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逍遙的日子

                                 ——我的中學生活回憶(61.9—68.11)

                                 陳賢慶

                                      (九)   

   我沒有參加過“武斗”,雖是一種經歷的欠缺,但也是幸運的,我沒有被別人慫恿去當炮灰,成為政治家們手中隨意擺弄的棋子。那么,在別人沖鋒陷陣之時,我都做了些什么?

     1967年春季某天的上午,我來到了同學劉象潛家,只見阿潛全家人都在屋里。父親這個時候本該到公園散步的,但由于市面上亂糟糟的,他只好呆在家里;母親本來應該到學校上班,去教那些天真爛漫的孩子們認字算數的,由于學校停課,只得困在家中;最絕的是, 四個兒子一位女兒,從大學生到高中生、初中生、小學生,竟然都無課可上,全都呆在家中。我看到,只有大哥仍手執書卷,而三位中學生則顯得無所事事,而阿潛,則更是一臉的煩躁。于是,我和阿潛便到街上閑逛。

當我們閑逛到越華路時,迎面走過來一位姑娘。她穿著樸實的衣裳,與普通的女學生無異,頭發剪得短短的,眼睛大大,很有神采。她與眾不同之處,就是她手抱著一個小提琴盒,看她小心翼翼的樣子,想必里面放著一把很貴重的琴吧。

抱琴的姑娘,總會給人清雅脫俗的感覺,眼前這位姑娘亦然。在她即將與我們碰面時,我們高興地喊起來:“楊多!”楊多是我們的小學同學,讀小學時,即學拉小提琴,經常在學校的文藝會演上演出獨奏。我們被邀到她的家里。說了一回話后,楊多說:“你們坐坐,我要試試琴音。”于是,她把琴取出,調好音,并給弓子擦上松香。這些程序,我是很清楚的,因我也是拉二胡的人,但阿潛就未必知道了。

楊多夾好琴,用弓子隨意地拉奏了一會,然后,她脫下那件較為肥大的外衣,現出了一件長袖的白襯衫。她挺挺胸脯,我們都同時能感受到她胸前那曲線的迷人。她半瞇著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于是,突然拉動琴弓,發出了幾個清脆悅耳的琴音;接著,她忘情地、陶醉地拉奏著,她拉的是什么曲子,阿潛肯定不知道,連我也不知道,因那不是廣東音樂,不是我熟悉的民歌小調,我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曲子必是西洋古典樂曲,時而高亢時而低沉,時而輕快時而緩慢,說不出它表現的是什么,但又總覺得聲聲入耳,段段扣心。再看那楊多,雙眼半瞇,雙眉小皺,身體微搖,左手四指飛快地變換,右手拉弓上下飛舞,一串串無比動聽的音樂就這樣產生!我讀過白居易的長詩《琵琶行》,讀過《老殘游記》中的《明湖居聽書》等,里面都有用文字來形容音樂的,但要叫我用簡單的文字來形容楊多所演奏的樂曲,我肯定也做不到,我唯一想到的,只是一個成語:出神入化。再看看剛才還有點好動的阿潛,此刻一動不動地聆聽著,猶如一尊雕塑;他的眉頭緊皺,他的雙眼死死地盯著楊多左手變換著的手指,大概他想一下子弄明白,那些音符是如何產生的!不用說,一位普通的音專學校學生的琴技,是足以震懾粗通音樂和樂器的我以及并不懂音樂和樂器的阿潛的;更何況,楊多的形象,漸漸幻化成一位天使、一位女神,無限溫柔無比美麗地聳立在我倆的面前。

在一陣激越的快弓之后,楊多突然用力地拉了幾下和弦,然后戛然而止,猶如白居易所寫的“四弦一聲如裂帛”。此時,楊多又深深地舒了一口氣,再慢慢地把小提琴垂下。我們兩位男孩,顯然還沒有從樂曲中醒過來,仍怔怔地呆坐著……

“太好聽,太神奇了!”阿潛眼瞪著楊多,由衷地贊嘆。

“很好聽,是什么曲子?”我也由衷地贊嘆,并問道。

“是門德爾松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的片段。”楊多很隨意地答道。

老實說,光是“門德爾松”這四個字就讓我們羞愧得無地自容,我們何曾聽說過這個名字?更不用說對那位作曲家的了解了;再說,那樂曲的名字也太高深莫測了吧,已經大大超出了我們理解能力的范圍,那樂曲是表現什么的,我們連問都不敢問呢。后來,我們是怎樣離開楊多的家的,我倆都記不起了,只記得是帶著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一種心胸被敲擊的感覺,一種蠢蠢欲動的感覺,一種躍躍欲試的感覺……而離開的。

一連兩天,我發現阿潛象變了一個人,變得沉默寡言,似心事重重,第三天晚上,我們漫步在珠江邊,漫步在沙面。面對著白鵝潭中浮蕩著的一輪明月,阿潛終于作出了一個決定——學拉小提琴!

之后,我們真的想辦法,用20元錢在阿潛所居住的昌興街的街口的長江樂器店各自買了一把小提琴。之后,我們便在阿潛的家里,對著一本叫《霍曼》的小提琴教材,無師自通地學起來。后來,阿潛的二兄、市二中高三學生劉象恒以及妹妹、市二中初二學生劉象萍也加入。不久,阿萍的同學彭婉衡也加入。彭婉衡是一位很害羞的女孩,具有古典美態。她家境很好,但文革到來,家庭也慘遭不幸。不久,我們的一位讀初二的同學衛培音也加入來,他的父親是位小提琴家,已去世,留下了一把很好的琴,可惜我沒有記住什么牌子。個子小小的他,我們叫他“小神仙”,再簡稱“小神”,抱著那把小提琴,經常到來劉家。

某天晚上,我和阿潛及小神到了中山五路新華電影院附近的一幢樓房,沿著狹窄的樓梯,上到了二樓。屋內也很窄小,而且黑暗密封。那里住著一位小提琴教師,還有兩位女兒,女兒協助他教學。但文革到來,這種“自由職業者”也屬于“資產階級”或什么壞人之類,行業也被取締了。我們以請他鑒別小神父親留下的小提琴為由求見,老人熱情接待了我們,親自試拉了一會,認為是一把好琴。之后,他叫小女兒鋼琴伴奏,由大女兒用那把琴為我們拉了一首蕯勒沙蒂的《流浪者之歌》,那哀婉而激越的樂曲,回蕩在那窄小黑暗而密封的小屋,令我陶醉和震驚。我不禁從心底里感嘆:此曲只應天上有!此夜的經歷,終生難忘!

劉家的音樂聲又引來了一位青年人張勛。張勛的姑媽住在劉家的樓上。昌興街口的長江樂器店就是張勛的父親和他的伯父開的。張勛的姑媽在長江樂器店當店員,而楊多正是張勛姑媽的干女兒。張勛沒有考上高中,初中畢業后,到了平沙農場當知青。文革開始后,張家被抄家,張勛也寄居到姑媽家,聽到琴聲而帶著一把小提琴進入劉家。不久,張勛也將他的女朋友——執信女中高三年級的女生盧卿卿也引來。盧卿卿手中的小提琴,是張勛家最后一把琴,送給了她,牌子是斯特拉迪瓦里。這樣一來,劉家便漸漸形成了一個音樂沙龍,每天晚上,從那屋子里,竟然肆無忌憚地飄出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海頓、斯特勞斯甚至馬思聰的曲子!而更不可思議的是,昌興街內的左鄰右舍,竟然沒有誰因噪音或“封資修樂曲”而投訴或告發過一次,這是我事后心有余悸同時又心存感激的。

     在學拉小提琴的同時,我們也想辦法找一些“禁書”來讀。說來也奇怪,你不“橫掃”,我們不一定知道有那種書,不一定會去讀它,你越“橫掃”,我們越想看看。于是,在那段日子,我們閱讀了雨果的《悲慘世界》;閱讀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閱讀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被侮辱和被損害的》;閱讀了杰克.倫敦的《馬丁.依登》等。那些大部頭的長篇小說,我們不一定能深刻理解,但基本的內容還是能看得懂的,“人性本善,是罪惡的社會把人們逼上了犯罪的道路”,我們對這一主題,感受漸深。

    從1967年春季到1968年夏秋,全國的學生都處于“失學”狀態。我特別同情1965年9月入學的大學生,他們安靜地讀了大半年書后,就遇到了“大革命”,胡胡混混地到了68或69年即畢業了,他們學到了多少大學的知識?真的是英文也說不出幾句。當然,這并不妨礙他們中的某些人后來當校長當局長當高級職稱評委等。我也特別同情1965年9月入學的高一級和初一級學生,他們實際只讀了大半年高中和初中,如果其后他們沒有再進修而活到今天的話,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半文盲”。我們自己也是不幸的,讀了不足兩年高中,文化底蘊實在很不夠深厚。唯一值得幸運的是,在那時聞槍炮聲的日子里,我們仍在讀書,仍在自學一些有益的知識,吸收一些藝術養分。更重要的是,在亂糟糟的局面之中,我能較清醒地把握自己生命之航船,而這一“傳統習慣”,在其后的上山下鄉的日子,流落北方的日子,也能夠繼承并發揚光大。

   象我們一樣,在文革中“躲進小樓成一統”,不去打派仗、不去武斗而充當“逍遙派”的同學不在少數。其實,“逍遙派”也不是好過的,在此,我寫一段小插曲。有幾位歸僑學生,廣州沒有家,只能整天悶在學校,由于不是經常有“仗”可打,有“戲”好看,無聊時干些什么好?時值盛夏,他們想到了游泳。但是,有哪個游泳場會開放?不知是誰,忽發奇想:宿舍的天臺,不是四周有一米高的圍欄嗎,如果把所有落水和漏水的地方都堵上,再放滿水,不就成了一個天臺游泳池了嗎?如此幼稚可笑又可怕的想法,居然獲得贊成通過!于是,他們說干就干,把各處的洞堵上,再找來一條膠管,把水引到天臺上。據說,灌了兩天兩夜,一個近一米水深的“游泳池”落成了。于是,他們在池中或戲水或“暢游”,歡樂之聲驚動了一位叫“老青年”的校工。“老青年”出于工人階級高度的責任感,大義凜然地斥責他們的荒唐行為,避免了一座學生宿舍樓倒塌的慘劇發生。

  而我后來當上了“逍遙派”,主要是因為父親,因父親成了“歷史反革命”,我再去忠于什么統帥,捍衛什么路線,似乎都成了很滑稽的事。所以,我失去了許多,尤其是血與火的鍛煉,但是,我也有所得,由于趙老太爺不準“革命”,我也只能另辟蹊徑,結果讓我和文學以及音樂有了更親密的接觸,而這兩種愛好,總比舞刀弄槍、打殺自己的同類來得高雅,更可貴的是,這兩種高雅的愛好,能遏制我心中罪惡的苗頭,讓善良純樸伴隨我其后所走的路,伴隨我的一生,從這一點來說,我還得感謝那段“非常的日子”呢!

                                       (十)

    對于在1966、1967、1968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種種的一切事件,我雖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但總覺得是荒唐的,別的不說,光是共產黨自己打下的江山,卻允許一般群眾輕而易舉地將各級政權推翻重組,這就令人不可思議!那些造反出身的工人、農民、學生,會比拋頭顱灑熱血打日寇、驅美蔣的老干部更加可靠?……我又想,中央難道容許各省的“造反派”繼續“造反”,繼續互相武斗嗎?總得支持一方壓制一方,平息這長久的動亂局面吧?

    果然,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針對鬧得最洶涌的廣西的問題,發出了一份公布,史稱“七三布告”。于是,與廣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遼寧八三一、黑龍江炮轟派觀點相近的廣州紅旗派,日子就不好過了。7月8日至10日,廣東省革委會召開第八次黨委擴大會議,會上,飽受“造反派”侮辱和折磨而還能在省市領導崗位上的老革命如孔石泉、黃榮海、陳郁、王首道、閻仲川、白平等底氣足了,義憤填膺地控訴紅旗派的惡劣行徑。7月24日,中央發布一個針對陜西問題的布告,其實也是針對全國各地的問題的。于是,形勢急轉直下,廣州紅旗派,就算不被定性為“反革命組織”,也已經失去了省革委以及軍隊的支持,不得不變得老實了。我后來想,幸而我中途當了個“逍遙派”,如果還在“旗派”中混,不知后果如何啊! 

    常言道“否極泰來”,亂糟糟的局面總有個了結的。終于,到了1968年的夏秋,我們可以“復課”了, 那么,當局為什么又把學生們招回滿目瘡痍的學校?原來,這時,又有一個大運動中的小運動要展開,那就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8月5日,毛澤東向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贈送芒果(這事可笑嗎?)。8月15日,又親自接見了工農宣傳隊、工人宣傳隊和工人代表。于是,產業工人一下子吃香了,不用堅守崗位,而是組成了大大小小的“工宣隊”,開入了各大、中、小學和教育單位。

    “復課”還有一個原因。原來,“革命”成功了,到了9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更大的“勝利”還在10月,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批準了《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摧毀了,那些學生,包括主義兵們,已不需要沖鋒陷陣、揪斗走資派了,留在社會上,恐怕還會成為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我們又得以回到學校進行“復課”。但是,那“復課”之后還加上“鬧革命”三個字,也就是“復課鬧革命”,而不是“復課學文化”。而事實上,即使把初高中六屆學生召集回校,也是無法上課的,因為既無校長又無主任,教師也殘缺不全,教材已全部推翻,除了姓毛的和姓魯(周)的兩位的書,什么書也是“四舊”的,你叫人學什么呢?不過,大家重回學校,畢竟有些新鮮,兩年沒有在一起讀書了,甚至兩年沒有見過面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當然,此番見面,感覺已不同了,往日本來很要好的朋友,如今可能形同陌路;曾經兵戎相見的,如今更可能怒目而視。唉,這是一場什么“革命”啊!

   前面說到,學校已無校長主任,不知誰來領導?現在有句話叫“辦法總比困難多”,的確如此!學校沒有了領導班子也不怕,如前所提到的,最高領袖想到了一個辦法,往學校派出“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簡稱“工宣隊”。現在,工人階級是弱勢群體,多由文盲半文盲的“民工”充當,受老板的氣不說,還常常被拖欠工錢,但是,在當年,工人階級確實是風光過一陣子的,因為“苦大仇深”,所以“最革命”,最受重用。于是,我們學校也來了一支“工宣隊”,分管我們班的,是一位30歲左右的女工,大概她在舊社會跟著父母要過飯、吃過苦吧。

    回到學校,我們才知道,經歷了一場“大革命”,我們學生也出現了分化,革命“成功”后,總有個利益分配的問題。主義兵和紅旗派,誰是得益者?不用說,主義兵乃是得寵的一群!說到底,還是“根正苗紅”,還是值得依靠的力量!如果說,大家還是學生的角色,你怎么得寵,也好不到哪兒去吧,然而,擺在大家面前的,并非弄個組長、班長、學生會主席當當的問題,而是每個人的分配與出路問題!當過主義兵的同學,在工宣隊的安排下,有的參軍去了,就如我班的彭同學、李同學,以及曾和我要好的梁同學;其他的,此時,都當上了一種角色——輔導員!這“輔導員”是干什么的?我也說不清,從名字來看,應該是負起輔導那些無知者或誤入歧途者的責任的人吧,應該是一份美差吧。我是“被侮辱和被損害的”,自然是哪里倒霉往哪里去,“輔導員”的角色想也不敢想,但是,那些也曾出生入死捍衛什么路線的紅旗戰士們,則感到不公與不安了——為什么只能他們當輔導員?!

    接著,我們要進行一個“洗腦運動”!洗腦是什么意思?就是清除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但實際上,也是得勝的一派“秋后算帳”。在學校洗腦可能比較難,當局又想出了一個主意——把學生們送到農村去洗,工農聯手,還怕洗不干凈?于是,我們被送到了廣州郊區的棠下大隊,一邊干活一邊洗腦。那棠下大隊可是赫赫有名的呀,只因領袖來走了一趟,它便變成了“圣地”,我們在那“圣地”里洗腦,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入夜,在那鄉村的禾場上,在兩盞汽燈的照射下,一場批斗會正進行著,批斗的對象,就是阿炮和阿振兩同學,罪名是“打砸搶壞頭頭”。

    但是,不久,我們就發現,到這個“圣地”封閉起來的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當局要動員我們“上山下鄉”,人人都要簽字表態,表示支持,表示“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五十年代有一部電影叫《南海潮》的,里面有一個情節,是惡霸們強迫貧苦農民“賣豬仔”到南洋去,要摁手指印,我覺得,似乎也有點這個味道。只不過,現在冠冕堂皇些罷了。

    有沒有人可以躲過此劫的?不是沒有。某天,我班女生何同學和別班的一位同學忽然接到通知回學校。兩天后,別班那位女同學回來了,而不見何同學回來。一打聽,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來,她們是準備調回去當輔導員的,這是想緩和同學中的不滿情緒吧。但是,她們必須寫出深刻的思想匯報,經工宣隊和輔導員們通過,才能加入輔導員的行列。結果,何同學的思想匯報通過了,她父母是華工,又是難僑,被迫害回國,父母的苦難挽救了她,使她不須洗腦而進入了輔導員的行列。而另一位同學就慘了,因她有兩位母親,也即她的父親有兩個老婆,而她又怎么也說不清,為什么父親能娶兩位老婆,于是,父親這一“不清白”的歷史,害得女兒要重回棠下大隊洗腦!

    數十年后,我們才知道,這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要做到“人人過關”“向黨和人民坦白交代自己的一切問題”……從7月初到10月底,廣州市舉辦了28261期學習班,261萬多人參加了學習,清理出“階級敵人”和“有嚴重問題”的人28738人,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從棠下洗腦回來,接著就是安排出路了。1968年的秋季,對于全國的絕大部分學生來說,都是難忘的!擺在他們面前,只有一條道,一條“康莊大道”——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當時的宣傳也是很“合理”、很“誘人”的,說“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再到農村邊疆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就能“大有作為”。那時還有一句號召性的話:“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里吃閑飯。”于是,不想“上山下鄉”的,則與“二流子”無異了。那么,什么人要去而什么人不需要去?這時,“輔導員”的好處充分顯示出來了——輔導員留校,不需要去。后來,我校的輔導員們,大多安排在廣州鋼鐵廠,當了響當當的工人階級!而其他人,通通都得“上山下鄉”去,當知青!廣鋼工人和下鄉知青,這真是天淵之別啊!

   在強大的宣傳攻勢下,一些熱血青年又象兩年前“步行長征”那樣,扛起了“上山下鄉戰斗隊”的大旗,報名到最邊遠最艱苦的地區去,如新疆,如黑龍江,如云南,如內蒙,如陜西,如海南;有的專挑延安、遵義、井崗山、萬泉河等革命圣地。當然,更多的青年學生處于無奈的狀態,但抗拒又是沒有用的,不是你去不去的問題,而是你要去哪里的問題。

   安排我們學校的學生去的地方,一是雷州半島的南華農場和勇士農場,一是三水縣農村。雷州半島農場當職工,有工資,不用種水稻,有集體飯堂而不用自己煮飯,但遠離廣州市;三水縣靠近廣州市,但要自己勞動賺工分,要插秧割禾,還得自己做飯。唉,真是各有利弊,教人難以抉擇!當然,還有別的路子,就是跟隨別的學校去別的地方,或者投親靠友,或回自己的家鄉。總之,當局就是希望你離開城市就是了。

                                    (十一)

   在那年的秋天,中國的絕大多數的“老三屆”學生們,都得作出人生的一次重大的抉擇——上什么山下什么鄉。我素來怕過農村生活,盡管讀過陶淵明、王維等人的淡雅的田園詩歌,讀過楊朔、李凖等人的描寫鄉村的優美散文,但還是覺得住那低矮的泥磚屋,點著煤油燈,用稻草燒飯,雙腿沒入爛泥中,彎著腰,手捏秧苗插向那水與泥中,挑著沉重的擔子行走在濕滑的田埂上……都是難以忍受的事,還不要說文化生活的欠缺了!于是,我初步選擇了去農場到邊疆,盡管那里遠離廣州600公里!和我有同樣想法和打算的,有蔡為霖、詹康年、梁慧生、秦新仁、張昌育、吳一康等同班同學。當然,還有“志在四方”的“五四”們、“大喊大叫”們……

   我們害怕過農村生活,但另外一些同學覺得,要坐兩天車船才能到達的雷州半島,同樣是難以忍受的,所以,廣州西北面的三水縣,盡管曾是血吸蟲之區,因其靠近廣州,一旦難以生存,也可以迅速回到親人的懷抱,所以受到部分同學青睞,我班的郎仲光、高保樂、張國勝、區榮新、梁成紹等同學,權衡利弊后選擇了三水縣。當然,還有別班的黃卓鑾、文抗生、羅穗文、馬紹斯、楊培基等同學。

   盡管那血吸蟲已經“紙船明燭照天燒”,但誰能保證它們的子孫后代不會象某些“走資派”一樣隱藏得極深?一旦被它鉆進肚中,就會變成尤嘉所演的苦妹子,連生育能力也失去了。所以,我們班那些女孩子,深謀遠慮,覺得與其去危險的三水縣,不如 跟隨市五中的學生去稍遠一點的博羅縣,那里多山而少水,你血吸蟲能奈我何?!況且,當年蘇東坡寫過“羅浮山下四時春”的詩句,還在那里“日啖荔枝三百顆”,女孩子們大多是嘴讒的,想到有那么多荔枝吃,什么插秧割禾的苦楚也不怕了,于是,“魯迅”們,如杜小鈺、黃麗容、吳劍媚、周少芝、莫寶珍、梁慕瓊、何江寧、謝蘊茹等,便選擇了博羅縣。

   從上述我班同學的去向,讀者可能會發現一個問題,即為什么男女同學要分開?不能去同一個地方嗎?這問題問得好!那時候,上述的男女同學之間的關系是不錯的,畢竟大家在一起讀了7年或至少4年書,一起演出過《英雄譜》,還一起搞過“革命”,一起去過“串聯”,一起經歷過“炮火的洗禮”,但是,要命的是,那時,大家都已經是20歲的人了,似乎都情竇未開,不知有“搞對象”這回事,男女同學之間沒有商量沒有默契,沒有考慮過同去一處地方;女同學得知男同學要去雷州要去三水,并無依戀之意;男同學得知女同學要去博羅,也無傷感之情。總之,就象現在選擇旅行路線,你去華東五市,我去西南三省,大家都灑脫得很!

   實際上,這種“灑脫”,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不知研究知青問題的專家們有沒有注意到,那就是,當年的學生們,對“上山下鄉”的殘酷性并沒有清醒的認識,還有一層浪漫主義的彩云縈繞在他們的心頭,他們以為,此去,不過是一年半載或三年兩載,所以,沒有把它看作是“生離死別”的事。而事實上,我們與同班的女生分別后,已是“天各一方”,一別多年,此后已無法再走到一起,我們只有眼睜睜地看著那些“肥水”流向了別人田!假設,如果當初男女生走到一起,或許不久即會擦出火花,產生多對情侶,之后,“夫妻雙雙把家還”,回廣州見雙方的父母,似乎也是很浪漫的事,可惜……

     細心的讀者大概會發現,高二(2)班還有些同學,似乎沒有提到,莫非不用“上山下鄉”?非也!除了“輔導員”們,人人都得去,誰能例外?!如華僑生梁慧生與其妹其弟,希望三人留一也不可,只好撇下年邁的母親獨自在廣州生活。又如蔡為霖,家中只有一位80歲的爺爺,也無法以照顧爺爺而留下。同班同學也好,不同班的同學也好,其去向,不是投親,就是靠友,到別的“山”和“鄉”,如黎康喬,打聽到中山縣有個三角公社,那里有一班夜船往返,船票只1元多,所以,決定跟隨別的學校的學生去那里。至于各位同學的具體去向,我沒有詳細了解,無法一一寫出,也算一件遺憾的事。不過,有兩位,我知道一些情況,覺得有寫多幾句的必要。

    一是溫妮同學。溫同學曾與我共同“執導”《英雄譜》,如果我倆都沿著“藝術”的路子走下去,恐怕現在輪不到張藝謀等風光。文革開始后、一向激情似火的溫同學當然也是運動中的闖將,還當上了紅旗派的一個小頭頭。當年經常發生如下的戲劇性事件:兒女在外面革別人的命,不料,自己的父母突然也被別人革命,溫同學正是遭逢此劫——父母被雙雙打成“走資派”!于是,她也成了“壞頭頭”!到了“革命成功”時,她感到迫害可能隨時會到來,于是,趁“上山下鄉”之時,與大學生的哥哥遠走新疆;為了能在新疆落戶,她還要和一位男人假結婚。我們這位溫同學的經歷,絕對會很曲折動人,是任何作家也樂意了解的,可惜,我得到的,只是第二手的資料!

   我最要好的同學和朋友劉象潛,是個“死硬派”,他和在華南師范大學讀書的大哥、在市二中讀高三和初二的妹妹,誓與廣州共存亡。當我們在商議何去何從時,他泰然處之,說:“我就不信他們會用槍押著我們去上山下鄉!”所以,當我夾著小提琴,離開他家那文藝沙龍時,他無限傷感地說:“你這一去,就全毀了!”我也知道,無論在農村還是農場,都很難再深造了,可能很快,手指就會僵硬得連貝多芬的《小步舞曲》也拉不出來了(事實也是如此)。但是,我的家庭處境,只能決定了我遠去雷州妹妹遠去海南、留下兩老在家的局面。我離開廣州的前一夜,曾與劉象潛漫步于珠江河畔,在夜闌人靜之時,象潛突然擁抱著我,激動地說:“你不要去,你不能去!”……就是這位“誓與廣州共存亡”的劉同學,在我到雷州后一個月,卻突然從寶安縣給我寄來一封信,說他們四兄妹去到了寶安縣某公社!唉,革命的潮流,真的不可阻擋啊!

   在大家即將各散東西,即將離開學校之時,我們不忘在教學大樓前照像留念。那老照片保留至今,照片中的情景,令人感慨。那是清一色的男同學,中間有一位女的,則是分管我班的工宣隊員。我們胸佩紀念章,手捧語錄本,虔誠而嚴肅地望著遠方。我們個個是那么年輕,那么有朝氣,但眉宇間又流露出迷惘。離開廣州的前夕,我們這群男生,專門作了一次“廣州一日游”,有多張老照片為證。我們去了烈士陵園,去了越秀山,去了珠江邊的長堤……每張照片上,大家還是笑得很燦爛的,畢竟“少年不知愁滋味”啊!很可惜,當年我們沒有把女生也叫上,沒有留下一張與那些漂亮可愛的女生們的合照,更沒有留下一點最后的難忘的經歷!

   1968年11月7日早晨,我們奔赴雷州的三百多位同學們,在學校集中,然后乘車直奔黃埔港。這是我在學校的最后的一天,那教學大樓,那運動場,那禮堂,那宿舍,那天河舊機場,那瘦狗嶺,那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變得分外親切,但是,都得分別,甚至永別了!

   1961年9月,我進入維新路的廣東僑中校園,度過了四年;1965年9月,我搬到瘦狗嶺的廣東僑中校園,又經歷了三年。在母校,我一共經歷了七年。在這七年中,有五年是真正在讀書的,有兩年則是荒廢的。但不管怎樣,這段經歷,或者說“老三屆”的經歷,又是十分獨特的,甚至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如果說“苦難也是課堂”,那么,我們在僑中最后那兩年,也不能算是荒廢的吧。

   離開學校,我們進入了一所更“苦難”的課堂。有位北京作家叫史鐵生,1969年到延安插隊,1972年即因病致癱;另一位作家叫陳村的,1971年到安徽無為縣插隊,不久,腰身即致殘變彎。幸好,我“勞其筋骨”十年,未彎未癱,但其間所發生的事,又不是三五千字可以概括得了的,這只能是另外一些文章的任務了。

   我這篇回憶性的文章,雖然記載了在廣東華僑中學讀書時的一些舊事,但由于年代久遠,許多事已記不清或完全遺忘,顯然寫得不夠詳盡,不夠細致,不夠生動,同學們是不會滿意的。如果誰回憶起有什么更值得記載的事,可以來信來電告知,我會隨時增補,使之更豐富更翔實,更富可讀性。

   祝愿各位老同學晚年幸福!

(注:凱迪社區之貓眼看人從“文革”部分開始轉載,改標題為《一個廣州中學生的文革經歷》,即成熱門帖子。其后,天涯社區、燕南評論、深圳熱線等網站均作轉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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