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日那位小朋友

 

            陳賢慶

 

晚飯后,照例拿起晚報,忽見一篇文章,配上一幅舊照片。文章和照片反映的是1966818日上午,在天安門城樓上,14歲的作者受到領袖的接見并與之講了話。文章和照片告訴人們的信息是:當年,我們多么幸福,直到40年后的今天,仍難以忘懷。看罷此文此照,一番滋味涌上心頭,我一時默然……

就在我沉思之際,忽然電話鈴響,拿起話筒一聽,原來是一位舊日同學從香港打來的。自1968年后,我們沒有見過面,也沒有聽過對方的聲音,如今忽然聯系上,大家都有說不盡的話。

他是我中學的同學,姓衛,但他比我低三屆,1966年時,還只是初二級學生,和上述那文章的作者一樣,也只有14歲。我和他不是同班同學,何以認識并有聯系?1967年春夏,文化大革命發展到“武斗”階段,我因家庭出身不好,父親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已被剝奪了“革命”的權利,只能在家“觸及靈魂”,接受思想改造。趁著“造反派”們互相高喊“捍衛……”而去浴血奮戰,無暇顧及我這類小人物時,我和同學阿潛各自買了一把小提琴,躲在劉家的小廳自學,接受“封資修”文化的洗禮。后來,我們的圈子越來越大,加進了幾位逍遙于革命之外的、也喜愛音樂與文學的青年學生,其中,就有衛同學。由于衛同學年紀小,個子也小,我們叫他“小神仙”,再簡稱“小神”。

我知道,小神的祖父,是位名人,早年留學美國,攻讀土木工程,回國后,參與了許多著名建筑的設計,據說北京協和醫院就是他擔任監工的。抗日戰爭時,日本人強迫他出任偽職,結果他祖父寧死不屈,以自殺而明志。解放后,小神一家生活困難,他祖母居然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而周總理居然也指示廣東省人民政府給他們每月補貼80元! 小神的父親,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在文革前已經病逝,但他留下了一把很好的小提琴,似乎出自意大利某制琴師之手。小神用那把琴,也經過一定的訓練,能拉一些簡單的曲子。他也正是夾著那把琴,作為見面禮,踏進我們那文藝沙龍的。

   一天晚上,我們捧著那把好琴,登上了中山五路新華電影院旁邊的一道陳舊的樓梯,敲響了一扇黑暗的木門,進入了一位小提琴教師區老師的家。區老師知道小神的父親,他將琴作了一番鑒賞并試音,連聲說:“好琴,好琴!”隨后,他讓他的大女兒用那琴演奏,小女兒鋼琴伴奏。大女兒演奏的樂曲,是薩勒沙蒂的《流浪者之歌》。那是一首蕩人心魄、催人淚下的樂曲,那抑揚頓錯的優美感人的旋律,沿著那琴的四根金屬弦流出,回蕩在那幾乎是密封的小房間。那一夜,那樂曲,那情景,令我們終生難忘……

   “在我上山下鄉之前,你忽然不見了,后來我從阿潛那里知道你的情況,但還不是很詳細,你能否……”不知是否積習的緣故,我總愛探聽別人的私隱,于是,有這樣一問。

   “三十八年前的事了,刻骨銘心……你如果想聽,當然可以詳細告訴你。”

   “謝謝!”我的確很感激,并靜心聆聽。

   “我祖母和父親都在五十年代去世,文革前,家中就只有母親、哥哥和我。我家你也知道,在中山五路小馬站,母親是中山五路小學的一位教師。而我也是在那里讀的小學。文革前,哥哥到肇慶一家工廠工作,他患有精神病,時好時壞。1966年文革開始后,學校已經停課,母親她們常受到批判,但還有行動自由。1968年9月,母親和自己學校以及附近幾所學校的一些‘有問題’的老師,集中起來辦學習班,不能回家。他們住在中山五路小學,每天排隊 到朝天路小學辦班,有時,我就在路邊等候,等候他們經過,為的是能看到母親一眼。

  “那時,我對母親的處境還不致很擔憂,因為文革中被集中辦‘學習班’的人太多了,我認為母親不久就可以回家的。有一天,不知你是否記得,大家還在我的住所聚餐,剛好那天母親被允許回家兩個小時,她看到我們‘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樣子,又生氣又無奈,只是連連嘆息。 最后,她摸摸我的頭,眼含淚水有離開家門。”

   這事,我還有印象。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小神的母親。那是一位矮矮胖胖的面露慈祥的婦人,可能睡眠不足,眼圈微黑。對于運動的殘酷性,我們的確預計不到, 所以才會出現在小神家里聚餐這樣不知憂愁不識大體的事。我自己何嘗不是一樣?父母親在受難,而我自己還天天晚上跑到劉家學拉小提琴,并不懂得留在家里多些陪伴他們!

  “9月下旬的某一天,學校的造反派紅衛兵上門抄家,把有用的東西都拿走。我問他們,我母親怎么啦,他們說,你母親是個國民黨潛伏特務,已經被揪出來了。我那時年紀小,還不是很了解‘國民黨特務’是個什么概念,但我相信母親是個好人,是個好教師。

   “就這樣,母親被造反派關了起來,關在學校的一處樓梯底的一個小間里。我更成了一個沒人關愛的孩子,饑一餐飽一頓,過著近似流浪乞討的生活。過了幾天, 是國慶節的前兩天,在那天半夜,母親學校有幾個人找上門來, 把我叫醒,什么也沒說,又把屋子搜了一遍,后來,進來一位軍人,對我說:‘你母親死不認罪,昨晚自絕于人民。’當時,我可能年紀太小, 開始還不知道‘自絕于人民’是什么意思,后來明白了,竟然不知道哭,整個人象麻木了,不知所措。那人又說:‘你跟我們去一趟吧。’于是,我跟著他們去到位于惠福路的省人民醫院的門診部。我說:‘我要見見母親。’他們說:‘她已在太平間,門已關住,看不見。’我問:‘那么,你們叫我來干什么?’他們說:‘需要你簽個字。’于是,他們拿出一張紙,叫我簽字。我想看清楚那是一張什么紙,寫著什么內容,但是, 周圍環境昏暗,他們也不想讓我看清楚,就催著我簽字。我簽了字后,問:‘那我母親怎么辦?’他們說:‘你簽了字,就是說你媽的遺體轉交給你了,你媽的后事就由你來處理了。’我說:‘我一個小孩,家里又沒有錢,我怎么處理?’他們說:‘你 自己想辦法……或者,找親戚幫忙吧。’

“就這樣,我在黎明時分回到住所,在房間里坐臥不安,不知所措。真的,我一個小孩子,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更沒有任何經驗,如何去處理母親的身后事?一天以后, 我唯有到阿潛家,把母親的事跟他們說了,阿潛和你們知道了我的事,大家捐了一點錢,才將母親的遺體火化了。這事,你或許還有些印象吧。”

小神敘述得很平靜,但是,我心潮洶涌,不禁想起了當年那情景。當我們知道他母親的情況,都很悲痛,尤其得知他母親的遺體未能火化,阿潛說:“我們不幫他,誰幫他?大家想盡辦法,湊一些錢吧。”阿潛的母親也是小學教師,她更是深感同情,說:“一定要幫,一定要幫!”于是,我們沙龍里的朋友們,湊了錢,委托阿潛 和小婉姑娘去殯儀館幫助小神處理母親后事。阿潛回家后,嘆息悲哀良久,喃喃了多遍:“那尸體,沒有保護,沒有化妝,很可怕,很可憐……我們沒敢讓他走近看,只是在遠處,讓他看了一眼……”

“也多虧了你們的幫助,”小神繼續說,“當時,由于母親是現行反革命,又是什么美蔣特務,殯儀館不準保留骨灰,而我不敢亦不能把骨灰帶回家。于是,母親的尸骨無存,大概讓殯儀館的人拿去肥田了。

“三天后,學校通知我回去取回母親的遺物。 我去到那所學校,經過操場時,我看到附近幾所學校被揪出來的二十多位‘牛鬼蛇神’都集中在那里,跪在操場那水泥地板上。我想,母親如果不死,也要受這樣的折磨,她那么肥胖的身體,怎么受得了?我來到那黑暗的樓梯底,還看到應該是 他們給母親戴的一頂紙糊的高帽,上面寫著‘反革命分子’五個黑色的大字。母親所謂的遺物,無非是一張草席子,和幾件舊衣服。我看到母親被關押的地方,想象著母親是怎么自殺的。附近有兩位女老師,她們在互相說話,似乎是有意告訴我的。她們說,母親是在半夜里,用一根書包的帶子,掛著墻上的一口大釘,就這樣吊死了。我母親很疼愛我,她不可能不想到,自己離去了,兩個兒子將怎樣生存。她一定是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才不得以選擇了這種方式了結自己。

“我用草席把母親的遺物卷起,夾在腋下拿回家。途中,那些物件多次掉下地,一些好心的老人還幫我撿起來。回家以后,我把母親的衣服拿去變賣,賣得三十多塊錢。于是,我坐船到肇慶,到我哥哥那里去。我把母親的事告訴工廠的領導,問他們,是由我還是由他們把消息告訴哥哥。工廠的領導說,要由他們調查清楚,再由他們告訴哥哥。于是,工廠派人到廣州作調查,而我只得對哥哥說,學校不上課,來肇慶玩玩。每天,在哥哥面前,我還要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派去調查的人,不知怎么搞的,一個月后才回來,于是,他們把母親的事通知我哥哥,哥哥那時候精神還正常,當時就抱著我痛哭,而我直到這個時候,才知道哭。我們兩兄弟,可以說哭了幾天幾夜。

“不知什么原因,學校竟然知道我到了肇慶,寫信到工廠催我回去上山下鄉。當我再回到廣州,回到學校時,發現大部分同學都走了,有的到了三水,有的到了雷州半島。我如同一個孤兒,如果不上山下鄉,也無法生存下去。剛好,學校有二十多個到東莞農村的名額,于是,我也報了名,在19691月間,我被注銷了廣州市戶口,落戶到了東莞的塘 頭下公社的一個落后的生產隊,成了一名靠勞動賺取工分養活自己的社員。

“你可以想象,象我這樣的個頭,這樣的身材,我能在那農村干些什么農活?最多是放放牛而已。但是,我必須在那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下去,而且我只能自己照顧自己。廣州的戶口已經注銷,住房也已經被他人占有;肇慶的哥哥得知母親去世后,精神病更加嚴重,經常要被送到精神病院去。70年代初,他也死去了,我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兒。 有一次,阿潛到東莞來看望我,剛好我因勞累過度傷了腰,我感到絕望,而阿潛也很為我的未來擔憂。

1972年后,我得知阿潛他們去了香港。我意識到,我也只能走那樣的路,才能見生天。于是,我每天都自覺地鍛煉身體,尤其是提高游泳的技能。終于,經過四次的偷渡,終于在1974年,我歷盡艱辛 也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我找到阿潛,有了落腳的地方,得到朋友的照應。阿潛介紹我到工廠打工,我有了微薄的收入。兩個月后,阿潛兄弟要移民美國,我便和他們分開。其后,我做過許多工種,但由于文化低,只能做些下層的工作,而且,也只能單身過日子。不過,畢竟,我已來到了另一個天地,一個可以通過個人奮斗過上較好日子的天地。 80年代以后,我將所有賺來的錢,都用在精神享受方面,買音響,賣攝影器材,賣電腦,到中國以及世界各地旅游。只要賺夠了一定的錢,我就帶上照相機,背著背囊出發,九寨溝剛開發,我就到了那里,拍攝到一批最原始的照片;我到過日韓歐美,還到過尼泊爾等貧窮的國家。

“八十年代,母親的學校通知我回去,說學校為母親平反。我到了母親的學校,也是我的母校,學校給了我一張母親平反的證明書,以及大概作為精神損失費的500元人民幣。 拿著那證明書和錢,我舉頭望青天,心想,母親那在天之靈,不知能否安息。

“九十年代,我曾到了加拿大,在那楓葉之國住了幾年。那異國他鄉畢竟比不上香港方便親切,所以,后來,我又回到香港居住。近年來,我人已老。兩條腿也有病痛,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現在就住在政府提供的一間十幾平米的公屋,靠二三千元的綜援金生活。目前, 兩餐還不成問題,只是,精神上比較孤獨,經常想起舊日的朋友,總想和他們談談話……”

小神的敘述很平靜,就象敘述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是,我覺得自己早已熱淚盈眶。我問:“你父親那把小提琴還在嗎?”

“還在呀,”他說,“我原來放在廣州一位朋友處。內地剛開始改革開放時,我還不敢回去,是托香港的朋友到廣州取回的。親人的遺物,就只有這一件。”

 

和小神通完電話,我有一種恍恍惚惚的感覺。我努力想象著,過去那位小朋友,如何變成了一位雙腿有疾不良于行、現住在香港鬧市中一間小房里的孤寡老人……我這時才發現,那張晚報仍然拽在手中,那張照片仍然清晰入目。是啊,那作者當年感到很幸福,現在仍感到幸福,他也希望把這幸福感染給他人……我覺得,幸福是每個人的感受,但是,有時你的幸福,恰好是別人的痛苦!上了年紀,還沒有患上老年癡呆癥的人們都會記得,1966818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總動員,那廣場上的百萬無知而狂熱的“紅衛兵”, 許多正是充當了橫掃一切中華文化的狂徒,許多正是后來害死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田漢、老舍、傅雷等無數共和國精英的打手!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已對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明確的否定,定性為“十年浩劫”;對發動這場“革命”的人也作出了恰當的評價。時至今日,不去認真反思那場浩劫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無窮的災難和后遺癥,還在報上弄出這樣的文章和照片,重溫舊日的“幸福”,豈不令人心寒?!

    在香港孤身一人靠綜援金生活的小神,比起我們身邊常看到聽到的許多孤寡老人來說,處境還算不錯,但是,本來,小神的遭遇可以好一點,要不是他在16歲時就成了孤兒,他大概不至于顛沛流離地過了一輩子的。唉,什么時候,我到香港旅游,順便去看望他,給他一點朋友的問候與關懷吧。

                                                       

                                                                             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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