人衛生多了,已沒臭蟲,反正名是虛,吃是實。那天吃的糕點是用一種黑色的葉子做成的黑色糕點,甜甜的,我不大敢吃,太難看了。四月八是牛節,剛過完春耕,讓耕牛休息,不是每家都過,只是借牛的名打打牙祭,反正也有糕點吃,五月五吃粽子,這里只有惡山,但沒有窮水。六月是農忙,大家忙得頭都冒了煙,還有什么心情去過節?七月七是姐妹節,那是女人們的節日。八月太熱了,是大農忙,節日也沒了。九月登高拜山,也少不了一頓吃,那是農民的家庭事。十月是農忙,也不用吃了,那是分秒必爭的日子,必須在臺風到來之前,把糧食搶收回家。十一月是立冬,“立冬大如年,家家門前貼銅錢”,大家是這樣唱的,這是一年忙過之后,真正坐下來歇一歇的日子。過完后就是元旦,那幾年元旦前后我都回了廣州,這才是我的節日。

    平常的日子他們都過得很簡樸,有些還是有上頓沒下頓,日子是這樣的過,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農村還是很保守的,男女青年“拍拖”,有自行車的,坐車尾沒問題;行路的就要注意,不能手拖手。到墟里的時候,男的在前面走,女的在后面跟,必須離開五六步 ;到縣城里去,還必須分馬路兩邊走。有一次斗爭一對青年,當然是成分有點問題的人 ,他們公然在田里公開手拖手,給別人看到了,大隊干部指出必須以階級斗爭的新動向來批判。又是以革命的名義。 鄉下人對城里人很尊敬,工作隊都是城里人,從佛山來,有知識,有文化,他們每次下來,會督教他們怎樣去管理生產隊,會指導他們去生產,會講解革命的道理, 又在農村劃分了階級,叫他們組織了合作社,不久,合作社變成人民公社,又搞了什么四清,吉鋪頭的人們不懂得這個東西,在它面前,退縮了,迷惘了,好好的生活,給搞亂了。公社化后,私有財產都歸公,由于分配的問題一直沒辦法處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很差;四清之后,農民都不愿做干部。公社化前一個很富裕的村子,十年下來,成了 一個十分落后的生產隊,專區工作隊下來了幾次,都沒法扭轉過來,我們幾個毛頭小子 ,不知就里,鉆了進去,占著城里人的光和工作隊的馀輝,很快就和他們溶成一體。

                                      (二)

     下鄉第一年,十個工分可以拿到五毛錢。在田里工作一天,一級男工可以拿到五毛錢,二級女工(女人的最高級別)可以拿到四毛錢,另外谷子擔回倉,工分是按重量算,肥料是按種類按重量算。尿類最值錢,農民都把尿缸放到睡房里,一個角是米缸,一個角是尿缸,他們是滴尿必爭,每一泡尿都可以換到錢。有一天,在農民家聊天,尿急,就到農民的房間找馬桶,房間里黑墨墨的,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桶子,尿一下去,聲音不對,原來 把尿尿到米桶去了。早上起來,農民第一件事是擠牛尿,一泡牛尿有十多斤重,為了生活,農民們對每一分錢都在必爭。生產隊有八條耕牛,分八戶人代養,養每條耕牛可以得很多工分,等于多了一個勞動力。城里人為五斗米折腰,鄉下人為一分錢低頭,沒牛養的六戶人家,在經濟上和養牛戶有了很大的差距,沒牛戶和有牛戶的矛盾是沒法解決的難題。
     農民們懷念1956年以前的生活,那時生活安定,連年豐收,農民們的要求很低,他們只求老天爺保佑,每年有個好收成,豐衣足食,就心滿意足。城市人看到農民有了一點點錢,害怕了,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苗子,于是城市的老爺們坐在風涼水冷的辦公室里,為砍斷苗子攪盡了腦汁,他們要蓋高樓大廈,但不想浪費材料做堅實的地基。開始辦合作社,幾戶農民聯合起來,組成初級合作社,共同開發生產,不久,幾個小合作社又必須組合變成一個高級合作社,兩年后,幾個高級合作社變成一個大公社,只用了五六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對農民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民從一個生產土地的占有者,變成了一個農業無產階級。城市的老爺們用工業無產階級的要求去對待農民們,城市工人有強大的工業資金作后盾,而農民背后只有一窮二白的土地資源,最后還差點把農民賴以生存的一點點自留地也要割掉。在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他們大筆一揮,于是一道道的緊頭箍,前十條,后十條,又一個二十三條,農民賴以生存,而又能自己掌握的土地,一尺一尺地給剝奪,階級斗爭的政策一個又一個,一層又一層,緊緊地套到了農民的頭上。先是社員,后是干部,搞人人過關,個個下樓,把農民們的一點點能改善生活的夢幻都徹底砍掉。鄉下人都成了阿斗,城里人都成了諸葛亮。雖說農村的大權是由農民掌握,但話事權都在城里人那里,城里人一下子左,一下子右,工作隊一下來,就把個鄉下人搞得團團轉,在團團轉中,聽話的留了下來,不聽話的就淘汰出去。農民還是一樣的窮困,農村還是一樣落后。

   
    68年12月年底分紅,我第一次領到了自己賺到的工錢,工作一個多月,一共拿到了400多個工分,分到二十來塊錢,扣去一些口糧錢,還有十來塊錢和一些谷子。有幾戶農民一年的收入都不夠領口糧。家有老人和小孩多的農戶,就入不 敷出,三年多下來,每次分紅,我的錢和谷子,都有一部分給農民借走,有些人會還,大部分都不了了之。我的生活一直由爸爸和媽媽支撐著,他們每月給我20斤糧票和30元生活費。生產隊改選,育賢當了財務,我這個外鄉人,就是理所當然的保管員,我在這里沒有親戚關系,分糧食時不應該會有偏差。
    新官上任一把火,既然當了官,就不能沒有做官的樣子,村里把所有家當交了給你,不得不打醒十二分精神,收拾這個爛攤子,村里的口糧,及所有的實物收入,都掌握在一個對農村生活什么都不懂得的毛頭小子身上,糧倉里的幾千擔谷子和其他的農作物,雜物房里的各種農藥等,當時由于管理混亂,人們已習慣隨手把隊里的東西往家里搬。一次花生要下種,晚上就在一間空房子剝花生,一些平常和我接觸多一些,感情好一點的人,偷偷把一些花生往口袋裝,大家都裝著看不見,準備看我的熱鬧,其實我也很緊張,每人的小動作都逃不過我的眼睛 。勞動后,我只能對大家說:“剛才看見一些人把花生種子放錯了袋子,希望都把它拿出來,放回隊里的籮里來。”一下子,喧鬧的屋子安靜了下來,有人微笑,有人愕然,一些人偷偷的把袋子里的東西拿了出來,一些人卻不信邪,若無其事往外走。我不得不宣布要搜身,把花生搜出來后,公開批評了他們幾句,雖然大冷天時,我的冷汗直冒,公然和貧下中農作對,后果不可設想,以后還發生過幾次,大家習慣后,人們不會再在我面前把隊里的東西那走。三年下來,還和他們做了很好的朋友。這里可以感覺到農民們非常可愛,雖然有些人有點貪心,但他們不會為你的批評而報復,也不會為此而上綱上線。這幾個人都是成分紅當當的貧雇農,生產隊沒人管以后,他們都習以為常。成份不好的都不會出聲,其他的就有樣學樣。幾次搜身以后,就再沒人敢偷公家的東西。知道了農民們的特性,和他們交往就不難。他們只認對錯,他們要求公平,你做得到他們就服你。絕對不會在你正面批評以后在你的背后給你一刀。下鄉后,我努力地工作,只是想證明,我愛我的祖國,我們并不是壞人。
    保管員的工作主要是處理收成后的農作物,不能讓這些東西爛在倉庫里。番薯芋頭好處理,有多少分多少,一下子就處理掉。而谷子就不太好處理,遇上陰雨連綿的天氣,一不注意,谷子就會悶壞,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倉里的谷子處理好,把公糧,種子和自留糧分清楚。

    我出生在一個“反動”的家庭,至于如何“反動”,連爸爸媽媽都不知道,更不用說我們了,聽說那是黨和國家的機密,在學校要求我們和反動家庭劃清界線,做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爸爸在文革期間因歷史問題和“反動學術權威”給關了6年。72年放出來后,一位領導對我老爸說:”你的問題,掌握在人民手里,人民可以叫你生,可以叫你死,如果不聽話,就會再次把你打翻在地上, 再踏上一只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媽媽的領導對我媽說:“你有技術我有權,看誰比誰大。”在經濟上,對他們還是很 優待的。在五十年代,他們每月的工資,加起來也有兩百多元。
    我的爸爸和媽媽都是農業干部,媽媽是印尼華僑,中學回國念書,抗戰結束畢業于昆明的西南聯大,由于她是有錢人家的孩子,引起人們懷疑她留在國內的動機,因媽媽是學科學的,解放后到農科所工作,53年到58年一直是廣州郊人委負責郊區農田建設的技術干部,工作上,和蘇聯專家有過接觸,當時蘇聯派出大批專家來指導中國的建設,其中有一項目是有關熱帶植物的種植,媽媽批評為胡鬧,因蘇聯根本沒熱帶作物,他們只是拿著米丘林的植物學,就來瞎指揮,結果做成了很大的經濟損失。58年大躍進,糧食畝產到處都說是十萬百萬斤,她作為一個種子專家,卻說畝產能達到3000斤就不錯了,公然和人民唱對臺戲,反專家和反大躍進,結果定性為右派分子,關在河南園藝場強制勞動三年, 工資和行政級別降了兩級。兩星期放風一天可以回家,那時我的小妹妹只有一歲大。61年她脫帽回農科所工作,從此就成了脫帽右派分子。文革期間,有人想以“脫帽右派”的名義來斗爭母親,但大躍進和蘇聯專家已不吃香,才逃過一劫。但她的脫帽右派的招牌,就是她反動的標志,一直深深地影響我和姐姐。

     爸爸是泰國華僑,在重慶的中央大學畢業,由于畢業后在國民黨的大學畢業生軍訓團集訓過幾個月,加上在高中時集體加入過國民黨,于是在歷史上有了嚴重的問題,51年肅清反革命時審查了幾個月,他沒當過兵,也沒當過官,也沒在政府單位工作過,查不到什么,就掛了起來,不作結論。之后到了農科院工作,是農科院搞培育豬種的副研究員。這歷史問題一掛就掛了十幾年,不管對國家做出了多大的貢獻,也一直是懷疑的對象 。64年,姐姐在二中畢業,才知道掛起來的意義,她在交待家庭的背景時,沒法說出爸爸的反動罪行,一直通不過政治審查,把爸爸氣個半死,爸爸親自寫了幾次都不能通過,最后只能叫學校到科學院去查了。文革以后,在燒毀黑材料時,其中一份材料,是說他在五十年代,有一次在邊界上的一個小村檢查工作時,曾表示想逃跑過去。這份東西,就是他的反動罪證。其實在五六年到六六年,我爸爸在深圳,在珠海有好幾個試驗點,要走一早就走了。我的一個叔叔,廣州某大學的副校長,他對我說過一個故事,科學院里有一位領導,在50年代初,曾經是美國一位很出色的科學家,但他的理論,不久就給西方的科學界批得體無原膚,于是他回到中國,并當上科學院的領導,而爸爸的實驗結果,正好是批判此公的理論,所以爸爸的實驗每次快成功時, 他就會審查我爸爸的歷史,使他的實驗中斷。98年,爸爸去世后,在他的遺物中,翻到一大疊保持得很好的、歷年來所得到的科學成就獎狀和他的著作。我明白父親的心意,他保持著這一堆“垃圾”,只想表明,他為國家做出過應有的貢獻,他愛這個國家,他和他的家人并不是壞人。多可憐的“臭老九”,到死都不明白什么是政治。他愛祖國,但祖國并不能接受他。留給他的只是一個科學工作者的悲和哀。記得白樺在他的小說中的一句名言:“我愛 祖國,祖國愛我嗎?”
     家中出入的多是農民兄弟.。因此和農民的接觸,并沒有什么不便的感覺,媽媽在59年給關起來,那年正好是大饑荒,郊區的農民知道后,一車一車番薯芋頭送到我家,有些農民還主動來我家免費照顧我們四兄妹兩年,不像城里人,知道我媽給關起來后,誰也不敢踏進我家的大門。學校連紅領巾也不準我參加,記起三年級時,班上的同學大部分都戴上紅領巾,看到他們每天都有課外活動, 我心靈里所受到的打擊不知有多大。到六年級,才勉強得到批準加入。來到這個大隊,書記說了糧食畝產5000斤,在大躍進中給關了幾個星期,還是貧下中農有眼光,不像知識分子那樣目光短淺,所以關的時間就短很多,有了這樣的領導,心里就比較踏實,萬一要交待母親的右派罪行時容易交 通。

     在農村,有個好處是沒王管,自由,勞動后,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和農民們交朋友很容易,他們不會像讀書人那樣,喜歡咬文嚼字,喜歡在背后打小報告,一就是一,不會含糊,更不會落井下石,你錯了,他們可以和你大吵一場,和你打一架。三幾天后,氣消了,就沒事。他錯了,只要你說的有理,他們會接受。和他們交朋友,踏實得很。我們一起聊天,一起喝酒,晚上一起去照田雞,一起上山去打柴。農村的生活 也有“寫意”的時候。
     沖婁公社每個月逢三和八都是墟日,那天農民會“盛妝”去“等墟”,這是一個自由市場,公社所在地.縣里有不少的農民,在半夜就從四五十公里外,把隊里或家里的農產品拿到這里來出售,各個公社的墟期都是錯開的,在墟里,農民把東西在前面一放,人往地上一蹲,生意就開始做了。海邊的漁民帶來了海產和咸魚,還有廣海出名的咸蝦醬。也有一些農民帶來一批批的雞鴨鵝,放在籠里出售,有一位賣膏藥的陳泰山,不管多冷的天時,永遠是光著膀子,拍著心口,大聲地吆喝,推銷著他的膏藥。一些農民,把菜園里的菜也拿到這里來。這一天,女人們會穿上新衣服,腳上穿上新鞋子,這些東西,今天不穿,就沒時間穿了,穿了也沒人看。小伙子站在路旁,物色著漂亮的姑娘,沒錢討老婆看看也過癮。姑娘們也一樣在尋找她們心目中的白馬皇子。有錢的人會在這里買齊五天的所需,沒錢的人會把家里養的牲畜,雞鴨或自制的一些工具等,也拿到這里出售,再換回一些生活必須品。農民們流連于此,有高談闊論,有對親家,也有一些在閑逛,茶樓上,不少農民在椅子上蹲著,坐著或一條腿卡在椅子上,吃著,喝著,談著,笑著,不時一口痰往地上一吐。公社里的知青,利用這一天做 串連日,幾個要好的朋友,買了一些菜,打上一瓶酒,輪流集中在一個知青的家中,大吃大喝一頓,發發牢騷,說說笑話,這一天是皇帝日,誰也管不了,三年下來,這班朋友,越來越少,各人有各人忙的事,湊在一起就很難了。到第三年只有幾個死黨還聚在一起。沖蔞公社的知青,有109個,主要是廣州實驗中學的同學,另外有28中,附中的同學,是回鄉靠親的。沖婁的知青非常乖,至我離開,都沒出過什么大亂子。只有兩個女知青出過問題。女孩子到了農村,還記住學校的教導,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為貧下中農服務。處處不設防,一個給大隊干部強奸,一個還不到十六歲給一個大隊干部弄大了肚子。還好,大部分的知青都活得好好的,知青的活動,大隊農民干部不會去管,公社只有一個專責干部管,山高皇帝遠,其實這位干部對知青也是怕怕的,大部分知青都不認識他。

                                       (三)

     回廣州要路條,大隊干部滿同情這班離家下鄉的異鄉青年,我一提出要回廣州,他們毫不猶豫的大筆一揮,大印一蓋。69年元旦,我回到已別兩個月的廣州,廣州面貌如舊,但同齡的同學們,也無影無蹤,年輕人已少了很多。我感覺到,廣州不再屬于我。爸爸在文革開始,就給關了起來,至今已有三年。我那時不知天高地厚,跑到農科院去追問父親的下落,沒人愿意回答,我低聲下氣地要求,只是要求知道他的生或死。一位革委會的領導兇巴巴地回答,這是黨和國家的機密,我只有心中的憤怒,卻也無可奈何。后來與一位為共和國奮斗了半輩子的老人說起來,這位老人為共和國坐過日本人的牢,坐過國民黨的牢,最后坐過自己同志的牢,結果我也不想多說,劉少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媽媽到干校去了,由于在文革中沒給清理,所以還可以和家人通信,只是不準回家,工資也沒扣發,這樣家里的開支還可以正常運作,沒有陷入困境。由于爸爸下落未明,媽媽也給關著,所以不敢心生異夢。和姐姐及兩個小妹妹過了一段短暫的日子,又回到了沖簍。
       春節過后不久,開始了春耕,老媽子怕我在工作上出差錯,不斷來信指導。她在廣州郊人委工作了十多年,有豐富的農民和農村工作經驗。又是水稻專家,她在信上告訴我,和農民交往,一定要先把自己融在他們里面,農民不像城里人,那么多小心眼,她要我多想想58年最艱苦的年代。那時通信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信件是經常會受到檢查,只要有一句不中聽的話給發現,就會死無葬身之地,所以信上的話語,必須很小心地表達。母子之間的交通,很多時候要靠心靈上的相互理解 ,上面所提,指的是58年媽媽給劃成右派,莫名其妙的給關了3年,農民們可不管右不右派,主動地代我的媽媽把家管了起來的事。他們不會去議論國家大事,他們也不用去分辨對錯,只用直覺去觀測周圍的人和事,多年來媽媽和他們在一起議論農村發展大計,檢查田里的生產計劃,走四鄉,游八方,日里去,夜里來,滿腳牛屎滿腳泥。說她是反黨方社會主義,打死他們也不會相信。政策他們無法理解,只能用他們的行動來表達他們的感情。母親的經歷
使我認識到融解到農民里的重要性。在往后的三年間,我真的和農民們打成了一片,在最需要幫忙的時候,他們亦給了我最大的鼓舞和幫助,這是后話。
     春天的農村是美麗的,但一點浪漫的氣氛也沒有,雖然天寒地凍,但是青山還是常綠,冬日差不多干枯的河床,細水長流,收獲后的田地荒溜溜地對著藍天,鬼影也不見一只。村里的十頭耕牛,八條是有正主兒,另外兩條是照顧貧困戶,正好給我和陳育賢兩兄弟使用。我們和農民們一大早起來,縮著脖子,摸著黑,頂著刺骨的寒風,光這腳丫,拉著耕牛,踏著彎曲窄小的田埂小道,趕到四里之外山腳下的農田進行春耕。這里有差不多兩百多畝的山坡沙田,泥肉只有不到五寸厚,含沙量重,作物收獲量很低,由于戶口制度,農民們都給捆綁在這里,這些瘦弱的農田,就養活著全村的七十多口人。49年以前,窮困的田地使農民們大量流出,到大城市,到外國謀生,年老后帶著從外面賺回來的錢,又回到家鄉養老,農村就是這樣生生不息,雖然貧困,但還有盼頭,49年以后,出外的人,都不敢回到自己的家鄉,主人都變成過路客,偶爾的回來又匆匆的離去,所居之處,就成了新的家鄉,留在故鄉只有住過的舊居和茫然的回憶,留在家鄉的
人越來越窮,也越來越多,日子越來越不好過。離去的海外親屬,也就成了農民們顯曜自己財富的象征,特別是在婚嫁上所不能缺少的保證。
    早晨的陽光,給冰寒的大地帶來了一點點生氣,田野里開始充滿生機,工作了數小時的農民們,已經有了點倦意,婦女適時從家里帶來了熱米飯,也帶來了一點點的溫磬。其實這種糧食,只有三分一是白米,其他都是番薯芋頭,田頭上出現溫謦的景象,使我這個無主孤魂,只有在看的份兒,舔著嘴唇,吞吞口水,大地為床,藍天作被,找個空地,閉上眼睛,躺下來休息一會,有時真羨慕那些文人墨客,在這種尷尬的環境中,還想得到哪些優美的詞句,自我解嘲。而我還必須挺著空肚,挨到下午,才能回家,解決溫飽。和男人一樣,農村婦女們操勞過度,營養嚴重不良,二十多歲就已失去青春的容貌,驕人的身材開始萎縮,有些還挺著大肚子,起早摸黑,還擔著百多斤的擔子,拼著命去掙那幾毛錢一天的工分,一直干到孩子呱呱落地,因為年底分糧,是按工分分的,工分不夠,分不到糧食,往后的日子怎么過,不得不咬著牙根挺下去,在這方面,人人平等,沒有特殊。真想不透,有些文人,卻把這種非人的現象,寫成是農民用行動
對某種社會制度的熱愛,對某位領袖的感恩,餓著自己的肚皮剩下糧食支援世界革命。睜著眼睛說瞎話,決不會臉紅。
    農民對社會的適應力很強,只要日子過得去,他們就會心安理得地過下去,幾千年來,生活都沒怎么的改變,人們都會很認命。
寒冷的晚上人們都躲在家里,享受天倫之樂,忙了一天的農民,一家人聚在一起,又搞起副業來,村子里的農民,人人都會利用空閑的時間編制竹具,他們把院子里砍下來的竹子開成一片片薄薄的條子,用它來編成各種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而我喜歡利用這個時間去竄門子,順便學聽臺山話,和農民熟悉一下,農民的家基本上很簡陋,一開家門就對著灶頭,幾張小椅子加上一張小吃飯臺,就是全部的家當,農民沒有很深的宗教觀念,以前他們有神就拜,只希望拜過的神能保佑百子千孫,合家平安,五谷豐收。現在所有的神都不準拜了,以前貼灶神的地方,換上了領袖的相片。他們更沒有一點藝術細胞,有點花花綠綠的東西貼在墻上,就會很滿足。墻上一般還有一個相框,里面就是一家人的生活見證,他們一輩子就是那么的幾張照片,還是節衣縮食省下來的幾個錢請人拍照的。在他們家里聊天心里完全沒壓力,半年多的時間,我每一家都坐過了,基本上對村子也有了一點點的了解,臺山話也可以聽得不少。
     春耕過后,人們開始忙碌起來,我還要作種子的發芽和催芽,這是保管員的工作。這段時間最怕寒流,種子會冷死,秧苗會凍壞,媽媽的來信更密了,在她的督導下,還好沒出什么亂子,這個春天,我又學會了播種,鏟秧,也學會了種甘蔗,番薯和花生。那一年,發了大水,五月的幾場大雨,洪水沒法排掉,陸上也可行舟,那個冬天可就慘了,要挖河防洪。
    好不容易春天過去了,農民們風里來,雨里去的勞動,為的是兩餐的溫飽,還要看天公是否作美,什么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真是混賬透頂的理論,一個天災,一個地禍,一年的收成就泡湯,誰會去關懷饑餓的人群!請看在青黃不接的季節,農民碗中的雜糧,番薯,芋頭,有一餐沒一餐的挨日子,看著心里也會淌淚。與人斗,更是天大的玩笑,只見斗人者的確樂,挨斗者直到腦袋掉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怎么斗?到夏天收獲前的那一段時間,由天寒地凍,到天雨綿綿,糧食青黃不接,是農民們最困苦的日子,
    夏天到了,最忙的時候也到了,一切都要快,搶收,搶耕,搶播,搶種,上有驕烈的炎陽,下有沸騰的田水,下蒸上曬,農民每天必須留在田里工作十八個多小時,我沒法穿著衣服在田里勞動,結果皮也給曬掉了幾層,背象火燒一樣,晚上沒法入睡,只能在心里默念:“鬼叫你衰呃,頂硬上啊……”農民們都穿著黑色的長衣褲,把自己包得密密實實的。搶收完以后,我就要留在村里處理收割回來的谷子,基本不用到田里去。留在家里也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每天太陽上山前得把倉庫里的谷子搬到曬場,太陽下山前要把谷子搬回糧倉,刮鳳下雨還得在倉庫里翻動谷子,不能讓谷子發熱悶壞,特別是種子。每天都得看著天氣做人,天氣五時花六時變,那更有得忙,每一小時的太陽光都不能浪費,不管怎樣辛苦,都不會比下田勞動的陳育賢辛苦,收割完以后,他們還得夏耕,播種,插田。我很快就學會了看天估算天氣,當龍抬頭時,臺風就要到,晚霞滿天時風雨也將來。
    谷子剛曬干,風干凈,農民們也就笑了,青黃不接的日子也該挨過去了,晚上農民下田回家,就等候在糧倉門外,會計榮許會把賬本準備好,我來掌秤,兩個農民抬秤,隊長和農民們虎視眈眈的盯著稱的平衡,只要稱尾抬高一點點,籮里的谷子就會多幾斤。你也能體會到農民們那一瞬間緊張的眼神,歡樂的心情,收成的喜悅。第二天,農民們的飯雖然還混有雜糧,但比例已大大的不同。在一個多月的大忙中,每一個人都會掉了好幾斤的肉,少了幾斤油,營養差,勞力強,人更黑更瘦了。
     農忙結束,第一件事就是交公糧,公糧有配額,不管收成如何,公糧配額不會變,交完公糧以后的剩余,就按工分分配口糧。在豐收的年份,農民們都會高高興興的上繳公糧,在失收的年份,農民們就得含著眼淚上繳公糧,公社離大隊好幾公里路遠,農民一般在傍晚收工回家后,再把糧食送去收購站。在農村,單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有單車的農民,一次就可以栽去六百多斤的谷子,可以賺到不少工分,沒單車的只好用肩膀挑上大約兩百多斤的谷子,送到收購站,連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也不落后,能挑多少就多少,為的只是那一點點的口糧和工分。農村的孩子,都會比城市的孩子來得蒼老,但卻強壯得多。交完公糧,拿到一點點錢,就到陳育賢忙了,他要把帳結好,分錢給農民。最要命的,還是“圣旨”下來的時刻,不管農民多疲勞,領袖一說話,不管多晚,村民都要爬起來,敲鑼打鼓,呼喊口號,折騰它個把小時。
     在農閑的日子,生活是比較的松散,日子有一搭沒一搭的過著;平常的日子,吃完早飯,九時才開工,擔一擔糞肥上田,然后中耕除草,由于是沙質田,水一泡過就會結成板,于是田里會出現一幅看起來很浪漫的情景:男人爬在田里,用手指頭挖松禾苗周圍的泥土及除草,而女人則站著,手扶一根木棍,用腳趾頭做同樣的工作,遠看就是一班男人跪倒在一班女人的面前,這可不是拜倒在石榴裙下,作鬼也風流。這是農村女人最威風的一刻。而男人則不得不在女人面前彎下高貴的腰,低下高傲的頭。和我們最親熱的,只有那些螞蟥小姐,象懷春的少女,只要看見我一到來,就又擁又抱的,撈著我的腳腿子,拼命地kiss個不停,三年如一日,決不會移情別戀,是我最忠實的老朋友。幾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下午三時左右,收工回家,以后的時間就是自己的。

    住得離我最近的農民是智良,矮小的個子,瘦弱的身材,帶著一付老化眼鏡,成份是壞分子,但是在48年以前,他還是一個很窮的中醫,在墟里給人看病時,壞在多口,還給人看相,說故事。得罪了某些人,終于給戴上了高帽子,劃成壞分子。閑聊時,他喜歡拿一些中醫書,好像《皇帝內經》之類,給我講解中醫醫理,帶我到山野里認識野生中草藥,我就利用這些知識,找了不少有毒的植物,制成了有效的農田殺蟲藥。他認識的東西還真不少,針灸、推拿和按摩,樣樣都說得有頭有路。一次隔鄰大隊一位知青擔禾扭到了腰,到公社醫院看了四個月醫生,還是起不了床,我把事情對智良說了,他聽后,笑了笑,搖了搖頭,好像在說,那些笨蛋,能做些什么事?他立刻教了我用三支長針和認三個穴道,我把情況和那位知青說后,這位知青同意一試,三針一下,痛得他跳了起來,真神,扭傷也好了,立刻能下床,后來也按他的吩咐,敷了一些中草藥,就沒事了,由于這是“反革命的行為”,智良就要求我不能說出去,否則他的命也沒有了,這也是我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給人針灸。后來他給我解釋了這個道理,當一個彈簧,轉到一個定點時不能動了,只要加一個強力讓它越過這個定點,彈簧就能反彈回去恢復工作,針灸也是一樣的道理。他有一個兒子廣元和三個女兒,兒子年記和我們一般大,媽媽長得高大粗壯,但孩子都像爸爸多一點,短套闊寬,肥肥矮矮。那一年,大女兒鳳英出嫁,海外的姑姑寄來了錢,宴客的流水席擺了一天,客來客往,非常的熱鬧,人們都心平氣和,沒有一丁點兒的政治味道,賓客中還有不少是黨員干部,斗爭會上的那股兇神惡煞的氣氛,已不復見,喜興宴席,給小村子帶來了歡樂祥和,直到新娘帶著哭腫了的雙眼離去,歡樂還在纏繞不散。歡樂過后,村子還是一樣的平靜。這一年村子嫁出去兩位姑娘。

   日子在緩慢地過著,我組織的雞兵團也慢慢地壯大起來了,人不結黨營私很難活下去,從廣州回來后養的兩只雞,連小雞到現在已發展到15只了,可這個雞黨還不夠強大,我又買了四只快要生蛋的雜種雞,我除了會發“一只雞蛋的家當”白日夢外,還可以想象得到天天有蛋吃的滋味,為了讓我的私黨有地方落腳,我搬到大隊的民兵部去住,民兵部就在村頭。我在大門的底下,挖了一個洞,為的是讓我的私黨能有充分的進出自由,不用天天查路條。新買回來的四只雞,警惕性特別高,因為門下有一個大洞,為了防止“階級敵人”的報復,太陽一下山,他們就占據著房頂的大梁,高高地躲起來,而15只舊雞,就以熟賣熟,占據了廚房的四角。母雞會用翅膀把他們的小雞嚴密地保護起來,我的兵團日漸擴大,最多時發展到52位成員,每天給我進貢十多個蛋。這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作為,連天神也激怒了,一個雞瘟下來,差不多全軍覆滅,只給我留下兩只母雞,剛好在年底,能讓我不用空著手回廣州。但我的菜園子,卻一直在摻淡地經營,只有小蔥幾條,還有幾棵青菜半死不活賴在地里。而陳育賢的菜院里,永遠是翠綠常在。
    秋收一到,人們又會忙到瘋了起來。那是臺風季節,時間就是糧食,時間就是金錢,金黃色的稻穗,沉甸甸的,稻桿給壓得彎下了腰,迎著微風,就像懷著孩子的女人,艱難地舞動著。田野里 到處飄著稻谷的香味,一年的收成,全看秋收。風云突變,臺風來臨,全村大人小孩都動員起來,風口搶糧,緊張,刺激,一天一夜就能把一半的糧食搶收回家,減少了損失,農民都成了鐵人。他們不用動員,自動自覺地就行動起來。

                                       (四)

   剛受到臺風蹂躪過后的田野,滿目瘡痍,稻干都給吹翻在田里,站在田野邊上,仿佛聽到稻谷在低聲鳴咽,禾穗有一半泡在水里,為了掩飾自己的軟弱和無能,臺風過后的太陽更猛更烈,以示它的憤怒和威力。如不及時搶收,谷子就會在地里發芽,爛掉。因此農民自發的沖勁更強更勇,田里的作物都是他們半年來的辛勤勞動成果,也是他們的口糧。槍收回來的谷子都是水汪汪的,立刻要作處理。那一年天公不作美,早春水淹,秋天臺風,收成就打了個折扣,農民們在這種鬼天氣下干活,無奈之中還是無奈,天公不作美,怨得了誰?為了家庭,為了孩子,更為了身子肚子能有溫飽,只能在無奈之中加拚命,在拚命中嘆無奈。真是與天斗,其無奈無窮。春澇之后,公社決定開挖一條排洪河,農民們在秋收過后還未來得及把氣緩過來,挖河工程就開始了。
    69年的11月,冬天早來報到了,秋老虎的威風還未發盡,呼呼的北風就來把老虎趕跑,挖河是一件又臟又累的活,這是一個死任務,田里還有很多活沒干完,但人們還是得先把河挖好,如果不抓緊時間,就會影響明年的農事。雖然秋收讓人們累得快要趴下來,但他們也只能還是不要命地干下去,在挖河的工地上,農民都在熱火朝天地干活,挖河的工程是按人頭分派任務,工地就在蓮花村前面,離開吉普頭步行只有十分鐘的路程。要挖的河有25米寬,深有三米左右,挖上來的泥就堆在兩邊作河堤 ,河床越挖越深,河堤越堆越高,工地上一片死寂,勞動時大家都不大吭聲,只是偶爾會有一聲咳嗽,偶爾會有一聲吆喝,人們都在沉默地干著自己的活。我由于有保管的工作在身,遲了幾個星期才能到達工地,河床已挖出一個模樣來了,男的都在起勁地挖泥,女的都在落力地把挖起來的泥擔到堤上去,幾個上了年紀的婦女,也一樣吃力的擔著上百斤重的擔子,搖搖晃晃的在大堤上上下來回地奔跑。農民們在勞動中都能保持干凈的身體,而我不懂架步,不到一會兒,周身已斑痕累累,“塵氣”十足,成了個花面貓,經常引來哄堂大笑 ,給工地添加了一點歡樂。腿在水里一泡就好幾個小時,冰冷的水像刀割一樣,慢慢也麻木了。回家后不得不用生姜作腳部按摩,感覺才會好一點。到時到候,農民的家里人會給送來熱飯,這時候,工地上才會顯露出一點生氣,飯后的短暫休息,人們會打打口水仗,吸上幾口大煙筒。幾個月的勞動,我也學了點小聰明,為了能熬過那漫長而寒冷的白天,我學會了把一斤米煮成兩碗飯,加上幾個雞蛋,把肚子硬硬地撐著。一早吃了,勉強可以維持到晚上,至少不用餓著肚皮買難受。休息時也可以睡上一小覺,不會去胡思亂想。只有在星期天,大孩子們不用上學,就會來擔擔泥,工地才會熱鬧一下。
     隊長培均躺倒不干后,隊里的領導活兒就由大隊的治保主任炳常兼任起來,這是隊里僅有的兩個黨員,而且還是土改干部,他已四十多歲,人不高,身材瘦削,由于嚴重的營養不良,兩眼的目光總是像剛剛睡醒,朦朦朧朧的。他是一個很老實的農村基層干部,絕不會利用職權謀私利,他的外號是叫南風,只是做事有點拖拉,他家人口多,孩子小,大女兒才六歲,小兒子在吃奶,中間那位還要人抱。經常忙得家里丟了隊里,大隊的工作又忙得他昏頭轉向,他的婆娘才二十來歲,是一位更瘦弱的女人,嫁過來后,單是為了生孩子,已要了她半條命,剩下的半條命,就留在農活上爬滾了,他們兩夫婦為人很隨和,從不和人吵架,也很少在隊里招野是非。生產隊的領導班子只有他一個人在唱獨腳戲。為了健全生產隊的領導,就把我們三個柴娃娃編入生產隊的管理層中,陳育賢負責隊里的財務,他的弟弟是記工員,是接管隊長的理想人選,我是管理員,并負責農田的科技項目。管水利的是新求,會計是榮許,老隊長培均沒說不干,位子還是由他占著,也只有他有能力承擔生產隊這個爛攤子。太上皇是炳常。生產隊還是少了個有擔當的隊長,生產就沒法搞上去。
    培均和智良只隔著一個房子,他們是叔伯兄弟,在生活上,由于智良有兩個孩子長大了,家里有足夠的勞動力,生活上比較富裕,而他四個孩子還少,家里的老婆身體不好,和炳常的老婆一樣瘦弱,當隊長不能拿到什么好處,特別在四清運動中受到莫名其妙的沖擊,這都是生產隊基層干部所面臨的苦衷,所以對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在思想和行動上抵觸很大,對隊里的事,高興就管一管,否則看也不想看一眼。每次隊里干部開會,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一邊,一言不發地猛抽大煙筒。我們三個人,會坐在另一邊,我們的話題當然多了,卻與生產又沒一點關系,而且我們對農活什么都不懂,更沒有發言權。
    村子小,勞動力不多,在隊里的編制上,困難重重。很多隊務上的工作,做干部的并沒有報酬,或很少的報酬,隊長一職,必須要有豐富的農田經驗,要有威信和農民的信任,而且還要任勞任怨,更要上級的批準才能擔任。村干部中,管水利的新球是拿全工,一年有3650個工分,然后是保管了,也差不多是全工,只比管水的少300分左右,其他的都和普通農民一樣,多勞多得。
   管水利的新球,雖然在生產隊里是首富,但他在工作上,忠于職守,每逢翻風下雨,不管是半夜還是三更 ,他一定得到田里去檢查,而且每一塊農田都得照顧到。由于是山坡地,如果大水一沖崩田埂,幾百畝農田的泥和作物都會給水沖掉。他每天就是拿著一個鋤頭,赤著腳,在每一片農田之間,左巡右視,東補補,西貼貼。他有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家里勞動力充足,老婆也是一個強勞動力,這是一個很少給人麻煩的家庭。會計榮許和新球是至親,由于有外匯不斷的往來,生活過得輕松,,雖然成分是中農,是斗爭站臺的對象,三個孩子年紀還少,但他還是很樂意把會計的工作接下來。婦女干部長婆,五十多歲的女人,老公已七十多歲了,還有一個在念小學的女兒,家里的勞動力嚴重的不足,一家的生活壓力,就落在這個老太婆的身上,她只是一個三級勞動力,所得的工分少,分的口糧也少,全隊她的怪話最多,因她是一個貧農,大家都會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而她只是一個畫屏,在隊委里供著,傳遞著有關婦女的信息。生產隊由于還有一些熱心的干部支撐著,加上全村的農民自動自覺地勞動。使這幾年來村里的生產還未完全爛掉。管人難,管好一個村子更難。
     在這里與外面的接觸,除了大隊部的一臺手搖電話,就是靠公社的有線廣播,農民只會聽一首歌,就是《東方紅》,每天一早,《東方紅》就開始不停地播著,一直到半夜都是《東方紅》,人前人后還是《東方紅》。中間會加插一些說話,語錄和人民日報社論 ,講的是臺山話,到78年,有一次我在紐約唐人街最大的一家中國書店,就聽到一位臺山來的新移民和店員的一段很有趣的對話:“我想找《東方紅》的錄音帶。”“對不起,我們這里是不買這種音樂的。”“那里可以買到?”“我想、在美國都很難買到。” “是嗎?“那位新移民實在是難以置信,他看著滿架子的錄音帶,大聲地說:“我知道美國為什么反動了,一點音樂氣氛都沒有。”說完就氣鼓鼓地走了,那位店員也只好縮縮肩膀,攤開兩手,對著我苦笑了一下。那時年輕一代的農民,是在這一首歌的熏淘下成長長大。八個樣板戲,農民根本不會聽,更不會唱了,以前的臺山農民,還有一些他們本土方言的戲曲,臺山人叫它做“南音”,在四清運動后就不準唱了,粵劇農民也喜歡聽,我想他們也不會聽得懂,而且那又是“封資修“的東西,廣州話和國語普通話,農民又不會聽,于是就形成一個文化上的盲點。收音機里由于沒有臺山話,整個生產隊只有我有一部,只能收起來偷偷地聽,一年大隊會請電影隊來放影一兩場電影。我們下到隊里后,陳育賢每星期會用臺山話給農民念念報,我教他們唱唱歌,我教的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國際歌》和《東方紅》,這是公社指定要唱的。他們唱了三年,一首也沒學會。         
    第一年的“菜鵝”生捱很完美的結束了,我也順順利利的升上了二年級,12月底,又一次到縣里開了個大食會 ,大吃大喝了個把星期,拿了一張“菜鵝”畢業證書,認識了同公社的不少知青,也當上了公社的知青頭,由于有了這個方便,在“二年級”的時候,終于在公社發現了“達文西的密碼”。

                                       (五)
   

     70年的一月,又回到了廣州。這次接到姑姑的口信,知道爸爸還活著,有人看到他在粵北省委干校勞動。他給關起來已有四年。人活著就好,心頭上的一塊大石終于放下。媽媽也還在市干校關著,不知哪一天才能放回家。勞動曾經作過共和國的基石,現在勞動卻成了當權者們用來懲罰看不順眼的人們和不聽話的人們的工具。

    一天,途經中山六路和解放中路,在馬路的交岔路口,遇到一個很熟悉的身影,一時會不過意來,擦臂而過,才記起是同班同學杜小玉,她人給曬黑了,瘦了,個子顯得更矮更小。我站在馬路邊上,出神地望著她匆匆而去的背影,只見她象抱著滿懷的心事,急步而行,并沒有回頭,知道她也沒把我認出來,心里的難過是沒法說出來。想想看,這一年我們的變化是多么的大。七年的老同學,分手才不過400天,短暫的分別已成陌路人,歲月真的是不饒人。

   到了農村的第二年,對農民已從感性的認識到從理性去理解,雖然還是一樣的農村,還是一樣的農民。就像學校中初一和初二,高一和高二的學生一樣,對學習和學校的看法就是那樣的不一樣。經過一年的接觸,對農村的生活已有初步的了解和適應,人也活了很多。農村窮,農村艱苦,但農民卻像一張白紙,和他們一起,心里比較踏實,他們的愛與恨,很單純,我是沾了陳育賢的光,農民們也把我當成是自己的親子侄一樣看待。我開始從他們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種說不出來的熱情和關懷,愛護和鼓舞。

   下鄉的第二年,知情的隊伍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官斗大隊的兩位知青,給當地駐軍推薦到公社供銷社,八家大隊的一位女知青,給大隊民兵營長的媽媽騙了回家,兩母子合伙把她強奸了,到縣里開大食會的知青結成了團,二十多位不同學校的知青成了好朋友,知青的互動多起來。由學校下放到沖簍的知青,多是初中的學生,部分的知青,也會在閑時,補習丟荒的學業,但大部分的知青,還是在彷徨中度日子,將來的前途如何,大家都不得而知,只能把希望放在不知的未來。

   這次從廣州帶回來很多書,希望能把荒廢了多年的學業補回來,也把爸爸和媽媽的農業技術書帶了一些回來,同時我也迷上了“想問一個為什么?”這是文革的后遺癥,喜歡在政治層面上去思考問題。因此也買了不少列寧和普列漢洛夫的書,我也不知怎樣會對他們情有獨鐘,人在孤獨時就容易去胡思亂想。雖然我對政治并不會感興趣,但發生在我一家身上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有些象天方夜譚里的故事,不可思議。這可能就叫做靜極思動,念了幾年書,就想學人家去思考,去做“思想家”,這是當時的革命家們最不愿看到的,他們把這種思維叫做“打著紅旗反紅旗”。三十多年前曾經思考過什么,腦袋中基本上已蕩然無存,不復記憶。只知道寫書的人都是滿腹經書的念書人,看黨史,也知道中國的工人代表只有一位是新四軍的項英,結果他把新四軍差點帶上不歸路,其他在中央的領導都是城市來的和農民出身的各個階層的讀書人。要知道當時的局勢是七億人民只準一個腦袋去思考,需要的只是七億人民作堅定的執行者,所有用腦袋
去思考問題的思考者都屬于“反革命”分子。我所能記憶得到的,就是越思越亂,酒越喝越多,越喝越濃,但還不致到變成一個“醉貓”。

    為了改變沖簍公社落后的面貌,70年公社辦了一個“朝陽農學院”,幫助各個大隊改進生產的方式,學習科學種田,每個大隊派一到兩個學員,我作為蓮花大隊的學員參加了學習,農閑期間每星期一天下午到公社去上課,那天是在大隊記工分,為期一年,主要是學習利用和制造細菌激素肥料,學習植物的無性繁殖 ,農藥的使用和認識等等。這只是一種實用上的學習,并不追求理論上的分析和理解,農民們都在一知半解下接受這種知識,好像在提取水稻的徒長病毒,作水稻的生長激素。由于殺菌不徹底,使不少農田受到飆茅病毒的侵害。在農藥的使用上,更是漏洞百出,由于長期使用各種殺蟲藥物,昆蟲的抗藥性很強,于是種種能殺蟲的藥都拿來使用了,連在戰爭中使用過的毒氣也當農藥使用,那時有經驗的農業科技人員基本都到干校改造思想去了,只留下二三流人員在主持農業科技的運作,特別是公社級的技術人員。他們只教農藥的使用,卻不教使用者的自我保護,對人體的傷害,有一次在使用某種農藥,我在稀釋時,隊長的
老婆在十公尺遠的地方聞到,當堂暈倒在地上,要送到公社急救,而我在與百毒的接觸中,居然百毒不侵,活到現在......。這時由于上農校和開知青會,在公社辦公室落腳的機會就多了。

    沖簍墟離臺城20公里,離廣州168公里。只有三條不太長工字型的大街,墟上居民不到一千人,有一個中學和一個由教堂改成的醫院,舊沖摟墟看來應該是很熱鬧,都是兩三層樓的小洋樓。看店鋪一家連著一家,以前的人們把臺山城叫做小廣州,沖簍就叫做小臺城。由于社會主義是不容許個體經濟的存在,那時的官爺們認為,人民的繁榮就是資產階級的泛濫,公社化后大刀闊斧地全部砍掉,以保護革命的社會主義,只有貧窮才是革命者的本色。于是家家大門緊閉,商店改成住家。墟里只有一家小小的新華書店,一家茶樓,一家供銷社還在做生意,還有公社所屬的工場和單位還是挺熱鬧的。公社大樓坐落在墟前的公路旁,它的辦公室不大,只有幾張辦公桌,一個大窗子對著墟上的大街,這條大街也是通往南邊各公社的主要公路。公社大樓坐落在墟前的公路旁,公社的頭頭是一個很有沖勁的中年人,我已忘記有沒有和他見過面,但他在農民中名氣也很大,這是一位在大躍進中產生的農村干部,來自南方海邊的公社,大躍進一開始,第一
批糧食畝產達到十萬斤的敢想敢說的農村干部。工作時間留在辦公室的干部只有一兩個人,下鄉知青的檔案包就放在里面的一個角落的柜子上。這種全民檔案制度,是向蘇聯學習來的,在全中國只有農民沒有設檔案。

   有一天,到公社開知青頭會議,我早到了一個小時,閑著沒事干,走到公社的辦公室去坐坐,只有管知青的那位廖同志在里面,我就坐在放檔案的柜子旁邊,我們聊了一會兒,看著那些檔案包就心癢癢的,但也不敢去亂翻動,因不經批準偷看是犯法的。讀書人有個好處就是心眼多了那么一點點,復生一計,打個哈哈問廖同志,說我的檔案不知到了公社沒有,可不可以查查看,要知道他也只是一個沒念過多少年書的農村干部,當然說可以了。我很小心地從里面抽出自己的檔案袋,這時廖同志去接一個電話,我慢慢的從袋里面抽出文件,趕緊看了一眼,短短三行字,說我在文革中的派性很強,最后一句是“內定XXX”,短短的五個字,就象一條大棍子,當頭向我打了下來,立刻把我嚇壞了,我的臉色發白,而且發青,手也在發抖,冷汗直流。但我還是迅速把文件放回袋子,把檔案放回原處,然后坐了下來,閉上了眼睛讓自己冷靜下來。由于辦公室的燈光暗淡,廖同志回來只是以為我累了,也沒在意,雖然我的臉色蒼白得怕人,有這種臉色的人,農村多的是,由于長期營養不良,我想他的臉色也不會比我當時的臉色好到哪里去,他也會見怪不怪。一下子,我明白了下鄉前譚工宣對我媽媽說的話:“不要跟大隊走,要自己找地方下鄉,不要問為甚么。”也明白了為什么與人斗,其樂無窮。只見幾個蒙著臉的人在我的背后猛插了一刀,露出猙獰的笑容,他們在快樂地看著我的鮮血在一滴一滴地在流淌著,而我還在朦然不知,至我血盡而枯,倒地不起。而他們早已遠去,不屑一顧。而這些人都是和我七年共事的同學和老師啊。

   連續幾個晚上,我失眠了,跟著病倒了,發起了高燒起不了床,,大隊長修文大伯發覺我失了蹤,到我的房間一察看,才發覺我病了,他比我更緊張,立刻讓大隊的赤腳醫生把我送到公社的衛生院,在里面睡了三天。在這三天里,我終于想通了,與人斗,真是乏善可陳,給我下結論的這五個字,已能促使我和我的家庭,還有下一輩,有得忙的了。殺人不需用真刀子,利害關系,不想而得知,歷史上的教訓,實在是太多了,想不到今天會落到我的頭上,這種莫名其妙的仇恨,會使你欲哭無淚,只能靜觀其變了,雖然有了結論,但卻沒有情節,我還是以樂觀的態度去看待之。“達文西的密碼”雖然破了,但又能給我多少歡愉,除了憂心,還能指望得到什么。這幾天,修文大伯每天給我送飯,心里的負擔更加重了,如果他知道了我的檔案結論,不知會有什么看法。

                                      (六)

    70年的夏天還是像往常一樣的炎熱,但早造的豐收,使村子里人人都喜上眉梢,連續幾年的天災,把大家搞得苦哈哈的,對著這個小小的豐收,大家那股高興的勁兒真的沒法說,有好的開始,就會有一個好的接續。連帶我們也受到影響,農民們都說我們給村子帶來了好運氣。

   正當人們沉醉在歡樂的氣氛時,土地公公老太爺卻說變臉就變臉,完全不打招呼,一點革命的“組織紀律性”都沒有,在一個微風輕拂,陽光和媚的早晨,一陣陣強烈的隆隆響聲,由遠而近地響了起來,整個大地都在激動地歡騰著,在那短短的幾分鐘里,山在搖動,地在擺舞,房子在隆隆的響聲中,嚇得不斷地在發抖,老天爺才剛歇下來,土地公公就來摻和了,不知誰野毛了它,使它莫名奇妙地亂發了一輪脾氣。還好,前人給臺山人留下了堅實的青磚房子,在抖動的黃土地上,屹立不倒,十多天的地震期,臺山縣只倒塌了一兩間房子。這段期間,大隊干部們可緊張了,為了怕房子倒塌壓倒人,晚上必須把人們趕離房子,集中到曬谷場上過夜。我是村子里的民兵排長,必須堅決執
行命令,累到晚上十二點多,才把村民勸離居所。我雖然不會做壞事,但也不會虧待自己,把村民趕出房子后,偷偷的溜回自己的房子,悶頭大睡,天皇老子也不管了。革命者死都不怕,還怕塌房子嗎?誰知到半夜,還是給大隊長發現,立刻給趕出暖被窩,在大事件發生時,大隊的干部都忠于職守。我天天躲回自己的家,大隊長就天天來趕。有好幾個晚上,我們還在房子外暢談了整個通宵,雖然還是在農忙的晚上。這一次交鋒,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一直保持到二十多年后老隊長去世。這次十多天的地震,只是做成了一些驚慌,沒有什么損失。

   我所在的蓮花大隊,是由六個自然村組成,其中三個姓陳,一個姓袁,兩個姓郭。六個小村子聚在一起,形成一個自然的村落群。以前是一個鄉,現在是一個大隊。大隊干部都是由工作隊在這幾個村子指定。除了民兵營長是由年輕的郭姓退伍軍人擔任和團委由年輕的女孩子擔任外,其他的干部都是土改干部。由于大隊干部在58年偏離了黨的總路線,沒有發揚敢想敢說的革命精神,不會吹牛扯淡,受到過上級嚴厲的修理,于是人人都變得謹小慎微,大家的年紀都老大不小,不想在有生之年把吃飯的家伙也丟掉。

   只見老書記距華的背微弓著,嘴角保持著永遠的微笑,他如果不在公社開會,每天都會在大隊部露露臉,看他緊鎖著眉頭的樣子,好像每天都有思考不盡的課題,臉上的皺紋顯露出歲月的蒼桑,那些日子,會議是特別的多,于是他就變成了一個標準的錄音機和傳聲筒,每天都在忙著傳達公社的革命信息,文化大革命的音信。一個沒念過幾年書的泥腿子,能一張口就滔滔不絕地講一個多小時,不管內容如何,已經是了不起的事,有些生產隊的干部埋怨會議太多,影響了生產,老書記不得不在會議上對他們作出強烈的批評:“……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是靠會議建立起來的,是靠會議鞏固的,有人反對我們整天開會,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的媽呀,這樣的話也說得出來,亂講話是要掉腦袋的。還好是老書記所說,他是帶頭人,他說的話就是真理,大家聽書記的,書記聽黨的,黨聽毛主席的,誰反對書記就是反黨反毛主席,這是人人都懂的真理。書記所講的是大道理,聽的人也似懂非懂,不明所以。對于我們的農民來說,這個道理太過深奧了,太深奧的道理農民們才懶得去思考和理解。老書記在前面口沫橫飛,下面的人已在神游太空,農民關心的只是柴米油鹽。政治也是無所謂了,挨時間罷了,何必認真。套句我們老書記的名言:“……我們鄉下人,文化水吾平(沒有文化)……。”對于農民們來說,在這里坐兩個小時,還不如擔兩擔糞肥到田里來得實際,對于我來說,管他說什么,坐在這里風涼水冷,比到田里勞動好多了。據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分界線,想不到我兩袋空空,也有資格過過資產階級的癮,何樂而不為也。有時我在大隊部門前和大伙兒聊天,他們黨員開會,或干部開會,老書記都要我進去蹲蹲,聽聽。我說我什么都不是,也要進去?老書記二話沒說,就把我拉進去了。原來他想發展我入黨,這是后話。老書記在大隊負責政治上的工作,生產上的問題就歸大隊長負責。

   大隊長修文,高瘦的個子,頭上頂著個“地中海”,不管天寒地凍,狂風暴雨還是大熱天時,腳上都是踏著一雙涼鞋,他和書記都很少光腳。他處理事情果斷爽快,有點像西北風。除了處理大隊的事外,他還得每個村子竄,每個村子有什么風吹草動,他都一清二楚。人緣還不錯,人也挺樂觀。每個村子的大小事情解決不了,就由他去處理。兩個兒子在我下鄉第一,二年都當兵去了,家里只有老婆和一個上小學的女兒。他也在加拿大呆過,吃過一點洋水,由于語言不通,不習慣洋生活,在48年以前就回到蓮花村,當了一個踏踏實實的農民。解放后,由于認識一些字,當上了鄉里的干部,公社化后,作了十多年的大隊長,工作能力還是挺強。他和老書記兩人,就成了大隊的權力中心和靈魂。

   坐鎮大隊部的是郭姓會計,會計室里的的達達的算盆聲整日響個不停,有太多的帳要算了,既要算秋前的帳,也要結秋后的帳。這個會計是干干凈凈的,經歷了十多年的風風雨雨,還是穩穩地坐在這里不倒。他是一個很穩重的中年人,平時言語不多,也是笑容滿面,賬面清清楚楚,心里坦坦蕩蕩,這樣的人活著也會開開心心。他的學歷不高,但管理大隊的帳也綽綽有余了。全大隊唯一的電話機就擱在他的身旁,自然就成了大隊的傳令官,只有在接到電話,他才會離開辦公室到外面溜達一下。

   大隊雖小,但五臟俱全。它有小學,有武裝,有決策中心,文革后,又建立起衛生中心。大隊的衛生院是由兩個年輕的小伙子擔當,他們到公社衛生院學習了幾個月,回大隊后就給農民們看病了。有空又自制藥物,包括針劑,有道是,藥醫不死者,看誰的命大了。對一些小病預防和衛生宣傳,赤腳醫生是起過一定的作用。那時的宣傳是痛批知識分子,樹立工農的威望,赤腳醫生就成了貧下中農的天才,他們通過幾個月的簡單學習,就能頂住醫學院畢業和行醫幾十年的老醫生和藥劑師,并且還有取而代之之趨勢。

   農村的夏夜是漂亮而又美麗,在漆黑的夜空,星星在不停地閃爍著狡黠的眼睛,微風在掃蕩著白天留下的皓熱,它是在安撫著勞動了一天的人們,天際間不時會閃過一兩顆小流星,劃破黑墨的天幕,給幽靜的夜晚帶來了神秘的向往,好像將要向人們傾述一個美麗的傳說。田野里到處響著清爽的蛙鳴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太陽一下山,一些年輕人匆匆吃過晚飯,拿起背簍,持著多節電池的強光手電筒,光著腳,就到田野里打獵去了。農民們有一雙金睛火眼,很容易就能在雜亂的田埂邊,發現到他們的獵物。我跟他們出去十多次,結果連給他們提簍的資格也沒有撈到,他們從青蛙的叫聲中,就能分清其大小,認出是公或母,手電一照出去,立刻把青蛙的眼睛捕住,那只是藏在十
多步外雜草叢中兩點像芝麻一樣大小的紅光點,再輕輕的走過去,一手就把它抓著放進簍里去了。而我一直都沒法認清那是青蛙的眼睛,更連和它打個招呼的機會也沒有,它們遠遠的見到我,就樸通樸通地逃掉了。

    在深秋的夜晚,又是另一番景象,由夜空傳來了一點點寒意,在收割完的甘蔗田里,民兵要整夜看守,防止有人破壞,那時我們都有著銅牙鐵齒,坐在甘蔗園里,一個晚上,一個人就可以啃掉它一百多斤的甘蔗。悃了還可躺在空曠的田野里,靜聽蛙唱和蟬鳴,蟲兒蛙兒在唱完這首歌后,就得進洞冬眠去了,因此聲音特別的清脆,特別的響亮。看著高掛的明月,偶而一絲白云慢慢地飄過。這時只會感覺到孤單和悲哀,經常會回憶起生活多年的老同學,還有久別遠方的家里人。

   “這個世界上,好人都死光了。”這是當地農民們最常呼喊的聲音,敢說這句話的人,都是那些貧雇農,也只有他們能說這一句話。就此打住,大家都不愿意往下說下去,當然我也不會去追問,也不敢去追問。到了嚴冬的寒夜,窗外北風怒號,像是在呼喊,像是在鳴冤,只見樹在鳴,竹在舞,但又有誰會去認真欣賞。在老農民家做客,對著剛分配到的口糧,只見他們含著淚水對我說,解放前,收獲的糧食都能堆滿屋子,現今才只有幾羅谷子,就要挨到夏收。我又能說什么呢?我只能把自己的口糧和錢,“借”一點給他們,一句同情的話也不能說出來。冬天來了,春天也不會離很遠了。

    農村最難過的日子是在春天,在過完歡樂的春節后,人們不得不數著羅里的谷子慢慢地過日子,一直要挨到六月份夏收。春天的夜晚,到處一片靜寂,看著農民在艱辛地挨日子,老天爺也給感動得難過起來。屋外飄散著霏霏的細雨,象是老天爺在微微地哭泣,哭到傷心處,山野間的蒙蒙小雨變成傾盆大雨,雨后的清晨,崎嶇不平的小路變得泥濘起來,但雨后的天空,空氣顯得格外的清新,藍天顯得格外的明朗,它像是在告訴人們,雨過天晴,希望在明天。

   七零年風調雨順,各種作物都得到豐收。每天的收入由五毛上升到一元,這種微不足道的收入,農民們都已很滿足,知足常樂,這就是幾千年來中國勞動人民的美德,據說已很多年沒遇上過豐收。我扣去了口糧錢以后,還分到了一百九十多元現金,成了個大財主。就個人來說,村子里就我分的錢最多。好事接著來,年底也收到老爸的來信,從66年到70年底,5年了,多可憐的中國人啊,一個“反動學術權威”罪名,就給莫名其妙地關了5年,才能與外界恢復有限的聯系,能夠保得命在,真的要感謝偉大領袖萬壽無疆了。還要關多久,天才曉得。不過我也很知足了。

    這一年底,我第三次到縣里開知青的大食會,這意味著一年又將過去,人也麻木起來,對外面的事情也不太感興趣了,說實話,我還是挺喜歡這種世外桃源似的、無爭無鬧的平淡生活。

                                     (七)

   在我們的國家,每一個人都給烙上階級的烙印,在階級壁壘分明的社會里 ,人們從娘胎里就成了某一個階級的代表。只是在農村里,階級之爭斗,沒有象城市那樣明顯,沒有象城市那樣激烈。
    七一年初回到廣州,發覺姐姐有了一肚子的火氣,由于爸爸媽媽都給關到干校去了,家里只留下兩個小妹妹,姐姐是在廣州的近郊農場,每天晚上都會回家照顧兩個小妹妹,第二天一大早趕回農場。農場的書記對此很不滿意,狠狠地批評了她,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思想泛濫,拒絕思想改造的表現。但姐姐認為她并沒有做錯,她既沒遲到,也沒早退,家里的問題是明擺著的,難道這也有錯嗎?而且工余時間是屬于自己的。

    場里的書記是和媽媽同一個工作系統,知道我家里的情況,于是就拿政治和成分壓下來,他指出在我們的國家,是絕不允許有任何私人的意念存在,這里的一切都是屬于黨的,包括任何個人的一切。
    姐姐火大了,就和書記吵了起來。多次的爭吵,越演越烈,互不相讓,一個是代表黨的利益,管理手下的員工,在他的眼里,黨的利益大于一切,階級的利益重于一切,決不能允許個人的利益凌駕在黨和階級的利益上面,他就是黨和階級的代表,而他決定了的事情,姐姐居然反抗,就是有對抗黨,對抗無產階級的苗頭。而姐姐覺得這個書記太低能了,一點水平都沒有,只會以勢弒人,看著來勢洶洶的書記,姐姐就是一點也不賣他的賬,家照回,工作照做,我行我素。硬著頭皮頂著,如果這也是反革命的話,她也沒辦法,她也豁出去了,要關要殺只有命一條。想不到,一年多之后,在一次和書記發生了激烈爭辯,她把書記狠狠地罵了一頓,挑戰了權威,她也知道后果將會如何,與其
日后受辱,倒不如自我了斷,她是不想活了。
    這次回家,我們姐弟談了很多很多的話題,從爸爸媽媽的遭遇到我們的經歷,姐姐65年在市二中畢業后,分配到花縣的一個農場,剛好媽媽要和郊人委的干部到廣州郊區搞四清,通過關系,把她安插到市郊的良種場工作,以便照顧家里的弟妹。她在學校的功課不錯,是以98.5分的平均成績畢業的。在高三那一年,大家都在準備高考,一班高干子弟進駐到我們家,讓我姐姐給他們補習功課,高考前,這班子弟聯名并以班團支部的名義上書校黨支部,說姐姐家庭有嚴重的歷史問題,她個人有嚴重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只專不紅。建議學校取消她的入大學資格。這樣她當然念不上大學了。原來考不上大學,她給分配到羊城晚報當記者,但班主任為了要申請入黨,就把他們這一班考不上大
學的學生的應聘信扣了下來,把他們趕到農場去,這兩封信件在文革中流了出來。這件事給她的打擊很大。
    多年的遭遇,我們認識到了,這是一個以唯物主義理論建立起來的共和國,但卻以唯心主義的政策去治國,大家都會活得很累。如果認為父母有罪,找他們算賬就好了,為何要他們的子女去承擔,難道真的是父債子還嗎?而且父母的問題,查了二十多年,都沒有結果,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下罪的資料。看來真的是要殺錯一千,也不會放過一個了。他們真的是不放過我們的父母,也不放過他們的子女,真的是要斬盡殺絕了。太多太多的問號,在我們的腦袋里揮之不去。姐姐灰心了。我想想自己檔案上的結論,也不能不使你喪氣。在這樣的國家,還會有我們立足之地嗎?

    姐姐問我:“難到你就這樣忍受下去嗎?就這樣窩囊地活下去嗎?爸爸媽媽的問題已影響了我們,而且還在影響著下一代。怎樣才能活下去?”生活給我們出了一個大難題,我們不能不好好地考慮了。
    “弟弟,還是離開吧,逃出一個是一個。”姐姐很失望地對我說。
    “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廟,爸爸媽媽怎么辦,他們還在給關著。如果他們不給放出來,我是不會離開的。”我斷然地回答,我不想自己的一個過失,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傷害。“而且鄉下的農民對我還很好,我還可以挨一段時間。”
    姐姐想了想,見說服不了我,也就沒有吭氣,她用家里剩下來的錢,給我換了一輛自行車,以方便我的出入。
    回到鄉下,郁悶的心情得到疏解,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空曠的田野,翠綠的群山加上藍天白云,會使人心曠神怡,艱辛的勞動,會使人忘卻心中的苦悶。每天還是一樣,日復一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歸。
    一天,大隊長找我談心,問了我一些家庭情況后,他對我說:“大學向工農兵招生,公社有兩個知青名額,現在公社提了你的名,你要做好思想準備。同時大隊準備發展你入黨,你要把父母的工作單位寫給大隊。”
    我知道,我在農村的日子就要結束了,念大學,我是根本沒希望,公社大隊知道了我的檔案和家庭,后果如何,實在難以推測,我老實的把我的家庭情況,和他說了,他聽后,沉默了一下,對我說:“要挺住,不要放棄這個機會,不管發生什么問題,我永遠是你的朋友。”聽到老隊長的答復,我心里一熱,眼淚禁不住流了出來。
   以后的幾個月,日子在風平浪靜地渡過,不久,人民日報登出了張鐵生的“事跡”,一個以交白卷出名而考上大學,后來又當上國家教育首長的中國天才出現了,階級斗爭又激烈地提上了臺面,很多知青都氣極了,時也命也,最后大家也只能一笑置之。

    盛夏之時,收到老爸的來信,他已給放了出來,恢復了工作。在給關著的那幾年,他十多年來在全國建立起來的十多個試驗基地全給破壞掉,現在要他出來做恢復工作,把實驗基地重新建立起來。他在信中問我愿不愿意作他的助手,是一個不拿國家工資的助手,而且在很多大學都有他的學生,以后上大學不成問題,對著爸爸的好意,我也只能苦笑了,他還不知道,我在檔案上是已經給槍斃掉的人了,而且他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說不定哪一天又會把他關起來,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我實在是不想過了,而且也不好過。我謝絕了爸爸的好意,亦只能告訴他,我現在活得很好。
    現在留在農村,我只是想看看自己最后的政治審查,以便作出自己去留的決定。知道自己的命運總比瞎猜來的實際。
    很快,年底又到了,升大學的事已沒有了下文,跟著在公社,在大隊的工作,一件件給解除掉,只有留下小隊的保管工作,只是,年底到縣里開的知青大食會,還是給我保留了名額,這是我第四年到縣里開會,我知道,這是最后的一次了。
   從臺城開完會議回來后,老大隊長跟我做了一次長談,他已給了我最大的幫助,結果搞成這個樣子,他也意料不到。我告訴他,這是我意料中的事,我已確定要離開這里,什么時候走會告訴他。我也將父親已放出來重新工作的事告訴了他,也將父親的信給他看了,他看后,放下了心。他希望我能跟父親學習一技之長,有機會還是要上大學。他問我還有什么打算,一定要和他商量,不要一走了之。但他鼓勵我,要挺得住,應該出去闖蕩一下,蓮花大隊永遠是你的家,什么時候回來都歡迎。
    在往后的幾個月里,我把自己的工作交代清楚,整理好一切,最后只是和老大隊長說了聲再見,也只有他知道,我可能不會回來了。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清晨,我只帶走幾件簡單的行李,騎著腳踏車,離開了生活了三年多的農村,從此開始了我的流浪生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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