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樂風飄處處聞(第一部)

                                  (二十九)

    1968年11月7日凌晨,阿興早早就起了床,還有他的父母;也許,昨晚,他們都沒有很好地睡過。阿興的母親,煮了一點飯,煎了一只雞蛋,給阿興作早餐。吃過早餐,阿興就得上路了。其時,她的妹妹仍在蒙頭大睡,一般來說,不采用一點暴力,她是不會醒來的,這是十六七歲的小姑娘最正常的狀態。她要比阿興他們晚幾天出發,所以仍可睡懶覺。阿興也不想叫醒她,只是走到床邊,摸摸她的臉蛋,算是和她道別。之后,他要出門了,母親只送到大門口,阿興輕輕地喊了一句:“媽,我走了……”說完,他即會過頭,他沒有勇氣和母親四目相對,所以,他至今也不知道當時母親是淚涌如潮,還是象抗日時期那些英雄的母親那樣,微笑地揮手說:“兒啊,勇敢上路吧……”

    父親陪他出門,送他到汽車站。阿興右手提著一只行李包,左手提著小提琴和二胡;父親扛著一個行李袋,里面裝著他的床上用品。所有的行李,不會比現在南下的民工多,只是那小提琴和二胡,使得那些行李帶有些藝術氣味。

    凌晨,路燈昏暗,路人稀少,他們默默地走著,我想,從越華路到文德路這一段路程,他們不可能一句話也不說,但肯定不會超過十句,此時此刻,作父親的,任何囑咐也顯得無力;作兒子的,任何安慰更顯得多余。雖然,他不似當年被流放的屈原、賈誼,被貶謫的柳宗元、蘇軾,也算是“光榮上山下鄉”,但和跟隨賀龍、鄧小平“追窮寇”的大哥、遠赴東北準備“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二哥相比,總覺得不可同日而語,因而,很難“光榮”起來。

    到了文德路13路車總站,等了一會,阿興要上了車了,父親幫他把行李弄上班車,嘴上說:“去到那里馬上寫信回來!”阿興上了車后,父親仍站在路邊;過一會,班車慢慢駛離。阿興向父親揮手,父親也向他揮手。車子開出百米外,阿興看到父親的手仍未放下。阿興讀過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寫的是父親送別兒子的情景,阿興感到遺憾,車子拐了彎,他始終沒有看見自己父親的“背影”,不然,他也可以寫一篇相同題目的散文吧。阿興離開家的情景,就這么簡單?你就不能加工一下,弄得悲壯些或慘烈些?然而,阿興說:“就這么簡單。”他不同意胡亂加工,我得尊重他的意愿。

    到了學校,情景有些改變,因為見到了不少紅旗和標語,還有,不去或暫時未出發的同學,負責敲鑼打鼓,渲染氣氛。之后,他們又坐上一部汽車,去到廣州東部、遠離市中心的黃埔港。在那港口里,正停泊著一艘叫做“建華”號的萬噸巨輪,它負責把阿興他們運送到另一個港口城市——粵西的湛江。

    在黃埔港,在建華輪的四周,更是紅旗招展,標語鮮明,高音喇叭反復播放著“同一首歌”——《知識青年志在四方》。碼頭上人山人海,有遠戍的征人,有送行的親友。阿興和他的同學們,無論是原本就壯懷激烈的,還是悲傷無奈的,都似乎被這情景打動,也有“心潮逐浪高”的感覺。同時,他們為自己能登上那高大巍峨的萬噸巨輪而感到自豪。

    上午10點鐘,輪船開始啟航。這時,站在甲板上的、大多穿著綠色軍裝、胸前掛著領袖像章的男女知青們,在向碼頭上的親友揮手道別。在“同一首歌”的某些音符的間歇之中,阿興也聽到從碼頭上傳來陣陣的哭聲,當然,那哭聲還不至于杜甫筆下的“哭聲直上干云霄”的程度。

    就這樣,阿興和他的近400名同學,以及廣州市其他學校的學生們,離開了故鄉廣州。建華輪在母親河——珠江上行駛,目標,是駛向茫茫的南中國海。阿興他們身處船上,并非如現在的旅游者那樣,有著自己的倉位或床位,他們是在船上的任何一處地方安頓的,反正是睡一個晚上吧,但是,對于第一次離鄉背井的年輕人來說,這一夜,都是難以入睡的。在同行者中,阿興的行裝算是有些特別的,因為他的行李中,有一把小提琴,還有一把用布袋裝著的二胡,有點象江湖賣藝者吧。由于他當時的琴技有限,不敢獻丑,不然的話,在建華輪的甲板或船倉里,拉上幾曲,也是富有浪漫色彩的。

    在傍晚時分,輪船航行到珠江口,阿興遠遠看到一些朦朧起伏的島嶼,憑著他很有限的地理知識,他覺得這一帶應叫做零丁洋吧。說到零丁洋,憑著他也是很有限的歷史知識,他聯系到一位歷史人物,那就是文天祥。夜深時分,輪船往西航行,他站在甲板上,看著輪船犁出一條白色的水浪,夜色中也能感受到海鷗在飛翔。大海茫茫,又看到了一群島嶼,他隱約感到,這一帶,應是厓門吧。厓門與文天祥也有關聯呢,當年,是宋朝已滅亡之后,宋朝的遺臣將領陸秀夫、張世杰等人,仍擁立著一位小皇帝趙昺,在厓山一帶負隅頑抗。元將張弘范調集水師,要消滅宋朝這最后的勢力,把被俘的宋朝丞相文天祥也帶上去,逼他寫信勸降,文天祥寫下了傳誦千古的《過零丁洋》詩,而這詩,阿興不可能沒讀過。

    如今,他也身處零丁洋與厓門一帶,心情也顯得很復雜,而他與文天祥又是兩類完全不同的人,遭遇也不可同日而語,想到文天祥,顯然有點滑稽,或者不知天高地厚,不過,他當時已經沒有太多的束縛了,他不僅想到文天祥,而且想到“屈賈誼于長沙”的賈誼!總之,相關的與不大相關的歷史人物,他都想到了。不僅如此,獨自站在黑夜的甲板上,他還忽然有了一點詩歌創作的沖動!老實說,他能寫出個什么詩?豈不是貽笑大方?但是,還是那句話,他當時已經沒有太多的束縛了,他已經是一位知青,一位社會最底層的人了,難道構思一首只給自己看的詩也有所顧慮?!于是,他真的在構思,在苦吟,到了半夜時分,終于湊成了這么八句:颯颯秋風別故城,建華穿霧走零汀。微波似訴征人語,冷月時添羈客情。遠海茫茫舟板暗,沙鷗磔磔夜星明。此行不作賈生嘆,低唱丹心照汗青。如果說,這首七律詩當時就這么工整,這么規范,那是騙人的,是后來經過了修改和加工的。不管怎樣,這首詩,成了阿興的詩集中的第一篇作品;而且,他當時也不可能想到,三十年后,自己會成為一位詩人,而這首詩,也被《神州詩苑》《中國當代抒情詩詞精選》等大部頭的詩集收入!

   當然,沒有想到的事還有。當輪船經過厓門水域的時候,阿興曾想,當年宋元水師激戰厓山,是多么悲壯的一幕,文天祥堅決不寫信勸降,陸秀夫抱帝赴海,張世杰至死不屈,那民族氣節令人欽敬,如果能在厓門憑吊那些先輩,那也是一樁義舉吧,可惜,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的。誰知道,兩年后,他竟然就身處厓門憑吊,而且和他的小薇在一起!這是后話了,容后再提吧。

   當紅日在海平線升起之時,建華輪已經到達了粵西的港口城市湛江,阿興和他的同伴們知道,他們已經離開廣州四百九十公里了。

                                   (三十)

    11月8日早晨,他們來到了湛江,被安排住進一間招待所。8日和9日,那是他們最愉快的兩天,他們仍然可以享受著城市的文明,尤其可以在湛江霞山美麗的海濱大道中漫步,欣賞那紅日初升或西沉碧海的景色,至于兩天后的歸宿,他們也有許多瑰麗的幻想。   

    11月10日的早晨,湛江港成了一個繁忙的港口,不是裝卸貨物,而是運送知青。湛江附近及雷州半島的各個農場,都派來了解放牌大卡車,將這一船的知青分送到各個農場去。阿興他們吃完一頓早飯后,在碼頭上等待著。有些學生坐上湖光巖農場的汽車走了,這令阿興他們很羨慕,因湖光巖農場就在湛江市郊,而且還挨近湖光巖風景區!南華農場的汽車來了,接走了阿興他們的兩百多位同學,阿興知道,南華農場與他們所要去的英雄農場是緊挨著的。大概九點多鐘,他們一百多號人也坐上了英雄農場派來的6輛大卡車,行李放在車廂內,人或站著,或坐在行李上。他們的目的地,在湛江以南一百六十公里。

    卡車在一條兩車道的公路上奔馳著,目標,向著南方。公路兩旁,栽種著整齊高大的樹木,那樹木的名稱,阿興他們還叫不出,后來才知道,那叫水松,也叫木麻黃。往南走,阿興發現,那雷州半島,并沒有什么山,只有一些起伏的丘陵;越往南走,阿興又發現,那泥土的顏色,越發變得紅褐色;在這片紅土地上,阿興還隱約地感覺到,在這片紅土地上很少看到河流,甚至湖泊和池塘,可能屬于干旱地區吧。阿興看到,這片“干旱地區”并無水田,倒是載種著一些甘蔗、菠蘿,這是他能夠認得的作物,還有其他的,他就叫不出名字了。至于村落和民居,在沿途似乎不容易看到,阿興想,這片土地難道沒有人的嗎?人們都住到哪里去?這時,阿興又有點作怪了,他的很有限的歷史知識偏偏這時給他提供了幾個歷史人物,如寇凖,如李綱,他們都被宋代的皇帝貶謫到這里;明代大戲劇家、《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曾被貶謫到此當徐聞典史;甚至明代大奸嚴嵩之子嚴世蕃,也是被崇禎皇帝流放于此的,可見過去這里是荒蠻之地,如今,不會再是貶謫流放人的地方了吧,那么,這里的拓荒者、建設者們,都生活在哪兒呢?……

    正在阿興胡思亂想之際,他們乘坐的卡車停了下來。出乎阿興意料的是,在看似干旱的紅土地上,居然出現了一條較大的河流。按現在的常識,遇河應有橋,但在當年,有河就只會有渡口,就要等待,等待那輪渡把汽車與人一起送到對岸。那長長的車龍,在慢慢地等待著,阿興他們也習以為常,足足等了一個小時,他們的車子才到了對岸。從湛江到他們要去的目的地,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程,按照現在的路況和車速,大概兩個小時怎么也能到了吧,然而,在當年,這也是一條“漫長的路”,這是大陸與海南相通的唯一的陸路,并不寬闊,車速不快,再加上剛才那個渡口,所以,當阿興他們乘坐的卡車到達英雄農場的場部時,已是下午三點鐘了。

    在那似乎也有幾間象樣的建筑物的場部里,他們稍事休息,在一所禮堂里吃不知算是午飯還是晚飯,那飯盤里居然有數量不算少的半肥的豬肉,阿興邊吃邊與阿霖、阿詹、阿生、阿仁等相視而笑,他們似乎已經感覺到幸福生活的來臨。

    吃完飯,這一百多號人在禮堂里等候著,等侯著場領導安排他們的最后去處。本來,這是一個最最關鍵的環節,換了現在的人,恐怕要先看合同,再研究條件,去的是什么地方,和什么人一起去,最后才決定是否到那里去。但是,當年那一百多號人,可愛純真的年輕人,并沒有這樣做,當然,也不會有什么合同之類,他們只有在領導們出現時,強烈地要求:“我們要到靠近海的地方!”“就算不靠近海,有水庫也可以!”“不,應該是有山有水的地方!”……這些人,似乎是去旅游的,他們希望到一處有山又有海或者又有水的地方,去享受山水之樂。他們首先考慮的,不是交通的設施、生活的環境、居住的條件、商業的網點、文化的氛圍等。恰好,他們又遇到了很通融很善解人意的農場領導,姓馬的場長和藹地說:“同學們要求,要到有山、有水、近海的地方,我們盡量滿足大家的要求,我們就把大家分配到有山、有水、近海的地方,你們將要去的三區,那里就有一些起伏的丘陵,有一個水庫,距離北部灣海邊,不過就10到15公里……”聽到這里,同學們不禁歡呼起來:“烏拉!……”這情景,就好象獲得了一條最喜愛的旅游路線一樣。

    接下來,農場領導宣讀到各生產隊的人員名單。這應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為它決定了你在今后數年間,將會和一些什么人生活勞動在一起,甚至可能會和當中的某些人發生不尋常的關系;然而,這一百多人,大概也沒有意識到有這么嚴重,他們就象在學校里,在入學之初,等待老師宣布分班名單一樣平靜;又或者象參加旅游團,到了某一目的地,等待導游宣布安排入住賓館的第幾層第幾號房一樣。結果,他們被差不多平均分配到13、14、16三個生產隊,每隊有三四十人。至于和一些什么同學在一起,阿興他們并不大清楚,只知道他們幾位原來同班的,都分到第14生產隊。據領導們說,就是最近水庫的生產隊。而第16隊,則是最近海的生產隊。阿生是與妹妹阿潔、弟弟阿斌一起來農場的,妹妹被分到了13隊,而阿生兄妹竟然不去據理力爭,很坦然地接受了這一分配方案,確是純真得可愛!

    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并沒有“中心城市”“中心鎮”的概念,他們完全不知道,遠離“場部”這個農場的中心,意味著什么。每一生產隊的同學們,分別坐上兩輛解放牌卡車,連同他們的簡單行李,在太陽即將下山之前,離開了他們還沒有熟悉的場部,向著西南方向進發。

    那是一條兩車道的紅土路,路上時有一些坑坑洼洼,汽車也不時地顛簸著。在公路兩旁,除了防風林,就是一些熱帶作物,如橡膠、香茅、花生、菠蘿等,并沒有看到有人家;走著走著,汽車在吃力地上坡,跟車帶隊的場干部說:“這叫石板山,是農場最高的地方。”阿興覺得,這里雖然高了一點,但也很難稱得上是一座山,最多可稱丘陵吧。汽車開了差不多半個小時,才發現離路邊不遠,有一個生產隊,大家以為到了,又歡呼起來,帶隊的干部說,那是12隊。阿興想,唉,為什么不分在12隊而被分到14隊?這時,載著去13隊的同學的卡車從一條小路拐了進去,卡車內有阿生的妹妹等;阿興忽然有點感慨,覺得那條小路有點象看過的紀錄片中越南的叢林小路,不知自己所去的14隊是否如此。車子又走了一會,才拐進一條歧路,14隊終于到了。據帶隊的干部說,13隊和14隊離場部大概13公里,即26華里,如果步行到場部,要將近三個小時。而載著去16隊同學的車子,仍在往前走,據干部說,16隊還有3公里外!

    兩輛汽車載著分配到14隊的37位男女知青,順著一條大約兩百米的傾斜的泥路下滑,很快開到了一處平地停下。在汽車還沒停穩的時候,阿興他們看到有一些婦女,一些小孩在奔走著,相告著,很快就聚攏到汽車旁。站在車上,阿興還看到,這個居民點,也就是第14生產隊,有些磚瓦房,有些茅草屋,在生產隊的中央,有一塊水泥平地,上面還有兩副籃球架,莫非是籃球場?不過場地上曬著一些作物,這塊地應該兼有球場與曬場的功用吧。在不遠處,有一片樹林子,似乎也算一道風景,阿詹忽然興奮地對阿興說:“你看,那片樹林多好,在那里拉琴最浪漫了!”……

    就在阿興等人還在張望遐想之際,生產隊的書記和隊長以及老工人們迎上來了,他們和知青們熱烈握手,用知青們也完全能聽懂的話,熱情地說著:“歡迎!歡迎!”“早就聽說你們要來,盼到現在……”言語表情中體現了他們的真情。他們一面和知青們打招呼,一面指揮工人們幫助把知青們的行李從汽車上卸下來。這情景,使阿興覺得有點象電影中看到過的老百姓歡迎八路軍的場面一樣。

    生產隊里已準備了晚飯,下飯的有青菜有豬肉,大家都吃得很香。飯后,天還沒有黑,首先必須安排住處。37位知青,被安排在三處地方:在曬場的北面,有一所茅房,安排了10位女知青居住;在曬場的西面,有一所瓦房,是生產隊的倉庫,清理出一部分,住了6位男知青;而阿興、阿生、阿霖、阿詹、阿仁、阿育、阿康等,以及其他初中同學,一共21人,被帶到離曬場較遠的一處樹林邊,那里有一間較大的茅屋。當他們進入那黑暗的茅屋時,覺得似乎有一股說不出的氣味。也難怪,那時,他們并沒有生活經驗,并不大知道牛以及牛糞的氣味。還是帶路的隊干部老實,他說:“隊里的房屋不夠,這是用一間牛欄改建的。不過,很快隊里就建新房了……”“牛欄改建的?”阿興心里想,覺得不可思議,再就著那泥墻上當窗戶用的四方的窟窿射入的微光,他看到屋內有一排用木樁和木板釘成的床,以及一些簡易的桌子。

   “我們就住在這里?這里能住人嗎?”阿興表示懷疑地問。

   “蚊帳哪兒掛?”阿詹也愁眉苦臉的。

   “我這兩口皮箱……”阿生望著他的行李發呆。

   “將就一下吧,睡著了就不知道牛屎味了。”還是阿仁樂觀。

   “兄弟們,動手搭窩吧!既來之,則安之!”阿霖顯得大無畏,并開始動手張羅了。

    就這樣,這群來自廣州大城市的十幾二十歲的知識青年,來到雷州半島農場之后,在一處牛欄安身了。他們把草席鋪在并不平坦的木板條上,橫七豎八地架起蚊帳,把皮箱、囊袋、水桶等放在勉強可以放置的地方。嘆息聲、咒罵聲、打鬧聲、調笑聲、歡樂聲交響在一起,從屋內傳到屋外,打破了這處樹林子的沉寂。當黑夜來臨之時,他們才突然意識到,這屋里是沒有電燈的,而他們連煤油燈也沒有,于是,他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聚集在屋外的空地上,找一塊石頭或樹樁坐下,大聲地笑談著這幾天來的見聞感受。

     雷州半島秋季的夜晚,十分寂靜,秋風輕輕吹拂,清涼爽快,原以為,屋外肯定蚊蠅飛舞,叮皮吮血,然而,出乎意料,并沒有這可怕的現象,蚊蠅并不見,倒是不時聽到樹枝鳥噪,草間蟲吟,很是愜意。

    忽有人向阿興提議:“興哥,何不拉奏幾曲?”

    阿興也覺得,這窮鄉僻壤,生活肯定艱難,勞動肯定辛苦,但這熱帶地方,倒也有一種蒼涼之美,讓人產生寫詩的念頭,奏琴的沖動。于是,他便取來小提琴,在黑夜之中拉響。阿興真的想不到,這把曾在廣州昌興街奏響過的小提琴,如今會在遙遠的雷州半島上響起!他活動了一會手指后,準備正式拉點什么;忽然,他覺得,在廣州時拉的那些樂曲的內容,似乎與此情此景難以吻合;加上周圍的聽眾,多是“下里巴人”,不知貝多芬、莫扎特、海頓等的美妙之處,還是拉些大家都可能熟悉的歌曲吧。于是,他拉起了《夏夜圓舞曲》《草原之夜》《三套車》《山楂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梭羅河》《鴿子》《含苞欲放的花》《深深的海洋》等中外名歌。

    到達農場那一天,他們可能都不知道,原來是農歷九月二十日,在夜轉深沉時,他們驚訝地發現,在遠山的樹梢上,露出了一線白光;一會兒,那白光越來越強烈,漸漸使得碧空中的繁星變得暗淡。原來,月亮升上來了!雖已是下弦之月,并不太圓,但它那可愛的身影,柔和的白光,令人陶醉!雖說“月是故鄉明”,但這雷州之月,他們覺得分外的明,那是在廣州很難感受到的。這時,阿興拉起了馬思聰的《思鄉曲》,那凄婉的曲子,即使不懂音樂的人,也不能不受其感染,心海中會掀起陣陣波濤。直到此刻,他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已經身處廣州六百公里外的異鄉了。

                                 (三十一)

    當阿興和他的同學們落戶雷州半島的英雄農場后,他們在與外界聯系方面,比魯賓遜好不了多少。在沒有手機沒有程控電話的年代,唯有靠人民郵政的綠衣使者,為他們傳送信件。時間雖然會長一些,但郵資只需八分錢,而且總會送到的。一個月之后,阿興他們陸續獲得如下的信息:

   他們的同班男同學阿郎、阿勝、阿新、阿闖等,去到了廣州西北面的三水縣,分到了幾個不同的公社大隊;雖聽說那里曾是血吸蟲區,但現在已經“送瘟神”了吧,好歹離廣州很近啊,阿興他們忽又羨慕了。還有些男同學或隨別的學校,或投親靠友,各散東西,不知去向。

    他們的同班女同學小鈺、小逸、小茹、小蓉、小芝、小媚、小寧等,去到了廣州東北方的博羅縣;阿興知道,那里雖說是客家地區,語言可能有障礙,但畢竟“羅浮山下四時春,蘆橘楊梅次第新”,可以吃到許多新鮮水果啊!也有些女同學,自尋去處,杳如黃鶴了。

    阿興很高興也得到了妹妹的信息。他走后幾天,妹妹也與她的同學小云、小虹、小英、小玉等,去到了海南島的五指山下萬泉河畔;阿興想,她們有福了,可以踏著當年紅色娘子軍的足跡,繼承先烈遺志了。從妹妹的信中,阿興還知道,妹妹她們的“戰友”、上海學生阿裴等,更加“壯懷激烈”,去到了東北的“北大荒”、接近烏蘇里江的軍墾農場,讓阿興又驚訝又感動!

    阿興到農場后,即火速給黃姨寫了一封信,告知自己的地址。之后,她天天盼著有小薇的消息。某日工余,他收到一封來自葵縣的信,心中已暗暗驚喜!他急忙拆信,果然是小薇寫來的!她已去到了葵縣的一個公社,落戶于一個大隊。阿興急忙查看地圖,得知那地方,有個銀洲湖的美麗的名字,離當年陸秀夫抱帝赴海的厓門也不遠,啊,畢竟有點古跡,總比雷州強吧。

    在阿興他們到雷州一個多月后,也即12月22日,那天早晨,他們起床后,聽到場部的廣播通過高音喇叭在生產隊的上空響起:“偉大領袖又有最新指示發表!”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這是常有的事,也是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不久,他們聽到了這么一條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就是這么幾句話,使得當天北京、上海就有幾十萬人上街游行,歡呼這最新指示發表。要受過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青年,去接受文盲半文盲的貧下中農再教育,在今天看來真是天方夜譚,但在當年,大部分人也愚昧地跟著喊“很有必要”,于是,全國上山下鄉出現高潮,個別頑固派可以躲過此劫?

    在“12.22指示”發表不久的某天,阿興又收到一信,拆開一看,不禁驚呆了,原來,“誓與廣州共存亡”的阿潛,以及他的大哥大學生阿庸、二哥阿恒、妹妹小萍,還有小婉等,全都去了寶安縣農村!那農村在珠江口的東部,南面是一個小鎮,叫深圳。阿興不禁仰天長嘆,早知他們也會下鄉,自己跟隨他們去,說不定也能延續琴弦上的夢吧!

    1969年初,除了少數出身“紅五類”的學生,全國有267萬“老三屆”的畢業生離開了他們生活的城鎮,去到農村,去到農場,去到邊疆;10年之中,則有1800萬知識青年被裹進那場上山下鄉運動。說政治家們都是可鄙的,似乎太過分;但政治家們有時并不說真話,明明是利用“老三屆”鬧了一通“革命”,而“革命”成功后,又無法安置那些有功勞的“娃娃”,只好想出這個化整為零的辦法,緩解城鎮就業的壓力,冠冕堂皇的口號是“接受貧下中再教育,很有必要”“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本文作者并非政論家,那運動本身就不作深入探討了,還是繼續寫寫那些雷州新移民的故事吧。

    到了農場后,他們三十多人被分配到各個小組去,各個小組的勞動項目每天有不同,多是收花生,鋤草,淋水,施肥等,并無多少技術,只要有力氣即可。但有一樣是拉牛車,還有點技術含量。一只水牛或一只黃牛,你如何能將它套進牛車的車轅之內?你如何能讓它乖乖地聽你的指示,按你希望的方向前進?當然,學這技術比現在考小車牌容易一些,有三兩天即可熟練。牛車是用來拉肥料或收獲物的,一裝一卸也要力氣,但能有不少時間是坐在牛車之上,悠悠然地趕車,也頗為愜意。

    勞動之后,黃昏日落,他們到水庫中去洗澡游泳,也是一樂也。秋天水庫中的水溫,也讓人打顫,但是,隊里那用草搭建的沖涼房并無熱水供應,大家只能在水庫中“冷其筋骨”了。晚飯不可能很豐盛,能吃得下就不錯了。如果晚上的時間全由自己支配,那還好一些,但是,在那“革命”的年代,報紙的社論特別多,中央的文件特別多,尤其是“最高指示”也特別多,所以,天天晚上開會也不乏內容。大概這正是青年學生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好時候了,在生產隊用茅草搭建的會場內,他們不得不聽著沒有多少文化的書記或隊長在磕磕碰碰地讀著各類文字,或者作什么長篇報告。當兩個多小時過去后,他們才能拖著疲乏的身軀,回到各自的宿舍。其他的知青要準備睡覺了,但阿興覺得自己的一天才剛剛開始,他必須取出小提琴,拉上幾曲,然后,還得就著小油燈,看上幾頁書。每到假日,他們便迫不及待地到別的生產隊,去探望分別了多天的同學,但是,他們發現,別的生產隊的同學,他們的生活如同自己一樣……

    歲月在無聲地流逝,半個月之后,初到農場時的新鮮感消失得差不多了,如果沒有一些別的刺激,真要出事了。幸而在這個時候,書記從場部帶回來一個消息:元旦之夜,場部要舉行文藝晚會,每個隊都要出兩個以上的節目。要表演文藝節目,那就非知青莫屬了,難道要那些老工人上臺唱山歌?

    對于青年人來說,這真是十分好玩的事,他們知道,各隊的知青都會盡顯才華,要在元旦夜露一手,14隊的知青當然也不例外。阿霖以團支部書記的身份,擔當起組織的任務,他說:“我們一定要搞得精彩,爭取獲得個頭獎!”于是,他把阿興、阿生、阿仁、阿蔣、阿春、阿繼等能拉會唱擅演之男知青,以及雖不是演藝尖子,但高高矮矮肥肥瘦瘦的所有十位女知青湊攏在一起,構思編排起節目來。這樣,十余位男女知青在勞動之余,每晚便在曬場上,就著一盞汽燈排練節目,真是愉快得很,不知疲倦。男知青排演的是表演唱《喜送公糧》,主演送糧老農的是阿蔣,父親本身就是電影演員,他也遺傳了些小細胞;女知青排演的是歌舞《壯錦獻給毛主席》,如果有漂亮的民族服裝,那就會好看些,但在生產隊那個地方,如何去找?只得將就吧,每人隨便找一條白布條,讓它飄飄似“哈達”就算了。

    到了元旦之夜,全場的知青以及無數老工人聚集于場部,在場部的中心廣場演出。輪到我們隊的節目《喜送公糧》,雖然靠我一把小提琴在柔弱地伴奏,但臺上臺后所有男知青一起伴唱,聲音也響亮,加上阿蔣表演詼諧生動,果然獲得好評!到了歌舞《壯錦獻給毛主席》時,十位女知青開始的唱與跳都平平無奇,觀眾的反應并不算熱烈;跳著唱著差不多結束之時,突然,高大漂亮的女知青小馨冷不防的跑到前臺一下揮手,一個亮相,高喊:“毛主席來啦!”惹得全場觀眾急忙伸長脖子往她手指的方向看,以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真的來到英雄農場!這種舞臺效果,恐怕中央歌舞團也未必做得到。于是,觀眾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好事還在后頭,數天后,場部要暫時組織一支文藝演出隊,在春節期間到海安、西連慰問解放軍,居然選中14隊的節目!于是,他們又把節目再精心加工,力求再制造“轟動效應”。到了春節前夕,他們和其他隊的知青,組成一支演出隊,坐卡車到海安和西連軍營慰問解放軍。他們無論是到海安還是到西連,都看到解放軍戰士整齊地坐在地上,等待著看他們的“精彩演出”。他們那些個節目,放到現在,真個丑死人了,包括“毛主席來啦!”那大膽的想象;但在當年,也還是體現出青年人的激情,符合時代需要的。要說拿得出手的,恐怕是13隊知青、他們的同學小容的女高音獨唱吧,那是獲得掌聲最多的。而阿興,為了湊數,也安排了一個獨奏節目,有詩為證:眼前一望是軍人,獨奏臺中我認真。吹罷北風猶不走,春郊試馬更精神。別看這首詩不怎么樣,它還被選入《中華當代絕句選粹》一書呢。何謂“吹罷北風猶不走,春郊試馬更精神”?原來,他拉了一首歌劇《白毛女》中的曲子《北風吹》,見有幾下掌聲響起,于是,仍賴著不走,又拉了一首廣東音樂《春郊試馬》,弄得那些解放軍戰士莫名其妙,不知何曲。

    在西連時,阿興站在岸邊觀海,心潮忽如大海般翻滾,居然學著宋代辛稼軒的韻味,填了一首《滿江紅》詞,詞云:遠眺高崖,暮色里,蒼茫滿目。云涌亂,驚濤拍岸,吼聲時續。戰士握槍行峭道,白鷗展翅巡天國。望煙籠隔海遙遙處,南大陸。     恨此間,無醽醁,精神爽,詩情足。笑淵明目短,只識黃菊。不愛斯文遺老氣,猶當勇猛初生犢。想年前,竟憶賈長沙,憑欄哭!這首詞,三十年后,被選入《當代抒情詩詞精選》等書。這首詞說了些什么,難以一一解釋了,但有一點讀者或許可以體會到的,就是作者阿興先生,當年初到雷州時,似乎還是有點豪情壯志的。

                                (三十二)

    象文藝表演這樣愉快的事,不可能時時有,也就是說,沒有不散的宴席,他們又得回歸到每日的“機械化”的勞動之中。轉眼間,第一個春節到來了。

    1969年的春節,是知青們到農場后過的第一個春節。在春節前夕,男知青27人全部搬進了新蓋的兩間茅房,雖則仍是茅房,但畢竟是新蓋的,比較干凈結實。除夕那天,男知青忽有雅興,到附近的山坡上采摘了不少野花,把茅房宿舍的前后裝點了一番,阿興還找來兩張紅紙,寫了一副對聯貼在門口,對聯寫了“身居茅房,眼觀世界;人在雷州,胸注環球”這等豪言壯語。晚餐,隊里的伙房加菜,殺了一牛一豬,男知青買了數瓶竹葉青酒,還有度數很高的山西汾酒,就在茅房前的空地上擺開宴席,于是,暫且不管“世界”與“環球”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們又說又喊又鬧又斗又哭,直吃得喝得個天昏地暗,阿霖、阿生、阿英、阿林、阿蔣等紛紛醉倒,臥床不起的有,嘔吐狼籍的有,手舞足蹈的有,哭鬧想家的有,罵人打架的有……從此,酒也就與他們結緣,阿興也變成半個“酒仙”,有了李白一半的風采。

     春節過后,雷州地區進入了霧雨季節。這是一年之中最可怕的季節!在那季節里,天空中飄著的,似霧又似雨,太陽不知躲到那兒去了,常常是數周甚至整月不見陽光。由于空氣中的濕度極大,衣服、床鋪、箱篋皆潮濕帶有水汽,阿生、阿仁等人帶去的皮箱,都難以隔住濕氣,其他人的木箱、藤篋就更難防潮了。那時,買布買衣服需要布票,每年每人只有136寸,不足買一套衣服,所以,大家那僅有的幾套衣服,怎能不愛惜?于是,知青們經常要燒火焙衣,尤其那套白天勞動的“戰衣”。蚊帳被子暴露在空氣中,難以保護,晚上睡覺時,身體貼在濕潤的被子上,十分不舒服,其實就是以體溫烘干被子,難怪老工人多有風濕骨痛的病癥。阿詹帶去一張軍用被子,因潮濕而弄得水跡斑斑,稍有陽光即拿到戶外晾曬,善于搞惡作劇的阿權、阿林等人常手拿一根小棒,站在被子前面,學著《林海雪原》中的少劍波在地圖前部署戰斗的唱段,笑得大家直不起腰。某日午睡,阿興覺得脖子癢癢的,翻開枕頭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原來枕頭之下,滿是白蟻,枕頭已被白蟻吃去不少!再往床下看,原來白蟻沿著打在地上的木樁爬到床上。這除了說明阿興懶于收拾床鋪,也說明徐聞的潮濕天氣,使得白蟻也瘋狂。 在那潮濕的霧氣彌漫的春夜里,在那沒有電燈、沒有書桌、沒有書籍、更沒有收音機電視機的春夜里,女知青們或許會在昏暗的油燈下學學毛著、寫寫日記,男知青們實在是沒有什么作為,或堆在某一張床上,大呼小叫地玩紙牌(幸虧那時還未時興賭博),或歡互相取笑逗樂,或躺在各自的床上,漫無邊際地回憶往事,或談論成熟青年喜歡談論的那些內容。玩累了,談累了,大家就鉆入潮濕的被窩中,耳聽著阿興拉的小提琴聲,迷糊地入夢,而阿興的小提琴也不能拉得太久,即使在房內,仍“猶恐天陰咽管弦”。  

     如果光是天氣討厭也罷,地上的泥土更讓你為難。徐聞的泥土呈紅褐色,它的特點是,晴天硬如石,雨天象粘膠。生產隊的路都是泥路,每當下雨,則步履艱難,越走,腳上或鞋上粘的泥越多越重,須用利器刮去,因此,水鞋,尤其長筒水鞋是生活中的必需品,穿上它,還得用夾子夾住鞋口,不然,走著走著,泥丸會不時跳進鞋內。在長達數周的日子里,你必須時時穿著笨重的水鞋去勞動、去打飯、去洗澡、去開會、去大小便,那該是多么難受!

     前面說過,男知青常以酒消愁。有道是“煙酒不分家”,一些男知青還學會了抽煙,包括阿興。當時知青每月工資只有20元,吃飯去了9元,剩下11元要對付一個月的其他生活使用,學會抽煙,又多了一樣開支,實在太可悲了。開始時,還可以表現得出手闊綽,買28分錢一包的“豐收”牌,但漸漸,覺得支持不住了,轉而買1角錢一包的“電車”牌,甚至8分錢一包的“經濟”牌。后來,干脆不買或少買包裝的香煙,而象老工人那樣,買3元錢一斤的煙絲,再買一些煙紙,用煙紙卷著煙絲來抽,這卷煙與抽煙的形象,已與工農十分接近了。再到后來,阿霖、阿興等人發現,抽旱煙還不如象更多的老工人那樣“瀟灑有型”——抽水煙筒!在粵西一帶,流行抽水煙筒,那煙筒用竹造成,筒口直徑比碗口小些,筒內可盛水,竹筒中間鑿一小洞,插一小管,此乃放煙絲處,點燃煙絲,抽煙者以嘴放筒口用力吸,煙經水過濾再入口再入肺再呼出。發明水煙筒者,大概知道“吸煙危害健康”,故以水過濾尼古丁,符合健康原則,不過,一竿水煙筒,你可吸他可吸,每人的嘴唇都貼著竹筒口,這又極不衛生了。然而,在那個年代,人們的生命沒現在這么嬌貴,也沒聽說誰因此而得病的。于是,在男知青宿舍里,就多了一兩竿煙筒,中午夜間,火光閃閃,香煙彌漫,且要依次輪候,方可吸上幾口。更有甚者,他們還發展到白天也用鋤頭挑著煙筒去開工,加上他們的破草帽,臟衣衫,城市知識青年的形象已所剩無幾,遠看已完全是一群土著勞動者了,不知這算不算“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一項成果?

     如果說春天霧雨季節,令人難過的話,那么,夏天的雷雨臺風,更讓你感到可怕。先說雷雨,在夏天酷熱的下午,當你在野外勞動的時候,你千萬要注意天氣的變化,天會突然間暗下來,接著烏云翻滾,大雨傾盆,電閃雷鳴,這時,你只好聽天由命,祈求上蒼了。此地稱為““雷州”,莫非因“雷電”的厲害而得名?我們聽電臺的臺風預報,說那在南海海面生成的臺風,十有八九是“往西北偏西方向移動”,而那方向,正是雷州半島或海南島。臺風到來,橫掃一切,損失慘重,尤其那些橡膠樹,常被吹倒或吹斷,令人心疼!一年之中,或大或小的臺風總會來幾次,那就惟有象毛澤東說的那樣,“與天斗,其樂無窮”了。

      1969年4月,農場改制為軍墾農場,但也只是場領導多了一些軍人,農場改為“團”,生產隊改為“連”而已。天氣及環境的惡劣,勞動的艱辛,生活的單調、對前途的迷惘,使得知青們漸漸憂傷,漸漸煩躁,有的甚至自暴自棄,鬧出的事也多起來了。

     某天晚上,場部放電影,剛好有順風車,十幾位男知青跟車到了場部。電影還沒開始之前,阿英、阿斌等到工會的乒乓球室打乒乓球,遇到3隊的一班男知青也想打,于是,雙方為爭奪乒乓球桌吵了起來,繼而打了起來,互有損傷。其后,阿斌等哭哭啼啼地找到了阿生、阿霖、阿慶等,要求增援。其時四處已有風聲,說是廣州的兩派打到了徐聞。幾位畢竟是高中生,頭腦冷靜些,于是找到了同樣氣勢洶洶的3隊的知青,大家總算肯坐下來“講數”,阿興慷慨陳辭:“大家都是知青,又是同一派別,離鄉背井,身在異地,相煎何太急!”一番說話,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總算化解了一場“血腥大戰”。

     某天晚上,大家覺得肚餓難熬,但身邊又無可吃之物,不知誰透露,隊里的伙房內有一鍋番薯,但要進去,須得破窗。本來這是不該干的事,但阿霖為了兄弟們不至餓壞,竟然爬窗進伙房偷出番薯,及時解救了眾人的饑腸,但他則受到隊里的嚴厲批評。

     在北山村路邊,有一堆砍下的甘蔗,擺放得整整齊齊,有經驗的人會知道,這是一堆甘蔗種,用它們來再種植甘蔗。然而,阿英、阿好、阿林、阿舟等放工經過,取而咬之,感到雖有點干,但仍能咬出一些汁液。于是,他們象發現了新大陸,其后幾天放工之時都跑到那里,一根一根地咬,以增加體內的糖份。這天,他們咬得正歡,不知四面已有伏兵,突然,幾位村民出現在眼前!阿英、阿好、阿林反應奇快,一躍而起,奪路狂奔,居然讓他們逃出羅網,可憐那年紀最小個子最小的阿舟,一時沒反應過來,束手就擒。那三位逃回隊后,不知所措,惟有干著急。幸好過了一段時間,阿舟完好無缺地歸來,大概村民可憐他還是個孩子,教育了一番便放了他(其實語言不通),如果放到現在,少說也成了三級殘廢。

    19696月的一個清晨,晨曦初露,涼風習習,鳥雀和鳴。突然,女知青宿舍一陣騷動,驚醒了全隊職工。不久,大家便知道,女知青小玲不見了!小玲,高二級學生,一向品學兼優,因身體有殘疾,完全可以留在廣州,然而,在那個“革命的年代”,小玲也不甘落后,懷著理想,與兩位妹妹一起來到了雷州半島。開始,小玲與大家一樣,扛鋤到工地勞動,后來隊里照顧她,把她安排在幼兒園工作。大概理想與現實的反差太大,一個身有殘疾的姑娘,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中,已談不上如何去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她首先須得為生存而掙扎。雷州的春天到了,潮濕的天氣更使她感到渾身骨痛。對比起其他仍朝氣蓬勃的同伴,她漸漸覺得自己是個無用的人,是個多余的人。如果她能把心中的郁悶告訴妹妹,告訴同伴,問題應得到解決;如果她提出要離開農場回廣州,誰也不會恥笑她。然而,她把一切都悶在心里,而且,選擇了一條不該選擇的路。那天半夜或凌晨,她偷偷離開女知青們住的茅房,我們無法想象她離開妹妹,離開同伴們那一刻的心情,但可以肯定,是十分悲痛和無奈的。她趁著黑夜,一步步走到離住地較遠的一條坑溝,那里有一口水井……

    那個早晨,知青和老工人都四處尋找她,最后,李隊長用帶鐵鉤的長竹竿撥動水井,才發現小玲已投身井中,鐵鉤鉤著她的衣服,把她拉到水面。大家趕到井邊,心中悲痛,兩位妹妹更哭成淚人。李隊長也算經歷豐富,但顯然沒遇到過這樣的事,一時間不知所措,手握著竹竿,就是不知如何把小玲的遺體弄上來。有人提議:“要放長梯下去才行!”很快,兩張竹梯綁在一起,一直放到井下。竹梯是放下去了,但還得有人下去,才能把遺體弄上來,誰敢做這個事?……就在這時,一位男知青挺身而出,說:“我下去!”說話的不是別人,正是阿霖!顯然,悲痛和同情,使他產生了一股莫名的勇氣。他手牽繩索,沿著竹梯下去,很艱難地用繩索將小玲的遺體綁住,然后和井上的人配合,終于把小玲的遺體拉了上來。事后,大家問阿霖,當時怕不怕,他說:“下到井里,很怕!但想到死的是知青小玲,應該由我們知青撈她上來。

    小玲的臉色蒼白,但很安祥,被送上井邊后不久,鼻孔流出一絲鮮血。想不到,來農場僅僅8個月,她就離開了大家,而且是以這樣的方式離開!當天,下起了雨,在雨中,這位不幸的姑娘被安葬在石板山上,長眠在異鄉的土地。對于她的死,我們不必作過多的分析和論述了,讓她安息吧。

                               (三十三)  

       1970年元旦,阿興、阿霖、阿詹等人到場部玩,特地到了場部唯一的那間商店轉了幾圈。商店里的商品不可能琳瑯滿目,而他們也不可能有購物的樂趣,因為囊中羞澀。盡管如此,隨意的看看也能開開眼界,他們畢竟在一個小村子呆了一年多了。走了一會,阿興在賣收音機的柜臺前站住了。他看到一部木質外殼的兩波段的半導體收音機,價錢是41元,有點喜歡。他覺得,男知青連一部收音機也沒有,這樣思想太閉塞了;另外,數月前他們搬進了瓦房,四五人或七八人住一間,居住條件有了改善,應該講究一點文化生活。盡管那收音機要花掉兩個月的工資,他覺得還是應該買下。于是,在歸途中,他手上就多了那其實類似骨灰盒的木匣子,當然,口袋卻空虛了。

    回到14隊宿舍里,他們當然先聽為快。當扭開那收音機后,一種與我們國內的播音員“戰斗性”的聲音不同的,柔軟、親切的女聲清晰入耳,使在座數人的精神為之一振。接著,一首與我們聽慣了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不同風格的歌曲飄出,歌唱者大概叫鄧麗君什么的,總之聽得他們如癡如醉!聽了一會,他們弄明白了,那個電臺,是澳門的陸川臺,不知是否反動電臺,只知道它功率甚大,他們那部簡陋的機子也能收聽得清清楚楚。到了第二天,他們還發現,中午時分,12點至1點,正播出一個廣播連續劇,內容是關于一個叫“美寶”小姐的愛情故事的,光聽了一個中午,又把大家深深吸引住了。之后,每到中午,大家吃完飯后,便集中在阿興他們的宿舍里,等待廣播劇的開場;一小時后,大家興奮地議論著,離開宿舍,那情景,和廣州新華或新星電影院散場時差不多。而到了晚上,那木匣子也是沒有停過,不是播出新聞,就是港臺或外國歌曲音樂,知青們的工余生活大大地豐富了。

    收音機的主人,這回麻煩了!他買收音機的初衷,可以對天發誓,雖不是為了學習社論,為了斗私批修,但也決不是為了收聽境外電臺的新聞、廣播劇和歌曲音樂!現在形成了這種局面,讓他左右為難,不讓大家聽吧,大家已經上了癮,能做到嗎?讓大家繼續聽下去吧,后果不知怎樣?!最后,他還是維持現狀,聽之任之,至于后果,則不去想了。

    由于有了這收音機,他們知道了一些在國內報紙上沒有登載的新聞,思想顯得復雜了;從收音機里,他們又學到了不少港臺的流行歌曲,如《綠島小夜曲》、《一水隔天涯》、《忘不了》、《情人的眼淚》、《路邊的野花不要采》等,阿仁、阿生、阿斌、阿邦、阿興等,也因此而學彈吉他,常常在晚上伴著吉他大聲歌唱,又促使流行歌曲更流行了。這情景持續了幾個月,直到“一打三反”運動的到來。  

    19703月,又是一個陰雨綿綿的季節,幾乎兩月不見太陽。就在這樣陰沉的日子里,“一打三反”運動開始了。前面說過,“一打”,就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三反”,就是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于是,白天勞動,而天天晚上則要開會,傳達指示,學習社論,背后檢舉,互相揭發,氣氛越來越緊張了。知青到農場已經一年半,自然不可以置身事外,每天晚上也得在那大茅房內坐著、聽著,有時也得說上幾句。對照那“打”“反”的內容,也有些沾邊的,如“盜竊”,你不是干過偷雞摸狗的事嗎?如“鋪張浪費”,你不是經常把一碗干飯倒在地上讓雞或豬去吃嗎?還有那偷跑回廣州的事,收聽境外電臺的事,大唱港臺流行歌曲的事,是否也和“反革命破壞活動”沾點邊?……總之,知青們覺得自己也應有一些須要“打”和“反”的行為,已經準備接受批判了。

    然而,似乎運動一開始,矛頭并不是主要對著知青,而是要“擒賊先擒王”,挖出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毛澤東曾經說過,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個生產隊,少說也有一百來號人,那能沒有反革命分子?隊里原來就有一位姓鄒的老工人,據說解放前是地主,文革開始后已定為“階級敵人”,完全可以拉出來斗爭一番,走走過場。然而,這已是一只“死老虎”,再斗已無意思,上頭指示要繼續揭發,務必把那些隱藏極深的“階級敵人”挖出。如此一來,有“劣跡”的知青們,包括阿興,反而稍稍松了一口氣。

    隨著運動的深入,有三位老工人的名字出現在大字報上,很快,已經站在了“階級敵人”的圈子邊緣。

    第一位姓周,40來歲,徐聞當地人。平時他工作積極,爭挑重擔,而且性格開朗,喜歡唱幾句黎歌。他身體很好,大概經常喝一點酒,所以臉總是紅紅的,男知青們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關公”。關公犯了什么事?原來,經揭發,他在解放前當過村里的保長,“挑動”過與鄰村的械斗!對于解放前后出生的知青來說,保長是個多大的官,實在不甚了了,然而,領導告訴我們,保長就是欺壓民眾的階級敵人!這給知青們上了一堂深刻的階級教育課,原來關公平時表現得那么好,都是偽裝的,階級敵人多么狡猾啊!

   第二位姓李,大概不到40歲,寶安縣人,在隊里當木工。如今的中國人,如果長得有幾分象歐美人,那就太值得自豪了,甚至可以利用那長相去謀利,江西不是有一個凡人,因為長得象歐美人,他便自稱是“德國牙醫”,居然混了多年,牟取暴利數千萬嗎?然而,回到30年前,情況又不一樣了。李工人應是中國人,但他長得的確又象歐美人:個子高高的,頭發卷卷的,眼睛深深的,鼻子鉤鉤的!諸位,這個模樣,能算東方人嗎?難怪知青一到14隊,就知道他的綽號叫“美國佬”。按理說,這美國佬1952年到農場時就是那個模樣,但十幾年也沒有把他挖出來,到了“一打三反”運動,大概工人的覺悟提高了,揭發出他可能是美國或英國派來我國的間諜,因此非打擊不可。

   第三位是誰?竟然是林阿姨!什么罪行?說到罪行真要命,竟然和男知青有關!阿興等幾位男知青后來調到了苗圃班,和林阿姨同在一起工作,林阿姨是個熱情好客的人,于是,她的小伙房便成了他們的據點,他們也得到林阿姨不少幫助。這應該是一件好事,說明知識青年與貧下中農相結合。但是,不知誰人揭發,林阿姨對知青的熱情關心,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那就是要腐蝕知青!使用的是什么計?小恩小惠,如番薯、雞粥之類,外加美人計!美人是誰?便是她的小女兒!林阿姨有一位小女兒,活潑可愛,得到了那幾位男知青的喜愛。而問題的本身,應出現在那幾位“好色”的男知青身上吧,怎么變成了是林阿姨施展的“美人計”?

在一個濃霧繚繞乍暖還寒的春夜,全隊職工集中在大茅房里開會,氣氛甚為緊張。一會,周、李、林3位工人被民兵帶進會場,站在職工們的前面,氣燈的光映得他們的臉都很慘白,面對著全隊的職工,他們漸漸的低下了腦袋。書記開始說話了:

“同志們,今天晚上,我們召開全隊職工大會,根據革命群眾的揭發,周某某、李某某、林某某三人,都有嚴重的問題,今晚,希望你們三位坦白從寬,老老實實地交代自己的問題,爭取獲得革命群眾的寬大處理。”

接著,就是群眾的此起彼伏的呼聲:

“老實交代問題!”

“要相信群眾相信黨!”

“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前面站著的那三人,昨天還和大家一起勞動,而今天晚上,就成了大家批斗的對象,盡管知青們在廣州也經歷過文革之初的可怕場面,但還是覺得難以接受這一事實。第一晚的焦點,似乎落在兩位男人的身上,姓周的,要他交代解放前在農村當保長時的罪惡;姓李的,要他交代是否美國或英國間諜。那兩位男人并不“老實”,姓周的,多是為自己辯護;姓李的,甚少說話,沉默以對。特別要提到的是,當時知青們,包括男女知青,似乎都沒有怎么開口,不是斗爭性不夠強,而是實在被搞懵了,這三位都是好人啊,怎么要挨批斗?散會之后,回到宿舍中,他們仍小聲地議論著,尤其阿興等幾位和林阿姨一家來往密切的男知青,更希望這只是一場惡夢!

第二天一早起來,似乎在東邊小伙房一帶有些騷動,男知青們最愛湊熱鬧,大家走過去,在一間小伙房前卻被一些老工人擋住了。

“出了什么事?”好事的知青如阿林等大聲地問道。

有位老工人小聲地說:“美國佬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幾位知青驚愕地齊聲問道。

那位老工人把手放在脖子上,作出一個刎頸的姿勢。

“啊?……”知青們沉默了,恐怖襲擊著他們的心。但是,最后不看一眼美國佬,又總覺得心有不甘。于是,阿興等探頭探腦地往那小伙房內看,只見美國佬倒臥在地上,頸部殷紅,附近也有鮮血一灘,再抬頭看,看到那小伙房的墻壁上,也濺滿了血!……

我們無法得知李工人自殺的全過程,如果要作一番想象的話,可能是這樣的:批斗會上,他一腔悲憤,卻又無從傾訴,他覺得“士可殺不可辱”,他已經選擇了那條道路。批斗會之后,他表面還很平靜,以至妻子也放松警惕。半夜里,他起來,應該是深情而又無奈地望了妻子兒子一會,然后悄悄地來到他工作的木工房,取出一把匕首似的刀,可能他還就著夜光,在磨刀石上磨了一會,用左手拇指試了試,然后再悄悄來到小伙房。他應該取出一壺白酒,豪爽地往嘴里灌,雙眼漸漸噴出了火。他肯定在小伙房狹小的空間里打轉,可能轉了一兩個小時。到了天快亮了,他不得不走了,這時,他莊嚴地,威武地站立著,然后,閉上眼睛,右手緊握利刃,慢慢抬起,猛然,用力往脖上一抹,一腔熱血噴涌而出,一位錚錚漢子慢慢倒下,當他氣絕時,他那雙眼并沒有閉上------因為李工人樣子象歐美人,我想找出一位歐洲或美洲的殉道者作比擬,無奈才疏學淺,一時想不出來,只好從中國的歷史中尋找,我覺得,他死的方式,可以和春秋戰國時的田橫和項羽相比,盡管死的原因并不一樣。

我們可能會惋惜李工人,為什么要走這條路?忍耐,再忍耐,總會見到光明呀。然而,不是當事人,又怎能體會他當時的心境?我們能指責老舍,指責傅雷嗎?即使身經百戰的大將羅瑞卿,也被逼得從樓上跳下,以此明志,何況那有冤無處訴的小人物李工人?啊,32年后,想起了李工人的死,禁不住多說了幾句。

李工人一死,形勢更緊張了。盡管人們心里會為他叫屈,但口徑卻又是一致的:他死不悔改,自絕于人民!批斗會依舊在開,斗爭的對象剩下了周工人及林阿姨。所不同的是,為了防止再有“階級敵人”自絕于人民“,晚上要由青年人值班監護,不準其二人出外刎頸上吊投河等。

依然是一個霧氣繚繞的春夜,依然是在那間大茅房,關公要繼續挖掘他當保長時的“罪惡”,以及在農場“偽裝”進步的目的;而批斗林阿姨則有了新的進展,不知誰揭發出,她在解放前,當過國民黨軍的一位連長的小老婆!這下要命了,匪軍連長的小老婆,還不是階級敵人?但我們從她的零零星星的辯白中得知,她年輕時是個窮人家的女兒,長得比較漂亮,被一位國民黨軍的連長強占為妾,這應和喜兒的遭遇一樣吧,只不過她沒變成白毛女罷了。解放后那連長不知所終,她則來徐聞參加墾殖,誰知十余年后,她會遭逢此劫?因為有了這一“臭底”,她利用“美人計”腐蝕知青,又顯得順理成章了。

“快老實交代,你當連長姨太太時享了多少福?”

“現在還藏有多少金銀珠寶,快交出來!”

“說,你從知青那里騙了多少東西?!”

“快坦白,你向知青說了一些什么反動的話?!”

“為什么要用女兒去勾引知青?!”

“你的小伙房是不是腐蝕知青的黑點?!”

“你那些雞蛋糖水其實就是糖衣炮彈!”

以上那些批斗的話,都是出自老工人的口,在運動當頭,也容不得你沉默不語,袖手旁觀。我們也很諒解當時工人們的表現,在那個年代,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又怎能在“階級敵人”面前心慈手軟,喪失階級立場?可喜的是,在這事關知青的“斗爭”中,知青們,尤其是那幾位與林阿姨一家關系密切的男知青,卻沒有誰上臺去揭發她,斗爭她,不是沒有人提示及引導,但他們就是沉默不語,冷眼旁觀,致使有關人士認為他們幾位中毒太深,沒有認清這條毒蛇的本質!

散會后已10點多鐘,疲勞的人們要睡覺了,何況第二天還要到場部開全場的“牛鬼蛇神”的批斗大會呢。但疲勞歸疲勞,值班監護還得輪下去,出了問題,擔當不起。半夜2點鐘,阿興被別人叫醒,很不情愿地爬起床,穿好衣服,拿著一根棍子,到屋外去,他和職工老吳同一班,他們私下分工,阿興看守在周“保長”的門外;老吳看守在林“姨太”的門外。白天的艱苦勞動,夜晚的連場批斗,凌晨兩三點鐘還得起來值班當看守,使得身體并不很健壯的阿興身心疲憊不堪,但是,他一想到自己能有看管“牛鬼蛇神”的權利,就覺得這是黨對自己的信任,再說,周“保長”的宿舍就在知青宿舍的對面不遠,看管也容易,因此,再辛苦,也要頂住。幸虧在整整一個小時之中,周“保長”的房內悄然無聲,他可以象電影《平原游擊隊》中的那位看夜的老者那樣,高喊“平安無事啰”。

好不容易熬到了3點鐘!該交班了。他的下一班是男知青阿華。阿興走到他的宿舍,想推門進去,不料,阿華他們警惕性高,把門閂上才睡覺。無奈,阿興只好隔著窗戶,小聲地喊著:“大口!大口!”

讀者看到此,可能不明白,何為“大口”?原來李知青相貌的最大特征,就是嘴巴大,對于男人來說,這是求之不得的,有道是“男人口大食四方”,雖然他暫時在農場,可食的東西并不太多。阿興喊了一會,大口仍無反應,急得阿興只好提高聲調,再喊:“大口!大口!快起床!快起床!”然而,大口依然蒙頭大睡!在此,我們有必要再作些交代:大口來自廣州河南的新窖村,據他說家庭是三代貧農,他是根正苗紅的紅五類。他的政治覺悟思想境界是不容懷疑的,他之所以不起床,決不是他拒絕執行“光榮使命”,而是他實在太疲倦了,18歲的青年,在半夜3點鐘,隨意被叫幾聲就醒來,那只能說明他患了神經衰弱癥!

如果說阿華值得體諒,那么阿興又有誰可憐?他在半夜3點,叫門不開,叫人不醒,自己又不能一睡了之,站在門外干著急!最后,他已把什么警覺性拋到一邊去了,一邊敲門一邊大聲地喊,那聲調,已經接近了當年的廣州樂團的男高音歌唱家羅榮炬的最高調,這時,大口阿華才醒來!他起了床,提著長褲子,半夢半醒地開了門,坐在門邊的一張椅子上,嘴里嘀嘀咕咕,不知說些什么。阿興當然趁機數落他,如何如何地使自己白白多熬了10分鐘……

“砰!”一聲巨響,就在這個時候爆發。阿興、阿華兩人一驚,猛回頭,只見周“保長”的房門洞開,一條黑影猛沖出門,迅速繞過屋子,向水庫方向跑去。他們二人,被這突如其來的事驚呆了,大概5秒鐘之后,才回過神來,大聲喊了起來:“周某某跑了!周某某跑了!……”有些工人已聽到那一聲巨響,紛紛起床察看。原來,周“保長”趁兩位知青在交接班之際,突然破門而出,向外逃跑了。可見,一個晚上他都是睜著眼睛豎著耳朵注意著外面的一舉一動,尋找逃跑的機會。至于他為什么選擇那個晚上逃跑,很顯然,幾個小時之后,他就要被押解到場部,與全農場的“牛鬼蛇神”一起被批斗,而他認為那是不可容忍的事。

事情發生后,隊里當然立即派人四處追捕,但黑燈瞎火,山幽林密,如何去尋找?第二天白天,也派人去找,同樣沒有結果。這起“牛鬼蛇神”外逃事件,責任最大的當然是阿興、阿華兩位知青了,當夜,他們就被叫到隊部,由隊領導嚴肅審問。陳、李二人只得從實招來,因為事情的確就是那樣,并非有意放走“階級敵人”。審問到近天亮,隊領導也累了,同時,他們也認為,這兩位不過是來農場不到兩年的廣州知青,應該和解放前在徐聞農村當了幾年保長的周某人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還不至于有把他放走的動機。不過,阿興知道,自己出身已不好,既有和林“姨太”來往較密的問題,且祖籍還與她是同鄉,又有購買收音機收聽“反動電臺”以及大唱港臺流行歌曲的行為,如今又……恐怕不會輕易被放過。

在其后一兩天里,阿興經常喃喃自語:“關公呀關公,你快回來吧,別讓我受累了!”同伴們看到他的樣子,都以為他受到刺激,得了輕度的精神病。一天過去了,又一天過去了,還不見周某人的蹤影。到了第三天,傳來了又一個驚人的消息:周某人找到了!就在水庫之上靠近13隊的一條防風林中,他在一棵樹上吊死了!……又一條人命!周工人和李工人的死法不同,但性質是一樣的,他們都是烈性子的真正的男人,可殺不可辱,所以選擇了以死抗爭的方式。當然,李工人死后又比周工人好,天亮即被人發現,當天草草埋葬;而周工人則是3天后才被發現,有些好事而又大膽的知青如阿繼等,跑到現場,看到周工人的尸體已膨脹腐爛,尸身上爬滿了蛆蟲!這樣的一條腐尸,當然是即時草草掩埋了。

周工人死了,阿興的心既悲傷又寬慰,悲傷的是,那的確是一個好人,如此無辜死去,實在有違天理;寬慰的是,周工人外逃,不是頑抗到底,而是去尋死,盡管也叫“自絕于人民”,但對于阿興來說,則好解釋了,因為他斷沒有理由把周工人放出去尋死吧。不過,回頭一想,他還是很內疚,如果自己看管得緊些,周工人也不至于能死得了吧,這正應了一句成語:“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嗚呼!至于阿華,也沉默了幾天:他對周工人的女兒甚有好感,一想到她年紀輕輕即失去父親,而且是這樣的一種情況,心里就感到陣陣疼痛。

   “一打三反”運動開展不久,14隊就死了兩位“牛鬼蛇神”,即時轟動全場。這只能說明了,14隊的階級斗爭太復雜太激烈了,同時也說明了,14隊的革命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使得“牛鬼蛇神”無所遁形。不過,話又說回來,死得人多,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就在發現周工人尸體的當天下午,一輛綠色的吉普車開到了14隊,從車上走下來一位團首長,以及兩位干事,作了所謂“善后工作”。而不久,阿興也受到了應得的懲罰:被調離14隊,去一處山林參與開辦磚廠。

                 接(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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