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妻子的羅曼史 俄罗斯少妇性做爰

                              吳中華

 

現在是晚上十一點多,身邊躺著上小學一年級的兒子,他已熟睡了,但妻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回來。妻在醫院急診科做護士。一個小時前,急電召回急診科,參加搶救工作。

對這種情況,我習以為常了。睡不著,思緒悄然襲上心頭——

初識妻,她給我的印象是,本地人民醫院內科的一名護士,相貌平平,屬于走在街上回頭率不高的那類。但常言道:“娶妻求淑女。”況且自己也不屬那種高大英俊之輩,鄙人有自知之明,美眉不是吾輩之人所能擁有,故不想做一堆牛糞 (害怕“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之說)。在愛情路上,我們倆沒有進行過轟轟烈烈的“長跑”,只來了段近距離的“二人三足”,然后就在法律上確立了關系。真有點平時人們所說的“先結婚,后戀愛”。

也許像巴爾扎克說的,“愛情越熱烈越真誠,越應當含蓄隱蔽,不露痕跡”。我們的愛情故事確實波瀾不驚,一點也不羅曼蒂克,但打心里我覺得我倆還是蠻般配的。

妻雖然是醫院籃球隊的主力成員,體格健壯,但偏偏有“暈車”之癥,這可不得了。因為后來生發的令我們倆永世難忘的事,全拜“暈車”所賜。

記得1994年小欖甲戌菊花盛會,我和妻都去看了,是騎著一輛上海永久牌自行車去的。從黃圃鎮(我工作所在地)出發,一路上可真的“風塵仆仆”。路上花費的時間比觀賞的時間還要多!不是交通條件差,也不是我們倆想浪漫,原因是,汽車,她確實“沾”不得。

也記得那年,我們去中山市市區拍婚紗照,也是騎著那輛上海永久牌自行車,從黃圃出發,一路的騎過去的,行程三十多公里。路上雖然辛苦,但很快樂!

謝天謝地,接新娘的那天,我不是用那輛上海永久牌自行車,否則,我真的變成新聞人物了。雖然只有十來公里的路程,但從我們坐進那白色寶馬花車的一剎那,我的心就提到嗓門,真的有點怕,怕她不知什么時候來個“翻江倒海”的噴射。(有這種心情的新郎倌,估計不多吧)可能只有十分鐘的車程,花容失色的一幕沒有出現。

1997年,由于工作的需要,妻從內科調到現在的急診科。有一次,妻要到省人民醫院進行急救護理技術輪訓,為期七天。由于暈車的緣故,她一個人不便前行,結果我當了一回遲來的“護花使者”——坐公共汽車送妻到省人民醫院招待所安頓好,然后我獨自返回;一個星期后,我又去廣州把她從培訓點接回黃圃。不累?權當情趣罷了。

200110月,我患病住院,她有空就守侯在病床旁,(通宵值班后的白天也不回家休息)我握著妻溫暖的手,罩在我心頭上的陰霾也逐漸散去。后來病情轉好,剛好中山市衛生局組織該年度的市優秀護士外出旅游學習,妻是有條件去的,但妻請假不去,對別人說是怕“暈車”。其實,她已跟“暈車”講拜拜了,她不去,是不放心我!看,去年九月,好勝的妻還考取了汽車駕駛執照。對此,我只能套用周星馳電影的常用對白說一聲“老婆,IYOU”。

英國著名哲學家培根說得對——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時代的情人,中年時代的伴侶,暮年時代的守護。是的,夫妻不應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真心相愛的夫妻應該是風雨同路、同舟共濟的。這些年來,我憑短短幾年的婚齡,讀懂了“相濡以沫”這個詞語的內涵。

今晚的思緒權當另類的“七年之癢”吧,但絕非黃百鳴電影的“七年之癢”,因為我愛吾妻,這是我們夫妻感情日趨篤厚的“七年”!

……半夢半醒之間,忽然傳來那熟悉的摩托車轟鳴聲。哦,是妻回來了!

 

——寫于2003年病休的日子

(載于《中山日報》04年情人節)

 

收視率≠導演+演員

——漫談《包青天》受青睞的原因

吳中華

       時下的港臺影視界,為了提高收視率,在拍片時,都不惜重金聘請大導演、名演員來助陣,往往都會收到滿意的效果。于是,自然而然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公式:收視率=導演+演員。

但是,隨著臺灣電視連續劇《包青天》在香港無線電視臺的播出,等式可能要變成不等式了。講到該劇的演員陣容,金超群、何家勁等均是港臺演藝界的“小”字輩,并不為廣大觀眾所熟悉,但其收視率卻出奇的高。觀眾層次,工、農、兵、學、商盡皆有之;白天,劇中的內容又成了人們茶余飯后的消遣話題,而“包青天”更是上班一族的閑聊對象。取得如此轟動效應,電視制作人員也是始料不及的。

縱觀已播出的幾十集,電視劇《包青天》是取材于元代雜劇中的公案劇、明代的公案小說,更有甚者,是直接改編自清朝石玉昆的《龍圖公案》。所宣揚的無非是司空見慣的獎善懲惡的思想。既然題材不新穎,演員非“大腕”,《包青天》為何能受到觀眾的青睞?究其原因,有兩個。

其一,觀眾的滿足感作怪。

回顧中國古代文化史,成熟于先秦時期的法家思想,對中國社會產生過深刻的影響。法家人生哲學模式之一的“‘法不阿貴’平等觀”更深得當時民眾的推崇,可惜,這只是一相情愿。“刑不上士大夫”的不平等觀早已成為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法制特色。“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只是一句空話罷了。故此,百姓內心的那個愿望——實行“法不阿貴”的法制觀,終不能兌現。既然強烈的欲望得不到滿足,必然產生一種壓抑感。并且,這種封建時代形成的壓抑感一直影響到當今的普通百姓。

《包青天》為何能滿足觀眾被壓抑的欲望呢?在劇中,包公作為一個剛直不阿、公正廉明、不畏權貴、執法如山的清官形象,把那個“刑不上士大夫”的神話打破了。他隨身帶有“三大件“——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既可下鍘市井無賴,也可上鍘作奸犯科的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包公總算替觀眾出了一口悶氣。于是乎,電視劇成了百姓追求心理平衡的調節劑。看過電視劇,觀眾受壓抑的心理得到緩解,欲望得到滿足。

其二,因果報應思想的存在。

佛教作為外國文化,于漢代傳入我國,給中國人心理以深刻的影響。特別是佛教基本思想——因果報應,更是受到民間迷信。因此才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多行不義必自斃”等俗語的廣泛流傳。因果報應思想,作為一種封建意識形態,已根深蒂固地留在百姓的腦海深處。

   反觀《包青天》一劇,平時作威作福的龐昱、郭槐、陳世美等反面人物始終難逃一鍘;而劉狀元、包勉等一班正面人物最后還是苦盡甘來。這些內容正充分體現出“善惡邪正,各有分別,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殃,正者,終逢吉。”也就是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

  :此文曾于19931127日發表在《中山報》第六版,據當時該版的責任編輯說,由于版面有限,對原稿的“第二個原因分析”作了刪減,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當時我也去信提出疑問,未果。而今天又找不到原稿,真是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