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維新路到瘦狗嶺       

                              ——我的中學生活回憶(61.9—68.11)

                                                                                                                    陳賢慶

                                   (一)

    1961年9月,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踏進了廣東省華僑中學的校園。至于為何心情“忐忑不安”,這要參看我對小學生活回憶的文章了。

    學校在解放前即已開辦,原來叫廣州私立四邑華僑中學,1950年秋,易名為廣東省華僑中學。由于學校位于市中心,不可能占地很多,用現在的眼光去評議,那只能算一所一般的學校,南面有一幢較舊的三層教學樓,北面有一幢大概四層高的較新的教學樓,還有的功能室在低矮的平房中。有一座禮堂,并不宏偉,只有那座圖書館,綠色的瓦頂,有些舊學府的氣息。至于運動場區,可憐了,只在校園中央有六個(或許八個)籃球場,圍繞著籃球場的,是一條煤渣跑道;籃球場側還有一個器械場,擺著些單杠、雙杠、吊環、鞍馬等,但就是沒有足球場,而在籃球場上又不準踢足球,這對于酷愛足球運動的我來說,是一大打擊!校園內還有些房子,是教師的宿舍;而華僑學生的宿舍,則要出校門,過馬路,到對面,那里有幾幢紅色的房子。

    由于年代久遠,要想很準確地把母校的校園描繪出來,我已感到困難,只能說大體的布局如此。即使就這么一些建筑,在當年,已經是很不錯的校園了。由于是省級學校,所以它的校長也不同凡響,校長叫祝菊芬,一位頭發花白的老者,是瓊厓縱隊的老革命,起碼也是廳級干部吧;副校長叫顏美德,一位很慈祥的女教育家,現在仍健在;此外,還有教導處的張玉如主任,一位中年婦女,北方人,經常可以看到她勤勤懇懇的身影。

     本來,華僑中學收的學生,應該全都是歸僑學生,但可能后來歸僑學生的人數不夠,逐漸收一些本地學生,到我們這一屆,本地生的比例再多些,占了一個班人數的一半(這原因上面已揭曉)。但是,當我和麥妹珠被安排在同一個班,為初一(4)班,坐到了舊教學樓底層的一間教室里時,我驚訝地發現,我的那些華僑同學,不論男的女的,肯定不可能象我們一樣只有十三四歲,少說也有十八歲二十歲!他們穿著“奇裝異服”,頭發梳得賊亮,身上散發著濃郁的香水味道,手指上的金戒指和手腕上的金表不時反射著太陽的光輝,與本地生相比,簡直是兩類完全不同的人!尤其是他們之間的說話,說的都是印尼語之類,舌頭彈得響亮,有點象唱歌,但你簡直不知其所云。每當下課或放學時,他們便踏著那些輕便自行車,猶如穿花蝴蝶般在校園內飛快地轉出轉入。身處這些同學之中,試問衣衫破舊,光著腳丫的我和本地生們,怎敢亂說亂動,表現出一點活潑的氣息?

   學校有飯堂,華僑生多是住宿和搭飯堂吃,本地學生,也可以中午搭飯堂吃。我選擇走讀,大概覺得從學校到家里不算很遠。不過,中午這段時間,回家吃飯再趕回校上課,肯定很匆忙的,也不知當年是怎么熬過來。下午放學,我很少在校園中流連,一般是邊逛街邊回家。

   說逛街,其實也不很準確,應是路線明確的。我是走讀生,放學后,便沿著維新路往中山五路走去。在維新路口,有一個報紙欄,張貼著羊城晚報和南方日報。我肯定會在報欄前認真閱讀一番,在那里,我知道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爆炸,知道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措施的成效。當時的報紙有個欄目,叫“港臺今日”,報道香港臺灣人民的悲慘事,我們會自豪地感覺到,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除了閱報,我還會到公園前的新星電影院和中山五路的新華電影院,去看看電影明星照片和影評。也會拐到永漢路,在新華書店和古籍書店內流連。后來,認識了班上一位叫羅志堅的同學,他家就住在公園前的中山五路的路邊,于是,有時放學后經過其家門,而他又在,就進去小坐一會,再離開。還有一位男同學叫李鋼聲,眼睛大大的,很自然,綽號就叫“大眼”,也住在公園前,我放學時也不時會與他同行。

   還是回頭說說學校里的事。開學幾天后,班主任劉妙娟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對我說:“你在小學時一直是班長、中隊長,有這方面的經驗,現在仍擔任班長,怎么樣?”我一聽,就急了,連忙說:“不,不!我不合適,我做不了……”我當時想,如果是一個“正常的班”,我不怕擔任這職務,但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班啊,難道真如毛澤東說的,泥腿子掌權?我能管得了那些牛高馬大的怪異男女?……之后,我肯定說了不少話,終于把這“班長”的職務推掉。就這樣,我的“政治生涯”終結了,是我自己斷送的,使得我從那以后直到現在,都無法混跡官場,以一介草民了卻此生!由于我的“隱退”,班長一職,落到了一位有自行車上學放學的“僑眷”同學馬舜平的頭上。后來馬班長與班上一位僑生打了一架,雖平分秋色,但也受傷慘重,這事,更使我覺得自己“急流勇退”的決定十分正確。不過,后來,我與馬班長倒也成了好朋友,還到過他德政路的家。

  由于班上是華僑生與本地生各半,兩類學生年齡不同,經歷不同,語言不同,生活習慣不同,所以難以融為一體,基本上是華僑生們一堆,本地生一團,很少有玩在一塊的。坐在我前后有幾位高大的華僑男生,記得其中兩位,叫梁國華和郝金泉,過了一段時間,我和他們有了一點接觸,接觸之一是,我要提供作業本給他們抄;接觸之二是,我有時會問他們印尼語,他們會熱情地教我,以顯示自己有一項我沒有的才能,但也僅此而已。還有一點,這兩位同學的心智肯定比我們成熟很多,因為,我很快發現,他們身在課堂,心有旁騖,經常在議論某一位女生,盡管他們說的是印尼話,但久而久之,我也明白他們所議論的,是隔壁班的一位女生。這事也引起我的好奇心,我也注意并了解到,那真是一位很漂亮的華僑女生,叫溫榮蘭。在我眼中,已堪稱“女神”了,難怪梁、郝兩同學總在“密謀”如何獲取她。這事,對我也產生了不良影響,引發我過早地出現青春期的騷動。

   青春期的騷動表現,就是我會有意無意地關注班上的女生,尤其是華僑女生。但是,我又不大敢正眼注視她們,只能在心里暗暗贊賞她們的漂亮。再說,那些華僑女生們也不會關注我們這些小屁孩。放學后,華僑生往往是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去行街去娛樂,本地生只有羨慕的份兒。由于學校叫“華僑中學”,主流是華僑生,那些華僑生,由于原來的學習環境生活不同,讀書可能不怎么樣,但他們畢竟來自外國,見多識廣,不乏各類人才,唱歌的,跳舞的,彈琴的,表演的,打球的。開學不久,就有個晚會,還有班際籃球賽,我注意到,華僑生都是主角,本地生鮮有出人頭地的。在學校中,“種族歧視”難免,如同現在的都市人歧視外來民工一樣。我們本地生,即使人家不歧視你,不欺負你,也感到自身素質實在差些,總有點自卑感。

  人啊,如果沒有了上進心,就會退步,就會自暴自棄,請從我身上吸取教訓吧!自從我主動“歸隱”后,我對自己的約束放松了,我覺得我已不是榜樣,也當不了榜樣;既然班長也不當,那一般的班干、小組長之類,就更不屑于當了,于是,不用多久,我已“泯然眾人矣”。在小學時,我的各科成績都不錯,語文較突出,其實,那時,已出現了重文輕理的端倪,只是小學的算術較容易,那弱項不明顯而已。上到初中,由于不求上進,學習的動力不足,加上函數、三角、物理、化學等我不善理解的科目出現,于是,數理化學得一塌糊涂,跨下了半壁江山。語文的成績還算保持,但已不突出,可喜的是,學校有一座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可以經常借書來看,一些中外名著就是那時閱讀的。

   下面要重點講講學外語的事。上到初中,接觸到外語。中國自“五四”以來,學校中所學的外語應該都是英語吧,畢竟英語使用的范圍廣泛。然而,解放后,因有個蘇聯老大哥,有許多經驗要學習,于是,中國的中學的外語科目,便只開設俄語。后來,大概發現老大哥也不是那么真誠,于是,一些中學便開設一半是俄語一半是英語。不幸的是,我們那一屆,每班學的都是俄語!在當時,還不知道這叫“不幸”,知道“不幸”已是數年后的事了。那俄語,雖然被普希金、托爾斯泰等稱為世界上最優美的語言,但對于中國學生或者廣州學生來說,要學好它實在太難了!每個單詞都比較長,是難點之一;重音不固定,是難點之二;有六個格的語法變化,是難點之三;有的讀音舌頭要顫動,是難點之四;缺乏語言環境,是難點之五。當然,還可以找出更多,例如,俄語教師其實也是半途出家的,如我校的陳帶海老師、李振邦老師,原來都是學英語的,只因“中蘇友好”而邊學邊教而已。學外語,華僑學生有優勢,他們原來說的就是類似的語言,舌頭要彈動則輕而易舉,因此說起來十分逼真,只可惜,他們一般都比較懶,懶得去記那長長的單詞,所以成績并不好。而我,對語言有點感覺,有點興趣,因此,即使俄語,也認真去學,似乎也“學有所成”。

    某一節俄語課,李振邦老師要我和另一同學朗讀課文,課文是一俄國人和一中國小孩的對話。我讀俄國人部分,另一同學讀中國小孩部分,結果,我讀得好,加之那同學讀得差,相形見絀,李老師豎起大拇指贊道:“俄佬讀得好,俄佬讀得好!”這一贊,使我獲得了一個“俄佬”的綽號。這綽號顯然不大好,有人以為我家里是賣燒鵝的,也有人誤以為是“傻佬”“餓佬”等。辛辛苦苦學了五年俄語,到頭來有什么用場?隨著幾年后中蘇關系徹底破裂,中蘇兩黨兩國變成敵對冤家后,俄語便一錢不值了。而且,轉瞬間,我便忘得干干凈凈,至今只記得兩個單詞,就是“好”(哈拉索)和“謝謝”(希巴希巴)!后來到了農場,我不得不跟初二級的同學自學英語,從字母學起。

   學校沒有足球場,對我是個很大的打擊,在學校的課余時間,我無法踢足球;而更大的打擊還在后頭,那時,我還是越秀山體校少年足球隊成員,每周有兩個下午大概四點鐘后去訓練的,而學校的時間并不能遷就。開始,我只得請假;后來,請假多了,老師不滿意,便只有訓練時遲到,如此一來,又輪到教練不滿意了,弄得我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我覺得,這“業余球員”很難堅持下去,于是,大概在初一下學期,我不得不自動離隊。這樣,中國足壇就少了一位可能是“貝利”“馬拉多勒”“羅納爾多”式的巨星,難怪沖出亞洲這么艱難!(笑話)

   我雖然離開了“足球界”,但看足球賽,仍是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之一。那時是廣東隊的輝煌時代,光是楊霏蓀、關輝舫、黃福孝、廖德營、程洪森這五大鋒將,其攻擊力就可與現在曼聯的球星相媲美吧。每當周日,遇上廣東對北京、天津、八一、遼寧、吉林、上海等勁旅,我不會不看。尤其是廣東隊對瑞典尤哥登,對巴西馬道雷拉那兩場經典之戰,我都有在現場吶喊助威。

   足球沒得踢了,那么,我該從事什么體育項目?學校有多個籃球場,我也嘗試打打籃球。但幾天后,就把左手的中指弄傷了,腫了起來。那時,我已開始學習樂器,手指傷了,如何能彈拉樂器?!于是,我意識到,打籃球和玩樂器是水火不相容的,我毅然放棄了并不合適我的籃球運動。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與樂器結緣。在我小學畢業升初一時,我的大哥從云南調回廣州。失業閑居在家時,他不知從哪里弄來一只秦琴,一把高胡,消遣解悶。他演奏的水平雖然不高,但對于我來說,玩樂器是個新生事物,我一下子就喜歡并跟著學,很快,我也具備了一定的水平。漸漸我用那高胡,已能拉出一些廣東音樂名曲來。

    初二時,我班的班主任是張敬鴻,他從初一起就教我們語文。到了初三級,班主任是關國健,教政治。當年學校里還發生了一些什么事呢,又或者在1962和1963年間,國家或廣州發生了一些什么特別的事呢,時代久遠,真記不起了。但是,有一事,是記憶深刻的。

    在進入初三那一年,不知是在一種什么情況之下,我和同班同學、也是音樂愛好者的彭日柱、陳沅結為好友。陳沅原在初二(6)班,進入初三級時,他們班被拆散,他分到我們班。彭日柱家住惠福路,會吹口琴和笛子;陳沅家住廣大路,家藏不少音樂唱片。我們相識之后,成了“三人行”,生活充實多了。我們學唱新歌,大家的歌本中抄滿了中國的民歌和外國的名歌。每天放學后,我們或去珠江邊看舟艇望晚霞,或到書店樂器鋪流連,或到陳沅家聽唱片;晚上,我們會約去看電影,或去欣賞嶺南輕音樂隊的節目,或去文化公園中心臺欣賞廣州樂團的演出。那是一段很愉快的日子,是音樂陪伴著我們的日子。有了這兩位朋友,我已沒有了“官場”的失意,忘記了足球的遠離;也不感到“種族歧視”的威脅,不擔心數理化的糟糕。初中畢業時,彭日柱考上了市紡織中專學校;陳沅考不上高中和中專,遠赴海南島白沙農場。這兩位同學,現在都失去聯系了,愿他們也生活愉快吧!

   初中的同學,還有些什么人?年代久遠,我真的記不清了,有一位范和登,是記得的,父親是僑領,家住烈士陵園側,我也去過;此外,他是體育運動的尖子,學校的風頭人物。還有羅志堅、彭紀立、司徒國正、梁慧生、張國勝、區榮新等吧,也是我們班的?女生中,鄭詩馨肯定是同班的,這位“同桌的她”,高中時雖不同班,但后來一起到了農場,分在同一個生產隊。還有謝蘊如、麥妹珠、陳美華、蘇愛珍……還有很漂亮的港僑生朱金蓮。此外還有誰?實在想不起了,留待日后再查詢吧。

   (補記)五十四年后,即2018年2月10日晚,我忽然收到一個來自美國的郵件,是彭日柱發來的!原來,彭日柱早已移居美國,但不時回國探親。最近就在省內治療左膝關節毛病。有人告訴他,《往事未依稀》一書中提到他的名字和他的事。于是他即按我書中提供的郵箱,叫在美國的兒子與我聯系,并提供了他在國內的電話號碼。當晚,我即用電話與他聯系上,談了20分鐘,并約好12日中午在廣州華夏酒店見面。12日中午,我約了鄭詩馨同學,她再約了歐榮新、羅志堅、陳美華、蘇愛珍。于是,我們七位初中時的同班同學華夏酒店三樓的百樂門餐廳相聚。鄭詩馨、歐榮新、蘇愛珍高中時與我一樣考回僑中,但彭日柱、羅志堅、陳美華則是分別五十年后再相逢了。

    彭日柱讀市紡織學校。兩年后,剛分配到工廠,即遇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工余時間,他躲在工廠的活動室學拉大提琴。不久,這技藝便派上用場,參加了文革期間的工人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還找到他的所愛,22歲便結了婚。在工廠干了近十年后,他移居美國,先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再到美國洛杉磯定居和工作。退休后有一點和我有驚人的相似,就是被人引誘玩起了粵曲,他仍拉大提琴,也拉高胡客串當頭架。羅志堅也是讀紡織學校,后來入廠當工人至退休。陳美華也是入廠當工人,后來還當了兵,轉業后當干部至退休。

    根據席間大家的回憶,初中時的同學,除了上述提到了的同學,男生還有林繼能、關國堅、黃穗青、鄭華強、陳程輝、黃丙勛、黃雋誼、余瑞湛等,女生還有陳麗冰、高美霞、黃浣云、陳靄明、李碧玉、黎珊儀、王美儀、李穎奇、黃美蘭、廖劍英、鄧玉環、袁婉嫻、魏穗華、李金銘、江文潔、張潔瑛、譚桂寶、張寶興等,如今也都是70歲的人了,不知可好? 

                                 (二)

   初中三年,在胡里胡涂中很快度過了。1964年7月,我們初中畢業,又面臨選擇出路。現在的初中生,也并非個個都能考上高中的,更何況是40年前?所以,為了保險起見,我考回自己的學校。彭日柱選擇了考中專紡織學校,日后避免了上山下鄉。陳沅是考不上高中,還是政審不過關,不得而知,過早走上了上山下鄉之路,到了海南白沙農場當知青。一年后,他回廣州探親,還約我和彭日柱相聚,所說的農場的生活,讓我們感到很新鮮。

    我在華僑中學讀過三年,原來的陌生感已消失,原來的不適已變得適應;另一個原因,由于本地生增加,華僑生減少,學生中成分的比例發生了變化,“丑小鴨”多了,也就不覺得丑。華僑生減少的一個原因,是政府又辦了一所“華僑補習學校”,在沙河瘦狗嶺下;那是為一些學習不適應或趕不上的華僑生而辦的;此外,還有一所叫“僑光”的,所以,“華僑中學”的質就發生了變化,一班之中,華僑生只能占三分之一了。

   當我踏進高一(2)班的課室時,我當然會看到許多熟悉的面孔,他們都是從初中升上來的;但是,也有的是從別的學校考進來的。至于誰是原校的誰是考進來的,我已記不清了,且把我能記得的高中同學的名單列出:

   男生(按姓氏筆劃為序):區榮新、司徒國正、葉思鐸、劉象潛、鄭坤林、李鶴鳴、李懋忠、杜森成、吳一康、陳賢慶、高保樂、張昌育、張國勝、林就利、茹家潛、藍鐵運、郎仲光、梁成紹、梁慧生、梁正元、秦新仁、彭紀立、黃培燦、黃炳權、蔡為霖、詹康年。

   女生(按姓氏筆劃為序):申竹芳、蘇婉冰、朱金蓮、杜小鈺、何啟逸、何江寧、何玉梅、吳劍媚、吳葉蓉、高鳳文、周少芝、麥妹珠、莫寶珍、梁順儀、梁慕瓊、曾慧珠、溫妮、黃麗蓉、黃麗芳、黃任春、謝蘊如、唐兆瑜。

   上述名單,可能有遺漏的,待查詢后再補上吧。由于初中和高一都在同一學校就讀,所以,我有些糊涂,實在記不起高一時發生了一些什么事,而我自己又是怎么過的。前面說過,彭日柱和陳沅是我音樂上的伙伴,但是,他倆都離開了,我肯定改變了以前的生活方式,又變得孤獨了。每天的生活,大概如此吧:早上回校,途經越華路、廣仁路、廣衛路、廣大路、中山五路、維新路(有時經教育路、西湖路);中午回家,煮飯、吃飯、休息,或拉二胡,再回校;下午放學時,往往在中山路或永漢路(北京路)的書店或樂器店流連,到天黑才回家。晚上,我記得很少認真做功課和溫習的,經常獨自去逛街,尤其去珠江河畔漫步。從少年時期轉入青年時期的我,有許多幻想,當個運動員已不可能了,我想過,我將來或許可以當一位音樂家、演奏家;又或許可以當一位作家、一位詩人;甚至,我很喜歡看電影,我想,我可以演電影或編電影;當然,我難免會設想,將來自己會遇到一位怎樣的姑娘,最好象蘇聯電影《紅帆》中的漂亮可愛的阿索莉……我常常把那些幻想,交給滔滔流逝的珠江水,交給白鵝潭中的夜月……

    高一級的事記憶也很模糊,或許下面幾件事還值得一提。只會讓我們感覺到國家正向著正確的軌道前進,我們安心學習,將來報效國家。

    1964和1965年,應是新中國成立后最好的兩年吧。那時,雖然左的和極左的思潮不時在干擾著,林彪也開始在大樹特樹領袖的威信,但整個中國,畢竟民風淳樸,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光是那英雄模范輩出,如雷鋒、王杰、歐陽海、焦裕祿、王進喜、董加耕等,就時時讓人感動。至于那時的高中生,用風華正茂、激情滿懷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有一些事情,又可以回憶的。

    1964年,就是高一開學不久吧,刮來了一場12級別的第九號臺風,我記得學校里的大樹也被臺風刮倒,廣州的馬路更是一片狼藉。不過,很快,兩三日,生活和生產就恢復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消息振奮了全中國,當時,我們在維新路學校,敲鑼打鼓開大會慶祝歡呼,比楊利偉遨游太空還使人激動。

    1965年1月,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盡管劉少奇還不能與毛澤東相比,但當時也組織了歡慶活動,晚上,全校學生到中央公園門口跳集體舞,跳到夜深,仍興奮不已,于是,再回到學校的操場跳,這除了有一股政治熱情外,還應是青春活力的體現吧。

    讀高一級時,學校安排我們去了兩次農忙,兩次都是去大瀝的梁清堂公社。每位同學到一戶農民的家里,與當地的農民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三同”。這種“素質教育”,現在是沒有了。我們真誠地“與農民相結合”,彼此結下了深厚的友情。其后,“三同戶”還帶著當地的土特產進城探訪我們,如同走親戚。

    如果生活就是如此,一天天平淡而祥和地過下去,我可能真的再找不到什么可供寫作的內容,但是,歲月的長河總會不時地掀起波瀾,讓我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一些。省教廳的一個突然決定,改變了我們生活的軌跡,使得一些事情便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腦中,也使我不至于寫到這里而尷尬地停頓下來。

    1965年的6月,我們被告知,學校要從市區搬到郊區,從維新路搬到瘦狗嶺!好端端的,為什么要搬校?這只能如此理解吧:省華僑中學坐落在市中心,已無擴展的余地,我在前面說到,一所省級的學校,連一個足球場也沒有,總是遺憾的事吧,而在原來的校址,已無地可擴張。在瘦狗嶺下、天河機場側,有一所廣東省工學院,后來遷往他處,那里的教學樓、實驗樓、圖書館、禮堂、飯堂、宿舍、足球場、籃球場等,足夠一所中學之用,還可容納別的單位。于是,省教廳決定,將原省工學院的校址,給省華僑中學、省公安學校以及省水科所共用。那么,原僑中的校舍用來干什么?據說給了市教科所吧。于是,在我們即將升上高二級那年,遇到了一件遷校的大事。

   是否所有的同學都搬到瘦狗嶺新校?我一直以為是的,數十年后我才知道,并非如此。原來,僑中初一級有10個班,5個英語班和5個俄語班。升上初二時遇到搬校,學校在5個英語班中各抽出一些同學,組成一個初二(7)班,在5個俄語班中各抽出一些同學,組成一個初二(10)班;而其他的同學,則留在原校的宿舍區,組成新的51中學。在瘦狗嶺那里,本來就有一所51中學,初一升初二級有16個班,如今,華僑中學搬過去,那16個班留下一半人,組成8個班,其余的人分到附近的中學去。如此復雜的分分合合,不知是誰想出來的,也不知為的是什么。但不管怎樣,我們要從市區搬到郊區,則是肯定的了。

    在原來的學校上學,多么方便!走路不會超過30分鐘,而現在,學校要搬到沙河瘦狗嶺下,不但遙遠,而且必須住校,從沒離開過家的我,以及家在廣州市的我的同學們,都是十分不愿意的!但是,學校要搬,也由不得我們愿意不愿意,只有做好在學校住宿的思想準備了。原學校有那么多東西,如何搬到新學校?那時大概沒有搬家公司吧,于是,搬校的工作,也需要我們學生參與了。把東西裝上車,然后跟車到新學校,再把東西卸下來放好,這些都是苦力勞動,但比起在課堂里讀書,又好玩得多,所以,我們也不在乎。當然,也有些同學可以躲過這次苦力勞動,如黃麗容和劉象潛等,就被安排幫助學習跟不上的華僑女生申竹芳,而不用參加搬校勞動。

    搬校搬了多久,我已記不得了,但肯定一個暑假都在忙碌。在高二新學期開始時,我們就帶著簡單的行李,從文德路11路車總站坐車,坐到廣州市東北角的沙河鎮,再沿著一條公路步行近三十分鐘,來到瘦狗嶺下,住進了新校園內的男學生宿舍,我住在308室,占據了一個床位。

                                    ( 三)

    新的學校環境是怎么樣的?由于時代久遠,也不能很準確地記起了,大概如此吧:在沙河,沿著一條公路走三十分鐘,或沿著鐵路邊的小路走二十分鐘,便來到了一處學校區。路的左邊,是廣州市華僑補習學校,該校就在瘦狗嶺山麓;路的右邊,便是廣東省華僑中學。如果沿著公路再往前走,便會走到東莞莊,華南工學院即現在的華南理工大學,以及其他的院校都在不遠處。

   當年,我是如何去到新學校的?我實在沒有印象了,想不到夏樹仁同學有深刻的記憶,姑且借用之:“那是1965年9月開學前的一天上午,樹仁背著行李,(按照學校要求)扛上一把新鋤頭,提著一只小水桶離開了11路車總站。經過了天河火車站,沿著鐵路線旁的小路一直往東走。我一邊欣賞路旁令人心怡的田園風光,一邊游走在小路或鐵路軌道上。遠處傳來了火車的鳴叫聲,我趕緊俯下身,把耳朵緊貼在鐵軌上,果然就好像書本上及電影中所描述的,我感覺到了由弱漸變強的震動。黑而笨重的蒸汽車頭咆哮著向我沖來,我趕緊快步跑下路軌靠邊站。火車的速度不是很快,但是那氣吞牛斗的火車頭卻令人有被泰山壓頂的感覺,呼嘯的一下子過后,只聽見異聲吠騰,‘芬芳撲鼻’,原來是迎來了滿載豬牛的專列。這令我有點措手不及,只好合上眼睛,屏住氣。等待列車過后,才長長地呼出一大口冤氣。睜開眼往前看,終于見到了右前方的宿舍和食堂廚房。在通往校園的路口附近有一小片竹林,竹林前邊還有些裝有骸骨的靈塔。我的第一印象是有很多黃泥色,沒錯,是粘土和紅土壌,它們裸露在小路上及男生宿舍后面的荒地里。懷著興奮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走進了僑中校園。”

    華僑中學有一個大門,但并不華麗,實際只得兩根柱子,并無所謂的“門”,更無“門衛”。進門后有一條校道,校道左邊是一個標準的足球場。校道的盡頭,便是一幢高五層的教學大樓,現在想來也感到可笑的是,那大樓并不全屬于省僑中的,底層屬省水利科學研究所,四五層屬省公安學校,只有二至三層是屬于省僑中的!三個單位同在一座大樓內,居然也相安無事,這在今天也算奇跡了。校道的西邊,是兩幢女生宿舍樓;再往西走,是一個禮堂兼飯堂;再往西走,則是兩幢男生宿舍樓。在禮堂和宿舍的南面,是三個籃球場和一個小型的足球場;足球場邊上有一間小買部。再往南走,便是教工宿舍。教學大樓的南面,是一大片學校的菜地,這是舊學校不可能有的。我能夠記得的,就是這么一個樣子,顯然,同學們是不會滿意的,誰記得誰補充吧。

    但是,在學生宿舍旁邊的那條村子,我是不會忘記的,那村子叫林和莊,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我們曾和那里的村民有過一些小摩擦,但僅是小摩擦而已。而現在,那村子早已消失了,變成了林和路什么的,那里的村民,早已洗干凈雙腳,或成為大富或成為小富了。另外,學校旁邊的那一大塊空地,我也是不會忘記的,那是一個廢棄的飛機場,叫天河機場,我們坐在教室里,已不可能看到飛機的起落,但不時會看到有人在練習跳傘,或在放飛航模。如果上數理化時剛好遇到上述的表演,我的臉肯定會正對著機場那個方向的。如今,機場也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六運會的主場館——天河體育中心。當然,與機場不同的另一方向,有一座翠綠的山,它的形狀是否似一只“瘦狗”,那就見仁見智了,但它的名字叫瘦狗嶺則是無疑的。在較遠處,還有一些稻田,因此,這里既有現代化又具田園風光。

   至于學校附近那座瘦狗嶺,我想不出用些什么文字去形容它,但三十多年后,卻看到李鶴鳴同學有一段很不錯的描寫,我不妨借用之:“瘦狗嶺位于廣州的東北郊。它是一個不大的小土包, 還不到100米高,遠看像一只馴服的小狗,千百萬年來,從來沒有大聲地咆哮過,它與極其復雜的中國人性, 格格不入,既不知感恩,更不圖報復。爭權奪利的戰火沾不了它的邊,殘酷無情的階級政治斗爭更不會臨到它的頭頂。它一直靜靜地躺伏在那里,冷眼旁觀著人世間的人情冷暖,悲歡離合。在它上面,沒有絲毫的人為造作。文人墨客都不願留下他們的足跡,更不肖留下片言短語。這里也沒有廟宇。佛道二家都不願與它沾邊。它不像黃山和泰山,伸手可觸天堂,一躍就到地獄,它離天堂實在太遠了,和地獄又沾不上邊。它不吃人間煙火,也不向人群擺尾求憐。它雖然是那么的渺小,卻處處顯出了它的高傲,它冷酷的樣子,卻把它的溫馨掩蓋了。 它無情的背后, 卻又是那么的瀟灑。人們不曾忘記它,但卻沒有留給它任何的供養,它餓著,它瘦了。 廣東僑中的新校址就座落在它的南邊,對僑中的同學們來說,  它是那麼的熟悉, 那麼的親切,那麼的可愛。早晨,同學們喜歡在它的脊梁上蹦跑,就像一把把梳子,輕輕地撫摸著它。不小心一跌跤,還可以吻到它那溫暖的肌膚。同學們嘹亮的歌聲就像催眠的歌曲,和著微風,安撫著它入睡。它曾經與他們一起哭,與他們一起笑,與他們一起樂,與他們一起哀,默默地陪伴了他們三年,見証著這三年的生活和爭斗。”

    這樣的校園,感覺和舊校當然不一樣,新校園本身大了許多,而四周的環境也開闊了許多,不似維新路的舊校那么局促。而我們,也獲得了住校的體驗,這為我們日后離開家庭、獨立生活打下了基礎。

    從小學到高一,我都在家里住,盡管居住環境惡劣(大家都一樣),但龍床不如狗窩,也習慣了,如今住進了學校的宿舍,既有新鮮感,也有些不適應。我們高二2班的男生,大概分有三間宿舍,我所住的室是308室,無疑是三樓第8間房。同室的同學有誰?似乎有蔡為霖、詹康年、杜森成、葉思鐸、李鶴鳴、李懋忠等,睡的是木質架床,我與詹康年共用一床,似乎是他在上我在下。開始的時候,總難以入睡,大概過了一段時間才適應。我現在也在學校工作,深知每所寄宿學校的宿舍都設有舍監,與值日教師一起管學生的睡覺,中午、晚上到了時間即要安靜。我們那時有沒有人管睡覺?似乎沒有吧,每幢宿舍只安排一位“樓長”,是由學生擔任的,女生們記得,她們的樓長叫李寶珠,十分負責,每晚10點鐘即督促同學們安靜入睡,但我記得我總是違反紀律,熄燈后仍常和詹康年談天說地,各自吹噓,尤其是互相競猜各行各業的人物,看誰知道得多。

    住學校宿舍,最要命的就是天寒地凍之時,也要洗冷水浴!學校有沒有熱水供應?不記得了,但我總記得,冬天的沖涼房,就是唱歌房,顫抖的男高音此起彼伏,蔚為大觀。這也是一種鍛煉,要不然,我們日后身居農村、農場那樣的艱苦環境,如何適應?

    在學校的集體宿舍里,有一情景是我以前不能欣賞到的。由于大家都住宿了,那些華僑生的生活習慣以及他們的愛好特長,我也能了解到了。我最感興趣的,是高二3班的306室的琴聲!那是什么琴聲?是由一種叫吉他的樂器發出的聲音。我不可能愚昧到連吉他這種樂器也不認識,但實在不知道怎樣彈奏,如今,看到“排骨”和“小牛”,一人一把吉他,一人彈單音,一人用和弦伴奏,尚有一人在搖動兩只沙棰,熟練地演奏著《劃船歌》《星星索》《梭羅河》《唉喲媽媽》《鴿子》《含苞欲放的花》等歌曲。那醉人的琴聲,那熱烈的節拍,使人躍躍欲舞!所以,每當吉他聲響起,我都會過去充當聽眾。不久前,我見到“排骨”黃卓鑾先生,他已是一位吉他演奏家和畫家,大家回憶起學生宿舍的音樂會,仍津津樂道。

    沒有住宿以前,我們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當然不可能吃得很好,但由于街上到處都有小食店和點心店,買些可口的食品是很容易的,住到學校以后,學校飯堂的飯菜比家里的好不到哪兒去,但由于大家在一起吃飯,也覺得很熱鬧,很愉快。把男女生隔開的那幢建筑物,吃飯時間是飯堂,開大會時是禮堂。到吃飯時,大家按席位而入座,10人一席,工友們把一盤飯與一盤菜捧來,放在桌上,每桌的生活委員便負責分飯和菜,這工作必須認真而公正,似乎還沒有出現因分配不公而發生矛盾的事吧。

    如果在飯堂里吃不飽或吃不好,還可以去買零食。當然,要買零食就不象城里那么方便了。學校有一間小賣部,林和莊也有一間小賣部,我們不時光顧,也只能買些餅干糖果而已,要吃好一點的,則要到沙河去,吃一碗粥,或炒一碟粉,然后再走路回來。

    以前在廣州,晚上可以去逛街,去看電影,去聽音樂會,但是住校以后,這一切已不可能了,晚上得乖乖地呆在教室里,或做作業或溫習功課。當然,那時的學生并沒有現在的學生學得那么苦,晚修時間,也是比較隨意的寬松的。每到星期六下午,學校肯定放假,家在廣州的同學都會回家。開始時,從學校到沙河那段路只能走著去,后來,開通了27路車,從動物園到東莞莊,則方便了一點,但轉車也是麻煩的事,我一般是步行到沙河,坐11路車到文德路,再走回家;但有時,也步行回市區,從學校到沙河一段,有些田園風光可供觀賞;到了沙河鎮,可以隨意逛逛商店;而從沙河出市區,要經過長長的先烈路,對于愛好文史的我來說,一路上并不感到寂寞,十九路軍墳場,朱執信、史堅如、張文達的墳墓;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都是很值得時時憑吊的。

                                    ( 四)

    學校搬遷,改變了我的生活習慣,豐富了我的生活內容,除了上面提到的幾個方面,還有以下一些可以談談。

    前面提到,在省僑中舊址,地方狹小,連一個足球場也沒有,使得我這位足球愛好者常常腳癢而無奈;而學校搬到瘦狗嶺后,不僅地方寬大了,而且還有大小兩個足球場,這是讓我感到十分高興的一件事!課余時間,我又能與同學們奔跑于球場上,仿佛又回到越秀山的時代。記得搬校不久,便有了班際足球賽,我班同學中,除我是絕對主力外,最記得高保樂是沖擊力強勁的中鋒,似乎張國勝、杜森成、鄭坤林等也是班隊成員,至于后來獲得年級第幾名,就記不得了。至于看足球賽,雖沒有以前方便,但仍是我生活的一個重要項目,周日下午,我常與詹康年、劉象潛一起去觀看,看罷再回校。

    學校地方大,又在學校寄宿,早上鍛煉便有了時間和場地的保證,于是,我又愛上了長跑。長跑是一項枯燥而辛苦的運動,而我是受到了一位同學的影響,而產生這種愛好的。這位同學就是梁正元。梁同學高高瘦瘦,眼窩略深而雙目有神,再配上一副“哨牙”,使得他的樣子很是可愛,同學們美稱他“阿索莉”。阿索莉是蘇聯電影《紅帆》中的女主角,是我的夢中情人。梁正元因我是音樂愛好者,而他也喜歡音樂,于是,與我成了好朋友。他喜歡長跑,我覺得早晨能起床跑跑步,吸收些新鮮空氣,也是挺不錯的,于是,也陪他跑。有時圍著足球場跑,有時沿著公路跑,跑著跑著,我竟也喜歡上了,覺得一朝不跑,就象欠缺了什么。到校運會時,我和他都參加了3000米跑,結果,我不是最后也屬最末的“集團軍”;而梁正元似乎得了個第二或第三名。

    我由于喜愛音樂,會唱不少歌曲,受到了梁正元的“崇拜”,大家也結為好朋友。在那個時代,沒有CD、VCD之類,連收音機也算奢侈品,歌曲大多是從各種歌書學來的,因而視譜不成問題,不象現在的年輕人,會看簡譜的找不出幾個。我和梁正元經常一起學唱新歌,遇到好的歌,則抄在自己的歌本上。為了不影響別人,我們有時放學后,就走到離學校遠些的田野或山丘處唱,那情景也夠浪漫的。有一次,中央歌舞團在廣州中山紀念堂演出,我們不知怎樣買到了票。到了那天晚上,我們是偷跑去看的,看完之后,已沒有班車回沙河,于是,我們步行兩個多小時,才回到學校。

    我們除了長跑和音樂,還有一個愛好,那就是登山。登什么山?學校附近就是瘦狗嶺,嶺高多少米,不清楚,山上沒有人工鋪設的路,只有一條由人腳踏出來的路。我們喜歡登那座山,山不算高也不算陡,沒有野獸沒有蛇蟲,登至山頂,舉目眺望,沙河以及天河一帶盡收眼底,令人心曠神怡。除了瘦狗嶺,我們還喜歡登白云山。有些個星期六,午飯后,我們從沙河處上山,游完山后,再從下塘回家,回到家時天已黑盡。有時,周六周日,我們甚至不回家,而是去登白云山。已經記不清楚我們登過多少次了,那粵軍第一師紀念碑,那摩星嶺,那滴水巖,那白云仙館……每次都有新的發現新的感受,可惜那個時候我還不會寫詩,不然肯定會“為賦新詩強說愁”的。

    由于住宿,同學們的相處也增多了,起碼晚自修也要到教室去,真的是日夜相對了。現在我也在一所高中學校工作,學生們的座位安排,是男與男坐,女與女坐,為的是避免“擦出火花”;而我們那時剛好相反,是男與女坐,女與男坐,為的是“打破男女界限”。我記得和何啟逸同過桌。何同學是一位嬌小玲瓏的女孩子,模樣秀麗,一雙大眼睛尤其傳神,且能歌善舞,是班上的文娛積極分子;我也記得,黃麗容也與我同過桌。黃同學身材高挑,同樣模樣秀麗,我注意到她的肌膚白皙細嫩,一雙玉手很是可愛。按理說,坐在我身邊的這兩位女性同學,應該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她們發出的“電力”,應使我時時把持不住的。然而,當年的我,似乎情竇未開,不識風月,竟然目不斜視,甚至還時時提防何同學和黃同學的可愛的手肘越過我方領地!多么愚蠢的男兒啊!若干年后,我已后悔莫及了,當初,我為什么不向其中的一位獻上一片情心,早早享受愛情的甜蜜?!不過,認真反思,似乎又不能過多地埋怨自己,那時,并沒有太多的明星玉照、流行歌曲和言情影視在煽得你心癢癢,更沒有“戀愛大過天”“愛一個人是沒有罪的”等意識的傳播,因而,高中生們都在老老實實地學習,學習,再學習,很少聽說有“早戀”的行為,甚至視“早戀”為羞恥。所以,我寫到這里,本想加插一段自己的“愛情故事”,結果發現完全空白。至于別的同學有沒有暗戀著某人,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江湖傳聞,說兄弟班的男生羅同學與我班的女生朱同學在“談戀愛”,這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對!但他們的“戀愛”,絕對比現在的“婚外戀”來得秘密。

                                   ( 五)

   搬到瘦狗嶺學校之后的半年多時間內,還可以回憶起以下幾件事。

    1965年9月搬到新學校后不久,學校即發出號召,要在學校的外圍挖一條護校河,以隔開鐵路以及林和莊等。這是一項大工程,放在現在,必然會請某工程隊來干,然而,那時,自力更生的精神深入人心,于是,全校師生便投入戰斗,熱火朝天,硬是用鋤,用鏟,用籮筐,經過數周的艱苦勞動,完成了數百米的護校河。此“河”實際存不了水,只能起到一點阻隔的作用。在勞動過程中,我記得黃炳權等同學,真正具有“勞動人民的本色”,工作效率甚高;偷懶不賣力的學生不能說沒有,但肯定不多,黃麗容等因嬌弱無力,不似勞動的樣子,即受到以身作則的女班主任謝孟祿老師的批評。

    大概1965年底,在廣州召開了一次隆重的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如今的農民,似乎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要么耕著幾畝薄田,要么外出打工。而當年,農民也很風光,可以派代表來省城開大會。為了迎接各地的代表,學校接受了任務,出動一隊腰鼓隊,一隊秧歌隊,到大沙頭碼頭助興。我班的女生打腰鼓,二(1)班的女生扭秧歌,使剛踏上碼頭的農民代表感動得熱淚盈眶,不停地歡呼“毛主席萬歲”!次日,在越秀山體育場,她們又再次在大會場中獻技,可以遠遠看見陶鑄、趙紫陽、陳郁、曾生、區夢覺、尹林平等省市領導人。表演期間,天下起雨來,那紅綢子把他們身上的白衣服也染紅了,但她們越敲越有勁,越扭越興奮。

    1966年清明節,我們到附近的銀河公墓掃墓。我們站在馬口英雄烈士墓前,虔誠地默哀。其時烈日當空,主持人(可能是彭紀立)又過于認真,真的要默哀足夠三分鐘,哀著哀著,突然一位女生撲通倒地,不省人事。此人就是黃麗芳。黃麗芳一倒地,搞亂了那嚴肅的場面,幸而只是中暑,一會,她便醒過來。不過,大家也計劃好,如果她犧牲了,即就地掩埋,順便開個追悼會。(說笑)

   寫到這里,我要花點濃墨寫寫學校那次文藝匯演了。是1966年初吧,學校要搞一次隆重的文藝匯演。各班要出一個有分量的節目。我們高二(2)班,出一個什么節目?真是費思量!這策劃,就落在了兩位“文藝家”的身上。這兩位“文藝家”,一位就是我——陳賢慶,一位是女生溫妮。

   女同學回憶說,我們兩人是文娛委員,我沒有這個印象,但是,我和溫妮同學共同編導了一個節目,我是記得的。要編一個有分量的節目,并不容易,唱唱跳跳,很是一般;演話劇之類,又限于舞臺條件。最后,不知是誰的創意,我們想到了一個合歌舞話劇造型于一體的、全班同學都參與的節目,節目的名稱叫《英雄譜》。在英雄輩出的時代,演英雄頌英雄是時尚,我們想過,演一位英雄,既困難又有些單調,很難全班同學都參與;不如以一人為主,襯以多人,形成一個造型;男同學在后面唱歌,女同學在前臺跳舞,想必又熱鬧又感人。于是,我們選出了八位英雄,他們是:梁慕瓊演劉胡蘭,吳劍媚演江姐,蔡為霖演許云峰,黃炳權演黃繼光,張昌育演雷鋒,司徒國正演焦裕祿,秦新仁演王杰,彭紀立演歐陽海。

    這是一個歌舞為主的節目,杜小鈺、何啟逸等女同學在臺上載歌載舞,男同學在舞臺一邊伴唱,襯托著八位造型逼真的“英雄”。這八位“英雄”,如果都要表演一番,肯定很困難;但如果一直站在舞臺上不動,又太單調。后來,我們想到了一個“動景”:演劉胡蘭慷慨就義前的一幕!于是,在某個合適的時間,舞臺上便出現了兩位穿黃軍裝的“匪軍”,一官一兵。“匪軍官”由梁成紹飾演;“匪兵”由郎仲光飾演。這一官一兵押著“劉胡蘭”上前,我們為“匪軍官”與“劉胡蘭”設計了幾句對白,其他的都忘記了,只記得握著手槍的“匪軍官”問道:“難道你不怕死?——”“劉胡蘭”胸脯一挺,大義凜然地回答:“怕死就不革命!……”梁成紹的形象飾演“匪軍官”合適,但他的普通話很差勁,尤其那個“死”字,總是讀成“洗”的音,總是引出了不應有的舞臺效果。

   由于年代久遠,加上筆力有限,我無法很生動地把當時演出的情景描寫出來,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演出非常成功,博得了廣大師生的鼓掌和歡呼。后來,市里舉行中學生文藝匯演,學校決定派我們的節目參演,由于我班人少,不夠氣勢,于是,在高一年級中抽調一些同學加盟,加強了舞蹈和伴唱的人力,使得節目的效果更佳。不久,我們在廣東省實驗中學參加演出,同樣獲得好評,準備參加省的中學文藝匯演,但是,后來,因文化大革命開始,全省中學生文藝匯演便夭折了。

    這次文藝匯演,是文革前我們學校最重要的一次活動。我班演出的《英雄譜》,的確值得大書一筆,它是我班同學革命精神的體現,大家熱情地真誠地謳歌英雄模范,學習英雄模范;它是我班同學集體精神的體現,全員參加,出謀獻策,練唱歌,學跳舞,背臺詞,制道具,借服裝,離開了集體,不管哪一項也不能保證順利進行;它又是我班同學友愛精神的體現,不管男生女生,不管團員非團員,不管出身如何,大家親如一家,團結互助。如果說有什么不足,就是對一位同學的使用似有不當。郎仲光同學,雖則剛陽之氣稍嫌不足,但也長得眉青目秀,我們卻派他飾演沒有一句臺詞的、只需握著一桿木頭槍裝模作樣的“匪兵”,實在讓他委屈。他后來當上了廣州一家大冰箱廠的廠長,證明了我們當時眼光短淺,將他大材小用了。

    讓我們萬萬想不到的是,幾個月后,演出《英雄譜》的這一班同學,卻無端地出現了分化,成為了敵對的兩派;想不到的事還有,熱情地編導《英雄譜》的陳賢慶和溫妮,因父親分別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和“走資派”,雙雙也成了“黑七類”!至于其后發生了一些事,要留待下一節去敘述了。

                                接《革命與逍遙的日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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