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樂風飄處處聞(第一部)

                                 (十六)

    到了8月份,形勢越發緊張起來。除了兩派在對峙、沖突和打仗外,突然,社會社會上傳來了一個可怕的消息,說某監獄里關押的勞改犯全部越獄逃跑出來,正在城內搶劫、殺人、放火等。

   本來,這種謠傳本身就很拙劣,稍有頭腦的人都難以相信的。又如果是太平盛世,就算真有勞改犯跑出來,他們躲之尚且不及,又怎會猖狂作案?就算作案,政府、公安部門等也會輕易鎮壓下去的。但是,不要忘記,那時已經是亂世了,常言道: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世人,本來就人心惶惶,再加上此謠傳,而政府又癱瘓了,沒有誰出面辟謠,于是,那謠言就越傳越兇,越傳越真,有的說,某某街,出現了多少勞改犯;有的說,某某路,打死了多少勞改犯!而阿興就真的親眼看到,有一個不知是什么人,只因衣衫不整,又加上說話不清,于是,被民眾綁在街頭,活活打死!他是否越獄的“勞改犯”,只有天知道了。

    事態不僅如此,風聲更緊時,民眾覺得危在旦夕,于是,不知誰人首先提出“街道聯防”這一策略,此人恐怕是前清遺民,見慣亂世,知道怎么應對。何謂“街道聯防”?就是同一街道的人組織起來,保護自己這一區域。由誰牽頭?不是共產黨人不是政府官員也不是造反派,僅僅是街道中有些威望的熱心人罷了。怎么個保護法?首先,是在馬路的兩端用木條造成工事樣,攔住去路,僅留一個出入口,有人荷槍執棒把守著,屬于本路本街的居民可以出入,那時并沒有身份證,大概守衛只是憑印象而已;其他的人,大概就要說得清楚才放行了。

    本來,如果僅僅某一條馬路這樣做法,那也罷了,但世人總有此毛病,有樣學樣,惟恐吃虧。當第一條馬路修筑了工事后,別的馬路街道看到了,也紛紛修筑,惟恐“勞改犯”涌往自己的區域。讀者諸君,由于我的文筆較差,實在很難把這事說得很清楚,相信你們也很難想象,廣州城的街道都架滿了工事柵欄,會是一種什么景象!肯定比美英攻擊下的巴格達城更可憐,也更可笑!

    實行街道聯防后,白天還可以走動,但是晚上就戒備森嚴了。如果你在晚間出現,八成會被當作“勞改犯”打死而橫尸街頭!諸位想想,阿興是夜晚去昌興街練琴的,現在如何能出得門?他的父母又如何能讓他出門?所以,到了形勢十分緊張之時,他只得對阿潛說:“我晚上不能來了,我把琴拿回家去。”阿潛也深知形勢恐怖,當然不會讓他的好朋友冒險的,他說:“沒辦法,暫時不要來了,等過一段時間會有變化的吧。”

    當形勢越發緊張,謠言滿天飛時,連白天也不能出門了,因為傳說“勞改犯”要血洗廣州城!唉,亂世之民,已失去理智,連這樣的話也信以為真了。由于白天不能出門,這又害苦阿興了,他連見小薇的機會也沒有了,那些個日夜該怎么過?!

    如果僅僅是白天夜晚不能出門,那也罷了,偏偏,街道聯防指揮部覺得僅此措施不夠安全,他們參照電影《平原游擊隊》的做法,晚間也要派出崗哨巡邏,發現“勞改犯”進入可以及時防范,以確保居民能夠安睡。誰來做崗哨?放在今日,你可以出點錢,請幾位保安員或一支保安隊,但那時沒有這回事,只得由居民輪流值班,每家出一人青壯年,每人每夜兩小時!

    事情到了一步,除非家中沒有青壯年,任何家庭和任何人也不敢提出“我不值班”,你如何敢提出?難道要別人保護你而你沒有義務保護別人?具體到了阿興這一家,不用“抓壯丁”,他是唯一人選了。

    這一夜,半夜兩點鐘,阿興被別人叫醒。他知道該自己履行職責了。他爬起床,穿好衣服,拿起一根鐵棒出門。天上沒有月,但星光燦爛。小巷內有街燈,但那燈泡的瓦數小到不能再小,非常昏暗的。阿興在巷內漫步,和他一班的還有另外幾位街坊,大家時分時合,高度戒備警惕。

    阿興那年19歲。19歲時,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等已經在浴血奮戰、為國犧牲了吧。但阿興還顯得身材瘦小,雖手執鐵棒,但怎么看,也沒有一點威武剛陽之氣,如果真的遇到歹徒,恐怕斗不了兩個回合,就敗下陣來。而事實上,阿興是“身在街巷心在外”,并非忠于職守。為何他不忠于職守?一來,他善于分析,覺得“勞改犯”血洗廣州城之說不可信,再說,勞改犯能有多少?共和國成立18年,雖不能說太平盛世,但也和平安定,送去勞改的人不多吧,在廣州附近勞改的更不會多吧;退一步想,即使“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措施又如何防范得了?紛紛揚揚的局面,被阿興冷靜地分析,即化為烏有。不過,他不能把這分析報告聯防指揮員,這個年頭,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他們會同意你的分析嗎?二來,阿興有點文學家的氣質,喜歡胡思亂想,在這個夜深人靜巡街的時候,他的腦子又怎能平靜?既胡思亂想,又怎能忠于職守?

    他慢慢踱到了街口的地方,看到了那座“文物”。他站在大門口,儼然象個衛兵一樣。他忽然想,當年,孫中山、黃興、趙聲、喻培倫、林覺民等人,為什么會看中這所屋子,把它作為起義的總指揮部?再繼而想想,那些資產階級民主斗士們,有沒有預料到,五十多年之后,會有越獄的“勞改犯”準備血洗廣州城,而他們當年的總指揮部,正由一位少年手執鐵棒在保護著?

    阿興那年19歲,說他是“民國遺少”并非不準確。他除了“土改”“三反五反”沒有經歷缺乏記憶之外,“公私合營”的情景已經進入他腦中的“記事本”了。那時,大概1954年吧,他看到馬路某商店的門前掛上爆竹并燃燒起來,門頂的橫匾一換,就說明這間商店“合營”了。

    1956年的某一個晚上,父親帶著他和妹妹到兒童公園玩,誰知,五歲的妹妹在公園里走散了,驚得父子倆到處尋找,找不見了只好回家再想辦法。誰料到,他妹妹已經獨自安然從此巷口回到家中!她小時候膽子已經那么大,難怪現在她不怕槍林彈雨。1957年11月7日晚,為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廣州的越秀山放焰火。母親與舅舅帶著阿興和妹妹到了越秀山體育場看熱鬧。后來妹妹讓著要撒尿,母親和舅舅只好帶著他倆離開運動場,其后即回家。行至巷口,即聽別人說,因人多擠垮了運動場邊上的竹圍欄,再跌落看臺上,壓死了許多人,而那塊地方,正是他們剛才坐過的!只因妹妹要撒尿,讓他們逃過了一劫。

    最好玩的,要數1958年的“大煉鋼鐵”。那時他們小學的操場變成了煉鋼場,除了一座高爐,還有無數的小煤爐,包括他母親提去的那一個。母親她們一大班婦女,圍坐在地上,用錘子敲打著一塊塊燒紅了的鐵,打到一定程度,即放在水里淬火,于是,便完成了打鐵成鋼的過程。她們那一塊塊“鋼片”,是要算在那一年國家的鋼鐵產量里的。至于阿興和小伙伴們,并不夠資格成為“煉鋼工人”,他們只是在爐火叢中玩捉迷藏游戲,那火爐里的火焰,把他們因興奮而變得紅紅的臉蛋映得更紅了。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和地區的小孩都沒有的游戲,讓他玩上了。

    1959年的“除四害,滅麻雀”運動也好玩。就在這條巷子內,所有街坊在某天黃昏的某一個時刻涌出家門,手中猛敲著銅盆鐵桶,形成了驚天動地的氣勢,把倦飛的鳥兒驚得無法歸巢,于是紛紛墜下昏死或身亡。他和小伙伴們高興得拍手跳躍,喊叫歡呼。此時,阿興恰好踱到了街巷中的那棵大榕樹下。仰望根須纏繞、枝葉濃密的大榕樹,阿興忽又想起,有些身體健壯、意志堅強的麻雀,硬是熬到人們敲鑼打桶因手腳累倦而偃旗息鼓后,悄悄飛回它們在榕樹上的巢穴。它們以為,可以逃過此劫。然而,惡毒狡猾的人們,到了晚上九點十點鐘時,再拿著電筒扛著長梯,悄悄地爬到榕樹上,把它們連窩端掉。阿興雖然人小,也參與了這些行動,擔任扶扶梯子,提提籠子的角色。在連續多天的敲打和掏窩后,人們仰望青天,觀察樹叢,已經再沒有這種“害鳥”在飛翔或棲息了。這一游戲,也是世界上沒有的吧,怎么也讓他遇到了呢?

    此時,阿興又踱到了北面的巷口。他站住了,這里也勾起他一些記憶。這個路口,通往城北,就是小北、下塘一帶,今天已是鬧市區,當年還算郊區。1960年,餓極了的阿興跟著母親到下塘去,在山邊田頭處割些青草,回來喂家中養的兩只兔子和四只葵鼠。養它們不是當作寵物玩弄,而是等它們到了一定的個頭時,宰而吃之,不然的話,人有餓死或病死的可能。1962年,阿興的父親也是從這個巷口,踱到位于下塘的剛剛允許開設的農貿市場,用十多元錢買了幾條紅薯,回家后還疑心少了一條,稱了又稱。

    阿興又慢慢地踱到南面的巷口。站在巷口,他可以看到馬路的兩端。他想起,就在去年,這馬路的柱子全都被涂上了紅色,。因為“紅”代表“革命”,所以整個城市都變成了“紅海洋”,他面前的這條馬路也不例外。過了一段時間,可能連最“革命”的人也覺得到處涂上紅色眼睛總不會舒服,這荒唐的事停止下來,但那些紅色的遺跡現在仍隨處可見,盡管路燈非常微弱。阿興忘不了的,還有另一件令他刻骨銘心的事,去年八月的某一個黃昏,就在這個巷口不遠的馬路邊上,他親眼目睹父親戴著紙糊的高帽,敲著銅鑼由遠而近走來……

                                    (十七)

   在那“街道聯防”的日子里,阿興和大家一樣,都過得十分彷徨,又十分苦悶,每當晚飯后,夜幕降臨時,屋內又悶又熱,人們都到那露天的石板樓梯或院子里乘涼。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樹,不知是誰這么有眼光,選種了這個品種的樹,此時恰到好處地散發著清香,使人們多少感到涼快了些。

   每當這個時候,阿興就夾著他的小提琴出來了。他站在露天的樓梯上,他開始在這個地點舉行他的“個人小提琴演奏會”。在此,我有必要介紹一下周圍的環境和聽眾。在樓梯的左邊,是一家工廠,阿興已不記得那工廠是生產什么的了,總之,晚上是不開工的,因而,也不一定會有聽眾;樓梯的右前方,是一間三層的樓房,里面住了多少人,住著些什么人,阿興一直不清楚,但那樓房向著阿興家的那一面并沒有窗戶,因而,聲波對那樓房的影響不會很大;而樓梯的右面,則是另外的幾幢小樓房,里面就住了一些多年的街坊,人數不少的。阿興的“個人小提琴演奏會”的聽眾,主要來自右邊那一片,聽眾的結構復雜,有男有女,有老有中有青有幼……

   老實說,以阿興當時的演奏水平,還不具備開個人演奏會資格的,是苦悶無聊促使他不自量力地當眾獻技。如果放到現在,他剛拉五分鐘,即會有人出面干涉或電話投訴,因為他的并不美妙的琴聲,肯定會干擾別人觀看《笑傲江湖》或《藍色生死戀》等電視劇,又或者影響別人欣賞從高級音箱中傳出的或王菲或鄭秀雯或那英等唱出的歌曲。然而,在當時,阿興記得,當他拉了半個鐘頭后,并沒有人干涉或投訴;拉了一個鐘頭,也沒有;拉了兩個鐘頭,還是沒有;拉了……在今天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事,但在當時,的確如此!為什么周圍的人們都能忍受他那比噪音稍微好聽一點的琴聲?甚至伴隨著他到9點鐘、10點鐘?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當時并沒有比他的琴聲更好聽的音樂!也沒有其他可以作為娛樂的活動!

   沒有譜架,沒有樂譜,他已不能按“霍曼”去練習了,而且,他也沒有心情去拉那些艱難又枯燥的練習曲,他只是迎合大眾的口味,也結合自己的愛好,拉一些大家熟悉的又不至于屬于“封資修”的歌曲,尤其是一些民歌小調。《讓我們蕩起雙槳》《夏夜圓舞曲》總可以拉吧;《北風吹》《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總合適吧;《在北京的金山上》《翻身農奴把歌唱》《逛新城》《頌歌》等更是當時的流行曲;《在銀色的月光下》《九九艷陽天》那么悠揚動聽,誰會認為它是“毒草”?《半個月亮爬上來》《小河淌水》《蘭花花》《走西口》等,人人耳熟能詳,聽起來不是覺得特別親切嗎?甚至,有時,阿興還加插進去一些外國歌曲,如《山楂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含苞欲放的花》《深深的海洋》《鴿子》《梭羅河》《湄南河》等,聽眾似乎并不介意。

   由于阿興記得許多歌曲,既有二胡的底子,又經過了半年多的小提琴的練習,因此,在那些個夏夜里,他可以比較熟練地一首接一首地拉著他喜歡的歌曲,有時竟到了“不知今夕何夕”的地步,尤其忘記了自己“狗崽子”的身份。不過,他的母親就很煩躁,每次他把琴抱出來,他母親就眉頭皺起,半責罵半哀求道:“別拉了,吵得人心煩!”母親的心,不用聽他拉琴已煩,丈夫的問題不知如何解決;女兒又不知去向;還有家中的柴米油鹽……但是,阿興并沒有體諒母親的心情,依然故我。而他父親,總是默默地坐著,眼望著星空,他有沒有欣賞那琴聲,就不得而知了。

   這種“街道聯防”的日子不知過了多少天,當另一種更難堪的事發生后,人們才意識到,“街道聯防”是多么愚蠢的行為。街道中總有米鋪,總有煤店,總有菜場吧,當那些運貨的卡車無法把居民的生活必需品運到各個店鋪,居民感到難以生活時,他們才意識到,“勞改犯”還沒來“血洗”,他們自己已先“夭折”了。于是,有的街道開始拆除柵欄;別的街道看到,也怕吃虧,就象當初架設時一樣,也跟著拆除。于是,街道馬路又暢通了,人們所擔心的“勞改犯”始終沒有出現。由于描寫“文革”的著作不多,寫到這件事的不知有沒有,筆者很擔心現在的讀者會以為我在“戲說”,就象張藝謀戲說秦始皇那樣。我只能鄭重地聲明:在1967年的夏天,在廣州,的確發生過這樣的事,盡管讓人難以置信。柵欄的拆除,全廣州市最高興的可能是阿興,他又可以恢復他的“學藝”生涯,既學拉琴,又學鋸木;既可以看到阿潛,更可以看到小薇。 

    次日,阿興又出現在小薇家的小廳、他的工場。小薇內心顯然很高興,盡管她表面還是很平靜。當阿興擺開他的工具,準備操作時,小薇悄悄地提過來一壺茶,還有一只碟子一只杯,輕輕放在桌面上。

   “渴了這里有茶水。”她小聲地對阿興說。

   “謝謝你。”阿興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

   小薇拿著一塊布在擦桌子,盡管阿興認為那桌子已經十分干凈了。他隱約覺得,小薇是故意逗留在這里的。

   “這段日子,你們這一帶緊張嗎?”阿興問。

   “很緊張,我們都不敢出門。”

   “天天呆在家里,真把我悶死了。”

   “我也是……我把那本《苦菜花》看了兩三遍,書都快翻爛了。”

   “是嗎?我反而什么書都沒有看過,家里已經沒有任何書了。”

   “你沒有拉琴嗎?”

   “我晚上在自己的家里拉,胡亂地拉,毫無長進的。”

   “你還可以拉拉琴,我什么娛樂活動都沒有。”

   “今晚我開始到同學家恢復練琴。”

   “那就好。……”

     那天,他們有點劫后重逢的感覺,盡管大家的說話都很平靜。但是,阿興分明感覺到,小薇借故靠近他的機會比以前多了,盡管她的舉動看起來也很自然的。

     晚上,阿興夾著他的小提琴又來到了阿潛家。進得門來,見阿潛一家都在客廳,還有小婉也在,又有劫后重逢之感,他對大家說道:“這段日子真難過,又見到你們,愰如隔世。”

     阿潛的父親小聲但很痛心地說:“亂世啊,亂世啊!廣州城什么時候出現過這樣荒唐的事!無政府主義!謠言滿天飛!”

    “我不管他‘血洗’還是‘屠城’,我自巋然不動,看我的書。”大哥阿庸說。

    阿潛的母親即反駁道:“你當然巋然不動,那種現象再持續兩天,我們就沒米下鍋了,我看你還動不動!”

     “廣州人總是聰明的,當他們知道受了騙,做了蠢事,會自己糾正的。”二哥阿恒總能冷靜地分析形勢。

    “還是我最慘,天天呆在家里,天天要幫煮飯。”小萍在抱怨著。

    “我在家里,也不知干什么好,媽又不準我拉琴,說怕被勞改犯聽到。”小婉低聲地說,自己也不禁笑了起來。

     阿潛樂觀地說:“荒謬啊,荒謬啊!管他什么勞改犯,總不會搞到我們一般老百姓吧。現在好了,又可以一起拉琴了。”

     這時,阿勛推門而入。近來后,他說:“我給你們帶來一樣東西。”

    “什么東西?”大家齊聲問。

     阿勛從衣袋中掏出一張紙,說:“馬思聰逃到國外去呢!”

    “是嗎?”大家都驚訝地反問。他們都是學拉小提琴的,盡管還無法拉得了《思鄉曲》《牧歌》等樂曲,但馬思聰的大名他們都很熟悉,更崇拜他的才華。

    “我弄到他寫的一篇文字,講述他如何逃離北京和中國的。”

     于是,大家隨即傳閱那篇文字,盡管并不知道它的真偽。對于唱著《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長大的他們,還是很難相信那作曲者會成為“叛徒”,逃離祖國的。

    看罷那篇文字,大家沉默不語。阿興自言自語地說:“有可能嗎?他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院長……”

  “一家人都能逃得出去?”阿萍表示懷疑。

  “不能說沒有可能,”阿潛說,“正直的人會暗中幫助他們的。”

  “我聽別人說,這事千真萬確。”阿勛說。

   大家為這事件在議論著,忘記了拉琴。最后,還是阿潛說:“這事可能真,可能假,先不要管它了,我們開始練琴吧。”

   于是,阿潛、阿興、阿勛等,又再度聚在一起,調好琴弦,給弓子擦上松香,對著《霍曼》,開始練習。由于耽誤了一段時間,他們不得不要用整整一個晚上來復習拉過的曲子,在配合方面甚至有點生疏,不過,他們很快就能進入佳境。

   “我們要加快練習的速度,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爭取早日能拉馬思聰的作品。”阿潛說。他的決心也感染了阿興和阿勛,那晚,他們拉得特別用心,特別投入。

                                    (十八)

    歲月又在無聲地流逝,運動仍在深入,派仗仍在繼續,街上仍有槍聲,阿興和阿潛,還有他們的同伴們,并不去理會外面的天翻地覆,他們仍然沉浸在琴聲之中,去領略貝多芬、莫扎特、海頓、勃拉姆斯們描繪的意境,體會他們的內心世界。

   學拉小提琴,當然要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有信心,又要有恒心。在每天的練習中,你可能體會不到進步,但在某一個時刻,你就會出現質的飛躍。

   阿興和阿潛,原來面對著那點線縱橫的樂譜,都感到茫然,感到如讀天書,但經過循序漸進的視譜練習,漸漸,他們已能弄清楚那點與線的奧秘,已能比較熟練地把音符便成琴聲;他們左手的四指原來只能笨拙地在提琴的第一把位上起落,漸漸地,他們可以拉第二把位,第三把位,甚至更高的把位。由于他們掌握的音域寬廣了,因而他們能拉的樂曲也就越多了。原來,他們的手指按在琴弦后,就只能固定著,無法揉動,因而,拉出的音是死板的,毫無變化,漸漸,他們掌握了揉弦的一些要領,手指開始能前后滾動,使得琴音出現顫動,因而越發動聽;原來,他們右手所拉之弓,只能對付一些慢板或中速的旋律,漸漸,他們可以拉得快些,再快些,甚至還能造出近似“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的效果;原來,他們只能對付C調的樂曲,漸漸,他們掌握了F調,G調,D調,再掌握更復雜的降E調等……總之,當時光進入1968年時,他們的琴技已讓人刮目相看,當他們夾起小提琴時,動作已顯得老練而瀟灑;他們拉出的琴聲,已不必擔心會折磨著別人的耳朵,甚至還敢于用“婉轉悠揚”等詞語去形容。

   要想按時間順序記下他們都拉過一些什么樂曲,這很困難,我的當事人也沒有這么良好的記憶力了,阿興想買一本《霍曼》教程幫助記憶,但又買不到,幸而,他從書架的某個角落中,終于尋找出了兩本當年手抄的、紙頁都變黃了的五線譜,這兩本五線譜,跟隨了他三十多年了吧;他從中想起了一些曾經拉過的曲子,記錄于此,希望能勾勒起某些舊事輪廓。

   學藝只能由簡單到復雜,由顯淺到高深,阿興阿潛他們記得,有些古典歌曲和樂曲是最先接觸到,最先學會拉的。如貝多芬的《土拔鼠》,舒伯特的《搖籃曲》、《圣母頌》,勃拉姆斯的《搖籃曲》,圣.桑的《天鵝》,馬斯涅的《悲歌》,德沃夏克的《母親教我的歌》、《念故鄉》,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夜鶯與玫瑰》等。這些簡單的古典歌曲和樂曲,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使這兩位青年初步獲得純與美的感受。

   當他們的技藝進一步提高時,他們嘗試拉一些較復雜的曲子。如李斯特的《你象一朵鮮花》,格里格的《索爾維格之歌》,比才的《早晨》,柴可夫斯基的《吉普賽女郎之歌》,奇阿拉的《西班牙女郎》,門德爾松的《乘著這歌聲的翅膀》等。這些歌曲,詞曲俱美,如《早晨》,法國作曲家比才用歡快跳躍的旋律,把早晨旭日東升,萬物欣欣向榮的景象呈現于人們的眼前;歌詞也寫得很美,我忍不住要引用出來:“太陽東升,蒼白的月亮漸漸消隱,黑暗的夜,被曙光趕得無蹤無影。一陣清風,吹熄了布滿天上的夜星,唯有天邊還隱約有一兩點星星。在樹蔭里,不眠的夜鶯斷了歌聲,她一見光明,把歌兒忘得干干凈凈。天空澄清,飄浮著一片銀色白云,在深草間,一朵朵蘭花開得茂盛。你明朗的聲音向我呼喚,世上的一切光輝燦爛,萬物都蘇醒,光明來臨。……”而門德爾松的《乘著這歌聲的翅膀》,則用優美而平靜的圓舞曲的旋律,歌唱著對愛情的渴望。詞由德國大詩人海涅所寫,更是出色:“乘著這歌聲的翅膀,親愛的,隨我前往,去到那恒河的岸旁,最美麗的地方。那花園里開滿了鮮花,月亮在放射光輝,玉蓮花在那里等待,等她的小妹妹。  紫羅蘭微笑地耳語,仰望著明亮的星星,玫瑰花悄悄地講著她芬芳的心情。那溫柔而可憐的羚羊,跳過來細心傾聽。遠處那圣河的波濤,發出了喧囂聲。  我要和你雙雙降落,在那椰樹林中,享受著愛情和安靜,做甜蜜幸福的夢,做甜蜜幸福的夢……”

    在那本發黃的五線譜的第一頁,抄著的是貝多芬的《小步舞曲》(Minuet in G),抄寫的時間是1968年2月24日,可見,在1968年的2月間,他們應能對付這類難度的樂曲了。類似的曲子,還有柴可夫斯基的《小天鵝舞曲》,古諾的《圣母頌》,馬薩斯的《在水波上》,門德爾松的《威尼斯船歌》,以及幾首《小夜曲》,如舒伯特的《小夜曲》;托賽里的《小夜曲》,古諾的《小夜曲》,德里戈的《小夜曲》,海頓的《小夜曲》等。貝多芬的《小步舞曲》,是一首輕快優美的曲子,后半部分需要運用跳弓,阿潛掌握得很快很好,而自恃有著拉二胡功底的阿興反而跳得笨拙,而且經常出錯。柴可夫斯基的《小天鵝舞曲》,雖簡單但也不容易拉得好,尤其要把四只小天鵝的輕快活潑的舞姿表現出來,更不容易。他們的演奏,外行人會稱贊幾句,但行家則會搖頭。幾首《小夜曲》,前三首都是由歌曲改編成的小提琴曲,都有一定的難度,如托賽里《小夜曲》的高音部分,阿興就拉得并不好,音質音準都欠佳。海頓《小夜曲》,是一首平緩中含有激情的樂曲,他們倆都很喜歡,經常合奏,似乎拉得還算整齊悅耳。每當拉起那些《小夜曲》,阿興都想象著,小薇就在自己面前,他是拉給她聽的。舒伯特的《小夜曲》,那歌詞優美,似乎也正唱出了他的心聲:“我的歌聲穿過深夜,向你輕輕飛去,在這幽靜的小樹林里,愛人,我等待你!皎潔月光照耀大地,樹梢在耳語。沒有人來打擾我們,親愛的別顧慮,親愛的,別顧慮……”

   到了1968年的年中,他們的琴技已達到一定的水平,可以拉一些更為高深一點的樂曲,如舒曼的《夢幻曲》,約翰.斯特勞斯的《春之聲圓舞曲》、《藍色的多瑙河》,馬斯涅的《沉思》,韓德爾的《緩慢曲》(largo),魯賓什坦的《浪漫曲》,Franz Drdla 的《懷念》(Souvenir),門德爾松的《春之歌》,莫扎特的《弦樂小夜曲》、《舞曲》(Minuet),海夫的《浪漫曲》,舒伯特的《村舞》,韓德爾的《小步舞曲》,格拉祖諾夫的《西班牙小夜曲》,格里格的《挪威舞曲》等。舒曼的《夢幻曲》,是學拉小提琴的人必然會接觸到的曲子,它緩慢優美,真的把人帶進一個夢幻的境界;馬斯涅的《沉思》,旋律忽而快忽而慢,樂曲忽而高忽而低,表現了一個人復雜的內心世界;Franz Drdla 的《懷念》,緩慢中帶有起伏,和弦部分激情奔涌,盡情傾訴,把懷念遠方的親人或愛人的心情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三首樂曲,是阿興和阿潛努力練習的重點,拉得還算不壞;比較起來,阿興自知不及阿潛拉得好,這使他感到既高興又慚愧。

   在那兩本手抄的樂譜中,還有一些其他的曲子,樂曲名不便翻譯,如《Adagio》(From "Moonlight"Sonata)(Beethoven),《Nachtstuck》(schumunn),《Gavotte》(Gossec),《Andante》(Gluck),《Loure》(Bach),《Melody in F》(Rubinstkin),《Bourree》(Handal),《Air》(Lotti),《Reverie》(Debussy),《Chanson Triste》(Tschaikowsky),《Scarf Dance》(Chaminade),《Cavatina》(Raff)等。這些曲子,也不知他們是否拉過,能否拉得好。

   除了這些歐洲古典樂曲外,有些中國的小提琴曲他們也拉過,如陳鋼、何占豪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的部分,《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的部分,馬思聰的《思鄉曲》《牧歌》,還有《新疆之春》《新春樂》《花兒與少年》等,但可惜都拉得不好。

   不管怎樣,把以上的樂曲羅列出來,實際上也是一種“懷舊”的方式。看到這些樂曲名,他們就會想到,三十多年前,在中國的廣州市,他們曾經學拉過這些樂曲,曾經有過一段難忘的歲月。上述的樂曲,現在眾多的有機會由名師指點學琴的幸福少年都可以輕易地拉出,但是,當年,他們是純粹自學,而且是在一個特殊的年代,一種特殊的環境中自學的,那就顯得難能可貴了。今天,他們恐怕一首也拉不好了,但是,這并不影響他們懷念那早已逝去的日子,以及在那段日子中所結下的友情。

   還是要再一次感謝昌興街的街坊們,在那一年多的日夜,阿興阿潛他們的琴聲都會干擾著四鄰的安寧,尤其是在他們學習之初,但是,當年的街坊們,并沒有一次投訴或責備,更沒有任何人去到某某部門揭發,說他們在放資產階級的“毒”,因而,他們得以平安地學了一年多的琴;而這一年多的經歷,又對他們今后的人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直至今天。

                                    (十九)

    上面一章寫到,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那些特殊的日子里,在“橫掃四舊”“埋葬封資修”的政治環境中,在一條廣州市并不偏僻的街巷內,居然有一群青年人,在肆無忌憚地拉奏著巴赫、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甚至馬思聰,居然一拉就是一年多,居然能夠“獨善其身”,這事也可以作為十分罕見的事例寫進“文革十年史”吧。

    “文化大革命”美其名是破除“封資修”文化,實際是摧殘和毀滅人類寶貴的文化藝術遺產。由于這是一次比起秦始皇更為惡劣的“焚書坑儒”,其倒行逆施的行徑必然會受到民眾暗中的抵制和抗拒,有些人家,暫時沒有受到摧毀的,都偷偷把一些經典著作和唱片收藏著,越是禁止閱讀和欣賞,人們就越發想了解它們真正的藝術價值。

     在1968年4月的某一個晚上,廣州市的天氣有點悶熱潮濕,馬路上依然人來人往,但并非個個春風滿面。阿興和阿潛從昌興街走出來,往廣衛路走去,馬路上燈光暗淡,他們拐向財政廳,再轉向北京路(文革前叫永漢路)。大概就在新以泰體育用品商店附近,他們停下來。他們往四處望望,四周雖有些燈光,但并不光明,與這個南國大都市十分不相稱。他們覺得沒有什么異常,于是,從一處幾乎是黑暗的樓梯進入,登上三樓。他們在門口再度停下,在這個樓梯轉角間,才有一只大概5瓦的燈泡。他們觀察四周動靜,覺得安全,然后敲門。一會兒,有人從門上的小窗眼望出,于是開門,放他們進去。

    進門后,阿興和阿潛向主人打招呼:“寧哥!”

    被稱作“寧哥”的,也不過是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戴一副眼鏡,一表斯文,他并不說話,只示意他們坐下等待。

   這個情景,到底象什么?想來想去,我覺得有點象現在的某些“嫖客”,偷偷登上“紅燈區”某“別墅”某“小筑”的樣子,不同的是,這里一盞“紅燈”也沒有。他們是否也在做這樣的事?我暫時難以判斷。5分鐘后,阿恒和小婉二人,又以同樣的方式進入這屋內;5分鐘后,阿培和小萍,也以同樣的方式進來;再過5分鐘,阿勛和小邁也以同樣方式進來了。

   這一群人,為何不一起行動?為何如此鬼鬼祟祟?我也搞不清了。不過,如此一來,剛才阿興和阿潛的舉止,又不大象“嫖客”的所為了,我忽然覺得,他們幾位,倒有點象反映革命戰爭年代的電影里的地下黨開會的情景,甚至和1921年7月23日晚上,張國燾、李達、董必武、毛澤東等人偷偷進入上海興業路76號李漢俊的家,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的情景也有幾分相似呢。不過還是嚴肅一點好,不要拿政治開玩笑了。

   這屋子的主人是誰?阿興他們進入這屋子,到底要干什么?這只能要作簡單的倒敘了。這屋子的主任,是阿勛的一位朋友,叫阿寧。他是一位文藝愛好者,過著獨居生活,家中藏有不少唱片和書籍,文革中幸未受到沖擊,當然他也不會主動掃除家中的“四舊”,但對家中的藏品,他當然秘而不宣。阿勛與他是好朋友,知道此事,幾經懇求,阿寧才勉強同意,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利用晚上來他家聽聽唱片。于是,就有了剛才的一幕!啊,到現在我才明白,他們這伙青年人,是要和黨的締造者之一的領袖唱反調,領袖號召“破四舊”,他們偷偷去“欣賞四舊”!

   阿寧的住屋很狹小,他們近十人,勉強擠得下,但他們不會去計較這些;阿寧家的“音響”,是一臺老式的留聲機,但在當年已是奢侈品。阿寧也不多言,先拿出一張膠質(似應是電木質)的唱片,用柔軟的布擦拭一會兒,然后放在唱盤中,移動唱頭,唱機即轉動,;他將唱針放在唱片上,不久,音樂響起。阿寧只是低聲道:“命運。”大家即知道放的是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

   為了不能讓四鄰尤其不能讓街上的人聽到,留聲機的聲音開得很小,只能大家勉強聽到。但是,這已經很足夠了。對于貝多芬的作品,我實在不敢不自量力地去評議,那是羅曼.羅蘭等大作家的事,我只能夠說,貝多芬的音樂,他是屬于世界的音樂,德國人能聽懂,俄國人能聽懂,美國人能聽懂,中國人同樣能聽懂;它可以鼓舞德國人、俄國人、美國人,也可以鼓舞中國人,尤其是那些遭受厄運,而又不肯向命運低頭的人。貝多芬說過:“音樂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學更高的啟示……誰能參透我的音樂的意義,便能超脫尋常人無法自拔的苦難。”當年,他們并不知道貝多芬說過這樣的話,也很難完全參透他音樂的意義,但是,他們從那深沉激越的音樂之中,確實能感受和吸取到貝多芬說過的“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的勇氣。

    欣賞完《命運》,阿寧放了另一張唱片,這是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為了讓大家了解樂曲的內容,阿寧不時小聲地作些解說。如果說阿興他們是一群不問政治,不關心國家民族大事的充滿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年輕人,又似乎并不恰當,《一八一二序曲》是以俄國人民反抗拿破倫侵略,取得決定性勝利的1812年的歷史事件為題材而創作的交響曲,樂曲中用緩慢遼闊的贊歌般的音樂表現俄羅斯人民的和平生活,再以風馳電掣的旋律以及鮮明的強音和切分音再現激烈戰爭的場面,最后是勝利的歡呼。這樣的題材,同樣能感動他們,讓他們聽得熱淚盈眶。可見,真正的藝術,才能真正地感動人,這是當時流行的《語錄歌》《樣板戲》所無法做到的。

    阿興和阿潛,知道阿寧有一張門德爾松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唱片,希望能欣賞,阿寧欣然同意。這曲子,阿興和阿潛聽楊多多拉過一些片斷,甚至可以說,是這首曲子把他們引上學拉小提琴的道路的。但是,他們一直未能欣賞過全首曲子,這次真是難得的機會。這首協奏曲是描寫什么的,似乎并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這曲子充滿了浪漫的、詩意般的氣質,音樂風格華麗抒情,聽到第一樂章的小提琴獨奏,即令人心情豁然開朗,那優美的樂曲,象奔瀉的春潮,無拘無束地涌入他們的心田。第二樂章的深情,第三樂章的歡快,更激動人心。在那個令人難以愉悅的年月里,能聽到這樣的音樂,真是一種難得的精神享受!不過,對于阿興和阿潛來說,欣賞這首樂曲的同時,也是對多多的懷念。心底的痛,始終難以平伏。

    學拉小提琴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帕格尼尼這大名。阿興他們也是聽過的,但很難欣賞到他的作品和演技,恰好,阿寧那里有一張帕格尼尼的獨奏的唱片,令阿興他們大開眼界。帕格尼尼都拉了些什么?他們已記不大清楚了,大概是《二十四首隨想曲》里的曲子,又或者是《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或《d小調第二小提琴協奏曲》吧。帕格尼尼的演奏,是難以用語言來形容的,只能用一個成語概括:“鬼斧神工”,聽得他們目瞪口呆。

   每一曲終了,那小小的屋子里都是沉寂一片,如同白居易所寫的“此時無聲勝有聲”。起碼十秒鐘之后,大家才由衷地發出一聲聲的贊嘆:“太神奇了!”“我完全陶醉了!”“此曲只應天上有!”“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美妙的音樂!”……這班十來二十歲的青年,文化修養并不高,而且還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要想他們很內行很系統很中肯地評價那些古典名曲,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們能夠喜歡,能夠聽得陶醉,就很不錯了。唱片的主人阿寧是懂得的,但是已沒有多少時間供他作啟蒙講座,他只是保持微笑,和藹地看著這班比他年齡略小的音樂愛好者。他還有一件工作不能忽視,就是不時地打開一點門,注意外面的動靜,就如同解放前,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一樣。

   不知不覺夜深了,他們應該離開了。這時,阿勛對主人說:“你還藏有不少好書,他們想借幾本看看,可以嗎?”

   主人面有難色,喃喃道:“我的書……我……”

   阿潛誠懇地說:“我們一定會保護好的,絕對安全!”

   阿興也說:“一看完馬上送回來。”

   阿寧很坦誠地說:“自運動開始后,我就很少跟外人來往,怕殃及我的藏書和唱片,我真的不敢借給外人,你們既然是阿勛的朋友,又都是文藝愛好者,我就破例一次,你們一定要保管好!要三天之后歸還!”

   于是,主人根據他們的意愿,拿出一套五冊的《悲慘世界》。這五冊書,分別藏在五個人的腋下,用衣服遮得嚴嚴實實,這實在委屈了雨果他老人家。他們象來的時候一樣,分幾批離開那屋子,那情景,我不得不再說一遍,真的象解放前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開完了秘密會議后離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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