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泉河畔——追憶遙遠的歲月

 

                               陳賢芳(序言)

    在數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所幸我不是一個人踽踽獨行,在每個階段,我都遇到一些朋友,一些真摯的、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好朋友,古語說:“得一知己,夫復何求?”而我能得到那么多的知己,真是太幸福了。

    這里僅提到我在廣州和海南相識的朋友。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在廣州第十七中學讀書時,就結識了同班同學黎秦云、章寶虹、潘玉英、王小英等,我們五人好得不得了,以至到了上山下鄉之時,也難以分開,結果大家一起遠赴“天涯海角”,到了瓊海縣東紅農場豐收隊,并獲得隊中的“五朵金花”的美譽。其他的同學如王小菲、蘇令儀、熊園園、張大造、余鑒彤等,后來都成了好朋友,有的還成了一起“戰天斗地”的戰友。1972年4月我離開豐收隊調到了場部,想不到又遇到了來自廣州市二中的知青潘露米,以及來自北京的知青金一虹,我們三人又很快結成了被人稱為“真善美”的組合,真誠的友誼持續至今。此外,我還認識了來自廣州的“老知青”吳寶祥,經我的介紹,想不到他與我的三哥能結為數十年的文友。

    原海南東紅 ( 現名安寧 )農場的知青群,在1998年為紀念赴島三十周年,由原市十七中的張大造任主編,市二中的潘露米、肖大連、張穗紐、余定宇及北京的孟大志作為發起人,一共組織了近百篇知青寫的稿件,從中選出五十多篇,編印出版,書名為《知青紀事》。我以“萬泉河畔”為名,選錄自己的兩篇,還有朋友們的一些文字,見字如見人,也可解我遙遠的思念。當我真正能“退休”,真正能靜下心來時,我真的要更多寫寫我的好朋友,寫寫我們那不平凡的經歷,以及我們真摯的友情。

                                             《知青記事》封面

難以忘卻的一段情結(陳賢芳) 圓夢(陳賢芳)
知青運動——一次悲壯然而是失敗的遷徙(金一虹) 帶著多少牽掛離家(杜凌)
月光曲與茅草屋(潘露米) 我和女兒在連隊的日子(潘玉英)
踏上前人開墾的橡膠園(曾應楓)  

          難 以 忘 卻 的 一 段 情 結 (陳賢芳)

    也許,相逢就是緣。97年7月19日,海南東紅農埸埸友潘路米 (原十七連) 到南京開會,當天我請假從上海趕到南京,與她、金一虹(原廿連,現在南京工作)三人喜相逢,這是自分別以后二十多年難得的團聚,這就是緣份。
    期間除了敘舊,路米特別談到紀念下鄉三十周年,東紅知青準備在98年籌辦一系列紀念活動,其中計劃出一本書,希望我投稿。說實話,如今我們這些老三屆的知青都已經四、五十歲了,往后的人生很難再有誘人的未知,過去的經歷,便顯得很珍貴。盡管所有的回憶,都留下點點余暉,但哪段歲月最值得記憶呢?對于我來說,當數海南東紅農埸,因為那是我人生的第一站,也是鍛煉我的笫一座大熔爐。我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九年,最令人難忘、最值得回憶。所以,我毫不推托答應了路米。
    一想到海南島,就難忘那片紅土地、椰子樹、橡膠林、萬泉河,更忘不了當年在紅嶺開荒以及自力更生搭建的簡易房、禮堂、伙房、淺水井……這些記憶固然印在我的心中,然而,迫使你不得不記著的,是許許多多活生生的人和事。過去的,未必沒有永恒;存在的,未必永遠留世。

    1968年11月,我分在東紅農埸豐收隊(十一連),割了四年橡膠,1972年4月調到埸部,直到1977年離開農埸。在海南的這九年,正是政治色彩很濃的“十年動亂”期間,凡有人群的地方,幾乎都有左、中、右之分。據說,這么多基層單位,要數豐收隊的知青分界最鮮明、最典型。1968以前有潮汕地區的一些下鄉青年,68年11月以后分別有廣州、海口、江門、汕頭知青陸續到隊,各人的“家庭背景”不同,最吃香的當然是“革干”、“軍干”出身的子女,代表人物是孫紹新(原廣州副市長的兒子),還有張紅軍、郭廣華、陳捷、林滬兒、余鑒彤以及海口的何曉濱等十余人;其次便是工人、貧大中農出身的,代表人物要數許光森、張海恩、李文浩、陳愛民等幾十人;最次就是出身不好或有港臺關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為數不多,但比較“惹人注意”,代表人物大概就是我和黎秦云了。恐怕每一段歷史總有它的痕跡,當年的這些知青隊友,今天有的比較出色,有的比較一般,或許還真帶有一些“遺傳基因”呢。
    剛到豐收隊,我們幾個思想情緒是比較壓抑的,與多數知青形成較大的反差。那時候,每天半夜起床割膠,滿天星斗,仍然要懷揣紅寶書作“早請示”,其他知青敢稍慢或借故不出來(實際就是多睡一會兒),但我們幾個不敢。唱語錄歌、跳忠字舞、“宣傳最新指示不過夜”都是忠于毛澤東思想的一種表現,我們對這些活動從不敢怠慢,每次開會準是比別人早到會埸,討論發言也特別認真,可以說,無論在哪方面,都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就是這樣也常常難以被“一些人”認可。廣州知青孫紹新經常在我面前一本正經地說:“你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必須時刻記住改造自己,思想上與家庭決裂。”改造思想本是人人有份的事,但出自他的口,便全“屬于”我們的事了。
    記得70—71年前后,我們幾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分別寫了入團申請書,連這些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議,在他們眼里,我們這些家庭社會關系復雜的人怎么還想入團?這對我們打擊不少,王小英同學一氣之下申請辦病退,黎秦云最終選擇了出國,她們這樣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想解脫當時那種令人壓抑的政治氛圍。我也有曲折——1971年春我與余鑒彤一批入團,初審我被通過,而他不知什么原因暫末批(拖了一段時間才批),這樣一來,他心里很不平衡,他認為自己是干部子弟,怎會趕不上一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隨之而來便生出一些講也講不清、道也道不白的事事非非,無形中我們原本尚正常的關系,變得緊張甚至對立了,當時真不知道恩恩怨怨何時了。還好,當時連隊、東安片的梁鎮書記、陸冗秀隊長以及老工人對我印象不錯,對我的入團給予肯定,加上我的入團介紹人郭廣華,團支部內的張敏華、韓校豐等都是比較正直的知青,因此,終于使我在1971年4月被正式通過加入共青團,獲得了一次政治生命。
    1972年4月,由于我割膠技術不錯,調到埸部的邱蘭英工組,兼在機關生產處搞科研、統計等職。當時還是兵團建制,“四人幫”還在臺上,極左路線、思潮還是主流,邱蘭英工組當時是兵團的先進典型,身在這種環境,我更加小心謹慎,與周圍的領導、同事自覺保持著一種“政治界限”。
    就在這期間,潘路米從十七連調到團部放映隊。我們同住在機關宿舍區,在此之前,我們僅僅是相識,并不熟悉,我大概了解她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老革命干部,并且都是省里分管文化部門的。按照當時的政治氛圍,我們之間屬于貓鼠不可同籠。但相處了一段時間,我們卻有一種相見恨睌的感覺。潘路米完全沒有當時一般干部子女都有的“高貴感”、“優越感”,她對我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不但沒有歧視,反倒寄予同情。她平等待人、心地善良,對人真誠,由于埸部廣州知青不多,我、她以及金一虹(北京知青、在宣傳科)很快就熟悉了。在工余飯后,我們很喜歡聚在一起,對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學歷史、政治形勢,我們無所不談。這時候的我,才似乎忘了“界限”,沒有了“壓抑”,恢復了我本來活潑開朗性格。我開始認識到,出身好的干部子女并不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潘路米之所以具有那么多的優秀品格,很重要一點是因為她一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對事物“真善美”能有獨自的辨別能力,而這一點,恐怕恰恰是一般干部子女缺乏的。

    令我難忘的還有這么—件事——自我下鄉后,由于家事有變,我的父母遷出了廣州,以至我在廣州沒有了從前的家。75年春,我要路經廣州去南京探望父母,路米見我有難,便毫不顧忌地安排我住在她的家中,這種關心和信任,使我這個弱女子倍感溫曖。77年春,我告別了海南,又一次路經廣州要北上黑龍江的時候,還是路米把我們夫婦接到了她家……最后平安、順利的送走我們。這在當時來說,是不容易做到的,只有經歷了那個歷史年代的人才有體會。作為知青朋友,我們就是在這種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基礎上加深友誼的,這種友誼的純度是很高的。
    自1977年1月我走出廣州路米家的大門——1997年7月路米第一次走進上海我的家門,整整過去了二十年。我們很自然共同想起許許多多的東紅埸友以及往事。當初,“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種提法,本身就是“文化革命”的產物,對整整一代青年心靈的傷害是難以平復的。今天,假如豐收隊的知青朋友相聚在一起,無論是誰,都會達成共識:十年動亂是一個荒唐的時代,在那時,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扭曲和變形,決不可簡單用一個“對”與“錯”或“好”與“壞”來評判的。
    過去的畢竟過去了,我們不必耿于是非的認定,而應從中悟出人生的位置、人生的價值、人生的目標。

               圓 夢___98年春重返海南東紅小記(陳賢芳)
                
                                     
    

     黎秦云、潘玉英、章寶虹、王小英與我是廣州笫十七中初二 (七)班同學。1968年11月,我們五人一起上山下鄉,又一起分到海南東紅農埸豐收隊,曾在知青中被稱為 “五朵金花”。七十年代開始,我們先后各奔前程。也許我們當中每個人在離開海南的時候,都會有這么一個想法:“再也不回去了”。可日子過得越久心里就越感到,心中有一塊感情的保留地——那就是海南島。隨著時間的流逝,對這塊土地的感情沉積得越深,形成了忘不了、說不清的情懷。
    進入八十年代,我們五人共同有一個夢,那就是相約一起回海南。但也許條件不成熟,始終沒有能實現。到了九十年代,寶虹同學移民去了美國,黎、潘兩位在香港,我在北大荒,只有王小英留守廣州。大家天各一方,難以成行。為此,潘玉英、王小英已先后單獨行動回去過。余下最為迫切的要數黎秦云了。她較早離開海南,72年11月,隨著我國對外政策、華僑政策的改變,她辦了出國手續,后定居香港。廿六年來,她在思念祖國大陸的時候,尤其想重返海南、重返豐收隊,看看那里的老工人、橡膠樹,這是她心中的一個夢。
    98年春節前,秦云同學獲得僅有的幾天假,她立即約我。說實在,我從黑龍江調回上海工作只有三年,正在為生活為生存奔波奮斗。但我心里明白:人生中有時一次不同尋常的旅行,一番全力以赴的進取和投入,都可能使我們心靈豁然開朗,一定是很值得的。因此我克服了諸多困難,荅應了她。秦云同學當即在香港為我定好了往返機票,第二天她飛抵上海。1月23日早上,我倆在上海虹橋機埸登上了赴海口的班機。當飛機穿越瓊州海峽,飛得很低的時候,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望無際的海洋,七彩的光波籠罩著海口上空,漫長的海岸線在伸展,我忘卻了自己,心隨疾駛的海天流云思緒萬分……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終于又回來了。

    

                         一、 回東紅農場場部
   

     走出飛機埸,來接我們的是原豐收隊的海口知青許光森、韓校豐。他們是知青中最早提干的,幾十年來一直比較順利,可以算得上事業有成者。向導是原內洞隊職工子弟的東紅農埸勞資科劉芬強科長;司機是一位在農墾局工作的海南籍青年,能受到他們的陪同,是我們的一種榮幸。我們中午都顧不上吃飯,就提出直接去東紅場部和豐收隊。
    小車在公路上奔馳,現在的海口與廿年前相比,變化真是太大了,幾乎找不岀當年的一些影子。記得當年從東紅到海口,要乘半天的車,可是現在已修好高速公路(據說修路的造價在全國排最低),一個多小時便可抵達,而且高速公路還跨越了東紅,以前的埸部醫院門前就是其中的一段新路。

    路上,劉科長提及今天是安排全場搞衛生準備過年,問我在場部想見什么人?(我是72年4月從豐收隊調到埸部邱蘭英工組及在生產處搞科研,77年1月離埸的)我列了一串名單,得知一些老同志有的外調升遷,如高崇武、陳升輝、蘇國昌等,多數退休后回老家了,如李世胄、粱鎮、黃浩生、邱蘭英等。此時我想起77年我離開東紅之前是在老方(搞宣傳報道的方孝勛同志)家吃飯告別的。當得知他一直留在東紅場里,我很興奮,心想:這位可敬的老人是一定要見的。車到東紅場機關門前還沒停下,便聽到劉科長高興的說:“太巧了,老方正好在呢!”一下子出來了一群機關人員,分別廿一年又見面了,老方的愛人曾老師以及女兒也被人叫來了,我們熱情的手握了又握,只想拉近廿年分別的思念。我特別敬佩老方一家,他們從兵團現役軍人起一直留守到現在,我動情的對老方說:“當年從東紅場宣傳部走出去的黃易、金一虹、劉平、韓校豐等知青,一個個事業有成。這與您的培養、指導是分不開的”。激動之余,我們合影留念。
   場部是我工作了五年的地方。真想不到以前開大會、放電影的那塊空地,現在是機關辦公大樓。也就是以前開大會、放電影的那塊空地,當年每次放電影,附近農村老百姓入口處的那一帶,如今已成機關干部的住宅區。曾記起75年場友潘路米返城前,她領著我、金一虹就在這里附近拍過不少風景照。現在已舊貌換新顏。機關門前左側,似個小花園,種了不少花卉,當中建了一座女膠工的雕象,底座寫有“割膠光榮”,再現割膠工人的英姿。我和秦云都是膠工出身,看到這雕象,無不為之心動,感到莫大的寬慰。秦云過去沒有在埸部工作過,我倆尋找到有共同記錄的一個地方——在進入機關大樓之前有一座小石橋。68年11月18日,我們從廣州抵達東紅場還沒分下連隊時,我們五人曾在這橋上拍過一張合影。我還重游當年的機關食堂、招待所、宿舍、邱蘭英工組的林段以及當年磨膠刀的地方。也許是我后來去了黑龍江的緣故,北大荒地闊天高看多了,我感到此刻眼前的場地變小了。二十年風風雨雨,事過境遷,只有一顆顆真摯的心沒有變,對祖國土地的熱望沒有變。


                                二、回豐收隊
   

    當車子抵達安竹向右轉彎駛向豐收隊時,我們的心再一次激動起來,我們似乎已經聽到了第二故鄉親人的呼喚聲。終于,車子在豐收隊的簡易球場停下了。很快,一個個老工人聞訊都跑出來:“廿多年了,你們還是老樣子!”重逢、握手、拍打、擁抱,“李多瓊、秀蓮、愛琴、陸見豐……”我們都能馬上叫出他們的名字,大家仿佛又回到了當年。在一雙雙手握緊的時候,一雙雙眼睛濕潤了,許光森這位男子漢掉淚了,我也淚如泉涌。得知有三位以前特別熟悉的老工人已經先后去世,此時此刻,我們懷念、追思他們。回想起他們手把手教我們干農活,回想起他們那嚴厲得象向自己孩子般的訓斥,回想起他們過年過節給我們端好吃的,回想起工余飯后與我們談古論今……這一切都歷歷在目。可惜再也見不到這三位可敬的老工人,我們特地到他們家中,問候其家屬、子孫,知心的話說了又說,也難以訴盡廿年的生活歷程。在我們走訪各家的時候,一些老工人分頭為我們捉雞、砍香蕉、椰子、挖木薯,一定要我們帶走。為了表達心意,秦云從香港來的時候,隨身攜帶了廿多斤巧克力糖,當大家歡聲笑語聚在球場時,由我分發給每個人。馬上快到春節了,這禮品凝結了我們一片深情厚意,祝願第二故鄉的父老鄉親生活甜甜美美。
     我們尤其感謝東紅場的劉科長,他始終陪同我們,除了當向導,還不停幫我們攝下一個個珍貴的鏡頭。他特地陪我們走到萬泉河邊——當年洗衣玩水的地方。本來以前沿著小石頭路走過去便是山口嶺隊,如今寬寬的河面呈現在眼前,據說已供發電,由于水變深,還曾經淹死人。劉科長又陪我們來到當年住過的簡易房、水井、禮堂前面留影。我和秦云還跑到橡膠園里撫摸一棵棵的橡膠樹。就是這些地方,我們為自己尋夢、尋找過去的感覺、尋找感情的凝結點。
    在即將分手的時候,得知一些老工人生活有困難,我們掏出幾百元塞到她們手中,(秦云拿出最多)。老工人收下的不是那些有數目的錢,而是印在上面的一顆心……。這天晚上,我們與陪同來的許光森、韓校豐嘮到半夜才散,我們達成一個共識:人生畢竟短暫,千萬別再留下太多太大的遺憾。在老工人有生之年,我們應多回去與他們相聚。
    這一天,我和秦云終于圓了思念東紅之夢。


                                   后 記
  

     我們一行笫二天趕回海口,特地趕到農墾局去探望高崇武、揚一帆夫婦——68年11月,是老高負責到廣州辦理接收我們這一批學生到東紅的。后來,他又一直是我的部門領導,得知他們夫婦健在,我們冒雨找到了他們家,給了他們一個驚喜。邱蘭英已退休回老家,很可惜我沒能見到她。晚上,我們在海口還約見了幾位海口知青,如王永庶、黃秀容夫婦、容善良、范眾賓等,互通了情況,致以了問候。1月25日上午,我們告別了海口市,豋上了返程飛機,我的心隨著那悠遠無盡的回音飛揚,我的心已化入那海的永恒中。當年我們在海南島獻出了青春和熱血,這將成為跨世紀的話題,日月經天,滄海桑田,唯有此情最真。

     

         知青運動——一次悲壯然而是失敗的遷徙 (金一虹)

    1967至1977年間,在中國的大地上曾經有過一次規模空前的上山下鄉運動,大約有1647萬名中學生(含回鄉知識青年),被席卷于這一浪潮之中。

     這是一次空前絕后的移民浪潮。說它空前,不僅僅因為是它的數量巨大,也不僅僅因為它流動的距離之遙,所涉及的地域之廣(知青們不僅遍布東北、內蒙、新疆、云南、海南等邊疆地帶,還深入到每一個內陸省份的腹地),更重要的是它的移民主體是空前的整齊——他們的年齡幾乎都在15——20歲左右,都是正在受中等教育的學生,大多是在都市生長大的。“這是一代人的放逐”——文學評論家郭小東如是說。確實,這次遷徙主體具有“代”的特點,而且幾乎囊括了一代人。

    盡管知青運動的起因包括了安置多余勞力就業等因素,但它絕非是一次經濟性的移民。因為每一次經濟性移民總有“遷移收益”,然而在邊遠地區尚無新的資源需要開發、在農村本身尚有潛在的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大量把知識青年從較發達地區移向不發達地區,其遷移效益實為負值。我們今天無法精確計算這一歷時十余年的移民潮的遷移成本,但僅僅從中央“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就可以看出,無論從經濟角度還是從社會心理角度看,這次遷移都是負效應。僅僅計算到1979年,知青的回流率已高達83.9%。潮水一樣“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又潮水一樣回流回都市,留下的又是什么呢?當年的知青對他們的孩子說著“青春無悔”的時候,他們的心卻在流著眼淚——我們把青春灑向大地,我們又收獲了什么?田野又一層新綠,哪里去尋找當年“改天換地”的痕跡?我們曾積極參與開荒筑坡,圍海造田,結果帶來的卻是水土的流失、生態的破壞……時代的潮水輕輕地一沖,那傾注了知青最寶貴的青春熱情的“成就”就被沖得干干凈凈!

   這是一次悲壯的然而是失敗的移民潮,這是一代人的悲劇。對于知青運動的負面效應,已是無可爭議的,也無須我贅言,然而,若要歷史地分析這場移民潮的文化影響,卻是不能僅僅用“遷移收益”甚至不能用正負效應來簡單地加以判斷的。換言之,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覺來看待知青運動,也許我們能挖掘出更多的一些東西,以認識這場運動對歷史以及對一代人的影響。

      (節選自《知青運動與知青》一文第一部分,全文收錄于本站《談古論今》)

                  帶著多少牽掛離家  (杜凌)

   1968年11月,是廣州百萬知青及其家人難忘的一月,那天凌晨,坐落在廣州河南的太古倉碼頭人聲鼎沸,鑼鼓喧天,去海南島生產建設兵團的知識青年從廣州的四面八方匯聚而來。

   紅衛4號海輪凄厲的汽笛聲劃破了凌晨的最后一道夜幕,同時也震撼了碼頭上每個人的心扉。“嘩”的一聲,船上的知青,船下的親友,萬人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那是發自肺腑的生離死別的尖叫。無論是幾秒鐘前還在說說笑笑的,或是淚珠早在眼眶里轉悠的,此刻都淚流滿面,涌向船弦,船上船下的人再一次互相叮囑著,告別著,呼喚著,大聲哭喊著……

   不管人們是如何的悲痛,如何的難分難解,紅衛4號海輪依然啟動了。碼頭上的人影越來越小。那時廣州最高的兩座標志性建筑物南方大廈及愛群大廈,也漸漸地隱去在深秋的晨靄中。

   船離開廣州,義無反顧地駛向大海。

   茫茫的海面上,一望無際,只有幾只白色的海鷗伴隨左右。我獨自站在甲板上,任海風吹亂我的發辮,吹干淚水。在我們這些同學中,有些人確實是興高采烈,懷著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紅心去的,但是更多人是無奈的,特別是出身不好或文革中家庭受到沖擊的同學。那種無奈與悲涼而又不敢表白的心境是難以用筆墨形容的。

   我和妹妹杜星跟各自的學校分別到海南島和湛江的生產建設兵團。記得臨走前,我們一起去三元里探望被造反派關押在“牛棚”里的父親。父親被打成走資派后停發了工資,每月只有50元生活費,全家8口人靠媽媽100來元的工資維持生計。

   那時,三元里是很荒涼的,我們騎著單車,邊走邊打聽,七轉八拐才找到“牛棚”。造反派讓我們在大門左側的一間小屋里等候。過了一會,父親來了,原本清瘦的她更顯清瘦了,但目光仍炯炯有神,胡子也并不長,他把自己收拾得象往常一樣整潔。

   見到父親這個樣子,我們也放心了許多。后來才知道,造反派怕他們自殺,要沒收刮胡子刀之類的利器。父親長著滿臉的落腮胡,一天不刮就胡子麻碴了,他悄悄把刀片藏在鞋底,趁打掃廁所之際偷刮幾下。他是一個十分愛整潔的人,即使在他最落魄最困惑的日子,他也總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凈凈。他更是個堅強的人,無論是在被打成“右派分子”還是被打成“走資派”的歲月里,他總是獨自忍受著委屈,從不把自己的煩惱發泄到家人身上。他是用自己的信仰,用自己的意志,用自己對家人的關心和愛保護著家人。

   他知道我們要走了,強壓著悲痛安慰我和妹妹說,能去建設兵團是組織上對老同志家人的照顧,去后一定要好好鍛煉自己等等。當時我們還很年輕,并不能真正體諒到父親在“牛棚”里的處境及心情的,只知道要背著“走資派子女”的罪名去接受再教育,去被改造的。

    其實,又何嘗是我一個人帶著那么多的牽掛,帶著那么沉重的包袱離家的呢。

    大海茫茫,前途茫茫……

              月 光 曲 與 茅 草 屋 (潘露米)

     晚霞,在燦爛的黃昏中最后離開大地。
     夜幕,迷迷朦朦地開始籠罩著橡膠林。
     我們幾個知青坐在自己親手搭的茅草屋前,卸下一天的勞累,圍在搖搖欲晃的小桌子旁,匆匆地吃下簡單的晚飯。饑餓感似乎仍未退下,但飯巳吃光了。大家并不愿意散開,漫天地閑扯開來。
    夜色,是這樣明凈;月光,是這樣清亮;星星,是這樣貼近。
    茅草屋內的小油燈,淡淡地閃著黃色的光暈,把幾個年輕人的身影眏照得那樣柔和,那樣朦朧。中天的月亮越升越亮,簡直如同白晝,把茅草屋前稀稀疏疏的草地照得一片雪亮。一陣陣清清涼涼的椰風吹來,泌人心肺。
    一位男知青拿出口琴,悠悠地吹起 《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當時,這歌屬禁歌之列,僅吹曲調不會犯忌),越吹越響,或遠或近的琴聲直撩人心緒。
    聽著如此悠揚的琴聲,舉頭對著中天的月亮,我忍不住呼喚身旁年輕的伙伴們。 “喂,喂,我突然想起一個遙遠的故事,發生的時候就象這樣的晚上。你們想聽故事嗎?”大伙們齊聲擁護

   “但有個條件,你們都必須閉上眼睛來聽。”這群天真又寂寞的知青們半疑半信地靜了下來,有幾個小女知青真的閉上了眼晴。
     我憑著童年的模糊記憶,輕柔舒慢地講開來。
   “大約在中世紀,德國著名音樂家貝多芬在一個夜晚到城外的郊野散步。在一間簡陋的農舍里面,傳來彈鋼琴的聲音。彈奏的正是貝多芬的曲子。彈奏者的技巧并不高明,但感情非常真摯,因而打動了貝多芬的好奇心……一位雙目失明的姑娘知道她面前的竟是赫赫有名的貝多芬時,不禁驚惶失措……貝多芬被她的真摯和不幸所感動,坐到破舊的鋼琴面前。
   “此時,窗外投來一道銀色的月光,正好照在琴鍵上。貝多芬感到,在銀色的月光里有一些特別的和弦在震動著,沉靜地飛舞著,牽引著他的思緒。傾刻,田野的蟲嗚、月光的透明、農舍的清影、姑娘的細柔一齊匯集在琴鍵上,被幻化成動人的施律。”
    我輕聲感嘆道:“月亮啊,月亮。你在這樣的晚上把靈感贈給了貝多芬,貝多芬通過他天才的回應,把這首美妙的<<月光奏明曲>>傳送到人世間……”
     故事輕輕地結束了。幾個年青人都黙然無語。

    遠處,月光曲在無聲地奏鳴,寧靜而凄愴,恬美而幽靜,與亞熱帶潮濕的夜交融在一起……
     茅草屋內的小油燈逐漸昏暗下來。不知名的夜鳥在樹梢上低聲吟唱。封閉巳久的心靈突然被故事掀起溫柔的一角,觸動大伙們對家的遙遠回憶,既甜蜜又隱痛,既親切又生疏,既溫曖又難受。在靜黙中,我才明白這個優美的故事并沒有帶給大家快樂,反而引起各自的惆帳和傷感。
    知青們散去了,在他們的暗影背后,我讀到一種悲涼的成熟和思考。
    這一天晚上,我與月亮同在,與椰風同在,與茅草屋的小油燈同在。
   我抱著月光曲,走入了自己的夢鄉……   

                                        1993.7寫于廣州)

                        
                  我和女兒在連隊的日子   (潘玉英)

   結婚、生小孩,這是每個女人都要面對的事情,要忍受不同程度的壓力和痛苦,但每當看到自己的小孩一天天地長大,就會覺得無悔當初了。不知不覺女兒已經是二十出頭婷婷玉立的少女了,而二十多年前的情景,卻還是記憶猶新。

   七五年十二月,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當時最低溫度是3至5攝氏度。剛生下女兒不到一個月,我們最敬愛的周總理病逝了!那可是一個怎么樣的年代啊!對于我來講,真是悲喜交織。由于當時生小孩后身體很虛弱,血壓低,血常規不正常,醫生開了病假單,休息三個月,自己總覺得不能超假,一來,對知青影響不好,二來,小孩是自己要生的,多么困難也要自己面對。盡管身體還未調理好,我還是回到農場豐收隊。

   就這樣,我抱著女兒,回到隊里開始了我新的生活。我是割膠工,回來后自然還是割膠。記得地一天割膠,我就象往常那樣,起床洗刷完了,點起膠燈,背起膠籮,挑起一對膠桶就去割膠了。差不多要割完一個樹位時,我突然間想起,忘記把女兒抱去托兒所,糟了!襁褓中的女兒給我遺忘在床上!由于林段離隊里尚有一段路,只好一面匆匆忙忙割完剩下的膠樹,一面心里惦記著還在房間的女兒,希望她不要很快就醒。就這樣,我心不在焉地把樹位割完,匆匆地磨好膠刀并把膠水收完,挑著兩桶滿滿的膠水,急急忙忙地趕回隊。在收膠站,我把兩桶膠水一放,也顧不上過稱,就跑步沖回到房間,一開門,還好,見女兒還在熟睡,我不顧一切,就把她從床上抱起。這時,女兒才慢慢地睜開兩只大眼。唉,就這一刻,我才真正的感覺到做母親的壓力,心里很亂,哭笑不得。

   從這一次之后,隊里的人都很關心我,主動地幫我抱小孩到托兒所,又主動地幫我抱女兒回來。我女兒很可愛,不容易哭,又愛笑,又精靈,多里的人都很疼她,連男知青都愛抱她,老工人就更不用說了,有什么好吃的,一定會抱她去吃。這下子,我可好了,每次收工或割膠回來,不必急于到托兒所接小孩,可以把要做的事做了,才去接她。經常是我端著煮好的米糊在連隊到處去找女兒,有時,真把我搞得團團轉。那時候,女兒在我手上只有喂奶、洗澡和睡覺的時間。

   那年頭,食物十分缺乏,大人吃得簡單,小孩也一樣。那時,要吃點肉,除了隊里每月殺一頭豬外,就要到墟上買了。有時,碰巧隊里下午放假,或者我那天割兩個樹位,下午不用開工,若趕上新市鎮墟期,我都會去趕墟。從豐收隊到新市鎮要走一個鐘頭的路,每次,我割膠回來總是匆匆地吃了飯,把女兒一背,就與其他人一起去趕墟了。夏天就撐著傘,頂著烈日;冬天,則用一條毛巾把女兒一包,背著她就去趕路。因擔心去晚了買不到肉,走路總是急急忙忙的,好不容易擠進肉檔,買了一元錢肉,趁著太陽還未下山,又趕著往回走。回到隊里,整個人象散了架似的,但想到女兒肚子餓著,未待緩過氣來,就又忙著煮飯了。鍋里的肉飄來陣陣香味,我多想拿一點嘗嘗,我也很久沒有痛痛快快的吃肉了。但一想到孩子,就會很自然地產生了一種責任感,應該給孩子吃最好的東西!看著孩子吃得津津有味,就會覺得比自己吃還有味。當然,我先生有時也會托人從府城帶點咸豬肉來,這時,我就可以嘗一點點。

    剛出生的小孩在開始的幾個月里是要吃米糊的,那時,是要自己親自去磨米粉,但一次又不能磨得太多,太多了放久就會變酸,變壞的,只能一次磨一點。雖然只磨一點點,但也要花不少時間。每次,我在半夜起來割膠時,用水把米泡上,待割膠回來,倒掉水,把米攤開晾干,吃過午飯就去磨米。隊里有一個大石磨,專門用來磨米粉的,磨米非得兩個人不可,一人推磨,一人放米,米不能一次放得太多,要一點一點的放,才能磨出幼滑的米粉來。磨一斤米起碼要一個鐘頭,磨完了,得放在太陽底下曬干。下午收工回來得趕快收起,免得太陽下山后,沾上霧水,米粉就很快變酸不能吃的。吃過晚飯后,還要拿一個細孔的銅絲篩子,把米粉慢慢的篩一通,把篩好的再攤開散散熱氣。如果那天陽光猛烈,米粉就可以裝起來密封,否則,就得多曬一天。雖然,每次為了磨那一點米粉而失去了中午的午睡時間,但幾位婦女在樹底下的陰涼處,一邊磨米一邊說著家常話,逗著小孩玩,也覺得是一種享受。

    在隊里,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就是結婚以后,隊里會批幾條木料給你蓋小伙房。蓋一間小伙房并不簡單,得備料,割茅草,扶泥墻。那時,如果沒有江門伍熾榮、伍炎朝兩兄弟和多瓊、秀蓮等老工人的幫忙,我自己是不可能蓋得起一間小伙房的。單是割茅草,我們就利用了幾個半天的休息,頂著烈日趕著牛車到幾十里外的地方割茅草;每天吃過晚飯趁天還未黑,就挖樁洞,一點點的挖。洞挖好了,茅草也割夠了,就可以上梁豎樁了。接著就是上頂,扶泥墻。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和老工人的幫助,終于我也擁有一間不錯的小伙房,日后就不用再蹲在房間外的走廊里煮食,就連洗澡也不用到連隊洗澡房輪候了。最有作用的就是可以養雞,那時為了能給小孩多增加一些營養,我托老工人到大路去買了6只母雞回來養,下的蛋全部給女兒吃。其他的知青也愛到小伙房來煮東西。二十多年過去了,我還很懷念那間小伙房,我更感謝江門知青伍氏兄弟和尤江夫婦對我的幫助。

    我先生當時已調到瓊山縣農場部工作,由于工作單位離家太遠,故他很少回來探我們,一切的一切都得自己去做,獨自去承擔。還未生小孩前,我是隊里的團支書,又是副指導員,當時,全農場就只有我這個還未入黨的知青當副指導員。那時,我們隊的青年不多,才十幾個知青,他們都很自律,也算團結,不用我多費心的。生了小孩后,我就根本顧不了那么多,尤其是到場部開會,更不可能了,因此,我向隊領導申請辭去團支書和副指導員的工作。當時我的手腕關節發炎,提水、洗衣都要咬著牙忍著疼痛;割膠用的是手腕力,割膠時更痛,為此,我經常要請假不去割膠,隊里只好派我去做林管工。

    有一天,團部來了幾位干部,一打聽,是來蹲點的。那時候場領導下隊蹲點,決不會平白無故,肯定是來抓典型,這個典型不是好就是壞。我想,隊里又有什么典型給他們抓住呢?怎么想也沒有想到自己頭上。沒料到,過了幾天后,在晚上開全隊大會時,他們卻把我擺出來批評了,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全隊的人都知道那是沖著我而來的。當時我真的很氣憤,好想哭,無奈又無助。好不容易開完會,我默默地抱著女兒,走回房里去。那一夜,我輾轉難眠,心里很不服氣,總想向他們作一番解釋。但冷靜下來想想,工作組的人是了解我的,場領導也了解我的,相信他們會一分為二看問題。結果,我的想法是對的,工作組臨走時,特意對我說,他們這樣做,主要恨鐵不成鋼,還說會幫助我解決困難。我多謝了他們的好意,也覺得對不起他們,辜負了他們,讓他們失望了。過了不久,歐國沛書記就找我談了一次心,傳達了場部的意思,說場部根據我的實際情況,有意調我到場部中學去當音樂老師,如果我同意,場部會馬上發調令。當時,不知為什么我對這個消息反應麻木,腦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不要離開豐收隊。我婉拒了場領導的好意,其他人都替我可惜,但我還是堅持自己的決定。

   七六年,那可是一個充滿悲痛的年代,中國連續失去了兩位國家主要領導人。失去周總理的悲痛還未平息,又傳來毛主席病逝的消息,舉國悲痛,人心惶惶,全國都在開追悼會,農場也不例外,各連設了一個靈堂,每人都在毛主席像前鞠躬。開追悼會的那天,全農場職工奉命在場部一個大操場集合。我們割完膠,匆匆的就往場部趕,走了兩個多鐘頭的路,來到了場部每次召開全場大會的地方。因為是開追悼會,全體人員肅立,規定不能隨意坐下。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我的兩條腿已在發軟,好想坐下來歇歇,但不行,這是一個很嚴肅的會場。這時,臺上廣播著什么已沒有心思去聽了,一心只想著快點結束,快點回去喂小孩。可能是追悼會也快結束吧,隊領導讓我們幾位哺育孩子的婦女和幾位有病的職工先離開。離開會場不遠,我的兩腿就不斷的發抖發軟,走幾步就得停下來。我和江門知青歐麗兒一起走,她也和我一樣腿發抖發軟。我們就這樣相扶著,走走停停的,我心里越急,就越是走不快,后來全隊的人都超過我們了,我們還是走走停停的。

    天黑了,我們倆才拖著兩條疲乏的腿回到連隊。一走進隊里,經過籃球場,從江門女知青的宿舍門口傳來一陣陣我女兒的笑聲和吱吱哳哳的說話聲。一聽到這熟悉的聲音,我就迫不及待地跑過去,坐下就喂奶給她吃,心想女兒一定餓壞了。可是,這小家伙一點也不想吃,一問,原來那幾位江門女知青回隊后,看到她餓得直哭,就把自己從江門探親時帶回來的餅干給她吃了。我上前感謝她們,抱著女兒回到小伙房。一開門,看到桌上有一份飯,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已幫我從伙房打飯回來了。這下子,我的眼淚禁不住流下來。我是不輕易流淚的,回來幾個月,多艱難我都沒有流過一滴眼淚,但在那一刻,我實在忍不住了,因為隊里的人對我太好了!試想,如果沒有好心人的幫忙,我那天的情況就糟透了。

    一九七七年三月,我調到瓊山縣府城鎮,和我先生一起,從此,我又開始了人生的另一種生活。離開豐收隊時,我真依依不舍,舍不得豐收的人,舍不得那條清澈的小河,舍不得那干干凈凈的林段,更舍不得坐落在老膠林中的宿舍和我的小伙房!一切的一切,真是依依不舍,依依不舍!

                                                    ( 89年9月7日于香港)

             踏上前人開墾的橡膠園  (曾應楓)

           (節選自小說《小霞客嶺南游》,作者現為專業作家)

   這邊的橡膠林剛剛斷了頭,車子繼續沿著海南島環島公路往西,又進入了中部的橡膠林。海南島是個熱帶寶島,幾天的行程,滿目都是三葉橡膠樹的雄姿。分別由臺灣相思、小葉桉樹組成的防風林帶,將橡膠園圍成了一個個方塊,這就是典型的橡膠農場了。

   媽以前在海南中部的中興農場當過六年知青,其中有兩年是當割膠工,四年在農場子弟小學當教師,如今重返三十年前的舊地,她的眼睛緊盯窗外。胸膛起伏,嘴巴發出陣陣的感慨。

   我和阿偉只是在書本上,又從媽媽的嘴里聽說過橡膠,如今面對著這些能流出白色乳汁的樹,也有種驚喜。

   橡膠的主干粗壯、挺拔,樹冠整齊,葉片碧綠油亮,透著旺盛的生機,說它“精神抖擻”一點也不過分,要不,它怎么能和鋼鐵、石油、煤炭一起,躋身于當今世界工業的四大原料行列中去,被人們譽稱為“綠色的金子”?

   我看過一本神秘的亞馬遜河探險記,知道橡膠是在巴西的亞馬遜河流域發現的,當時的印第安人偶然發現了這種粘在腳上的白色樹汁可以防水,就開始留意這樹了。至于橡膠如何進入人類生活的,這得歸功于歷險家英國人亨得.魏克漢,他在巴西亞馬遜河熱帶雨林中,冒著生命危險采集了七萬多粒橡膠樹種,偷運到倫敦皇家植物園,這已是1876年的事。十年后,即1886年,馬來西亞才把橡膠樹當作工業原料栽種。從此,橡膠以百倍的身價,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如今,我們的衣食住行,哪樣能離開橡膠?!

   也許正因為橡膠的價值很高,但成長的過程又很受氣候環境的限制,只能在北緯18度至21度左右種植,我國的云南、海南島正是最適合種植橡膠的地方。六十年代末,我媽和阿偉媽等一大批知青就是不遠千里,來到海南,把美好的青春獻給我國的橡膠事業。如今,當年的青年成中年了,前來迎接老媽的農友,一個個不是臉上爬上皺紋,就是兩鬢長出白發,然而,他們一見面,又是擁抱又是握手,又拍肩膀又捶手臂,那股高興樣,象返老還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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