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樂風飄處處聞(第三部)

                                 (六)

     有的讀者看了前面一節的內容,覺得很不滿意。他們說:“有這么精彩的一個情節,為什么不好好利用?應該如此設計:阿興因寫書受到審查,繼而被關進監獄;他在監獄中受盡折磨,但仍堅持斗爭,如同張志新,如同遇羅克,最后,獲得釋放……”我把這設計告訴我的委托人,不料他大搖其頭,說:“這樣就離事實太遠了,太遠了!當時我雖然倒霉,但還不至于被送進監獄,不能亂寫!對于生產隊里的書記和隊長,我還是心存感激的,他們對我,并沒有無限上綱,沒有無情打擊,這在當年,是很難得的。”既然委托人如是說,我們也尊重他的意愿吧。

     阿興雖然獲得重輕發落,但心里還是很難過的,那八部書稿,畢竟是自己和小紅愛情的結晶,也可能還有些文學價值,如今,被沒收的沒收,被焚燒的焚燒,都化為烏有了,可嘆!他最感到遺憾的是,他不該害怕得寫信叫妹妹把那四本也燒掉,妹妹遠在海南,莫非他們會跑到海南去調查?……但是,那年頭,外調的事常有,并不奇怪,連累了妹妹那更不得了。所以,他把心中的委屈,都在信中向妹妹傾訴。

     半月后,他收到妹妹的回信。意想不到的是,同時也收到阿祥和阿善的信!妹妹在信中,主要是告誡他要正確對待這事,要自覺改造世界觀,有才能,總會得到發揮的。看罷妹妹的信,他迫不及待地拆開阿祥和阿善的信。阿祥主要說了些勉勵的話,如“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等;而阿善的信,卻寫得很長,阿興饒有興趣地看下去:

     “……你最近的遭遇,固然不幸,但是,我覺得,卻是小菜一碟!起碼對比起我,則是小巫見大巫!如果你有興趣,你聽聽我的遭遇吧!

    “我家世居廣州,我的祖父是一位著名的醫生,抗日戰爭時曾任國民黨軍隊的上校軍醫;我父親是一位有名的律師,在廣州有一間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我們一家原住在光塔路一幢小洋房,我還能依稀記得那房子的內外環境。廣州解放前夕,別人都勸我們家離開廣州到臺灣或香港去,但是,我祖父說:‘我要留在廣州,我這樣的人才,改朝換代都是有用的。’父母覺得不踏實,帶著我們四兄妹和我舅舅一家去了香港。解放后,父母感到內地解放了,國家大有希望,帶著我們又回到廣州,而舅舅一家則仍留在香港。

    “用送羊入虎口一詞形容當年父母的舉動,實不為過。不久,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了,可憐我那堅決留在廣州的祖父,被定了一個‘壞分子’!祖父當時氣得呼天搶地:‘定什么也可以,為什么要定我為“壞分子”!’的確,一生清廉,懸壺濟世的祖父,突然變成了‘壞分子’,他能受得了嗎?!不久,我祖父、祖母雙雙郁悶得病而去世。我父親,遭遇更慘,被定為‘反革命’,還被送至東北勞改。我母親,無法接受這種家變,被迫與父親離婚,改嫁了一位喪偶的小職員。我們兄妹,搬離了那幢小洋房,住到一間破舊的小屋,靠親戚的資助度日。

    “讀小學的時候,我已深深體會到階級的仇視。一次,一位同學把一塊抹過門窗的抹布扔到我的頭上,我生氣地說:‘我打你!打你!’站在一旁的那位平時和藹可親的女教師,忽然變了臉色,大聲斥責:‘打人?你還想打人?!你們在舊社會打罵勞動人民還不夠嗎?!’當時,我只能含著淚回家。我也在恨我的祖父,我的父親,為什么在舊社會要欺壓勞動人民,現在讓我來受罪!

    “六十年代開始,父親也勞改結束回到廣州,有一位善良的女人也甘愿嫁給他,我們總算有個完整的家。但是,經濟十分拮據。那時,我初中畢業了,自己也知道,因經濟和政審,難以讀到高中,盡管我是個很聰明的孩子,很喜歡讀書,但也只能輟學,1964年,我便和經歷相似的阿祥,去到寶安縣務農。雖然宣傳上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多么光榮,但對于17歲的我來說,只能說是到農村去混一口飯吃。

    “農村的艱苦你應該可以想象,我就不多說了。在那艱苦的環境中,我和阿祥并沒有自暴自棄,而是不斷自學文化知識,受到當地農民的器重,我們雙雙當上了小學教師。這一職業,對于我來說,非常難得!我十分珍惜,以百倍的努力投身于工作之中。

    “文革開始后,也是我該倒霉,對林彪的一些言論,表達了不理解。我說過:‘毛澤東思想怎么會是頂峰,還會有發展的吧。’‘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這是怎么算的呢?’……結果,我的這些說話,被某些人‘揭發’出來。阿祥也說了一些類似的話,也被人‘揭發’。于是,我們和全公社五十多位‘有問題的人’,被集中起來辦學習班。那學習班是很恐怖的,你不知道會發生什么事。某天開會,突然,臺上的人宣布:‘現已查明,有一位國民黨地下救國軍的成員潛伏在我們公社!他就在我們中間!現在,我宣布,對其進行逮捕!’接著,兩位高大的荷著槍拿著鎖的民兵向我這個方向走來!我想,這回沒命啦!正閉著眼睛等死之時,坐在我旁邊的那位中年老師忽然大喊‘冤枉’。我睜開眼睛一看,他已被打得臉青鼻腫,奄奄一息,被拖去不知什么地方。這學習班辦了一個月,總算結束了,我也沒有什么問題。我松了一口氣,急急回到廣州探親。

    “我在廣州過了半個月,又回到寶安。剛回到住地,還沒坐下,忽然有幾位民兵上門,為首的宣布:‘現已查明,你有反革命行為,公社革委會要逮捕你!’就這樣,我莫名其妙地被帶走,與十幾位‘牛鬼蛇神’關押在一起。事后經審訊,我才知道,在我離開的時候,我的住地被革委會的人搜查過,查出了我有兩大‘現行’罪狀!一是,我自制了一個很漂亮的木框,粘上毛主席的像,我覺得不夠恭敬,又用紅漆寫上一行字,結果,紅漆不慎染到了人像的胸口,擦也擦不掉;想把畫像掀下來,結果又掀不下。于是,我又買了另外的一幅毛主席的畫像,把它帖到上面。結果,他們搜了出來,說我用上面的那幅掩蓋里面的那幅,惡毒之處就在里面那幅,是想用利器刺向毛主席的胸口,使他胸口流血……另外一事,我有一個鏡框,鑲嵌著馬恩列斯的畫像,由于鏡框不夠大,我把四位領袖的雙手都剪去,留下身體,這樣就能放在一起,結果,他們說我要殘害領袖!

    “對于這兩件事,我是百口莫辯,這樣,我就從‘言論反革命’上升為‘現行反革命’,被關押在一所黑房子中,天天要交代‘罪行’,天天要強迫勞動。開始還有十余人陪著,到了最后,只剩下四個人,有的是‘老地主’,有的被指控‘窩藏槍支’……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只有我是個20出頭的青年!這時,幸虧每天給我們送飯的大嬸,她特別關照我,暗中做些好吃的送來,還偷偷替我把寫給我姐姐的信帶出,幫我寄出。這樣好心腸的人,我會永遠記住的。

    “在那黑暗的屋子里,我被關押了整整半年,才釋放出來。出來后,我已被開除出教師隊伍,還戴著‘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從事最繁重的勞動。直到林彪摔死了,我才得到平反,但也不能回到教師隊伍。不久,我得知我的后母病重,我回廣州探望她。她在彌留之際,仍對我說:‘要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誰知道,她去世后,街道的人把我叫去,問我:‘你媽臨死時向你說了什么反動的話?’我當時差點氣暈了……

    “1972年,海南農場到寶安招工,我和阿祥都報了名。那時,人人,包括我的家里人,都以為我的神經錯亂了,發瘋了,寶安總比海南好多吧!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在寶安那里已難以立足,也很難有發展,必須變換一個地方。于是,我們來到了海南,開始了另一種生活。也許是我們的確勤奮,的確有些文化知識,我們都被起用當了教師,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吧。”

   “你妹妹把你的遭遇告訴了我們,我們也看了你的信,我覺得,你的遭遇,的確是小菜一碟!你想想,我的遭遇比起你,是否更凄慘一些?我到農村后,勤奮工作,勤奮自學,別的知青在策劃偷渡香港,大部分也偷渡成功,但是,我連想都沒有想過,如此安分守己,卻換來這樣的無妄之災!我把我的遭遇詳細告訴你,是希望能對你有些開解的作用。我們這一代,是注定要吃苦的,但不管遇到什么苦難,都要頂住,堅信:烏云總會消散!……”

    看完了阿善的信,阿興不禁長嘆一聲。啊,原以為自己是天下間最不幸的人,殊不知,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多的是!說真的,對比起阿善,自己已經是很幸福了。如此一想,他心頭的郁悶真的減輕了,臉上也有了一絲自信的笑容。是的,那些書稿沒有了,但自己的腦袋還在,自己手中的筆還在,天生我才必有用,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有出頭的一天?!

    三十年過去了,如今,阿善、阿祥早已是大學的教授和講師,是小有名氣的教育專家和文史專家,大概真的應了孟子所說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在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的年代,他們,包括阿興等,都是無用的草;如今,他們都是寶了吧。

                                     (七)

     就在阿興得到海南那些沒有見過面的朋友安慰支持的同時,他也得到同一生產隊的知青的幫助,只因禿筆一支,難以同時敘述罷了。

    前面說過,阿興犯了“大錯誤”,隊領導要安排一些思想進步的知青幫助幫助他,于是,在一個晚上,有一位姑娘在他的窗下喊他,把他喊到房外的空地。那時,阿興他們已搬離了大宿舍,搬到了一間小宿舍,住著四個人,離女知青宿舍并不太遠,從窗戶可以望到她們的大宿舍的門口。

     來人是小芬,阿興望著她,有點不知所措。在朦朧的夜色中,只見小芬在亭亭玉立著,手上拿著兩本書。小芬也是廣州知青,來雷州時她不過才16歲,如今過去了7年,她也不過23歲。啊,23歲的姑娘,正是人生最燦爛的年華,雖則她時時要早起割膠,但艱苦的勞動尚未摧殘去她青春秀麗的容顏。她皮膚白皙光潔,一頭齊肩的秀發,一雙閃亮有神的大眼睛,讓人視之失魂。阿興與之也相熟,但平時沒有單獨來往,一則不是同一班組,二則小芬已有他人追求,他也不敢想過這塊“天鵝肉”。此刻,阿興之所以不知所措,是不明白她的來意。

   “支書對我說,”小芬開口說,聲音很甜美,但態度絕對是很嚴肅認真的。“叫我幫助你……提高政治思想覺悟。其實,我的思想也還沒有改造好,我只能盡我的能力,給你一些幫助。”

   面對眼前這位小姑娘,阿興忽然覺得又愛又憐。她說的話,一點也不虛假,是極其真誠的,就是這么一位思想進步,作風正派,勞動積極,待人和藹的好姑娘,卻在生產隊里勞動了7年,沒有安排當個小學教師,或者隊里的文書、統計員之類優越些的工作,為什么?阿興聽說,她的家庭出身,也不怎么好。

   “小芬同志,我要虛心向你學習。”阿興覺得在她的面前,自己也要嚴肅認真一些。

   “這里有兩本書,你先看看,可能對你有幫助的。”說著,小芬把手中的兩本書遞給他。“那我走了,你有空看看吧,有不明白的,我們再一起學習。書記要求你到時要交一篇讀書心得的。”

    小芬消失在夜色中。阿興目送著她遠去的背影。

    回到宿舍里,阿興捻亮煤油燈,才看清了那是兩本什么書。一本叫《共產黨宣言》,另一本叫《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老實說,以阿興的年齡和學識,還不至于愚昧到連那兩本書都沒聽過,但是,他肯定連想都沒想過要拿來看的。

     翻開《共產黨宣言》,這本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寫的經典,阿興看到一段這樣的文字:“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有哪一個反對黨不被它的當政的敵人罵為共產黨呢?又有哪一個反對黨不拿共產主義這個罪名去回敬更進步的反對黨人和自己的反動敵人呢?從這一事實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共產主義已經被歐洲的一切勢力公認為一種勢力; 現在是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并且拿黨自己的宣言來反駁關于共產主義幽靈的神話的時候了。為了這個目的,各國共產黨人集會于倫敦,擬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麥文公布于世。……”

     這本書寫于1848年,剛好是阿興出生100年前!阿興看著革命導師120多年前寫下的那些文字,有點暈暈乎乎的感覺,他一頁一頁地翻過去,不用一個晚上,他算是翻完了《共產黨宣言》。當他合上書時,他不得不承認,他的頭腦,似乎只適合接受李白、蘇軾或者雨果、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字;只適合接受賈寶玉、杜十娘,或者瑪斯洛娃、牛虻那類的人物,他實在很難明白,馬恩所寫的關于共產黨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對自己的思想改造有什么幫助。同時,他對小芬的敬意又加深了,不是嗎,如此深奧的一本書,她憑著初一學生的功底,硬是不知翻閱了多少遍,書中所劃的線條和寫著的心得,就是明證!

     第二天晚上,阿興又去“啃”那部恩格斯所寫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那部書是恩格斯在1884年寫的,也是近100年前的事了。阿興隱約記得,在高中時,學習過社會發展史,似乎恩格斯在書中所講的,就是社會發展史,就是人類社會怎樣從原始社會發展到奴隸社會再發展到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類未來的社會是什么社會?阿興當然也知道,是共產主義社會!這是馬恩在100多年前就告訴我們的。我們現在,正在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到那時,物質極大的豐富,人們的思想極大的提高,一切東西都按需分配……夜深了,在煤油燈下,阿興翻著書頁,憧憬著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圖景。忽然,他覺得肚子餓得慌,他回到了現實,他渴望,此時,誰能根據我的需要分配一點吃的給我?……也可能是馬恩在天上顯靈,有人在窗外輕輕地叫他。他探頭出窗外,只見女知青小晴捧著一只碗,遞過來,說:“雞蛋糖水。”阿興感激地望著她,說:“謝謝!太好了!”小晴宛爾一笑,轉身離去。就是這碗雞蛋糖水,使得阿興又有了體力去尋找那“國家的起源”……

     那兩部馬恩經典,是應該認真細心地閱讀和體會的,但是,阿興實在沒有那個耐心,完全沒有鉆進去,更沒有聯系自己的思想(他也實在不知怎么聯系)。每晚,他仍坐在燈下看書,其實是在看別的書,以至小芬在遠處看到,還以為他在孜孜不倦地“狠批頭腦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呢。

     這一晚,難得的隊里不用開會,同房的阿生、阿文等“佳人有約”,早已消失在某段防風林中。房中只有阿興,他拉了一會小提琴,又想起還有學習的任務,尤其想到還要寫一篇讀書心得,自己完全沒有頭緒,于是,不得不又坐到燈下,攤開那兩本書。

     忽然,他覺得有一個溫柔的聲音在叫他,他探頭一看,是小芬在窗外!

   “我來問問,你學習得怎么樣。”她小聲地說。

   “我……”阿興一時忙亂起來,“有許多地方還弄不懂……”

   “哪些地方?”小芬關切地問道。

   “一下說不清楚……”阿興答道,而這也是實情。

   “……那我來看看吧!”小芬說。于是,她進入了房中。阿興暗喜,忙給她端來一張木凳,兩人圍坐著一張簡陋的桌子。

    阿興隨便即找到一些他認為看不懂的語句。小芬很認真地作解釋。那情景,實在也是很溫馨,很感人的,兩位年輕人,就著一盞小油燈,在認真地學習馬恩的著作,如果當時有照相機,把這一情景拍下來,說不定會成為傳世之作。不過,這“認真”二字,用在小芬身上很合適,用在阿興身上則不合適。透過那昏暗的油燈光,阿興看到小芬披散著一頭黑發,那黑發顯然剛剛洗過,還散發著淡淡的肥皂的幽香。光是這幽香,就弄得他心猿意馬,那還顧得小芬的解釋?

    忽然,阿興聽到小芬停了下來,沉默不語。阿興驚訝地望著她,臉上微紅,莫非自己的心事被小芬洞穿了?

    “這里,這里……我也解釋不清楚……對不起……”她尷尬地說。

    “不,不,我聽著的,你說得很清楚,我聽明白了……”阿興連忙解釋,生怕小芬怪自己沒有認真聽講。

    “不,我真的講不清楚。”小芬低著眉,樣子顯得很難過,不過,阿興覺得她那難過的樣子也是很好看的。

    “不是的,你講得很清楚,我真的聽明白了。”阿興還在說著假話,試圖安慰她。

    小芬黯然地說,“其實,你是高中生,肯定比我懂得多,我只怪自己讀書少……我其實是班門弄斧的,不過,書記叫我幫助你,我也不得不照著做。”

     看著小芬難堪的樣子,阿興忽然心生憐愛。他問道:“不,你已經很不錯了!這兩部書很深奧,我看著,真的是似懂非懂,我還是學毛主席語錄,好嗎?”

    “不,雖然難懂,我們還是要學習馬恩列斯的著作,我現在正在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小芬又現出一臉不服輸的神色。

     阿興心里暗暗叫苦,她不會也要我學《反杜林論》吧?他想,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話題引開。于是,他故作關心地問道:“你只讀到初一嗎?”

    “是呀,初一還未讀完,就開始文化大革命了。”

    “不過我覺得你好象很有學問的。”

    “怎么可能?不過,我也看過一些書,以前,家里有許多書……”

    “以前?……”

    “……我父母都是教師,所以家里有不少書。但后來,破四舊,都被清走了。”

    “我覺得你應該被安排到學校教書,你的氣質很適合當教師。”

    “我文化低,尤其,……出身也不好。”

    “教師呀,出身不算壞吧?”

    “都成了反動學術權威了……犯錯誤了……”

    “……”阿興語塞了,他意識到,小芬的父母,也是“著了道兒”,于是,他似不平似安慰道,“你這么優秀,他們對你太不公平了!”

    “我會用我的行動證明我是革命的。”

     說到這里,阿興不禁一聲嘆息。這位已被打入另冊的姑娘,每天任勞任怨地在膠林中割膠,仍在孜孜不倦地探求馬列主義真理,從小芬的身上,他看到自己妹妹的影子,自己的妹妹,正在海南,同樣是每天凌晨出沒在膠林中,每天晚上學習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用行動證明自己與資產階級決裂。現在,阿興也面臨這種抉擇……

                                      (八)

    在和小芬的交往中,阿興感受到了知青中的另一類。他們出身不好,為了要表示“與反動階級思想決裂”,要表示“革命”,他們要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但在領導的眼中,他們未必是可靠的,因而,較好的工作崗位,不一定輪到他們。

     過了一段時間,阿興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某晚,小芬把那本她剛剛“啃”完的《反杜林論》送來!她說:“你看看這本,對你的思想也會有幫助的。”阿興心里暗暗叫苦,但想到能有機會和小芬一起“學習馬列”,也是很愜意的事,盡管他已意識到,小芬的“男朋友”、男知青阿祥的臉色總是不大好看。

    《反杜林論》是恩格斯在1876--1878年間為反駁杜林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和為系統地闡述宣傳馬克思主義而撰寫的經典著作。《反杜林論》共分三編,……在油燈下,阿興把那有一定厚度的書翻了一會,了解到了大概的內容。但是,里面的語句,他真的很難理解。如這一段:

     "……"包羅萬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如果同義反復,即在賓詞中簡單地重復主詞中已經說過的東西,也算是公理的話,那末我們在這里就有了一個最純粹的公理。杜林先生在主詞中告訴我們,存在包羅萬象,而他在賓詞中則大膽地斷定:因此沒有任何東西是在這一存在之外的。多么了不起的"創造體系的思想"!
     真是"創造體系的"。我們還讀不到六行,杜林先生就借助"我們的統一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變為它的統一性了。因為一切思維的本質都在于把事物綜合為一個統一體,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被思考為統一的東西,世界概念就成為不可分割的;又因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統一的,所以現實的存在、現實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這樣,"只要精神一學會從存在的單一的普遍性中去把握存在,彼岸性就再沒有任何地位了"。這是一個使奧斯特爾利茨和耶拿;凱尼格列茨和色當黯然失色的戰役。在我們動員了第一個公理以后,還不到一頁,只用了三言兩語,我們就已經把整個彼岸性,即上帝、天使軍、天堂、地獄和滌罪所連同靈魂不死都廢棄了,排除了,消滅了。

     這是一些什么文字啊!他再次感嘆:小芬真的了不起,這么艱深的著作,她居然能看得下去,她那最寶貴的少女時代的工余時間,估計大部分交給馬克思和恩格斯了。至于他自己,他只能敷衍對待,記住“杜林”是個“壞家伙”就是了。

    他希望小芬能常來“幫助”自己,但是,小芬多天也沒有行動。那天勞動時,他忍不住向小芬的好友小晴打聽:“小芬最近很忙嗎?我在學習上有些疑難,想問她……”

    不料,小晴正色地說:“你別煩人家啦,最近她心情不好!”

    阿興一怔,怕涉及到自己,連忙問:“什么事?”

    小晴遲疑了一會,說:“最近,她妹妹小雪犧牲了……”

    阿興驚訝地問:“妹妹犧牲了?怎么犧牲的?”

    小晴眼圈紅紅地說:“在廣州,為救火……”

    知道了這消息,阿興心情也不好受,但又不知怎樣安慰小芬。

    某夜,小芬例行公事,又來幫助他,小芬平靜地問:“學習得怎么樣?有心得嗎?”

    阿興感到難過,他覺得應該要表達自己的關心,他問:“小芬,聽小晴說,你的妹妹……”

    小芬的臉色一下子變了,低下頭,牙齒咬著嘴唇,看得出她在忍受著內心的悲痛。過了一會,她嗚噎地說:“前段時間,妹妹經過長堤,一家百貨大樓失火,她沖進去救火,不幸犧牲……國家已經把她定為烈士……”

    阿興嘆息一聲,也低頭不語。之后,小芬斷斷續續地講了她妹妹的一些故事,一位20歲的年輕姑娘的形象矗立在阿興的面前。

    這一夜,阿興翻來覆去睡不著,在他的眼前,不時出現一片火海,在火海中,走出一位女英雄……他感到,心中涌起一股創作的沖動,他要用熱烈的詩句,去贊美,去歌頌那位在烈火中永生的姑娘!于是,他立即起床,點亮油燈,鋪開稿紙,寫下了“獻給小雪烈士”幾個字……

    阿興采用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詩的形式,花了三個晚上,完成了百余行的長篇敘事詩《獻給小雪烈士》。看來,他的才能還是在文學方面,而不是在學習馬恩列斯毛的著作方面。他把那首詩另抄一份,某晚,鄭重地送給小芬。過了一晚,小芬到來,誠摯地說:“詩寫得很好,謝謝你!我把它寄給我哥哥看。”半月后,阿興收到小芬的哥哥阿強的一封長信,感謝阿興的詩作,同時談到了許多政治、文學上的問題。阿強比阿興年長一歲,也是一位知青,也是個文學青年!

    阿強在信中寫道:“……妹妹犧牲,我很難過,我們全家都很難過!雖說她死得光榮,但是,我又覺得,她死得不值得!那百貨大樓失火,火光沖天,她只手空拳,能救得了火嗎?聽她的同伴說,妹妹一見那里失火,即說:‘搶救國家財產要緊!’于是,沖進了火海……你在詩中寫道,‘此時,她想到了邱少云,想到了向秀麗,想到了馬口英雄……’我覺得,她應該什么也沒有想,只不過,那些英雄人物,早已在她的心中扎根。……用妹妹的生命,換來一個‘烈士’的稱號,值得嗎?!……”

    阿強這一問,阿興也難以回答,如果用自己妹妹的生命去換一個‘烈士’的稱號,他也是不愿意的!唉,在那“英雄輩出的時代”,熱血青年也還是不少的,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年。

    阿強繼續寫道:“……聽小芬說,你的經歷有些不尋常,曾寫過一些書,還受到批判,我倒是愿意看到你真情流露的作品,看到你真實的一面,而不是那些歌頌革命,歌頌烈士的詩篇……”

    看到這里,阿興感到不舒服,他所寫的這類詩歌,為什么會讓人,而且是烈士的哥哥覺得‘不真實’?海南的阿祥、阿善他們,不是也認為他的《理想之歌》是矯情之作嗎?唉,阿興覺得,做人也難,自由創作,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抒發“革命豪情”,又被認為“不真實”,還是什么也別去寫了吧。盡管如此,阿興和阿強,也因此而成為了文學上朋友,時有詩作唱和。現在,阿強君遠在香港工作,還是從事文化事業。

    小芬幫助阿興,是暫時性的,階段性的,當阿興還在留戀著這種“一幫一,一對紅”的時候,小芬宣布:阿興可以“解放”了。盡管阿興還想受“監護”,但小芬完成任務,便要功成身退,你如何能挽留?更何況,阿祥那警惕的目光,始終以一級戰備的狀態掃射著,使阿興也不敢有非份之想。數十年后,當阿興和小芬回憶起那段“一幫一,一對紅”的日子,大家都不禁啞然失笑。

                                    (九)

    阿興經此“政治事件”, 又被馬恩洗了一回腦,內心不可能很舒暢,雖有怨言但也很難明說,只有寄托于詩詞。且看他的一首《鷓鴣天》詞:“千里行程赴遠陲,六年血汗瀝高雷。鯤鵬未展凌云翅,羞我男兒淚暗垂。    杯又舉,醉阿誰?丹心一顆未沉頹。可憐和氏連城玉,錯作鋪途石小堆。從這首詞中,不難看出他那懷才不遇之嘆。但是,如果以為阿興從此則一蹶不振,那也不對,從他的內心深處,他仍在掙扎著。且看他題為“自勉”的一首七絕:“平生自幼羨鯤鵬,愛上參天第九層。摔倒尋常休怨嘆,瘦身跌硬再長征。”他不怕摔倒,他還要繼續“長征呢!

    在1975年,雷州半島的絕大部分廣州等地的知青,仍在“扎著根”,割膠的割膠,挑肥的挑肥,除草的除草,趕牛的趕牛……和阿興同一個班的,也有其他的知青,尤其是小晴和小月那兩位廣州女知青,在勞動之時,常給予他鼓勵和安慰。

    阿興由于勞動能力不強,屬文弱書生型,所以,經常和一群婦女職工一起干些除草、施肥、種花生、收木薯之類的活。阿興老想自己能單獨干活,最好是趕牛車,因為這工種,算是美差,比較自由,有大半的時間,他可以坐在牛車上,一邊吆喝著或水牛或黃牛,一邊引吭高歌。數月以來,阿興遭遇了與小紅的離別,以及政治上的審查,八部作品的煙消云散,早已沒有心情自由地暢快地高歌了。

    這天下午,他幸運地攤著了趕牛車的美差。他拉來一條水牛駕車,裝滿了一車牛欄肥后,便往工地送去。初夏的雷州半島,午后的太陽正顯出它的無窮威力,使得阿興那久經戰陣的“戰衣”已汗濕了背脊的一大塊。阿興知道那里聚集的鹽份最多,也不在乎再增加一些。坐在牛車上,牛車在悠悠晃晃地前進,趕車的人要么是沉思,要么是觀景,而阿興覺得這兩者都沒有意思,當牛車駛進那通往海康旋的公路時,他看到了一條雖然是由黃土鋪成的公路,但那公路漫長而望不到盡頭。公路兩旁都是高大的防風林帶,在遠處匯合成一小點。忽然,阿興有了歌唱的沖動,他真的想唱點什么了。在寫這小說的第三部時,我還以為不一定有音樂呢,這不,還是有點貼題的,“仙樂風飄處處聞”嘛。現在的問題是,阿興唱出的,是否稱得上“仙樂”,是否名副其實。

    他想了想,首先唱出的,是那首不知唱了多少遍的俄羅斯民歌——《三套車》。多年以后,阿興才知道,這首《三套車》,不僅他在唱,黑龍江北大荒的知青在唱,海南島五指山的知青也在唱!這首歌之所以得到知青們的鐘愛,我想,其一是,它的歌詞是罵“財主”的,富有革命性,大大方方地唱,也不怕別人上綱上線;其二,它的曲調哀婉深沉,又正適合知青們的苦惱的心境;其三,它的內容是“趕車”的,又使得正在趕馬車、驅牛車的知青們情不自禁地要唱出聲來。阿興也正是坐在牛車上,要大聲地呼出心中的悶氣,于是,《三套車》便是最好的發泄工具了。“冰雪遮蓋著伏爾加河,冰河上跑著三套車……”他大聲地深情地唱著,盡管歌詞是“冰雪”,他頭頂著的是烈日。

    在雷州半島的兩旁栽種著高大的木麻黃樹的公路上,在那茂密的橡膠園的小路上,回蕩著一位男青年的厚實柔和的男中音,這本身就是一件挺浪漫的事。在那廣闊天地里,的確能夠練出好歌喉的,如同草原上的牧民、黃土高坡上的放羊漢子。阿興直到現在仍能保持著良好的男中音,恐怕也是那個時代練出來的吧。歌和詩,都是在勞動中產生的,是勞動的產物,是汗水的結晶,因而都是美的。當然,這已經屬于美學的范疇,阿興要等到數年后讀到大學的課程,才朦朧地意識到。

    但是,美的事物總是會有人欣賞的。就在阿興忘情地唱著的時候,在那橡膠園邊上的防風林中,就佇立著兩位女青年,由于枝葉的遮擋,阿興并沒有覺察到。等到他的牛車駛到她們身邊時,阿興正唱到整首歌的最高音處——“你看吧,那可憐的老——馬……”,就在這感情最投入之際,他突然發現了同生產組的女知青小晴和小月就站在防風林邊,如果此時嘠然而止,那么前面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好一個阿興,為了藝術,他要犧牲那禮貌了,他只是向她們揚揚手,繼續昂著頭,感情投入地往下唱。牛車的兩個大轱轤從兩位女子身邊滾過去了……

    當車子離開她們十米,也許是十五米遠,他的歌才唱完。此時,他覺得沒有勇氣回頭看一眼,那兩位調皮的女子,會不會在在那里大聲地笑,甚至笑彎了腰?自從小紅離開以后,隊里又進行了一次人員調整,他從五組調到了六組,而六組,就有小晴和小月,當然還有其他人。阿興和她倆都很熟,但是,對她倆的身世經歷等,則知之不多。

    阿興靜下心來,再努力回憶剛才的情景。在他那匆匆的一瞥之中,他看到小晴與小月,身穿著藍色的工作服,而那身工作服,并不能遮掩她倆一樣苗條的身段;她倆雙手都握著鋤頭的木柄,身體斜靠在木麻黃樹干,儀態可人;他看到她們,臉上并沒有嘲笑的痕跡,相反,微紅的臉色中流露著的,似是一種沉醉,眼神應該更多的是欣賞贊許的成分。想到這些,阿興也坦然了,不就是唱了一首歌嗎?自己經常都在唱歌呀,她們不會不知道呀,真個是庸人自擾!

    話雖這么說,但當第二車牛欄肥又接近她們除草的橡膠園時,阿興又躊躇了,該不該再唱?沉默地經過,似乎證明了剛才的失態;依然引吭高歌,又不知她們厭惡否……最后,還是自信占了上風,繼續唱又何妨?于是,他在情急之中,選了一首《我騎著馬兒過草原》:“我騎著馬兒過草原,清清的河水藍藍的天……”這首歌,和他趕牛車的情景不大相符,但是,唱趕牛車的歌實在難找啊,那就將就吧!這一次,他顯得從容大方了,到了那橡膠園,他還用眼角瞥向不遠處那群婦女,似乎感到內中身材最好的兩位停了手,站立著傾聽……

    到了第三車時,他唱了一首什么來著?哦,對了,是《山間鈴響馬幫來》。沒有50歲以上的人,是不會知道有這么一部同名電影的。當年,父母帶著阿興和他的妹妹去看這部電影,父親告訴母親,他們的大兒子參軍所去的地方,就是電影里所演到的云南省山區,登時使得阿興的母親哭得幾乎暈過去……那電影的主題歌還是很高亢而優美的,那是阿興的大哥從云南回來教會他的,如今,他派上用場了。他發現,這首歌同樣有不錯的效果,證明則是,她倆“陶醉”的時間顯得更長。

    勞動是艱苦的,也包括趕牛車,還要拉上一車,才到收工的時間。當第四車到達橡膠園時,太陽已落到西邊的樹頂,阿興的上衣已濕透了,不過這是家常便飯,難熬的倒是,他的肚子在打鼓,餓得夠嗆!阿興想,既然已唱了三車,總不能晚節不保吧。盡管肚子很餓,他還是準備來一首壓軸的好歌。什么歌?經過很快的選擇,阿興準備唱一首難度高些的,就唱《克拉瑪依之歌》吧。諸位,須知此歌不是人人都可以唱得來的,當年是中央樂團男高音歌唱家朱崇懋的代表作,你阿興也敢嘗試?有道是,既已當上知青,身處社會的最底層,還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不就是那音域寬些,多一些華彩句而已,你朱崇懋唱得,我就唱不了?更何況,在這雷州半島,又有幾人了解這首歌?世界上怕就怕那些既無知又魯莽的人,不知羞愧為何物的阿興真的開口唱了,想攔也攔不住了。為了后面的效果好些,第一個音,他盡量定得低些:“當年,我趕著馬群經過草地,到這里勒著馬,我了望過你,漫漫的黃沙象無邊的火海,我趕緊轉過臉,向別處走去。啊,克拉瑪依……”不知別人聽后的評價如何,反正阿興的自我感覺良好,他一直“克拉瑪依,克拉瑪依……”地把那車肥運到工地,又把它卸下。

    當他撥轉車頭往回趕時,他聽到了兩位女子清脆的喊聲:“阿興,等等我們,等等我們……”他勒住那水牛,讓車停下。他回頭望去,只見小晴和小月從遠處小跑著向自己跑來。阿興知道,她倆要坐“順風車”。當她倆跑至車前,阿興看到她倆氣喘吁吁的,豐滿的胸脯一起一伏;因為勞動了一個下午,她們都面帶桃花色,額前的劉海還沾著點點汗珠,又似乎別有一番風韻。

    她們上了車,把鋤頭橫在車廂上,人坐在鋤頭柄上。阿興驅動那水牛,車輪滾動,依呀作響。

    小晴說:“阿興,很久沒聽過你唱歌了,今天又聽到了,說明你振作起來了。”

    小月說:“你唱得很好,尤其那首《山間鈴響馬幫來》。”

    阿興似受寵若驚:“是嗎?……唱那《三套車》時,冷不防見到你們,把我嚇一跳。”

    小晴說:“我們故意在那里等你,誰知你昂頭而過。”

    小月說:“我們都聽入迷了。”

    阿興說:“我唱到正高潮處,總不能突然停下來吧。”

    小晴突然說:“多涼爽的風,好舒服!我也突然好想唱歌!”

    小月說:“還是叫阿興再唱吧!”

    阿興急忙說:“不,不,要唱大家一起唱,好嗎?”

    小月問:“唱什么?”

    小晴說:“唱《小路》吧。”

    阿興說:“好呀,我們正好走在一條小路上。一起唱吧。”

    于是,在這南疆的橡膠園中的小路上,響起了蘇聯歌曲《小路》,盡管歌曲的內容與他們的情景并不相符,但是,那優美的曲調,那男女聲的和諧組合,便足以讓人陶醉:“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一直通往遙遠的地方……”

    一位男青年,駕著牛車,載著兩位女青年,在勞動之后沐浴著夕陽歌唱著而歸,這種浪漫的情景,我敢說,在現代的中國的農場或農村,都不可能找到!因為農場或農村的青年男女,都涌到了城市,從事著各種行當,唯獨不會去享受我們上面所描寫的浪漫。

                                    (十)

    趕牛車這工種雖不錯,但也不會有幸天天被派做這活兒,有一些工作,是阿興他們想不到的。

    6月的一天早晨,組長來分工,叫他跟汽車到碼頭運煤。跟汽車運貨,這也是一件美差事,一來可以過過坐車癮,二來可以到遠些的地方見識見識,盡管乘坐的是卡車而不是旅游巴,空車時就站在車斗內。不過,這次所運之物就不那么好了,這次,阿興與同伴阿生、阿文他們就是要到海康縣的一處碼頭運煤,農場有些工廠也是需要燒煤的。

    汽車沿著黃土公路,大概走了一個小時,才來到一處海濱碼頭。阿興很喜歡大海,每當見到海,見到碧藍色的海水,他就覺得心曠神怡,有一種想唱歌,想賦詩的沖動。不過,現在他不是來游玩的,而是來勞動的,所以,剛一見到海而產生的一點雅興,很快就消失了。

    要把堆在地上的烏黑的煤塊搬到汽車上,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煤塊又臟又重,把它鏟起拋到車斗內,是很費勁的。干了一會,他們就接近“黑人”了。阿興戴著一副眼鏡,鏡片很快就被灰塵蒙得模模糊糊。幸好,那工作需要的精確度不高,夠力氣把煤塊拋到車斗內而不是砸著同伴即可。當一車煤裝滿后,他們才到海邊,用微咸的海水洗洗手腳,讓那臉部露出一塊黃皮膚來。然后,他們又上汽車,就坐在煤塊之上,那時候,人貨是可以混載的。汽車裝滿煤后,便往農場開回,到了目的地,他們又要負責卸車,當年那些解放牌卡車,還沒有自動卸貨裝置。

    就這樣,阿興被派干這活,一天下來,累得夠嗆;第二天,他依然是干這活;到了第三天,還是干這活。本來,熬過這第三天,第四天就不用去了。偏偏,就在裝最后一車時,阿興出事了!他鏟起一大鏟煤,用力地拋向那車斗,應該是用力過猛,再加上連日辛勞,那腰肌實在受不了,只聽到咔嚓一聲(有點夸張),他感到腰背一陣劇痛,隨即,他覺得整個人似動彈不得。他只好停了手,以鏟撐地,支持著自己的身體。同伴們見狀,即叫他到一旁休息。

    是夜,他感到傷情嚴重,輾轉反側也難以入睡。到了次日,他不得不向組長和隊長請假,說要到場部醫院留醫。組長和隊長都以不大信任的眼光看著他,直到感覺他不似撒謊為止。于是,他拿起一兩件換洗的衣服和必要的物品,由阿生等送到場部醫院。

    阿興雖然身體瘦削,似文弱書生,但是,二十多年來,他又少有病痛,從來沒有住過醫院,連打針吃藥也極少。這回,他不得不住進醫院了,每天接受那些或穿鞋或“赤腳”的醫生或用銀針灸肉或用拔火罐吸肌,當然還要吃一些不知用什么制作的苦丸,也是夠他受的了。他還擔心,如果這次治不好,落下個癱瘓半癱瘓,那該如何是好?后半生如何度過?……諸位可以設想,作為知青一名,身處異鄉,舉目無親,住在醫院,會是多么凄涼!尤其是在夜晚,望著窗外的月亮,總會浮想聯翩。

    人在困難時刻,也是心理最脆弱的時刻,他很自然又想到自己的遭遇。原本,他有一個安定的家,雖談不上很幸福,但總算與父母兄妹生活在一起,他在努力學習著,應該繼續升上高三,也可能考上大學,但是,六六年夏天,這一切都在一夜之間改變了,他們在廣州的家,已經破碎,一家人分開在五處,彼此牽腸掛肚。而他自己,遠戌雷州,每天從事著最原始的工作,黃塵和汗水正一點點地銷蝕著自己有限的青春,二十多歲的人了,卻一事無成,想想周總理,這個年紀,早已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即便林彪,也早當上軍團長……除了想到自己,他還想到親朋。他想到遠在家鄉相依為命的父母,想到遠在海南萬泉河畔的妹妹,想到遠在香港的阿潛,想到同在香港的小紅……當然,也想到不知魂歸何處的阿德,還有阿德那遠在云浮鄉下的年邁的父母,以及年幼的弟弟……夜不能寐,唯有想想有什么可以抒發感情的詩句。推敲了半夜,居然被他拼湊出幾句來:“平生無病痛,今臥院中床。不見牛豬影,時聞藥水香。銀針扎嫩肉,苦丸入愁腸。唯有窗前月,終宵愛意長。

    次日,阿興的腰脊似有了點松動,勉強可以下床走動,這使他放下心來,至少不會癱瘓吧。傍晚時分,他正躺在床上,忽然,病房門被推開,進來了一群人。阿興定眼一看,竟是阿生、阿文、小芬、小晴、小月等!

  “啊,你們怎么來了?”他興奮地問。

   “昨天來留醫,怎么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小晴似生氣地反問道。

   “昨天早上……我走的時候,你們都開工了。”他答道。

   “怎么樣?還疼嗎?”小芬關切地問道。

   “好象好了一點,勉強能下床,能自己上廁所,這個最重要。”他笑著說。

   “你也不小心點……”小月怪責地說。

   “這能小心嗎?都是力氣活呀!”他無奈地聳聳肩。

   “來,喝碗豬骨湯,小晴給你熬的。”小芬說。

   “是嗎?你們在連隊熬好再拿到這兒?”他驚訝地問。

   “小晴下午熬好的。”小蘭說。

   “是呀,放在保溫瓶,還熱著呢,喝吧。”小晴羞澀地說。

    阿興很是感動了,正所謂“他鄉遇故知”,有人這么關心傷病之中的自己,能不幸運嗎?

   “哦,你們還沒有告訴我,你們是專門來的還是……”阿興問。

   “收工后,剛好有車來,晚上這里放電影,所以就一起來了。”阿生答道。

   “什么電影?”

   “《多瑙河之波》”阿文答道。

   “不是放過了嗎?”阿興問。

   “那姑娘多漂亮,那手臂,那大腿……再放多幾次也要看!”阿文道。

   “壞!下流!……”姑娘們群起而攻之。

   “是好影片,可惜我看不了……”阿興也遺憾地說。于是,他喝下小晴熬的豬骨湯,覺得很鮮甜。

    晚上,大家都去看電影了。醫院里凡是能走動的病號也去了,顯得十分安靜。那年頭,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外國電影看,有幾個“同志加兄弟”的國家,如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朝鮮、越南等,他們拍攝的電影,也可以進口一些。阿文說的“手臂”、“大腿”,不過是《多瑙河之波》那影片中有一艘船,船上有一位身材很好的羅馬尼亞姑娘,穿著一條“布拉吉”(連衣群),而能露出她那玉臂美腿而已。的確,那年頭,你很難看到女人的侗體;你可能和那些女知青生活勞動數年乃至十年,你都無法弄清楚她們的身材膚色具體如何,皆因那厚實的工作服或綠軍裝,把哪怕是超一流的身材都遮掩住了。如果不是行動不便,阿興又怎會放過再次觀賞那羅馬尼亞姑娘的玉臂美腿的機會?不遠處那露天廣場上傳來的電影中的熟悉的對白,弄得他心神不安。

     也在他胡思亂想之際,病房門忽然被推開了。靠著微弱的燈光,阿興看到是小晴進來了。

    “你不去看電影嗎,怎么又回來了?”阿興奇怪地問。

    “我先拿回保溫瓶。”小晴說,聲音有點不夠自然。

    “哦,在這里,”阿興把保溫瓶遞給她,“謝謝你!”

     小晴手拿保溫瓶,似乎并沒有離開的意思。

    “快回去吧,耽誤你看電影了。”阿興催促她。

    “廣場上人很多,看不清……而且,我也看過了……”她吱吱唔唔地說。

    “……那也好,”阿興說,有人肯陪陪自己總是好事,“咱們就說說話吧,到院子的樹下吧。”

    于是,他們來到病房前的院子,坐在一棵白蘭樹下。雷州的夜是很涼爽的,涼風吹送著白蘭花的香氣,令人感到很舒服;加上那夜,天上掛著一鉤新月,地上有斑駁朦朧的樹影,為這簡陋的農場醫院增添了一些景色。

   “我真倒霉,”阿興說,“處處都不順,家庭、自己……現在還扭傷了腰!”

   “做人怎會一帆風順呢,總會遇到一些困難挫折的。”小晴小聲地說,象是對自己說一樣。

   “我覺得你應該比較順吧,……不過,我對你真的不夠了解……我們認識兩年多了吧?”

   “你心里只有小紅,怎會注意到我?……”這話中隱約含有責怪的味道。

    “……”

    “我也有我的難處,不過我一般不會對別人說。”

    “哦,對不起,我不是一定要知道,你完全可以不說。”

    “……你想知道嗎?”

    阿興有點為難了,不知如何回答。身旁這位姑娘,阿興知道,大概也就二十四、五歲,已在農場干了七年活,七年來,她一直沒有離開過生產隊,一直是割膠工,也難為她了。她中等身材,頭發烏黑,眼睛大而有神韻;阿興還注意到,她的一雙手,柔軟而靈巧。七年的勞動生涯,似乎還未能消磨盡她青春的氣息。她心腸很好,經常能樂于助人,和老工人的關系融洽。阿興所知道的,也如此而已。至于她的身世和經歷,則一無所知。現在,她似乎很想告訴自己,我該如何表態?

    “我的身世經歷,你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小紅也會告訴你吧,我想,你的家境,怎么也不會比我的壞吧?”阿興用試探性的話回答。

    “那倒不一定!按照目前的家境,我的比你的更壞……”

    “是嗎?我倒想知道……”

     沉默了一會,小晴說:“我是北方人,出生在遼寧省。”

    “看得出來,你的膚色很好”阿興說。

   “我父親是位部隊高干,是軍區副參謀長,文革前軍銜是大校……”

   “是嗎?……軍區副參謀長?……大校?……”一個“軍區副參謀長”,一個“大校”,立即把阿興給唬住了!他是個對軍事很感興趣的人,尤其熟知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十大將五十七位上將都能數得出來。“大校”離“少將”僅一步之遙!他怎么也沒有想到,他們生產隊的知青當中會有一位“軍干子女”!他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著小晴。

   “他文革前剛好轉業到地方,當了工業局的局長……”

   “這也不錯呀!”

   “但文革一來,他就成了走資派,還連累到當醫生的母親也被斗……”

   “哦……”

   “作為高干,我們家以前的生活肯定是不錯的,我也有優越感,不過,還不至于趾高氣揚。但是,父親倒臺后,我們立即從天堂跌落到地獄,以后的事,你可以想象得到的!”

   “那……你父親現在……”

   “七三年我回去探親,才獲得一次見他的機會。他被關押在粵北地區的一處監獄里,那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我和母親被批準去見他。我們在監獄的一間會客室里等待。那等待的時間其實并不是很長,但是我覺得好象十年一樣。當父親來到我跟前,我竟然不會說話。我差不多近五年沒有看見他了。這五年里,他的頭發已全花白了,又寬又突的前額顯得很高很亮。我呆望著他額前的一道道深深的皺紋,我知道,這些年他一定吃了許多苦。母親只有在偷偷擦眼淚,而我,怔怔地坐著,不知該說些什么。后來,還是父親反過來小聲地開導我們,他說:‘事情很快會過去的,問題會很快弄清楚的,槍林彈雨我都挺過來了,這點苦算什么?’說完,他又特別對我說:‘在雷州半島鍛煉得怎么樣?要自覺改造世界觀,還要學文化知識……’……現在,兩年又過去了,他不知怎么樣……”

    說到這里,小晴哽噎著,說不下去。阿興也沉默著,這幾年來,這類的人間悲劇他聽得太多了,只是,他根本沒有想到,平時很開朗樂觀的小晴,背后也有如此的不幸!他忽然感到,就目前來看,的確自己的處境比小晴還要好,他父母雖然還在鄉下,回不了廣州,但起碼父親解放了,摘下了“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而小晴的父親,現在仍是“走資派”!不過,他又隱隱約約意識到,身為共產黨的高干,總會有東山再起的一天吧,而自己的父親,不管怎么說也只能屬國民黨派系,阿興忽然覺得自己與小晴反而有了一點距離感。

    上弦月升得更高了,廣場上放映的《多瑙河之波》,也快結束了吧……

       接(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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