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興,鄉邑盛

                 ——從明清檔案看香山的教育事業

 

         陳賢慶

 

                清康熙朝之前香山的教育狀況

 

香山于南宋紹興22年建縣。在建縣時,香山只是由一群孤立的海島組成,人口稀少,可耕地面積也不多,經濟文化落后,人民窮困,讀書人肯定不多,據《香山縣鄉土志》記載:“香山縣立縣之前,延福里人梁杞已以好學通經著稱。宋仁宗世,自設縣立學校,士習翕然稱盛,與他州相頡頏。”這梁杞之舉,可稱揭開香山教育之序幕。

真正為香山的教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應推陳天覺。南宋初,北方士人多因戰亂南遷。陳天覺,名元英,字天覺,號香叟,祖籍南雄珠璣巷,后南遷至香山。宋紹興3年(1133年)中舉人,紹興八年試博學宏詞科,特賜進士,授朝議大夫。宋紹興22年(1152年),陳天覺建議收香山為縣,獲詔準,并主持建縣城,主張縣城建于石岐山(煙墩山)以東的仁山一帶,故稱“鐵城”。陳天覺還捐糧數千斛以作建城之資。紹興26年(1256年),陳天覺又建議辦學,首捐重資于蓮峰山麓建學宮一座,從而又為開創香山縣文化教育事業作出貢獻。歷朝《香山縣志》均將陳天覺列入名賢,以志其立縣之功。

雖則如此,南宋時期,香山依然人口稀少,只近萬戶,經濟仍很落后,被朝廷列為下等縣。經濟的落后也決定了文化教育的落后,全縣僅建有儒學一所,義塾與私塾極其有限。與鄰近的番禺、順德、東莞等縣不可比肩。明代,海盜猖獗,倭寇侵擾,朝廷實行“海禁”“遷界”,禁止島民出海捕魚,并強迫人民內遷,這使得以海為生的香山人斷絕生計,更加貧困。明朝的《永樂大典》所記載的“香山為邑,海中一島耳。其地最狹,其民最貧”便是當時的寫照。這種政治經濟狀況,一直延至清康熙23年。

 

                  清康熙23年后香山的教育狀況

 

清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帝因平定“三藩”之亂并收復臺灣,宣布廣東廢止“海禁”和“遷界”令。

香山地域廣闊,有山有河有海,氣候宜人,宋元時,便是北方人逼亂移居的理想地方。隨著經濟的發展,原來的荒地、沙田漸漸變成良田,從四鄉南遷的人民越來越多,而且多是聚族而遷者,于是,粵語系、客語系、閩語系的人民,便先后匯集到了這塊土地。據《香山縣志》記載,香山粵語區的沙田話居民主要從南、番、順等縣南遷;客語區居民從粵東梅縣南遷;閩語區居民從福建南遷;而石岐話的居民,則主要是宋元之際由江西、浙江、福建一帶遷來的中原人。各省各族移民的匯集,實際上也是語言習俗、文化教育的大融合,只要遇到合適的時機,香山土地上的人民,便會煥發出無窮的活力。“禁海”和“遷界”令的廢止,解開了香山發展的束縛,于是,香山縣的經濟、文化便得以迅速發展。到了鴉片戰爭前,全縣已有書院18所,社學3所,遍布全縣,還有許多鄉學、私塾等。教育文化的發展,有力地促進政治、經濟的發展,人口也迅速增長,到清嘉慶、道光年間,香山縣的發展水平已趕上與南海、番禺、順德、東莞等,被朝廷列為大縣,從而結束了長期落后的地位。

澳門雖在明代已為葡國占據,但仍在香山縣的轄區內,香山人與澳門的關系密切,可以說,香山人最先接觸到西方的文化,最先領略到西方的教育模式,最先將目光投向海外。清末,香山的現代工商業迅速發展,新式學堂也破土而出。1896年,豐山書院在全縣率先改為豐山官立高等小學,為香山模仿西方設立學校開了先河。至清末,據《香山縣續志》記載,香山縣已有中學一所,小學63所,還有新式的育兒機構——幼稚園一所。其教育規模和水平,已在全省前列。

 

           從檔案資料尋找香山科舉名人

 

科舉制度是中國封建王朝用考試的方法選拔官員的一種制度。科舉考試的最大獲益者是封建最高統治者皇帝,也是廣大讀書人視為追求功名利祿、光宗耀祖的出路。英國大百科全書中說:“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試制度,是中國所采用的選舉制度,及其定期舉行的考試”。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考試制度,并對世界文明發展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科舉制度產生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分文舉和武舉兩種。它是較舉薦制、世襲制等合理的一種選拔人才尤其是選拔各級官吏和將領的一種基本制度。

明、清兩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舉行鄉試(農歷八月),取六七十名,稱舉人。每三年一次在京城舉行會試(農歷二、三月)。分三甲取錄,一甲三名:狀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若干人,總共兩百余人,統稱進士。

前兩節所述,香山的教育發展始于清康熙23年后,故《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一書所記載的有香山籍人士的廣東鄉試題名錄,也始于康熙41年;而香山籍人士殿試金榜題名者,則要到乾隆4年才能查到。

乾隆4年,李定元列武舉二甲第60名;

乾隆60年,楊汝任列武舉二甲第17名;

道光2年,曾望顏列文舉二甲第10名;

道光2年,李望海列武舉二甲第41名;

道光3年,鮑俊列文舉二甲2名;

道光3年,何廷標列武舉二甲第19名;

道光18年,麥熾昌列武舉二甲第17名;

道光20年,高寶奇列三甲4名、楊幟熛列三甲30名;

光緒24年,何作猷列二甲第10名、李麟昌列二甲81名;

……

香山的科舉名人,遠不止上述諸人,從其他各類明清檔案資料中,還可查到更多,明清兩朝,香山縣共出進士120多位,今再舉例如下:

周尚文 字質善,神涌人,明洪武18(1385)進士;

黃佐 字才伯,號泰泉,縣城人。正德15(1520)庚辰科進士;

何派行 字應充,小欖人。嘉靖20(1541)辛丑科進士;

楊遇春 字紹復,別字峻岡,仁都人。嘉靖34(1555)乙卯科武進士;

麥揮 字時化,小欖人。嘉靖38(1559)己未科武進士;

袁三接 字平洲,鄉籍未詳。嘉靖41(1562)壬戌科進士;

李孫宸 字伯襄,小欖人。萬歷41(1613)癸丑科進士;

何吾騶 字龍友,小欖人。萬歷47(1619)己未科進士;

盧兆龍 字本潛,小欖人。天啟2(1622)壬戌科進士;

麥佑 字啟正,小欖人。乾隆34(1769)己丑科進士;

鄭應元 字文川,縣城人。乾隆46(1781)辛丑科進士;

何耀泰 字君保,小欖人。乾隆46(1781)辛丑科武進士,殿試二甲第4名;

何士祥 字景祥,小欖人。乾隆52(1787)丁未科武進士,殿試三甲第8名; 

盧殿標 小欖人。道光24(1844)甲辰科第25名武進士,殿試二甲第6名;

何璟 字伯玉,號小宗,小欖人。道光27(1847)丁未科進士;

何光堯 字允昭,號蓂石,小欖人。道光29(1849)己酉科武舉;

陸朝安 大都人。咸豐6(1856)丙辰科第29名武進士,殿試二甲第4名;

劉其昌 隆都龍瑞村人。同治元年(1862)壬戌科第32名武進士,殿試一甲第三探花及第;

何長清 號榆庭,小欖人。同治2(1863)癸亥科武進士;

何定江 字景宗,小欖人。乾隆45(1780)庚子科武進士二甲第一人;

汪文炳 字伴樵,縣城人。光緒6(1880)庚辰科132名進士,殿試二甲第93名。

張丕基 字仲弼,縣城人。光緒12(1886)丙戌科第30名進士,殿試二甲74名。

何乃斌 字興鼐,號仿尹,小欖人。光緒12(1886)丙戌科第8名武進士,殿試一甲第三探花及第。

黃占元 字卓南,小欖人。光緒15(1889)己丑科第50名武進士,殿試三甲第21名。

李平西 字炯熙,小欖人。光緒15(1889)己丑科第57名武進士,殿試三甲第27名。

李翰芬 字守一,小欖人。光緒21(1895)乙未科101名進士,殿試二甲51名。

……

上述明、清兩代香山籍文武進士,日后許多都成為名臣名將。如李孫宸和何吾,都官至明朝禮部尚書;何璟官至清朝閩浙總督兼福州將軍;劉其昌官至云南、廣西巡撫;何長清官至廣東水師提督;曾望顏,官至巡撫、總督、內閣侍讀學士等。

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一書中,還收錄了康熙41年起廣東鄉試題名錄,每期均有香山籍多位舉子,如雍正13年,香山學生侯弼就中舉人第一名。咸豐元年,梁之材中舉人第二名。

 

         從檔案資料體會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中國封建時代讀書人進仕之途,香山籍的讀書人也不能例外。參加進士科考試的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有不少人從少年考到老年仍未考中,50歲考中進士的人看做“少進士”。“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唐人趙嘏的詩句,形象地刻畫出進士登第的難度。

考進士如此難,考舉人也并非容易,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一書中,除記錄了舉人的名字,還記錄了他們的年齡,從十余歲到六十余歲不等,很有意思。今僅舉香山籍“老齡舉人”數例:

嘉慶12年舉人蔡佑和嘉慶21年舉人趙廷魁、麥應甲,中舉時均41歲;

嘉慶24年舉人鄭應仁和道光11年舉人張文鼎均42歲;

嘉慶12年舉人何健、光緒23年舉人鄭鼐均44歲;

道光8年舉人容駿45歲;

道光5年舉人李仲元46歲;

道光2年舉人鄭應春47歲;

咸豐元年舉人劉元貞、光緒20年舉人馮心鏡和光緒23年舉人鄭譜韶均50歲;

道光11年舉人何閏章54歲;

……

縱觀中舉的年齡,一般20余30余歲居多,鄭藻如中舉時25歲,曾望顏為30歲。香山籍最年輕的中舉者,要數光緒20年的繆國鈞,剛20歲;而所能查到的最年輕的中舉者,當數光緒20年廣州府的朱崇禮,年僅16歲,堪稱神童。

十余歲與五六十歲的人同場考試,這也算一種“和諧”的景象,在我們今天,也不乏這種景象,如高考,如考托福,如考鋼琴等級,如考駕照等。但是,舊日的科舉與此并不盡相同,舊日的讀書人之所以四五十歲仍要參加鄉試,此無他,舉人便是國家候補官員,有一定的俸祿,考中了便可光宗耀祖,難怪會產生范進式的悲喜劇。

雖然,科舉考試的形式是封建時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它擴展了封建國家引進人才的社會層面,顯示出生氣勃勃的進步性,促進了社會上努力讀書求學的風氣。但是,科舉制度尤其是明、清兩朝都以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的文句為題,還規定了文章的格式一定要采用八股文,促使讀書人養成了脫離實際死啃教條的風氣。到了清朝光緒31年(1905年),統治者決定推行新的學校制度, 科舉制度被廢除。

 

             香山人接受教育的另一種模式

 

十年寒窗苦讀,走科舉致仕的道路,雖也是舊日香山人接受教育的主要形式,但是,由于香山鄰近港澳這種特定的地理環境,又使得香山人的視野更加開闊,眼光更加遠大,他們有了另一種接受教育的模式,那就是外出留學。

香山人、近代維新派思想家鄭觀應,生于1842年,是著名的買辦,因長期生活于澳門、香港、上海等地,與西方人打交道,才寫出《救世揭要》《盛世危言》等對中國社會有較大影響的著作。他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的文化技術,而如何學習?他的同鄉人容閎找到一條路子。

中國留學的第一人,就是香山人容閎。容閎生于1828年,少年時進入澳門馬禮遜學堂。道光27年即1847年,19歲的容閎赴美留學。后考入耶魯大學,成為畢業于美國大學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旋入美國籍。咸豐5(1855)回國。容閎留學美國時,鴉片戰爭剛結束,中國的門戶已被英美帝國主義打開,西方的先進武器和科學技術,驚醒了香山青年容閎。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是容閎留美的目的。回國后,他從自己身上體會到留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用了10年時間,奔走呼號,請求清政府派遣幼童留學美國。在他的大力推動下,在曾國藩、李鴻章的大力支持下,從1872年起到1875年,清政府選派了1016歲的幼童共120人,分4批送到美國留學,分別入讀耶魯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著名學府。

清政府原計劃是讓幼童留學15年后,按年分批回國,但計劃到第10年,由于清政府中保守派的強烈反對,1882年,留美幼童被強行召回,留學計劃夭折。盡管如此,這批留美幼童,由于接受過西方先進的教育,許多都成為清末民初軍政界、科技界和文化界的杰出人物。這120位幼童中,香山籍的就占了39位,其中就有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內閣代總理蔡廷干,外交總長及交通總長梁如浩,臨時政府總統府高等顧問容星橋、外交官歐陽庚,鐵路總辦鐘文耀,大學校長蔡紹基,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律師張康仁等。

可以說,容閎以及香山留美幼童的經歷,使香山人感受到另一種學習的途徑。憑著地理的便利,一些香山人開始自費或由官費派往到香港,到澳門,到檀香山,到日本,到美國留學。
  唐廷樞,香山唐家人,生于1832年,幼年入香港瑪禮遜書院讀書6年,在香港巡理廳當翻譯。咸豐11(1861)開始在英商怡和洋行任事,當買辦掌金庫,為怡和洋行竭力發展業務。同治十二年(1873)脫離怡和,受李鴻章委托開辦招商局,發展國內外航運業,興建運煤鐵路,開采開平煤礦、安徽鐵礦、熱河平泉銅礦、煙筒山銀礦等。成為中國近代早期著名買辦、實業家、民族資本家。

除唐廷樞,唐家村還有唐寶鍔(18781953),光緒二十二年(1896)考派往日本官費留學。辛亥革命成功后,曾在南北和會中任北方代表唐紹儀的秘書長。唐有恒(18841958),光緒三十年(1904)考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取得農學博士。等等。

孫文,香山翠亨人,生于1866年,9歲入村塾,接受傳統教育。1879年,13歲的孫文隨母親到夏威夷檀香山讀書,經歷過飄洋過海,才會使人心胸開闊,難怪他感慨說:“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要注意到的是,孫文即孫中山赴檀香山讀書時,幾乎和留美幼童同一時期。另一個讓人感興趣的事是,孫中山并不是跟隨其他男人,而是跟隨母親出洋的,這事,起碼可以證明一點:在中國內地的民眾還是十分重土安遷之時,香山籍的婦女,已經不把離鄉背井到海外謀生作為可怕的事。

此外,香山學生赴日本留學者亦不少,如鄭彼岸、鄭貫公、林君復、劉師復、劉覺群、陳慶云、陳興漢、蘇曼殊、魏邦平等。這些人后來亦都成為民國著名的軍政界人物。  

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一書中,就收有當時的清駐美大使伍廷芳送請政府表彰香山籍出洋學生鄭廷襄的咨呈;分別發給香山縣學生楊耀焜、鐘榮光赴美游學護照致外務部的咨呈;分別發給香山縣學生陸積、陸莊、郭繼、梁晉、梁威、梁容、馬九、鄭社堯、彭連勝等赴檀香山游學護照致外務部的咨呈等。

1909年,美國政府與清政府協定,清政府可以每年利用美國政府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派遣學生留學美國。于是,便出現了一批“庚子賠款留學生”。這些留學生限20歲以下,需經考試錄取,從檔案中查得,第一批便有香山青年、后來曾任民國政府代理外交部長的唐悅良。此外,還有徐乃蓮、唐榕賡、鐘文濤、卓鴻泰、徐應桐、簡煥華、黃明道、徐乃運、卓榮思、楊哲、唐天民、李寶鎏、李紹昌、陳憲武、唐官賞、楊炳畬等選取或被派遣。

上述眾多的香山人物,不僅對香山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產生影響,而且對中國近代歷史也產生巨大的影響。可以說,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沒有西方現代教育的吸取,就不會出現象孫中山、鄭觀應、容閎、唐廷樞、唐紹儀這樣的人物,香山也不可能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 發源地。

 

        后記

 

從香山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地區的教育發展,必然會影響該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和思想素質。孫中山先生就曾大力提倡教育普及,以為教育“足以啟文明促進化”。當代的香山人,正是繼承香山教育的優良傳統,中西文明,兼收并蓄,重視鄉土教育,重視素質教育,尤其重視精神文明建設,使得當代香山的教育事業依然處于全省乃至全國的前列。全國有多所名牌大學,在中山,在珠海開設分校區,便是明證。中山市和珠海市都獲得文明城市稱號,獲得“最適宜居住的城市”稱號,亦佐證了教育的成果。

目前,中山市的領導和教育界人士制定了中山教育的核心目標,就是培養具有民族情感、廣闊胸襟和世界眼光,具有傳統積淀和創新精神的新一代中山人。這是鄧小平同志“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教育理想與“博愛、創新、包容、和諧”的中山人精神的完美結合。

我們相信,只要全體中山人民共同努力,深入挖掘香山文化的精髓,未來的中山,必定會成為文化大市、經濟大市、人民安居樂業的美好家園。

                                                                                      
 06年9月
 

應市檔案館高館長之約 ,利用所贈之《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一書撰文,用于《中山日報》“香山 文化之史海鉤沉”專欄(每周六載一篇),此為我所寫之第一篇,專欄之第四篇,載06年9月30日《中山日報》。第三、四節及后記,藍編輯均有刪節,亦有簡潔之長處。附《中山日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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