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官話到普通話

                      ——孫中山和袁世凱、蔣介石如何交談?

 

   陳賢慶

 

   引子

 

某天,與一班外省籍的同事談論到中山的方言,大家都感慨品類繁多,石岐人未必聽得懂十里之外的沙溪人說的話,小欖人與一河之隔的古鎮人也無法用方言溝通。不過,大家都認為,幸虧有了普通話,不然,就麻煩了。有位青年朋友問,普通話是新中國成立后所推廣的,中國是個多民族多語種的國家,以前的中國人,是如何溝通的?比如孫中山與袁世凱交談,或與蔣介石交談,使用何種語言?這些問題,并非問得幼稚,的確也是許多人不甚了了的。

                      

    一、 不同歷史背景下的官話

 

在先秦、兩漢之時,民族大融合,不可能沒有一種較多的人尤其是當官的人都懂得的語言,不然的話,秦始皇、漢武帝和唐太宗如何發號施令,如何與臣子對話?那種語言稱為“雅言”。宋以后,那種通用語言稱為“官話”。所謂“官話”,應該就是當官人彼此都能聽得懂的話。那么,以何種語言作為官話?一般地說,京城在長安,長安話應是標準官話;京城在開封,開封話應是標準官話;京城到了南京,南京話又成了標準的官話。由于遼、金、元、明、清五朝都建都于北京,歷經近千年,因此,以北京話為主的語言就很自然成為官話。以此類推,廣東的官話是廣州話,香山的官話是石岐話。

當然,有關“官話”,最準確最科學的解釋應該如下:

官話(Mandarin)是漢語中分布最廣、使用人數最多的一支。中國約70%的人口以官話為母語。官話在中國北方地區、南方的四川、重慶、云南、貴州、湖北大部、湖南北部、江西沿江地區、安徽北部、江蘇北部作為母語使用。
   
歷史上對官話的分區方法多種多樣,過去官話大致分為華北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和江淮官話,分別以北京話、成都話、西安話、揚州話為代表。華北官話、西北官話分別通行于中國北方的東部和西部,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分別通行于中國南方除吳、贛、湘、粵、閩、客家等方言區以外廣大地區的西部和東部。1987年,《中國語言地圖集》將官話劃分為 東北官話、北京官話、膠遼官話、冀魯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八大類,  這才成為方言學界事實上的分類標準。
   
官話的特點,就是官話內部一致性比較大,除了南方地區的部分官話之外,大部分地區都能夠彼此通話。官話方言的名字由官方標準話演變而來,由于北方漢族人口主要使用官話方言,而非官話方言漢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方或者說東南一帶等原因,過去有人稱整個官話方言為北方方言,實際上,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兩大官話方言人口都分布在南方。并且,作為中國標準語的官話,東晉南北朝以來分為南北兩支,而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北方官話直到清代中葉以后才逐漸取代江淮方言系的南方官話成為中國官方的標準語。
  
了解了上述的情況,我們可以想象,在清末民初,孫中山和袁世凱交談,必須要學著操“華北官話”,不然,身為河南項城人的袁世凱,是很難聽懂以廣東話為母語的孫中山所言為何的。進而,我們也可以想象,無論洪秀全還是鄭觀應,無論鄧世昌還是詹天佑,無論康有為還是梁啟超,無論胡漢民還是許崇智,無論廖仲愷還是汪精衛,要與北方人士同志交流,不使用官話必然就“雞同鴨講”。

 

         二、北京話以一票之多壓倒粵語成為民國時期的官話

 

清朝時候,雖有官話,官員與民眾亦可以勉強溝通,但是,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并沒有一種法定的統一的語言。這對于中國人民之間的思想文化經濟貿易的交流,以及對外的思想文化經濟貿易交流,都是非常不利的。1902年,學者吳汝綸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一語言。在談話中就曾提 到“普通話”這一名稱。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學日本時,曾與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演說聯系會”,擬定了一份簡章,在這份簡章中就出現了“普通話”的名稱。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統一語言這樣艱巨的事,清政府是肯定做不到的。那么,到了民國又如何?有一則史料中提到,粵語差點成為官話。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在首屆國會中,有人提議以粵語作為“官話”。為什么有這樣的提議?蓋因當時廣東是民主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眾多,國會中的議員就有過半數是粵籍人士。當時,廣東的人口超過3000萬,而全球說粵語者則多達7000萬,因此,粵語在中國的代表性很高。

孫中山是位清醒的革命家,雖然他身為臨時大總統,雖然他也知道在國會中通過這一法案亦有可能,但是,他更知道,粵語雖是保存雅語的元素最多的方言,但是,與中原漢語的差異甚大,從未接觸過粵語的人,都覺得粵語如外國語,要在短期內學懂粵語,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就全國而言,操粵語的人還是少數,以粵語為官話,于國不利,而實際上,也難以行得通。因此,他勸說粵籍議員放棄這一動議。結果,北京話以一票之差壓倒粵語成為官話。

再回到本文的開頭,如果孫中山與蔣介石交談,他們說什么語言?盡管蔣介石在廣東生活過數年,無論蔣介石如何崇拜孫中山追隨孫中山,我相信他也無法學會粵語并操粵語以遷就孫中山,而只有孫中山不得不使用官話與之應答。

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首都設在北京,北京話成為官話,就很自然;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加上蔣介石是浙江奉化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是浙江吳興人,宋子文家族以上海為基地,因而江淮官話大行其道。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西南官話也吃香起來。此外,國民政府及軍隊中,粵籍高官也多,遇到操粵語或粵語口音者,時人亦會肅然敬畏。

共產黨以及紅軍、八路軍成員,也是來自五湖四海,不操官話,實在也無法交流,幸而毛澤東的湖南話、周恩來的江蘇話、朱德的四川話、葉劍英的客家話,都在官話的大范圍內,彼此都能聽懂。但彭湃(海豐人)、鄧發(云浮人)、葉挺(惠陽人)、楊殷(香山人)等粵籍人士,不說官話就無法 與外省人士溝通了。

 

       三、現代普通話的完善和普及

 

  在清末民國時期,雖已有了“普通話”的定義,但解放以前的幾十年一直是不明確的,也存在不同看法。上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于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腔。”“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但在腐敗戰亂的舊中國,這任務無法完成。

新中國成立后,1955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期間,漢民族共同語的正式名稱正式定為“普通話”,并同時確定了它的定義,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195510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范化而努力 》的社論,文中提到:“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195626日,國務院發出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把普通話的定義增補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這個定義從語音、詞匯、語法三個方面明確規定了普通話的標準,使得普通話的定義更為科學、更為周密了。
     
數十年來,國家在推廣普通話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改革開放,人才流動,勞動力流動,無形中也加速了普通話的推廣和使用。前些天,我的老同學劉先生自美國回廣州探親,數十年來初踏故鄉之地,舊貌換新顏是肯定的,最令他感到詫異的是:廣州人都到哪兒去了?怎么所到之處,無論在機場,還是酒店、商場、飯館、發廊、出租車、旅游景點……聽到的都是普通話而不是廣州話?我只能告訴他,現在廣州人說普通話已經不是“煲冬瓜”了,都說得很標準呢!
   
普通話是普及了,方言要不要保留?要不要發揚光大?這也是時下爭論的話題之一。我認為,這根本不值得爭論,方言要保留,要愛惜;普通話要學好,要普及,這是中華民族交流的共同工具。當需要什么語言表達時,就熟練地運用什么語言。推廣普通話不是為了取代方言,也取代不了,這正如掌握英語,并非消滅漢語,道理一樣。

 

(此文刊登2007年8月5日《中山日報》之“香山周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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