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祭

                                   陳賢慶

    今年,2016年,應是不尋常的一年,別的不說,光是值得紀念的事件,就有不少:今年,是中共建黨95周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是西安事變80周年,是孫中山誕辰150周年,是魯迅逝世80周年,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是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逝世40周年,是打倒“四人幫”40周年……當然,今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爆發50周年。2006年,文革四十年時,我寫了一篇“祭文”。光陰似箭,又過去10年,文革五十年,也應該寫點文字吧,十年前,我既用了“祭字,如今,也不妨繼續用這字吧。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此通知宣布撤銷原來的以彭真為首的“五人領導小組”及其匯報文件《二月提綱》,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二月提綱》,號召人民群眾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至此,黨的一些高級干部以及清醒的民眾才知道,這場革命,并不僅僅是討論、分析、批判“文化”的事,而是一場政治舞臺的大博弈,最高領袖又要整人了……

    本來,上層統治人物爭奪權力,鬧個你死我活,只要不殃及廣大的人民,也未嘗不可,封建時代、民國時代皆如此,普通民眾可以照常生活、工作、學習、經商、結婚、生子……但是,當年的中共領袖偏偏不是這樣,他以革命為名義,發動群眾,利用群眾,挑動群眾、制造混亂,制造事端,制造干群之間的仇恨,制造群眾之間的仇殺,他不惜將局面搞亂,將國家搞亂,最后亂中取勝,達到消滅政敵的目的。于是,長達十年時間,他發起一個又一個恐怖而又可笑的“運動”,發布一條又一條似是而非的“語錄”,于是,隨著“革命”的深入,黨政軍高級干部不能幸免,文學藝術家不能幸免,地富反壞右不能幸免,一般的民眾也不能幸免……文革十年,全國被整死了多少人,被冤死了多少人,無法統計;文物古跡遭到的銷毀和破壞,更無法統計;傳統文化道德禮儀遭到的滅頂之災,其嚴重后果也無法估量……

    “ 文化大革命”是執政黨長期執行的“極左”路線的最終結果,中共奪取政權以后,為了管理國家,管治人民,也為了給翻了身的人民享受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公有制的優越,實行嚴格的供給制度和戶籍制度,但是,由此,使得全國五億人民從此失去了遷徙的自由、擇業的自由,甚至逃荒的自由,到后來,還失去生兒育女的自由,當然,更沒有了言論自由、結社集會等自由。管治者不是努力創建一個和諧的社會,而是鼓吹“階級斗爭”,人為地制造等級歧視以及“階級”壓迫;不是實行“黨內民主”,而是將不同意見視為“路線斗爭”,將不同政見者置之死地。不是調動一切積極的因素去參與國家建設,而是專門打壓消滅有為有用之知識分子。當政者總是急功近利,違反客觀規律搞“大躍進”,而又聽不進反對意見,造成了和平時代餓死幾千萬人的慘劇……對最高領袖的無限吹捧乃至神化,最終造成了全黨全民的災難——“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生活,絕不是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希望換來的生活,也不會是中國人民所希望的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

    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中有一段話:“在民主國家里,不用擔心會有荒謬的命令,因為要在大會上使大多數人接受一個荒謬的意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斯賓諾莎沒有將話說死,他說“幾乎不可能”,就是說接受的可能性很少。但是,在我們的過去,大多數人,而且還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卻會接受一個接一個的荒謬的意見——反右也好,定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也好,通過和發表五一六通知也好,封江青為文化革命的“旗手”也好,批斗彭羅陸楊也好,打倒劉鄧陶也好,將“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也好,揪出“王關戚”也好,批林批孔也好,選出王洪文為黨的副主席也好,反擊右傾翻案風也好……都能接受,都能舉手通過,可見黨的民主集中制被破壞到什么程度,也可見我們的革命家們元帥們將軍們可悲到什么程度!

    1981年6月,中共11屆6中全會發表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作了定性,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是很應該很正確的。決議中還特別指出:“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是不允許的,這本身就是錯誤,而且將招致更大的錯誤。”然而,在此后的數十年間,被徹底否定了的“文化大革命”,卻是一個“禁區”,各級宣傳部門并不讓民眾自由地深入地研究討論,只提倡“歌功頌德”的“正能量”,而避免提不光彩的錯誤和罪行……于是,本來已經屬大是大非的問題變得模糊,當年的疑案到今天仍是疑案,如“九一三事件”;當年政治舞臺上走馬燈似的風云人物,到底是忠是奸,如今仍難定論;時至今日,“文革”的陰魂仍未散盡,“文革”期間的“紅歌”不時唱起,回憶幸福地“被接見”的文章也不時見報,一些垂垂老矣的“老三屆”還會不時回味起那激情燃燒的“紅衛兵歲月”,對充當政治家的打手,迫害無辜毫無悔意;有些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荒廢了青春年華的老知青,仍在熱衷于“回顧展演”,表示“此生無悔”;而年輕的一代,無法從官修的教科書中學習到真實的歷史,更是難以得知父輩祖輩當年所經歷過的恐怖又荒唐的歲月,難以得知國家曾遭受過如此巨大的劫難;更為令人擔心的是,一些人利用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官員貪腐以及貧富不勻等現象,歸咎于沒有按照毛的路線走下去,鼓吹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

    今年5月16日那天,我注意到,報章沒有任何有關文革五十年的表示,為此,我忽生感慨,賦得七律一首,題為《寫于五月十六日》。詩云:“五十年前報一張,通知下發即瘋狂。摧殘古跡焚經典,批斗高官害善良。子散妻離多苦難,君亡賊死剩荒唐。中華恥辱今應記,不見公家罪己章。

    有些老人,至今仍想不明白一些事,如成都的樹德中學的高寶智老師就說過:“我活了88歲了,我始終沒有想明白,沒有想清楚,在文革中那些被我們當兒女一樣愛護的學生,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魔鬼,變成了殘暴的打手來打我們……”當然,亦有個別當年當過“紅衛兵”的人,想在有生之年進行懺悔,如電影導演米家山,父親當過成都市長,就給原學校樹德中學寫信,對他當年殘暴的打人行為深表歉意,他想回學校對當年他打過的老師們當面道歉。但挨過打的高寶智等老師們開會后作了四點表示:1,米家山也年齡大了,能對自己當年野蠻暴行有所認識是好事情;2,不接受他的道歉;3,不見他;4,文革是國家和民族的巨大災難,要道歉,首先要從大人物開始,你米家山當年打得好歡,現在要來道歉,你算老幾啊,小人物!這事頗有趣,但令人唏噓不已。 

    當然,公家雖然沒有“罪己章”,我還是能感覺到,其實黨中央也是在暗中努力克服建國以來所犯下的錯誤,糾正所走過的彎路,如胡耀邦,如鄧小平等,都作過許多努力。特別是2012年習近平主席上臺以來,在振興中華、反腐倡廉方面,卓有成效。這十年來,我國的經濟有了飛速的發展,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特大橋梁、摩天大廈、高尚住宅小區、大型旅游景區遍及全國,“一帶一路”的設想和實施重現中華民族通往世界引領潮流的雄心。幾年來,黨中央從黨政軍中揪出了一只又一只大老虎小老虎,國人震驚之余也倍感鼓舞。在當今互聯網時代,也促使當政者不斷健全法制,言路亦比過去暢通……

    但我們還是很遺憾地看到,過去所推行的“極左”路線,以及“文革”的遺毒和禍害,至今仍未能完全消除,時至今日,中華民族的道德水準變得很低下,不時突破了人類的道德底線。干群關系、勞資關系、醫患關系、師生關系、鄰里關系、同事關系仍處于緊張狀態,貪官騙子歹徒黑老大層出不窮,過去政治上的互害,演變為如今行業間、民眾間的互騙。我們離和諧社會還很遠。此外,環境污染、資源毀壞、鄉村荒化、教育失衡、房價高企、醫療匱乏、經營壓力、就業困難、賦稅繁重、兒童留守、老人孤寡等問題,都在努力解決而未能解決好。時至今日,國民還沒有享有憲法賦予的真正的言論自由。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共產黨戰勝對手奪取政權的三大法寶之一,但是,奪取政權之后,卻害怕民眾批評,尤其是不敢或少作自我批評,這就難怪時時都感到“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感到“處處鶯歌燕舞”;缺乏真正的嚴格的監督機制,這也難怪可以讓或大或小的官員貪占了幾百萬幾千萬幾個億甚至幾十億而不被發現的怪事了。

   “文革”爆發五十周年,結束也四十周年,如今怎么去哀嘆它詛咒它已經無用,但是我們的領導人認真吸取教訓,不走回頭路,并選擇出正確的發展道路,則是很有必要的。經歷過“文革”而仍健在的人們,也要冷靜思考,不要在享受著和平日子的同時,還時時高唱“紅歌”,還熱衷回味那“激情燃燒的歲月”,忘記了國家以及個人所經受過的苦痛,……

    謹以此文祭奠在“文革”中無辜死去的人們!

                                                       2016年5月 

    附錄:文革四十年祭

    2006年,啊,不知不覺間,歷史的車輪已經轉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第六個年頭。2006年,是個特別的年頭嗎?沒什么特別呀,社會依然在進步,人民也大多安居樂業,沒有戰爭,沒有動亂,一部部大片陸續在炮制,看罷“滿城盡掛黃金甲”,大家又去“夜宴”,但依然時有“郁悶”的感覺。

    2006年,會看到一些紀念活動,如什么人逝世多少周年,當然,還有某些“國恥日”,如九·一八等,那是不應忘記的,估計到時也會有紀念活動。

    我注意到,似乎沒有多少人記起,今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四十周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值得紀念嗎?是啊,不好的事,值得紀念嗎?……九·一八也不好呀,是國恥日,是挨打日,也值得紀念嗎?有人會說,別人打我們,值得記住;禍起蕭墻的事,就不必記住,最好徹底忘記好了。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這內外有別,總讓人覺得自己底氣不足。

    誰也會有錯的時候,敢于糾正錯誤,并時時記住犯過的錯誤,甚至不時反省有沒有重犯類似過去的錯誤,這是很正確的做法,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也知道“以史為鏡”“以人為鏡”,共產黨也曾提倡“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所以,即使祭一祭四十年前爆發的那場“浩劫”,也不是無聊的舉動吧。

    也怪自己多事,用了一個“祭”字,須知自己才疏學淺,并不知“祭文”是如何個寫法,連第一句如何下筆也弄不清楚,是“嗚呼”,還是“某年月日”?這真是作繭自縛了。忽然,我想到,四年前,自己寫了一部《悼亡詩里辯忠奸》的書,似乎是不知不覺間學習了太史公的體裁,即“紀傳體”的形式。在書后,我也附有一篇“后記”,隱約覺得,我在“后記”中也曾對文革作了一些“小結”,四年之后的今天再拿來看看,可以檢討一下當年寫的是否準確。于是,為了省事,我將那“后記”先全文引用出來吧。

    以下為《悼亡詩里辯忠奸》的“后記”:

    不知不覺,《悼亡詩里說風云》斷斷續續地,一章一章地寫下去,竟寫出了三十三章來,形成一部不算薄的書了。再往下寫,肯定還有內容可寫,值得寫,如寫胡耀邦,如寫陳永貴,如寫鄧小平等。但是,我又覺得,事情總該有個盡頭,起碼是一個暫時的盡頭。那么,以什么人作為盡頭合適呢?我想,還是以劉少奇吧。文化大革命可以說因劉少奇而起,那么以劉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作為最后一章,也是很適宜的。

    這三十三章文字,起碼涉及到了近50人。這其中,有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有解放軍的元帥將軍,有作家詩人,有運動精英,有演藝紅星,當然,也有野心家陰謀家,有末代兒皇帝、末代代總統,甚至還有外國人士。這些人中,有陷害人的人,更多的是被人陷害的人,通過他們的行為,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故事,似乎可以將十年動亂的歷史大都涉及到,司馬遷寫《史記》,用的也是紀傳體的形式,不是可以概括數千年的歷史嗎?

    薄一波也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災難。所以,我斗膽從“大災難”這角度去小結一下。的確,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除了使數十萬中華民族的精英無辜枉死(僅精英而言),數千萬民眾遭受迫害,文革更使中國倒退了幾十年!文革破壞了本來就薄弱的社會生產力,拉大了我國與先進國家的差距;文革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天斗、與地斗”“開梯田”“深挖洞,造成了中華大地草木凋零,水土流失;文革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與人斗,其樂無窮,造成的惡果則是人心渙散,中華民族失去了凝聚力;文革摧毀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華,傳統美德受到批判和舍棄,造成年輕一代不知何為禮儀廉恥,不知用什么規范自己的行為舉止;文革絞殺了人們的良心和人性,造成了思想和信仰的空白,造成了今天各種丑惡現象公然流行;文革十年間,中國基本不實行計劃生育,使中國多生產了兩三億人,造成了現在的積重難返;文革十年間,中國的教育遭到徹底的破壞,耽誤了起碼兩代人,造成了上億的文盲和半文盲,這些文盲和半文盲,又直接影響到他們子女的素質;現代官員的腐敗現象,可以說源于文革的影響,即趁手中尚有權,及時謀私利,不然就過期作廢;文革時期講空頭政治,現在某些地方又刮起浮夸風,數字出官仍有市場。……

    寫文革,寫災難,這并不難,有較多資料可作借鑒,困難的,倒是如何將自己擺進去。老作家韋君誼在《思痛錄》中就有這樣的質問: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來大多數都成了沒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農村里苦讀,回來補十年的課,終歸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寫成小說,如梁曉聲、阿誠、張抗抗、史鐵生、葉辛——現在已經成名。但是他們的小說里,卻沒有一個老實寫出當年自己十六七歲時究竟是怎樣響應文化大革命的號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樣變成反對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的,一代青年是怎樣自愿變作無知的。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歸之于四人幫,這夠了嗎?我看是還不夠。韋先生的質問,無疑是有道理的,我們反思文化大革命,自己也應該反思。所以,我在文章中不想把自己寫成是一個先知先覺的人,我不怕暴露自己當年的愚昧無知,因為歷史就是如此!至于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我倒是沒有。我是因為父親過早地被揪了出來,使我一下子掉到了黑七類的行列,不許亂說亂動,不然的話,我也難保不做出一些破壞文化迫害忠良的事來。或許可以這么說,父親犧牲他一個,挽救了我們兄妹的靈魂。

    歷史風云,再說也難以說得完,最要緊的,是要以史為鏡,吸取教訓,尤其是象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慘痛的教訓。經過了這場中華民族的大災難,我們的黨和人民也真的學聰明了一點,有以下幾個方面,我認為是吸取了教訓,做得很對的:

    一是徹底拋棄了那條極左的路線,沒有按毛澤東所說的七八年就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而是再也不搞以整人為目的的政治運動。二十年來,我們已不用生活在運動之中,這是能夠國泰民安的最根本的基礎。

    二是徹底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治國方針,將全黨全民的工作重點和奮斗目標放在經濟建設方面。短短的二十年,我們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綜合國力大大提高,已經躋身于世界經濟大國的行列。

    三是徹底打開國門,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二十年來,我們經歷了夜郎自大到崇洋媚外再到充滿自信的幾個階段,今天,我們已不怎么崇拜洋貨,我們的產品已出口到了五大洲;我們不僅迎來外國游客,我們的國民也可以瀟灑地出國留學出國旅游。

    四是破除了個人迷信和領袖崇拜。今天,我們不用早請示晚匯報,不用跳忠字舞忠字歌,雖然我們也提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但我們并不感到有很大的心理壓力,對江主席也不須特別的尊敬。今天的黨中央,不是哪一個人說了算,實行的應是民主集中制,而這一制度在文革期間已蕩然無存。今天,江澤民主席也不時會發表重要講話,如三個代表之類,不是黨員的可以不聽不看,是黨員的也不一定要記在心中。

    五是從人治法治邁進。今天的法制肯定不夠健全,但比以前已經大大進步了。斷案不是由哪個人說了算,要重證據,要依法處理。一位干部當了鎮長不到兩年,蓋了兩幢新樓,還把孩子送出國留學。哪來的錢?明眼人都會想到是貪污受賄,但你要拿出證據呀,于是,由于沒有證據,我們只能容忍眾多的貪官繼續在貪。這場足球賽,你說是黑哨,請拿出證據,不然,你怎么能說我?這些事都很氣人,但也應看作是法制的體現。

    六是人民有了言論自由。如果說現在人民有了充分的言論自由,那肯定不確切,我們還有一些限制,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但如果和二十年前相比,那就有了天淵之別!我只想舉個例:有位17歲的少年寫了一本小說叫《三重門》,這少年可能政治學得差,并不會運用一分為二等辯證法,在書中,他對中國的官員,中國的教育,中國的老師,中國男子足球等盡情地嘲笑,要是在過去,早就打成小右派”“反革命之類,但他的書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也沒有見有什么人批判他的政治立場。

    還可以舉出多個方面說明我們今天的進步,但我這篇后記并不是改革開放二十年的總結性的文獻,這樣的工作自然有人去做,我只不過談談幾點體會,說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當我覺得有需要,而又有時間,我或許會再寫一些其他的人物,因為我的悼亡詩其實遠遠沒有用完呢。(20022月)

   以上是我四年前寫的文字,四年后的今天,再回過頭來看,說得是否準確?我認真地對照,我在“后記”中小結的各項“災難”,并非危言聳聽;而我列舉的六項“進步”,也是事實。那么,四年又過去了,還有什么補充?還應補充些什么?想來想去,還是強調一點吧,那就是,文革造成的最嚴重的后遺癥,即整個民族精神文明的倒退,禮儀廉恥的喪失,于今更加明顯地體現。

    四年前,政府官員貪污受賄的現象不少,四年后的今天,經過不少的教育,下達了不少的禁令,還未能明顯見成效;四年前,年輕一代的行為舉止讓人蹙額,四年后的今天,年輕一代依舊沒有明確的道德規范;四年前,“千萬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四年后的今天,遇到陌生人還是不要和他講話;四年前,治安形勢惡劣,四年后的今天,治安形勢嚴峻……

   當今,我們在努力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都深深地感到,要達到社會的和諧,該是多么的難!西部與沿海,城市與農村,商家與顧客,干部與群眾,老板與工人,醫生與患者,學校與家長……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磨擦與矛盾,那就更不要說,在城鄉中靠殺,靠搶,靠偷,靠騙,靠乞,靠逃稅,靠走私,靠買淫等手段生活的數百萬(或許數千萬)大軍,每天會給我們的社會造成多么嚴重的破壞!

    國家經濟即使被破壞到崩潰的邊沿,有三五年的整頓便大見成效;一種良好的道德規范的形成,需要一兩代甚至三四代、五六代人的努力,但是,毀壞那種道德規范,用十年就很足夠,就象文革那十年。有些人總將精神文明的倒退,禮儀廉恥的喪失歸咎于改革開放,其實,根源正是在文革那十年。經過四十年的努力,我們還未能撥亂反正,整個民族的精神境界道德風尚還未能回復到文革前的水準,這個教訓,不是極其慘痛嗎?總書記提倡的“八榮八恥”,其實是最基本的道德規范,甚至是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會自覺遵循的道德規范,如果我們覺得是個新鮮的東西,那就太可悲了。國家旅游總局最近不得不頒布國人出境旅游應遵守的條例,更是對“禮儀之邦”的莫大諷刺!

    十多年前,我們的青少年在與日、韓的較量中相形見絀,今天,再較量,依然如此。精神萎靡,意志薄弱,禮儀欠缺,身體羸弱,這已是兩三代青少年的通病,盡管有個把姚明、劉翔、林丹、王楠以及“感動中國”的叢飛、“超級女聲”的張靚穎等的出現。

    歷史的教訓實在沉痛啊!是否需要每年來一番反省,再認真找出一些切實可行的方法,使得全民族的精神文明程度得到較大的提高?

    祭文總是悲切的,盡管我不會寫,也不會寫到歡快那一邊。我忽然想到,文革五十年、六十年時,會不會再有人寫這類的“祭文”?沒有了。經歷過文革的人不死也垂垂老矣,老人癡呆癥和帕金森癥使得他們也失去了記憶,于是,“十年浩劫”便變成了紙上的符號,最多化作中學生教科書中兩三行不痛不癢的文字,年輕的歷史教師在五分鐘之內便跳過了“十年”,進入改革開放的輝煌的五十年、六十年……

    祭文于此結束,謝謝大家。(祭文是這樣結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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