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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歲月追憶
——徐聞縣勇士農場12隊知青回憶錄
陳賢慶
翻開祖國的地圖，我們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形似一只雄雞，這雄雞有兩只腳，一只是臺灣島，另一只就是海南島。而與海南島隔海相望的，就是雷州半島。雷州半島的北部屬海康縣，南部屬徐聞縣。徐聞何以得名？據傳，徐聞三面環海，形似一葉靠岸的小船。而徐聞城中的登云塔高高聳立，正如桅桿揭起，大有揚帆啟航之勢，而四周海上波翻浪涌，濤聲震蕩，徐徐而聞，故而得名。近日報載，據考古學家考證，徐聞縣還可能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如果上述不錯，那應是徐聞歷史上的最輝煌時期吧。不過，在宋明時期，嶺南尤其是雷州半島以及海南島，則是朝廷官員貶謫之所，如宋代被貶謫南粵的名臣寇準、蘇軾、蘇澈、秦觀、李綱、
包拯、趙鼎、李邕、王巖叟、胡銓、任伯雨等，都途徑雷州半島渡海至瓊州。公元1591年，明代萬歷時期的“臨川才子”湯顯祖被貶謫徐聞當典史。1593年，湯顯祖離開徐聞赴浙江上任。在徐聞的任上一年多，湯顯祖創辦了貴生書院。更重要的是，離開徐聞5年后，湯顯祖創作了在世界戲劇名作中也有一席之地的戲劇《牡丹亭》，塑造了嶺南才子柳夢梅以及大膽追求愛情的女子杜麗娘這兩個不朽的舞臺形象。
在徐聞縣的中部，有一個農場，叫勇士農場，不知當年是誰給了它一個如此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在1968年11月，數百名廣州的青年學生，來到了勇士農場這塊完全陌生的土地，開始了他們的數年甚至上十年的知青生涯。其后幾年間，又有一些廣州，汕頭，臺山等地的青年來到農場，當時每個生產隊都有數十位知青。1976年后，他們陸續返城，到1980年，已基本離開了。
2000年9月16日夜，二十多位原勇士農場12隊的廣州知青，相聚在番禺蓮花山下的一處度假村，一邊舉頭望著尚還圓滿的月亮，一邊回憶著三十年前的雷州歲月。這樣的聚會，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已有無數次，然而，知青生活卻是一個永遠說不完的話題，如同一首唱不到盡頭的歌。盡管在農場時，彼此之間會有矛盾，有摩擦，有糾葛，甚至有怨恨，但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大家早當父母甚至快當爺爺奶奶公公婆婆之際，還有什么不能放得下？那一夜，他們依舊說著，笑著，唱著，遙遠的追憶使他們似乎一下子年輕了二三十年。然而，大家畢竟年已半百，兩鬢蒼蒼，歲月催人老，還能有多少次的聚會追憶？這班昔日的同學與場友，此刻，忽有一種并非無端的憂慮：過去那一段艱苦的卻又難忘的歲月，恐怕會隨著不久而來的老人癡呆癥或伯金遜癥從我們的頭腦中消失！由此，忽又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愿望：趁大家頭腦還清醒，還能回憶起一些往事，何不把雷州半島那段酸甜苦辣的日子記錄下來，作為大家晚年的一點精神慰藉？
二三十年前的往事啊，要回憶并記錄下這不是個人而是一個群體的往事，當然不容易，但，只要大家都參與，能回憶多少就記下多少，總會日趨詳細，日趨完善的。于是，就有了以下的一些文字……
一、 12隊知青的組成
在華南大都市廣州，和國內許多城市一樣，都把其中一條最繁華最主要的馬路以國父孫中山的名字命名，于是，橫貫廣州市東西的那條大馬路就叫做中山路。中山路很長，又分段為中山一路至中山八路。在這八個路段中，又以中山四，五，六路這三段最為繁華。老廣州們都知道，過去廣州市主要的購物區，就在中山四路，五路，以及永漢路（后更名為北京路）。盡管現在由于舊城改造及地鐵興建等原因，中山路已無復舊日南國那特有的風貌，但她在老廣州們腦海中的美好形象，應是難以磨滅的。由于中山四路，五路是著名的路段，由此又派生出一些著名的街巷，如大塘街，長塘街，舊倉巷，大馬站，小馬站，流水井等。我們這里不是要介紹廣州市的老街老巷，而是以懷舊的方式，曲折地引出那一條我們生活過的，至今仍十分懷念的大塘街。
現在的青少年可能不知道大塘街，而在三，四十年前，它恐怕是盡人皆知的。在大學毛澤東著作的時候，它弄出了一些名堂來；此外，在這一條不算很大也不算很長的街巷之中，不僅有一些小型的工廠，而且還有一所中學！那所大塘中學，之所以有點名氣，不是因為它是省重點或市重點中學，而恰恰相反，它是一所民辦中學！在計劃經濟的年代，是很難找出幾所民辦中學來的。如果是現在，誰的孩子在民辦學校讀書，必然會引來羨慕的目光，因為人們往往把民辦學校與貴族學校劃上等號。但是，在過去的年代，民辦學校畢竟比較簡陋，師資比較低下，于是，民辦學校包括我們大塘中學的學生，就顯得低人一等了。不過，只要自己不要看低自己，又何必在乎別人的目光？孔子當年開壇授徒，不也產生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嗎？啊，好了，不要離題太遠，還是言歸正傳。
1966年夏天，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這場“大革命”，把千千萬萬的大學
、中學的學生都卷了進去，那時已無公辦，民辦學生之分，只有“主義兵”“紅旗派”等的派別之分了。大塘中學的學生也參與到廣州市的派別混戰之中。本文并不在于回憶那一段歷史，故只選取其中一個短暫的鏡頭，以供諸位“懷舊”：某月某日，身上穿著不知從那弄來的綠軍裝的大塘中學的學生徐永祥，謝廣淮等，開著一部也不知從哪弄來的吉普車，在廣州市的某路飛奔。他們正執行著一項戰斗任務。謝廣淮保持著一級戰備狀態，把一枚手榴彈握在手中，手指扣著弦，隨時向某個目標拋出。然而，未經考牌領取駕駛證的徐永祥，在某個拐彎處使得車子變作底朝天！這還不算最可怕的！一息尚存的這幾位紅衛兵，驚恐而絕望地看著謝廣淮手中的手榴彈，弦線已經拉開了！這時，大家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等待那悲壯的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在我們今天，喝不死人的農藥等偽劣商品經常可買到，然而，想不到六十年代也有炸不響的手榴彈！于是，幾位少年幸存下來，與其他同學一樣，卷進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洪流，成了日后的下鄉知青，并與廣東省華僑中學，廣州市黃埔港中學，廣州市32中學等上山下鄉知青，在遠離廣州近700公里的雷州半島上，合演了一部青春悲喜劇。
1968年11月11日，南國秋季的早晨，涼風習習，薄霧冥冥。大塘中學一百多名學生，回到學校集中，然后，坐專車到遠在廣州市東南面的黃埔港，準備遠赴離廣州市約650公里外的粵西的雷州半島。在黃埔港碼頭，雖則紅旗飄舞，鑼鼓喧天，擴音器里不停地播放著《知識青年志在四方》那首雄壯的歌曲，但難以掩飾那濃烈的離愁別恨。如果要每一位同伴都說說當時的情景，似乎沒有必要，因為那父母送別兒女的情景，可以說是大同小異，不妨以胡肇珍為例：其時，胡肇珍的母親到碼頭去送行，胡母執女之手，反復叮嚀，淚如雨下；胡肇珍則故作輕松，亦反復安慰其母，如此感人肺腑的場面，可惜當時未能攝入鏡頭。也有一些是同學來送行的，這些送行者，都是多幾個心眼的人，如余慕紅，蘇惠萍，黃康琳等，她們反復叮囑好友，去到農場后一定要把真實情況匯報，以讓她們決定是否緊隨其后。她們的好友呂國華，陳菲等當然滿口答應，到農場后不久，即寫回信，把雷州“天堂”描繪了一番，結果，一個月后，又“騙來”了一批起碼可以陪哭的少男少女。
下午2時正，萬噸巨輪建華號滿載數千青年學生，駛入了茫茫的南海，歷經兩天一夜，到達了粵西的湛江港，然后分乘汽車，再往南行。汽車在兩旁長著高大的防風林木的紅泥公路上又跑了大半天，終于在16日下午到達了勇士農場的場部。在場部吃了晚飯，我們一行人又由汽車送到離場部10公里外的第8生產隊（后改稱12連，12隊。為敘述方便，以下一律稱12隊），從此開始了我們的知青生涯。在此，首要做的，是把我們這一班當年有緣走在一起的知青的名字列出，錄以備忘。由于大家的身份都是知青，并無高低貴賤之分，故以到場先后
以及“學歷年齡”為序：
1968年11月11日離穗，14日到場的知青如下：
徐永祥（男）
大塘中學初三級學生，20歲。
謝廣淮（男） 同上，19歲。
呂國華（女） 同上，18歲。
崔厚基（男）
大塘中學初二級學生，17歲。
黃展堂（男） 同上，17歲。
陳日潮（男） 同上，17歲。
蘇火生（男） 同上，17歲。
陳
菲（女） 同上，17歲。
胡肇珍（女） 同上，17歲。
伍俊文（男）
大塘中學初一級學生，17歲。
賴廣田（男） 同上，16歲。
何國炘（男） 同上，16歲。
黃汝強（男） 同上，16歲。
陳澤南（男） 同上，16歲。
王奕玲（男） 同上，16歲。
高永亮（男） 同上，16歲。
朱
祺（男） 同上，16歲。
余玉英（女） 同上，16歲。
文妙蘭（女） 同上，16歲。
黃玉瑜（女） 同上，16歲。
鄧燕玉（女） 同上，16歲。
馮碧娜（女） 同上，16歲。
呂曼華（女） 同上，16歲。
姚
萍（女） 同上，16歲。
黃汝增（男）省華僑中學初三級（？）學生
，17歲。（隨其弟黃汝強來勇士場）
何玉冰（女）省華僑中學初二級學生，17歲。（隨其弟何國炘來勇士場）
1968年12月13日離穗，16日到場的知青如下：
余慕紅（女）大塘中學初三級學生
，19歲。
蘇惠萍（女）大塘中學初二級學生
，18歲。
黃康琳（女）大塘中學初一級學生
，16歲。
黎志光（男）同上，16歲
何達超（男）同上，16歲。
關本源（男）同上，17歲。
張穗芬（女）華師附中初一級學生
，16歲，隨朋友陳菲來勇士場
。
以下為陸續調入和新分配來的知青：
張學愚（男） 大塘中學初三級學生，19歲；1968年11月到勇士舊12隊（后改3連，3隊），約1969年調來12隊。
譚英珠（女） 臺山縣城某校初一學生
，17歲，1969年11月來12隊。
譚雪娜（女） 臺山縣城某校學生
，17歲。后同上。
陳錫松（男） 同上，18歲，后同上。
溫景紅（女） 廣州黃埔港中學學生
，1968年11月到勇士農場某隊，1970年某月調來12隊任衛生員。
區瑞強（男） 廣州某校學生
，17歲
1969年？月到徐聞縣曲界公社當知青，1971年10月轉來勇士12隊。
王國偉（男） 廣州32中學生，16歲 1971年11月14日從廣州到來勇士12隊。
羅耀光（男） 同上。
劉偉強（男） 同上。
梁慧生
（男，印尼歸僑，21歲）, 1968年11月到勇士農場14隊，1970年6月調到磚廠，1972年10月磚廠解散調到12隊.
陳賢慶（男，20歲，），1968年11月到勇士農場14隊，1970年6月調到磚廠，1972年10月磚廠解散調到12隊。
賴經文（男，17歲），1968年11月到勇士農場14隊，1970年6月調到磚廠，1972年10月磚廠解散調到12隊。
歐德謀（男，18歲），1968年11月到勇士農場16隊，1970年6月調到磚廠，1972年10月磚廠解散調到12隊。
雷厲行（男，16歲），1968年11月到勇士農場16隊，1970年6月調到磚廠，1972年10月磚廠解散調到12隊。
鄭金訓（女） 印尼歸僑學生, 1968年11月到勇士某隊，1976年調12隊任衛生員。
曾在12隊旁邊的第四小學任教過和工作過的知青：
楊正平（男）省華僑中學高三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13隊工作。
鄭詩馨（女）省華僑中學高二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14隊工作。
蘇 中（女）省華僑中學高二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14隊工作。
陳小芳（女）省華僑中學高一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14隊工作。
鄭小燕（女）省華僑中學高一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13隊工作。
伍雁玲（女）省華僑中學初三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13隊工作。
黃雋玲（女）省華僑中學初三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9隊工作。
熊潔冰（女）省華僑中學初二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13隊工作。
李紅征（女）廣州黃埔港中學高三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1隊工作。
任 侃（女）廣州黃埔港中學高三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隊工作。
何永莉（女）廣州黃埔港中學高二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隊工作。
楊 紅（女）廣州黃埔港中學初一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隊工作。
張昌育（男）
省華僑中學高二級學生，1968年11月到場，原在14隊工作，后調到四小伙房工作。
復員退伍軍人：
吳先永（男）
汕頭籍復退軍人，1970年9月到12隊。
吳朝光（男）
同上
吳漢標（男）
同上
丘木桂（男）
同上
康元德（男）
同上
郭德三（男）
海康籍復退軍人，1970年9月到12隊
早期在12隊參加工作的職工子弟：
米香菱（女）
場部米副場長之女
吳蓮清（女）
場部干部之女
王
強（男）
場部王司機之子
張
強（男） 12隊老工人張運恩之子
倪康美（男）
15隊（北山）職工子弟
先后調往外單位的知青：
王奕玲
黃汝強
何達超：197？年？月調往場部武裝連。
崔厚基
黎志光：197？年？月調往場部修配廠。
陳日潮：197？年？月調往場部基建隊，后調機耕一
隊。
謝廣淮、蘇火生、關本源：1970年6月調往磚廠，1972年10月磚廠解散回隊
。
二、 勇士農場及12隊概況
首先說勇士農場。而說勇士農場，又得從徐聞縣
墾殖事業說起。
民國初年起，由于軍閥混戰，兵不剿匪，以至徐聞漸漸淪為匪窩，匪亂連續15年，人民死亡率達60%。清末全縣有30萬人，到解放前夕僅剩7、8萬，徐聞全境形成了茫茫的荒山野林。直至1931年，全縣匪患始終止，但流浪異鄉的百姓未歸故土，
村落破敗，大片田園依舊荒蕪。1933年8月，國民政府廣東省建設廳農林局籌建徐聞墾殖場，以大水橋，那老村，老宿地一帶為主要基地。1934年2、3月間，墾殖場正式建立招人歸耕，開墾土地2千余畝，種植水稻，旱稻，甘蔗，木薯，蓖麻，棉花和豆類等。此墾殖場慘淡經營了12年，終于1946年停辦。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朝鮮戰爭及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封鎖，中央作出了“一定要建立我國天然橡膠生產基地”的決定，于1951年10月在廣州成立華南墾殖局，由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葉劍英兼任局長。11月，即派出勘測隊開赴海南島及雷州半島進行實地測量。1952年初，從人民解放軍抽調部隊組成林一師和林二師，分赴海南島及雷州半島。林二師5團到達徐聞，在坑仔附近成立徐聞墾殖所，建立26個編號場。林二師5團2營6連連長霍連，率部從中山縣竹秀園急行軍于8月16日到達北良村即后來場部招待所及幼兒園所在地安營扎寨，宣告0115場正式建立。這就是勇士農場的前身。
這里補充一句，中山縣竹秀園村，在中山城區之南，現在屬“南區”，是著名的僑鄉、富庶之地，從竹秀園一下到了雷州這荒蠻之所，足見過去軍人嚴明之紀律以及偉大之奉獻精神！
各場成立后，即派人到省內各地去招收民工，各地各界人民群眾紛紛自愿報名，踴躍參加墾殖事業。1953年4月，光現在勇士場的范圍就先后有6000多人到達，當時設立14個分場，共編49個中隊。1954年，0115場改名為石板墾殖場。1955年，改名為勇士墾殖場。1957年轉向企業化，墾殖場改為農場。
勇士農場位于徐聞縣東北部，地理坐標為北緯20.4度，東經110.2度。東與徐聞縣的海鷗農場，南與南華農場，西與五一農場毗鄰，北則與海康夏的收獲農場相接壌。西部邊界上的石板嶺，海拔245.3米，為徐聞境內的最高峰。第一代雷州農墾工人的悲壯的創業史，不知有沒有人詳盡地寫下或以長篇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但知青們從老工人的口中，已經聽到許多令人肅然起敬的故事。應該承認，這是一種最好的階級教育和精神鼓勵，是知青們從老工人身上獲得的最有用的財富。試想，縱橫數十里的徐聞山，山高林密，荊棘遍地，瘴霧彌漫，疫病侵襲，猛獸橫行，加上3，4月的陰雨，7，8月的臺風，11，12月的干旱，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之下創業，沒有堅定的信念，沒有不屈的毅力，沒有強壯的體魄，如何能擔當那些高強度的勞動？當知青1968年到達農場時，老工人大多不足40歲，但普遍顯得蒼老，婦女更有較多病痛。如果說知青的勞動和生活是艱苦的，那么，這種艱苦，和他們比較起來，則又不可同日而語。
勇士農場的經營方針和作物布局，是根據每個時期國內外形勢和國家需要而定：
1952年，全力開墾荒地，種植橡膠。
1954年，根據臺風多的情況，大力營造防護林帶，把大方格改為小方格。
1957年，貫徹“一業為主，多種經營”，“以短養長”的方針，大力發展香茅，適當種植咖啡，糧食等作物，發展以豬牛羊為主的畜牧業。
1962年，提出“以橡膠為綱，以糧食為基礎，膠糧并舉”的方針。1968年知青到農場時，仍是執行此方針。
1969年，因林彪有“大力發展橡膠，滿足全國人民需要”的題詞，又偏重于發展橡膠。
1972年，重新貫徹“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方針，大種香茅。
1975年，開始種植茶葉。
1977年，確定“一膠二麻三茶”的作物布局，大種劍麻，開始上甘蔗。
以后的情況，因知青已離去，不贅。
1968年，農場為地方國營農場。1969年4月，勇士農場改為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7師第10團，生產隊也重新編號，8隊改為12連。1974年，兵團撤銷，重新恢復勇士農場名稱，但原連隊編號不變，由“連”改為“隊”，即12連變12隊。
知青在農場期間，歷任場長，黨委書記名單如下：
馬凌順，勇士農場場長，1964-1975在任。
吳
森，7師10團政委，1969-1974在任。
李慶濤，團長，1969-1974在任。
程永禮，勇士農場書記，1974-1982在任。
馬廣武，場長，1976-1981在任。
1991年11月，是廣東及粵西農墾創建40周年，勇士農場場志辦干事陳程輝同志寫有《建場歷史的回顧》一文，本節以上的資料，均來自該文。
勇士農場分成三個區，12隊處于農場北部的第三區，建場前的地名叫坡塘。12隊東與14隊，西與13隊，南與11隊相連，而北則是海康縣收獲農場的地界。從勇士農場場部起，有一條泥質公路，跨越石板山頂，到達12隊，距離為10公里。在12隊處分為兩路，一路直通收獲農場，12隊到收獲農場場部約12公里；另一路通往14隊、15隊、16隊。16隊應是勇士農場最邊遠的一個生產隊。從12隊到附近的墟鎮，則最近為石板墟，10公里；東面的和安，西面的曲界，北面的海康縣的調風等墟鎮，均有15公里之遙。
三區的各個隊，地最廣，人最多的，就數12隊。除了有一百多號勞動力之外，與其他隊不同的，是12隊還設有一個第三機耕隊，簡稱機三隊；附近還有一所小學，第四小學，簡稱四小；此外，還有一間稍大的商店，一間設備較多的衛生室等。這些，都奠定了12隊作為三區的中心這一地位。
由于缺乏圖片資料，我們嘗試用文字描述12隊的地理環境。勇士農場到收獲農場的公路在生產隊的邊上經過，方向是從南到北。當我們下車以后，不會看到牌坊或什么標志性的建筑，你只會看到一條較大的道路，從西往東走向，貫穿整個生產隊。
順著這條路走，左邊，即北面，是兩列磚瓦房，每列四排，其中最靠近路邊的那一排，就是知青們的宿舍。其實是一分為二，男女各住一半。其余的房子，分成十幾平方若干間，除了隊部
、商店、衛生室各占一間外，就是老工人的宿舍。如果每戶老工人都有一間房，那也湊合，而實際上，當我們初到農場時，是每戶老工人住半間房，中間用竹子席子等隔開，當年還沒有實行計劃生育，老工人一般有三個以上的子女，五六口或七八口住那幾平方的半間房子，其難堪處可想而知。所以，老工人都在房屋的外圍，用竹木茅草搭建一間屋子，用以做飯
、吃飯、沖涼、洗衣、請客甚至過夫妻生活、睡覺等，這屋子稱為伙房仔。在那堆伙房仔之外，有一個大曬場，還有一口大魚塘。那地方，稱為曬場角，旺中帶靜，是知青情侶幽會常選之地。
在道路的右邊，即南面，除了也散落一些伙房仔外，有一間生產隊的集體伙房，知青以及大多數老工人都在此開伙食。伙房前面是一大片空地，有一棵大榕樹，俗稱榕樹頭，是孩子們嬉戲之處。這一帶，更是晚上開會或看電影的地方。空地旁邊有一口水井，周圍有些石板，供人們洗衣之用。離水井不遠，又有一口大魚塘，塘邊種有松樹柳樹，因而，水井頭一帶，可說12隊一景，當然是知青情侶幽會首選之地。往南走去，是知青的沖涼房。沖涼房初為竹木茅草搭建，保密程度較低，后改為磚瓦結構。沖涼房原沒有熱水供應，后指派專人燒水。再往南走，就是機三隊的隊部，以及拖拉機，推土機的停放處。機三隊不屬12隊管轄，但工人都住在12隊，其家屬都是12隊職工。
順著道路往東走，過了南北兩個魚塘（中有涵洞連接），便到了四小的所在地。四小并不大，大概有兩排教室，一排辦公室及教師宿舍。在教室前面有一大片空地，是學生們活動的地方。11隊、12隊、13隊的小孩，都在這個學校讀書，一些知青先后成了這學校的老師。
以上印在我們腦海中的，便是勇士農場12隊的地理環境概貌。
三、 知青的生活環境
1968年11，12月間，33名來自廣州市的青年學生落戶在勇士農場12隊，開始了他們的知青生涯。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過，當知青們到來之時，農場已經過老一輩的拓荒者16年的艱苦奮斗，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和基礎，所以，知青們的生活條件，與老工人創業時已不可比擬。然而，這畢竟是一群從大城市來的，只有十余歲的青年學生，生活環境的反差，卻是巨大的。加上，文化大革命對生產的破壞，使得勇士農場在1968年就虧損49.4萬元，全場職工的生活環境都不可能會好。我們當年的生活如何？為了敘述的方便，還是按傳統的“衣
、食、住、行”說法，再加一個“用”字，依此去寫。在寫“衣、食、住、行、用”之前，又不得不首先說明，當知青們剛到農場時，每月的工資是20元。因此，大家每月的生活費，都是由那20元支配的。
衣
如今我們要穿衣，到商場地攤去買就行了，然而，我們還清楚記得，當年買布買衣服，是要憑布證的！每人每年可以買多少布？1丈3尺6寸！也就是說，大個子不夠買一套長衣褲！在這種情形下，知青們的衣服本來就不可能多，尤其男知青。到農場后，并無工作服派發，于是，勞動的衣服就當然挑最破爛的一兩套，我們稱之為“戰袍”。那“戰袍”，女知青可能會不時洗洗，但男知青則往往任其風吹雨打，直到沾滿汗水泥漿，臟得臭得實在連自己也不能忍受了，才把它往水里泡。兵團成立那陣子，我們還高興過，以為可以穿上一套綠軍裝，然而并沒有。至于那勞動的鞋子，當然是現在已找不到的“解放鞋”，泥里水里都靠它去闖，連最愛清潔的女孩子也不可能天天去洗滌。說到鞋子，不可能不提到徐聞地的泥土了。徐聞地方的泥呈暗紅色，這倒沒什么，要命的是，它遇水即有極強的粘性，沾在鞋上，踢之不去，須用竹木甚至鐵片鐮刀剔之鏟之。如此一來，下雨天就甚是可怕了。而天放晴后，那泥又會變的堅硬如鐵，踏之腳痛。因此，在農場，鞋子的損耗也快些。為了在下雨天還能走動，又必須買一雙水鞋，而且是高筒的水鞋！至于頭上的帽子，草帽或竹帽，勞動時你不能不隨時戴著，因為雷州的烈日和陣雨，都是出了名的。
不管怎樣懶，衣服總得要洗的。如何洗衣服？那時沒有洗衣機，甚至沒聽過；生產隊也沒有自來水，洗衣只能靠井水。那井里的水如何打上來？原來水深往往三四米五六米，靠井架上的一個轱轤把水桶絞上來。絞上來之后還要左右手配合把水桶拉到井邊，個子小或有病痛的女知青，如蘇惠萍
、呂曼華、鄧燕玉、胡肇珍等，就很吃力了。當然，這也給男知青發揚“愛心”提供了機會。洗衣的時候，肥皂是不能多用的，因為肥皂也要配給！晴天的時候，衣服當然晾在戶外，但下雨天，尤其是三四月的陰雨天，衣服只能晾在屋內，不過數日難干，唯一的辦法，就是用火來焙。那時，絕大多數知青衣服的顏色都離不開藍
、綠、白、灰四種，尤其可惜的是，當女知青們擁有最美妙身材的時候，那些厚厚的斜紋布總是在外面遮擋著！
食
在我們之中，大概有八成是因為害怕自己煮飯才到農場來的。農場的好處就是有集體飯堂，可以飯來張口。但到農場不久，我們就發現，這口并不太容易張。伙房的飯原來是蒸的，一人一瓦缽，瓦缽上有名字；后來，改為用大鍋煮的，自己拿飯盤去裝。不管蒸的還是煮的，吃多少自定。男知青一般吃4兩，女知青吃3兩。按當時的勞動強度，這幾兩飯應該不足夠，之所以吃這么一點，原因有三。一是我們每月定量30斤，一天只有一斤，想多也不可能；二是我們雖身在農場，農場也種些水稻，但我們吃的是最粗糙的米，想吃多些也難；三是下飯的餸，除了過年過節，有時周六晚，會有些豬肉牛肉或魚之外，平時一般是青菜
、酸菜、蘿卜干等，所以那三四兩飯也不是很容易咽下去的。老實說，每逢隊里殺一頭肥豬，或一頭超齡服役的老水牛之日，就是我們歡呼雀躍之時。這一飯一菜多少錢呢？1角錢。也就是說，我們每月吃飯的錢，需要9元，尚余11元作他用。至于吃剩的米，可以從米倉中提取，用以換取其他的物品，如雞蛋等。
既然集體飯堂不可能提供優質飯餸，知青們要熬得下去，就得想些辦法，如買些豆醬伴辣椒或肥豬肉，買些腐乳，用以下飯；又如買一二兩用木薯做的餅干或5分錢一個的合桃酥作補充。那時沒有電飯鍋，最先進的要數煤油爐，用煤油爐煮點蛋花湯，煎幾片罐頭午餐肉，那也算難得的享受；要么，在休息日，幾個人合伙買一只雞，白切；幾條魚，清蒸，補充補充營養。有了佳肴，不可無酒，經濟允許，買瓶竹葉青之類；囊中羞澀，打點散裝白干。酒是消愁解悶之物，往往一醉方休。不過，不要忘了，每個人的零用錢只有11元，不可能經常吃上雞魚，喝上酒的。遇到節日，則肯定三五成堆，湊錢會餐，以求得短暫的飽醉。
當囊中空虛，而肚子又需要補充點什么的時候，惟有兩個辦法。一是自力更生，帶上簡易的捕魚工具，到坑溝中抓點魚蝦，或到山上采摘一些崗埝和楊梅子，那情景和原始人當然不同，但性質卻是一樣，就是為了填飽肚子。另一辦法就是下三流手段：偷竊！月黑風高，帶上工具，到附近地里挖點番薯，木薯，菠蘿之類。最常用而又最可靠的方法，則是在宿舍門口灑點米飯，把附近的二三斤重的肥雞引來，用快而無聲的動作捕獲，留待夜間烹而吃之，使之轉化為營養。這類行為，雖則可憫，實屬不軌，趁此機會，我們向當年無端損失了雞鴨的老工人認罪懺悔。八，九十年代，我們有知青回農場，說起這些事，老工人們反而感慨地說：“原來認為你們有的知青壞，誰知現在我們的孩子長大了，不知壞上多少倍！”是的，我們畢竟生活在“毛澤東時代”，即使壞也壞不到哪兒去。
住 知青們到12隊后，首先住在一處集體宿舍。那宿舍，其實是一個小禮堂。中間用竹木板帳隔開，形成一大一小兩大間，女知青住舞臺上；男知青住舞臺下。每人一個床位，占地三平方米左右。所睡的床，開始的是用木條木板釘成，四周立四根竹竿，用以掛蚊帳。至于床上用品，當然都是自備，所帶來的皮箱，藤篋之類，只得放床上或床底。到一兩年之后，一座知青集體宿舍建成，男女各一半，較以前寬敞明亮一些，并有了較為象樣的木架床，以及一處放行李的地方。但不管怎樣，二十多位男知青住在一起，十幾位女知青共同生活，難免會有碰撞，會有摩擦，會有爭斗，值得慶幸的是，這么多年來，我們還沒有發生特別不快的事件，這是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還能保持良好關系的基礎。到了1975年，知青們才離開集體宿舍，搬到一個個的單間，4至6人一室，居住環境稍有改善。
無論是集體宿舍還是單間，都沒有廚房、廁所、洗澡間，需要煮食，如廁，洗澡的，只能另想辦法。要煮點食物，不多的，如幾只蛋，一小鍋糖水等，可用煤油爐；如果多的，如一鍋番薯，一鍋狗肉等，則只能在戶外壘起爐灶，用柴草燒。宿舍附近有小便處，天晴時一般都會到小便處小便，但天雨或夜間，男知青往往就不自覺不文明了，在門外附近即解決，因此，男知青宿舍四周時有不良氣味飄蕩。至于大便，那就很不便了，因為大便所都在離宿舍較遠的地方，有旱廁，水廁可供選擇。旱廁近些，但蒼蠅飛舞，蛆蟲蠕動，氣味難聞；水廁建在魚塘之上，無臭味，排泄之物落入水中，發出叮咚響聲，還可觀賞到鯽魚爭食的壯觀場面，但可惜離宿舍較遠，尤其夜間，不便光顧。由于大便之處都不如意，有的知青就經常利用勞動之時在工地上解決，便后用土掩蓋，既干凈又可肥田，一舉兩得。說到洗澡，則須到數百米之外的知青沖涼房。那沖涼房原為竹木茅草結構，僅可遮遮風雨。茅草日久脫落稀薄，有不良少年偷窺，令一些女知青春光泄盡始覺察。一兩年后，沖涼房才用磚瓦建成。另外，開始時，沖涼并無熱水供應，那情景甚可憐，尤其女知青，得從伙房討點熱水，提到沖涼房用，后才在沖涼房邊上建一灶，有專人用一大鍋煮水。不過，收工晚了也可能熱水用盡，須得自己動手再燒。
最后說說宿舍的照明。隊里并沒有用于專門發電的發電機，夜間發電靠機三隊的拖拉機，電力有限，也不保證，而且到10點鐘即停止。所以，宿舍的照明主要靠煤油燈，一般每人都有一盞。而夜間要外出，如上廁所，就須備一支手電筒。而隊里開會，則用一盞汽燈照明。
行
在農場，出行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汽車當然有，都是解放牌貨車，只用于生產運輸，最多有時可以坐坐順風車。也有兩三輛吉普車，農場首長工作用，除非急病要送場部醫院，一般人坐不了。在當時，自行車不僅是奢侈品，需兩百元左右一輛，而且還要憑票購買，老工人好不容易才買到一輛，視之如寶，而知青是不可能擁有的。那么，知青外出，如到別的隊訪友，當然只有步行走路了，即使有時晚上到10公里遠的場部看電影，也是集體步行去步行回，雖有點浪漫，但辛苦之極。前面我們講過，從12隊到場部及附近的墟鎮，有10至15公里之遙，步行就得兩三個鐘頭，開始一兩次，還有興致走下來，后來就不敢了，于是，厚著臉皮向老工人借自行車，而這事，確實使老工人太為難了，不借吧，好象不關心知青；借吧，又心疼，須知，到曲界，和安等地，走的其實都是牛車路，
用于汽車拉力賽還差不多，自行車去一趟，車子就大傷一次，我們當年對老工人實在體諒不夠啊！
說到“行”，不可不提探親路上的艱辛。按照當時的政策，知青一年應有一次探親假，每次12天，但實際上是一年多兩年才能回家一次。當時我們回家有兩種途徑。一是如果場部次日有車到湛江，則走路或請別人用自行車送到場部，在場部住一夜，次日凌晨四五點或五六點坐上那解放牌貨車，在車箱里或站或坐，車行160公里，中途要過海康縣南渡江渡口，半天才到達湛江。另一途徑是走路或請別人用自行車送到收獲農場場部，那里早晚各有一班公交車到湛江。無論那一途徑，到了湛江以后，當天肯定走不了，能買到次日回廣州的票就算幸運。于是，須得在湛江住上一晚。當時住旅店也不容易，湛江赤坎汽車站附近的工農兵旅店就是我們的落腳之處。有時旅店的散鋪也住不上，就要露宿街頭。當年，從湛江回廣州也有兩條路，一是汽車直達，但必須經過順德縣的九江渡口和龍江渡口，當年等待過渡的苦況，現在也難以用筆墨形容。總之，這490公里的路程，須從凌晨五六點鐘，到入黑才能到達廣州。另一條路線，叫水陸聯運，先從湛江坐汽車到江門，下午五六點左右到達，轉坐叫“花尾渡”的船，在船上過一夜，次日凌晨到廣州。以上所述，都是僅包括正常情況和天氣，遇到臺風時節，則可能更糟糕。十余天后，我們又得艱難地從廣州返農場，所不同的是，回來的時候，你只能到達收獲農場，甚至在遠離勇士場部的下橋！在手搖電話的時代，你要通知同伴來接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往往需要預先在廣州拍電報告知。啊，今天我們乘車飛馳在九江大橋和龍江大橋，走在高速公路快速干線，回想舊日出行之難，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用 前面說過，知青剛到農場時，工資是20元，而那時老工人的工資，一般也是34元或37元7角，但這已夠知青們羨慕的了。這20元的工資標準，應該是維持了兩三年。其后升一級，大部分升至24元，個別表現出色的升至26元5角。又過了兩三年，升至29元。其后，是34元。知青們離開農場時，都不會超過這個工資標準。
無論是20元或34元，扣除了11元伙食費，所余就實在有限了。那么，哪些是每月必須的開支？不算衣服，鞋襪
、毛巾、牙刷等“耐用品”，每天要消耗一點的牙膏，肥皂總得買（牙膏還得憑牙膏皮才能買到）；那時傳遞信息主要靠書信，那么信封、信紙、郵票總得買；晚上須照明，煤油、電池總得買。女知青，不可能不買一點婦女用品，幸虧那時尚未時興玉蘭油，潘婷洗發露之類，可省去化妝品的開支。除此之外，為了填飽肚子，增加一點營養，你不可能不買一些食物，如白糖
、煉奶等；節假日，總得合伙加點餐。如此一來，囊中所剩就無幾了。男人苦悶無聊或勞累，很容易學會抽煙，我們之中，也出現了大煙鬼。那時的中檔煙叫“豐收”，2角8分一包，但一天一包肯定難以維持，不時要抽9分錢一包的“電車”或“經濟”。到后來，干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買3元錢一斤的煙絲，以小鐵煙盒裝著，或用煙紙卷著抽，或用水煙筒來抽，其抽煙的姿態神情
技巧已與老工人無異了。這樣，抽煙的知青如張學愚，梁慧生、陳賢慶、雷厲行、賴經文、羅耀光等又多了一筆開支。
如果僅僅是上述開列的項目，還可以對付得過去，最要命的，當數那探親假！探親假是知青們求之不得的假期，但又是開銷最大的時刻。家境好一點的，只須顧及回去那一程，家境差的，還須考慮返場的費用。路費雖有報銷，但其他的用度不少，尤其是一兩年才回這趟廣州，總得給家里人帶一點徐聞的特產，于是，要買些白糖，買些花生，買些雞蛋鴨蛋，甚至買一籠活雞，因為那個“火紅的年代”，廣州更是物質奇缺！從廣州返農場，你總不能兩手空空，現在時興旅游歸來捎點“手信”，那時也須“手信”，你總該慰勞慰勞那些在農場吃苦的，平時幫助過你的知青兄弟姐妹吧，總得孝敬一下平時關心過你的老工人吧。當然，那“手信”一般是能入口的，如餅干，糖果等，記得雞仔餅是最受歡迎的。梁慧生是印尼歸僑，有香港關系，有次探親歸來，帶回些依力架餅干，朱古力糖，云絲頓煙，著實使我們開了一次洋葷。
在那艱苦的年代里，我們那二三十元的工資，居然可以生活下去，現在回憶起來，還覺得不可思議。如果說，現在，我們仍能保持有一點節儉的品格，那肯定是和農場的日子分不開，我們經歷過艱辛，知道幸福來之不易。
四、 知青的勞動工種
勇士農場的經營方針時有變化，而12隊主要還是種植橡膠、香茅等，由此派生出不少工種。我們這班來自大城市的，從未干過農活的十幾歲的青年學生，不得不要學會各種勞動技能，因為這已成為謀生的手段了。每天早上7點半，張隊長或李隊長便用鐵槌敲打一塊掛在隊部門口的鐵板，這是上午開工的信號；下午2點，同樣的鐘聲響起，我們又要走出宿舍的門。如果不加班的話，一天8小時工作。由于工作的種類較多，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分開工種，細細追憶。
割膠 當我們到12隊時，隊里已有一批膠樹可以開割，于是，一些心靈手巧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如張穗芬、陳菲、呂國華、黃康林、黃玉瑜、譚英珠、譚雪娜等，都被選上，當上割膠姑娘。她們頭戴一盞電石燈，腰間別著電石壺和一只小竹簍，用以放割膠刀等工具，腳下穿著高筒水靴，看上去英姿颯爽。
當年，兵團割膠姑娘的英姿在大小不同的舞臺上都展現過，使不少知青家長也感到放心和自豪，不過，割膠工的苦處你未必知道。凌晨2點半，她們就被叫起，稍作梳洗裝束，就吃夜餐。夜餐一般是雞粥之類。3點鐘出發到膠林。到了自己的林段，就要分開工作了。在這里，有必要解釋一下這個“分開”，不是5米10米的分開，也不是30米60米的分開，而是100米200米的分開，是中間隔著一兩排防護林的分開，是呼喊也難以聽聞的分開！試想想，一位妙齡少女，在夜闌時分，在膠林深處孤身工作，朝朝如是，現在的小姐們敢嗎？也得感謝“毛澤東時代”，那時治安比較好，不然，象現在這樣，不知會產生多少悲劇和慘案！割膠的工作，要心細手輕，斜順著樹身原有的割口，輕輕割去一層內皮，乳白色的膠水即慢慢沁出，并順著一塊小鐵片，流到樹下放著的膠杯里。當你負責的膠樹都割完了，已近天明，稍事休息等候，然后開始收膠水。割膠工手提大鐵桶，一邊行走一邊彎腰，把一杯杯的膠水倒進大鐵桶中。當兩只大鐵桶差不多裝滿，就是收工之時。這時，割膠工要挑著數十斤的膠水行走十幾或二十幾分鐘回到隊里，稱罷膠水，才能休息。如果你以為她們可以休息一整天，那就錯了，上午9點半或10點，她們又要起來，去干些鋤草等工作，下午繼續干活。如此算來，割膠工的工作，遠不止8小時！
割香茅 香茅是一種香草，可榨出香油，用作化工原料，不知屈原的詩中有沒有描寫過。它的葉子細長柔軟，但邊緣帶鋸齒。種植時，只須放下一小株，不久則漸漸葉片旺盛，到了一定程度，即可割下。由于葉片帶齒，故割香茅時必須穿上一件粗布衫，以保護左邊的身體。割茅時，左手抱茅，右手握鐮，將茅割下，割至抱不住時，放置地上，然后再捆綁成一大把。這個工作有些危險，一來茅葉有齒，二來香茅鐮甚利，但無機械可操作，只得用人力，梁慧生
、羅耀光、余慕紅、文妙蘭等都割過。另外，在盛夏時節，再穿上一件粗布衫，已不是汗流浹背可形容，所以，平時就多汗的余慕紅常因皮膚敏感而要請假休息。有些知青不擅長割茅，可免去這苦差事，擔任挑茅，如陳賢慶
、賴經文、謝廣淮等，但要將那一束束沉重的，散落在田地四周的香茅挑到一處，然后再裝上汽車，真不知要花費多大的氣力，流下多少的汗水！
施水肥 無論是已開割還是沒開割的橡膠樹，都必須經常澆水
、施肥，否則，膠樹何來乳汁？這里著重說說施水肥的情況。施水肥的工具是一副木桶，桶身處裝有一根向上斜出的竹筒，筒口處裝有一噴頭。肥水裝在肥池里，一般混有尿素等成分。工人挑著水桶，從肥池的梯級下去，轉身，然后用左右手把左右兩只桶裝滿肥水，一般有七八十斤重，須挺直腰身，再拾級而上，然后走到或近或遠的膠樹處，身體仍站立，只用手腕將水桶壓至傾斜，讓肥水從竹筒流出，經噴頭灑向樹根。當兩只桶里的肥水都倒完了，再回到肥池，重復剛才所敘述的動作。如果只干一兩個小時，那還沒什么，但如果干上半天或一整天，那就夠嗆了，而這工作，并不分男女，幾乎每一個知青都干過，并經常干！至于干這活的時候，穿不穿鞋子？那真是穿也難不穿也難：穿布鞋，濕透；穿水鞋，步履艱難；赤腳，肥水會腐蝕皮膚！總之，當時那艱難困苦現在也還刻骨銘心。
挖打肥池 上面說到，施水肥的肥水從肥池中來，使我們很自然回憶起大概是徐聞農場特有的肥池。徐聞是干旱地區，境內似沒有一條河流，如何灌溉那么多的膠林？原來靠的是橡膠林邊的一個個的肥池。肥池純粹用人手挖掘，憑三齒叉，梆頭（鋤頭）等工具，在地上挖出一個五六平方或七八平方，深兩米的池，留一道梯級至池底。這工作當然也是很吃力的。肥池挖出后，并不能馬上蓄水，下一步工作是打肥池。所謂打肥池，說來也奇特，開始，兩三工人各手執一根開叉的竹片，在池壁池底等不停地抽打，打了一兩天，改用一根特制的有手柄的木板拍打，如此不停地又打一兩天，就差不多完工了。這工作比不上擔擔抬抬辛苦，但要手不停地打上一整天，卻又是難熬的，除非是跟你喜歡的人兒在一起，說說笑笑，否則，你會覺得度日如年！肥池完工后，由汽車拉水灌滿。不用水泥灰沙磚石構筑，那肥池居然不漏水！
施牛欄肥 上面說的是施水肥，還有施牛欄肥的。所謂牛欄肥，是由牛糞尿與雜草漚成。先用牛車將黑色的略帶牛糞臭味的肥運至膠林中，一堆堆按距離放好，一些工人負責在樹根處挖坑，另一些工人則用畚箕把肥挑到坑處倒下，另一些工人負責填土。無論哪一個工序，都是吃力的，不過比較起來，施牛欄肥總比施水肥會舒服一些。
割草與鋤牛欄肥 上面講到牛欄肥，是由牛糞尿與雜草漚成，那雜草從何而來？一是經榨煉后的香茅葉，二是上山割的草。說到割草，也不是一件輕松寫意的活兒。大家手執鐮刀，專往山上茅草雜草多的地方鉆，這樣方能割到草，遇到老虎豺狼的可能性沒有，但碰上黃蜂馬蜂或竹葉青，飯鏟頭之類的毒蛇，則不足為怪。草割下之后，由牛車運回牛欄卸下，讓它與牛糞尿日夜融合，最終成為一體。
草與牛糞尿雖融成一體，但如果不把它鋤為碎塊，也不能加速它的腐爛而成為堆肥，更難以施放，于是，就有了一項工作叫鋤牛欄肥。全組工人或若干工人站于牛欄內（此時牛已外放）排成一行，一起揮鋤，同步前進。工作的目的很明確，動作也很原始，就是用鋤頭把那些草與牛糞混合之物鋤碎，鋤得越碎越好。這應該算是一項較輕松的工作，但工作的環境不衛生，空氣中彌漫著牛糞尿的氣味，如果工作中的數人沒有什么話題，身邊又不是你的情侶，那時間肯定過得特慢！
趕牛車 生產隊的主要運輸工具是牛車。牛車，顧名思義是用牛拉的車，兩個木制的大輪子，盛托著車箱；兩道車杠與牛脖相連。拉車的牛，可以是水牛，也可以是黃牛。趕車時，人一般坐在車箱內，當然也可以坐在牛背上。在農場，男女工人都會趕牛車，因此，男知青也很快掌握，伍俊文
、賴廣田、王國偉、蘇火生等，就常干這一工種，而女知青，如姚萍等，也成了趕車的行家里手。趕車中最難的一道工序，恐怕就是開始時如何抓得住你要使用的牛，并把它套進車中。你必須手執牛繩，在牛欄中找到它并抓住它，然后用繩子綁住他鼻子上的鐵環，再把它拉到車邊，左手托起車杠，右手把牛牽進去。一般情況下，牛是聽話的，但有時遇到調皮野蠻的牛，把你折騰半天，它也不肯進去，把你氣得直想掉淚！
在農場，趕牛車應算是一項美差，起碼贏得來在路上那一段空閑；趕牛車往往是單干或兩三人的小集體勞動，不在組長眼睛的注視之中，也樂得自由。牛車一般都是用來運送肥料，所割下的草，以及其他的收獲物，當你把要運的物資裝好車，坐在車上揮動鞭子時時，你就會輕松一些，并會產生一種駕馭他人（盡管是牛）的快感。只要你不是太蠢的人，駕馭著牛車直走或拐彎都不是很難的事，你可以不時大聲吆喝幾聲，或者唱上一兩首歌，在那“廣闊天地”之間，你不必擔憂你的歌聲會干擾了別人，男知青陳賢慶就經常在趕車途中引吭高歌，唱得最多的是《我騎著馬兒過草原》和《山間鈴響馬幫來》，所不同的是，唱的是“馬”，趕的是“牛”。
隨汽車運輸 如果說，在農場只有坐著最原始的運輸工具干活的話，也不確切，有時，我們也會被安排隨汽車運輸物資。農場場部有一個汽車隊，為全場各隊服務，當生產隊需要運輸什么，就會安排一兩部汽車到來，那么，隊里就派人隨汽車，去運送需要運送的物資。老實說，無論運送什么，如香茅
、沙石、磚瓦、化肥等，裝車和卸車都是辛苦的，而且只能坐或站在車箱里，但由于可以隨車去一些地方，當然是越遠越好，知青們尤其是男知青都十分樂意干這一工作。不過，由于徐聞的泥土的特點，汽車常會在路上打滑或陷進坑里，需要下車合力去推。有時，在途中遇到暴雨或雷電，那更是只有聽天由命了！
除草 徐聞日照時間長，夏季多雨，草長得特別快，因此，為橡膠樹及其他作物除草，就成了一件經常性的工作。除草，無論怎么說，也算一項較輕松的工種，你只要手握半月形的镢頭，把不該生長的雜草除掉就行了，然而，由于草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常常是“春風吹又生”，所以，閑時沒有什么特別的工作，就去除草。喜歡說話的人，尤其婦女們，除草就是最好的機會；熱戀中的情侶，你要想辦法和戀人挨在一起，齊頭并進，不時切切私語；至于只想沉默思考的人，你可以落后于他人，求得清靜。為了有效地斬草除根，隊里經常利用盛夏正午時分，敲鐘組織“大會戰”，全隊人拉到膠林除草，讓被鏟掉的草在正午火辣辣的陽光照射下隨即曬死。不過，草是曬死了，但人也曬得幾乎休克，回來補充的那一碗雞粥是無濟于事的。當年那種“大會戰”，現在回想起來，仍心有余悸！
種收花生 農場除了種橡膠、香茅外，還種一些經濟作物，其中花生種得比較多，除了解決全場職工的吃油，恐怕還有外調。種花生須有種子，花生仁便是種子，這恐怕是知青們到了農場才知道的。剝花生種這工作，往往在下雨天做，大家集中在禮堂里，手拿一只小盆子，把花生殼剝下，仁兒放在小盆中，多輕松！多愜意！既可以談天說地，又可以不時地吃上幾顆，補充點脂肪。種花生時，老工人用牛拉一犁開出一道淺溝，后面的人左手拿著一只裝著花生種的小盆子，身體前彎，右手執花生種均勻播于溝中，然后用雙腳把泥左右撥動，以蓋住種子。工作就這么簡單，這么輕松。然而，把腰彎半天或一天，當晚，你可能輾轉反側，難以入睡！在花生成長的過程中，當然少不了除草施肥。苗長出花，花落下地。到了收獲季節，又是得彎腰干活，把花生藤連根拔起，長在泥土之下的串串花生便隨之出現；先把它們放到一堆，再由另外的人，拿起一束束的花生藤，往籮筐邊上抽打，一顆顆的花生便落在籮筐里，然后，用牛車運回曬場，把它曬干。每一工序，都得付出大量的汗水啊！
種收番薯木薯 除了花生，隊里也種了不少番薯、木薯等。種番薯用的是番薯藤，其步驟是，老工人用犁開出一道淺溝，后面的人左手執預先從別處割下的老薯藤，右手彎腰把薯藤在溝中按大約8分的間隔按下，然后雙腳左右培土，把薯藤的半截壓實。種番薯比起種花生要辛苦，腰彎得更低，手也骯臟些。種木薯與種番薯類似，所不同的是，種木薯用的是一截15公分左右長的木薯枝節，按大約1尺的間隔埋半截于土中。
番薯成熟時，預先把老的薯藤割下，用作薯種。收番薯時，并非用人手去挖，而是用牛拉著犁，把埋在地里的番薯翻起，后面的人提著籮筐撿拾，有犁不到的，則用手或腳或鋤把它弄出。收獲的番薯放在一堆，然后用牛車運回隊里。木薯長在地中，它的枝干有一人高，并有節，因此，收木薯就憑雙手，戴上手套，用力往上拔，木薯就會被連根拔起。當然，會有斷開留在土中的，則只能用鋤頭等工具挖掘了。挖出的木薯，用刀砍下，堆在一起，同樣用牛車運回隊里；木薯桿留下，有的作種苗，其余的作柴燒。
無論是收番薯還是木薯，雖然辛苦，也是愉快的，畢竟看到自己辛勤勞動的成果。番薯和木薯，還有大薯等，不僅是喂豬的飼料，也是人吃的主要雜糧，在米糧不足的時代，它們顯得太寶貴了，曾經試過多次，晚上餓得難受時，就走到豬圈的大鍋里，從那些本來是給豬們享用的番薯中挑一些大一點的，讓我們這些“人”來充饑！當然，勇士農場也有些番薯的精品，有一種稱為“黃金薯”的，又黃又軟又甜；另一種叫“檳榔薯”，帶些紫色，又香又粉。這兩種精品，至今令我們回味。木薯中也有精品，稱為“面包木薯”的便是。木薯一般含有微“毒”，須經水泡浸，方可食用，而“面包木薯”則無須泡浸，蒸熟即可吃，又香又軟又粉，如同面包，離開農場后，我們都沒有吃過了。
收砸油茶果 徐聞是個多臺風的地區，要減少風災，就必須種植防風林帶。一般以高大的木麻黃樹作為外圍林帶，內圍的，多用臺灣相思樹和油茶樹。油茶樹每年會長出油茶果。油茶果有點象沙梨，但它不能吃，只能取它中間的核來炸油，作食用或化工原料。收獲油茶果的日子也是愉快的，全隊工人來到油茶樹林帶中，男男女女，只要你敢爬樹，都會爬到樹上，把那樹枝上墜滿了的果子一一摘下，放進隨身帶著的布袋或鐵桶中。如果你身邊是幾位年輕漂亮的女知青，那情景，會使你想起當年放過的一部朝鮮電影《摘蘋果的時候》，不同的是，我們所摘的，是不能入口的油茶果，浪漫色彩就少多了。
油茶果摘了下來，并非就完工了，要把它們全部運回隊里的曬場，經多天暴曬，表皮漸干裂，然后，全隊職工集中在曬場，坐在小板凳上，用槌子，木棍，刀背，石塊等物，把油茶果的表皮砸開，拿出果仁。這工作并不容易做，時間一長，腰又累，手又疼，心更煩！最無奈的是，那油茶籽不是花生米，并不能吃，只能看著它們被裝車運走。
看曬場 由于農場種了一些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需要在曬場中把它們曬干，于是，就有了看曬場這一工作。無論怎么說，這肯定是美差。早上開工時，把稻谷，花生等作物用木耙攤開，于是，就坐在某處的樹陰下乘涼或談天或看書，不時把走來啄食的雞鴨趕跑即可。傍晚時分，再把作物耙攏，用膠布薄膜蓋好即可收工。以上所說，是在天公作美之日，如果遇到風云變幻之時，那就倒霉了，天陰欲雨，你必須趕緊收攏；當你收攏后，天往往又放晴，你又要把作物扒開。所以，當你被安排看曬場，先別高興，還得看看天，遇到不穩定的天氣，你可能就是一天的瞎折騰。
以上所說的，是生產隊的一般的工種，還有一些特殊的工種：
放牛 農場每個生產隊都養有水牛和黃牛，除了作生產工具外，還可食用。放牛一般有專人，多是老弱病殘者，12隊知青中似沒有誰專職放過牛。正因為老弱病殘，所以時要請假休息，由其他人替工，知青也會不時當上放牛郎或牧牛女。放牛的目的是把它們趕去吃草，有草的地方必然荒蕪，數十頭牛并沒有紀律性，到了一處就可能走散，兩個放牛的人各顧一頭，因此，你千萬不要以為放牛很浪漫瀟灑，其中一頭特別調皮的跑到山溝或遠處，你必須去追趕回來；如果有幾頭不守紀律，就要了你的命，午飯或晚飯你可能吃不上！
養豬 隊里養豬也是專人，12隊知青中似也沒有誰專職養過豬的。養豬的工人病了，其他人替工，知青肯定也有人干過。主要工作是煮豬食，喂豬吃，洗豬圈等，干一兩天無所謂，長期干就難熬了，除非思想覺悟很高，對養豬事業很有感情，如14隊就有一位女知青，成了聞名全場的“養豬姑娘”，后來當上了省政府的處長。
種菜 隊里的蔬菜自給自足，種菜也有專人。這里，要大書一筆，因為12隊知青中，不僅有專職種菜的，而且有兩位，他們就是男知青何國炘，女知青余玉英。他們不是干一兩年，而是幾乎整個知青生涯！此外，和知青們關系很好的職工子女吳蓮清姑娘，也是專職種菜的。種菜的工作，大家可以想象，當然是播種，澆水，施肥，割菜四道工序，樣樣辛苦，時時骯臟，尤其是挑著糞水施肥，那是一般人也覺惡心的。寒冬時節，割菜洗菜，那雙手更是難受，總之，難為這幾位少男少女了。
當伙頭 當伙頭就是當廚師，不過那時沒有這么文雅的叫法。隊里的集體伙房，一般有三位伙頭，主要負責煮大鍋飯和炒大鍋菜，廚藝不大需要，有氣有力就行。當然，過年過節殺牛宰豬，也要幫得上手。三個伙頭每人每月也要休息四天，于是又要替工，男知青也會輪上。說實話，終日拿镢頭，換換拿鍋鏟，也是滿愜意的。12隊知青中，應沒有誰專職干過廚房吧，倒是四小學校伙房，有一位讀到高中的來自14隊的知青，終日做著煮飯打柴的工作。
幼兒園阿姨 六七十年代，還未實行計劃生育，農場的女職工又正處于當生之年，于是家家小孩眾多。不過，隊里有托兒所幼兒園，白天免去顧慮，只要定時回來開懷喂奶即可。由此，又產生了托兒所幼兒園阿姨這一工種。當阿姨的，肯定是做了母親的婦女，女知青只有在阿姨需要休息時頂替一兩天。這工作談不上舒服，只是不用雨淋日曬罷了。追憶至此，不禁想起14隊有一位女知青，雖身有殘疾，仍勇于到農場來，隊里后來安排她當了幼兒園阿姨，她終因思想問題而于69年6月投井自盡，葬于石板山上。
文藝宣傳隊 如果把參加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也算一個工種的話，那也寫上幾筆。在文革期間，到處都有這種宣傳隊，農場也不例外，每年都組織一支，集中一兩月兩三月不等。知青到場后，各隊總有些文藝方面的人才，很自然就成了宣傳隊的主力，而12隊，參加過宣傳隊的就比較多，計有陳澤南、徐永祥
、王奕玲、張學愚、陳賢慶等。四小老師李紅征不僅是宣傳隊的臺柱，還是勇士農場的場花。能參加宣傳隊或能經常入選，肯定是最值得羨慕的了，別的不說，光是當其他知青在日曬雨淋的時候，你卻在禮堂里唱歌跳舞，或坐車下生產隊演出，你還能不知足嗎？不過，勇士場宣傳隊也不是浪得虛名，73年8月至10月那一屆，上述諸人都參加了，陣容最鼎盛，水平最高超，曾在整個師部作巡回演出，著實火了一把。
上述所提，都是生產隊的一般工種，有些是臨時的替工，有些是短期的組合，有一些知青，則是調離了生產隊的，變成了其他“階層”的人士。
衛生員 衛生員由場部衛生院選拔，培養及安排，能當上衛生員當然很榮幸，多數是女知青，也有個別男知青。生產隊的衛生員可以說責任重大，且不說要負責隊里一百多號工人以及家屬的醫療保健，光是那接生技術就得很過硬，因為如果不是難產，老工人的孩子都經隊里的衛生員之手接來人世！12隊沒有女知青當上衛生員，倒是先后有知青出身的溫景紅
、鄭金訓從別處調來12隊當衛生員，又壯大了12隊的知青隊伍。
學校教師 老實說，不是表現出色，兼有點文化，是不會調去當教師，那怕小學教師的。12隊偏偏就沒有知青有這個福分，雖然第四小學就在12隊旁邊。我們想，可能是表現出色的，學歷低些；學歷高的，表現又“不好”。不過，在四小當教師的，不少就是附近隊調去的知青，雖工種有別，但也互有來往。
武裝連戰士 一看到這五個字，就不禁令人肅然起敬。兵團成立后，為顯示兵團的特點，成立了一個武裝連，從每隊調去兩三名出身工農，表現突出，高大威猛，英俊瀟灑的男知青組成，不用說，那是駐守在場部的一支“御林軍”，有軍裝穿（無領章），有鋼槍握（不知有沒有子彈），半天訓練半天勞動。不管怎么說，他們肯定是男知青中的佼佼者。12隊中的王奕玲、黃汝強、何達超，便是從農工躍升為戰士。
修配廠工人 光是看到“工人”二字，同樣令人羨慕！工人階級啊，領導階級！修配廠設在場部，能上調修配廠當工人，恐怕也要通過嚴格的政審，12隊的崔厚基、黎志光二位，就光榮地從農工變為工人。且不說從此可以在車間而不是在田間勞動，光是那政治地位，少說也是上升了一級。
基建隊工人 農場各隊的小規模建筑，一般由隊里解決，但大的建筑，就由場部的基建隊負責了。基建雖然也辛苦，但似乎比起干農活有出息，于是，能上調基建隊，也是應該請客的。12隊的高大有型的男知青陳日潮，就被抽調基建隊當工人，可惜他沒學到多少技術，不然，改革開放之初，當個建筑包工頭，早就發達了。
拖拉機手 在農場，當你拿著镢頭在挖坑或除草時，一部轟隆的拖拉機駛過，你看到高坐在駕駛室中開拖拉機的是你認識的知青，你肯定會哀嘆同人不同命！是的，那年頭能當上一名拖拉機手，就
象現在當上一家上市公司的主席差不多，12隊知青還數陳日潮有幸，從基建隊后來又調到了機一隊！不過，開拖拉機雖然瀟灑，但食無定時，還經常開夜班，可能陳司機正是如此勞累過度，得了肺結核病，留醫湛江，幸而治好，活到今天。
汽車司機 如果說，當拖拉機手已令人羨慕，那么，當上汽車司機，更是幾世修來的福。場部有一個汽車隊，負責全場的運輸任務。在徐聞的公路開車，很難說是一種享受，但開汽車畢竟是一門真正的最有用的技術，如果哪位男青年進入了汽車隊，他肯定一夜之間紅過現在的謝霆鋒！12隊沒有哪位男知青有此幸運，但來自汕頭的退伍軍人吳漢標有此幸運，當上汽車司機不久，便抱得美人歸。
沙場磚廠工人 同樣是“工人”，最倒霉最沒出息的，應數調到沙場和磚場的那幾位。沙場遠在海康縣的一處海邊，那些海沙可作建材。于是，有七八位男知青調去守沙場，負責挖沙并裝沙上汽車，12隊的高永亮是其中之一。我們想象，每天看著藍天大海，該是很浪漫吧，但七八個男兒守著那荒涼的沙場，日子又是多么難過呵！
1970年6月，農場為了解決建筑用的紅磚，在12隊附近成立了一間用機器生產紅磚的磚廠，從附近6個隊各抽調1位老工人和3位男知青，共二十余人，白手興廠。12隊的知青謝廣淮、蘇火生、關本源被調去。但該廠始終技術設備及土質不及格，漸便呈半死火狀態，后遣散了一部分人，留下10人左右。山林包圍著的磚廠，更顯得寂寞，以至本來就有皮膚病的關本源，精神憂郁而成顛狂，被送到海康龍門醫院，后病逝。支撐至1972年10月，磚廠最終解散，除謝光淮、蘇火生歸隊外，來自14隊的梁慧生、陳賢慶、賴經文，來自16隊的歐德謀、雷厲行等，也調歸12隊。如此一調動，使得上述五位外來知青增添了一段生命中最難忘的經歷，也為12隊的知青生活帶來了更多的色彩。
五、知青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
1968年11月，知青們來到農場。那時，急風暴雨式的文革雖已過去，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深入持久地開展，我們在農場的生活，包括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無不打上那個時代的印記。
我們來到農場后的一段時間，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等政治形式仍舊進行。現在的青年人肯定不知上述那三種東西為何物，在此不妨稍作解釋。
早請示，即早上起床后，要先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請示。作法如下：全隊或全組人員列隊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捧紅寶書，即林彪指令編寫的一本收錄著毛澤東語錄的紅皮小冊子，讀上一兩段，再唱一兩首語錄歌。意思大概是說：“偉大英明的領袖，我今天開始工作了，我要按您的指示辦事。”
晚匯報，即晚上睡覺前，重復早上的動作，不同的是，晚匯報主要是反省自己白天有沒有做過錯事壞事，向毛主席匯報。
跳忠字舞，即按語錄歌的曲子再由舞蹈家編成一段段舞蹈，大家來跳，跳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但是跳不跳卻是態度問題，因此，男女老少排在一起，手舞足蹈，那情景和現在公園里的人們練功有點相似，不過動作當然會剛勁多了，但又滑稽多了
，大多象中風抽筋的樣子。知青們年輕，有文化，又來自大城市，舞蹈動作當然會好看一些，所以，還可以當老工人的指導老師。
上述三項，實屬荒唐，現在想起，既感到可笑，又不禁長嘆，但當時全國皆如此，亦無可奈何，幸而農場并不算規范，沒有朝朝晚晚如是。不過，有一樣事，是不可不做的，那就是，當年，毛澤東常有“最高指示”發出，全國都要歡呼一番。如果是白天發出，那倒好，我們可以停工去慶祝，但往往又沒有這么好的事，那“最高指示”偏偏要在半夜大家入睡了以后發出，這真是不知為何了。晚上，當大家睡的正香甜時，支書或隊長猛敲一陣鐘，同時廣播器亦響起，于是，大家都知道又有“特大喜訊”了，只得從被窩里爬起，到隊部前的空地集中。從廣播以及支書的口中大概知道了“偉大領袖”又說了一句或幾句什么話，于是，大家又要表現出興奮的神情，喊一通口號。接著，全隊職工列隊出發，前面由鑼鼓開路，走出居住區之外，踉踉蹌蹌地融進了濃黑之中，邊走邊喊口號，順著公路繞到曬場，然后回來，再上床睡覺。思想覺悟“不高”的，倒頭便入夢；對領袖“無限忠誠”的，還要激動一陣子。不過，那鑼鼓聲和口號聲，似乎仍久久回蕩在夜深的膠林中。
這種夜半來臨的“特大喜訊”，如果偶然一次，那還沒什么，但我們記得，來得最頻繁的，當數1969年上半年吧。那是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們的后輩，肯定感到匪夷所思呵！如果說，上述的那些政治行動還屬偶然性的話，那么，開會學習則是經常性的事了。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大講政治”的年代，基本以文盲和半文盲為主的農場生產隊職工，白天要從事艱苦的勞動，晚上，還要經常開會，學習，討論，這真是非常厭惡，但又是非常無奈的事，尤其對于知青們！
當晚飯后，沖完涼不久，一陣敲鐘之聲響徹夜空，人們就要趕緊準備，手拿一張小板凳，來到了隊部前的空地，分開小組坐好。主席臺是一張桌子，上面放著一盞現在很難找得到的汽燈，發出慘白的光。支書和隊長，原來都是文化不高的農工出身的人，但由于經常要講話發言，也漸漸練得不錯的口才，連續說上一兩個小時并不成問題，內容當然大多是讀那時幾乎隔天即有的“重要社論”和什么“紅頭文件”。臺下那一百多號十分疲憊的職工們，或互相低頭耳語，或獨自猛打磕睡，一直熬到9點半或10點，方能散會。有時是集中開一會兒大會，又分成生產組討論，這時，最難為的就是那小組長，必須組織全組的人開展討論，每當冷場，組長就會求大家講多幾句，尤其是求助于有點文化的知青。我們還深刻地記得，當年那文化很低的陳聲華組長
、黃兆楨組長、梁翠玉組長等在小組討論會上的窘態。老實說，那時12隊知青的政治理論水平普遍也不高，除了張穗芬
、徐永祥、謝廣淮等，其他人也講不了幾句。
知青陳賢慶的文藝水平是“一流”的，但是，政治理論水平肯定是低下的，但是，組長叫他講他也毫不客氣地講，
并非他有多高的思想覺悟，一來，他有惻隱之心，很同情那文盲班長；二來，他覺得，反正也是被迫坐著浪費青春，何不壞事變好事？他把這“發言”當作鍛煉思維和口才的機會，
并不管其他組員聽與不聽，居然也有些收獲，后來他沒有經過師范學習而能當上高中語文教師，與這段時間的口才訓練，實在大有關系。總之，在那些討論會上，大家必須講講“理論”，再講講笑話，方能打發時間。如此浪費生命的會議，知青們有時只好用“裝病”的做法，躲在宿舍里睡上一覺以躲避。
但是，有些集會，又是非常嚴肅的，氣氛凝重的，你不參加或不認真，則是政治態度和立場問題了。1970年2，3月間，全國進行一個“一打三反”運動。“一打”即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三反”即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這個運動，名目好聽，其實是“發動群眾斗群眾”。12隊的老工人中，馮某某、趙某等，又被拉出來斗一番。知青們對那些“反革命份子”并無宿怨，但因那是“階級敵人”，你也必須表現出應有的激憤。幸而12隊在這場運動中還沒斗死過人，我們旁邊的14隊就連續有三位老工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殺
，兩位自殺成功！
1971年10月初的某一天晚上，依舊由吳支書敲鐘開會，但這個會開得神秘，不在平時的會場，而是把全隊職工，包括機三隊，磚場的人員，集中到機三隊的一處車庫內，四周還放有崗哨，這開的是什么會？在凝重的氣氛中，支書宣讀了一個中央文件，把在場的人都驚得目瞪口呆：原來，毛的親密戰友，我們的林彪副統帥，是個大陰謀家野心家，
是企圖謀害領袖的元兇，并于半月前強行登機外逃，已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
知青們私下議論，這回，毛應該會作一些檢討或反思了吧。其后，又開展了一個“批林批孔”運動，
不料，毛告誡全國人民，不要上林彪那樣的陰謀家野心家的當
，將大家又驚得目瞪口呆，不禁哀嘆：“到底誰上當受騙啊！”于是，我們的吳支書
又要在大會上很艱難地講著那“天馬行空”“克己復禮”“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等孔老二的故事，不過，知青們的頭腦越發混亂了。1975年4月，又掀起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這回的矛頭是指向被打倒又重新掌權的鄧小平，害得我們的吳支書又要大講一番顯然他
完全不熟悉的《水滸傳》，
他肯定也很不明白，批判鄧小平因何會扯到宋江那里去！
由于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權力爭斗，注定了我們知青生涯的苦難和曲折。剛到農場時，由于大家年紀還輕，正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尚有一種農忙時節下鄉幫忙勞動的感覺，終日笑聲，歌聲，嬉戲聲不斷，還組織過文藝宣傳隊，在隊里和附近的農村演出。但是，過了一兩年后，思鄉之情漸漸濃烈，對未來又感到茫然。這其間，文化生活的貧乏更加速了苦悶無聊的心情。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摧毀文化的運動，作為正處在求學年齡的知青們來說，失學已很不幸，又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晚上是最難得，最寶貴的個人休息娛樂時間，卻常要開會討論，參加政治運動，能不喪氣嗎？那時，當然也提倡青年人看書學習，斗私批修，但看的書只是《毛主席語錄》，《毛澤東選集》1至4卷，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以及批判孔子的一些小冊子，事實上，也是“學而優則仕”，誰學得好，就有可能獲得名銜，改變處境。只可惜，那些著作，和國家的現實，知青的苦況形成巨大的反差，要想了然于心，學有所成，的確不容易。如高中學歷的陳賢慶知青，就曾誠心地研讀過《共產黨宣言》以及恩格斯的《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書，但終因思想境界過低，而未得導師的精髓。當年，在全國知青中肯定產生過學毛著標兵之類，勇士農場也應有，但可惜12隊知青中未出現過，就連大家公認的最靚，最乖，最正派，最勤勞又勤學的張穗芬，可能僅僅因其父母是大學教授，屬“臭老九”，而未能得到好一點的待遇，只能一直在生產隊里干著農活，那其他人就更難有指望了。
學無所成，有點文化享受也好，可憐的是，電影重復放著《地道戰
》《地雷戰》《南征北戰》等幾部，即使如此，遇到《英雄兒女》《列寧在10月》等有點人情味的片子，雖已看過多遍，且遠在場部放，也會步行來回二十公里去再看一次
。而《紅燈記》
《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樣板戲，已被迫看了數遍，但當電影隊來生產隊放映時，也還是被迫再受一次“教育”。音樂方面，同樣貧乏，除了農場文藝宣傳隊偶然到來演出外，則“終歲不聞絲竹聲”，女知青們只有偷偷唱一些文革前的舊歌，如
《含苞欲放的花》《山楂樹》《紅梅花兒開》《敖包相會》等；男知青則大膽學唱一些港臺的流行歌曲，如《綠島小夜曲》《忘不了》《一水隔天涯》等。幸虧老工人普遍文化不高，也不知你唱什么，總算沒有在這方面出事。磚廠的梁慧生
、陳賢慶、歐得謀等知青，會一點吉他、小提琴、二胡等，1972年10月磚廠解散歸入12隊后，隊里才多了一點樂聲。其后，羅耀光、何國炘等也加入了學彈吉他的行列。至于說到文藝書刊，那時除了魯迅的作品，就是浩然的《金光大道》等，知青中幾乎是無書可讀。1973至1974年間，知青陳賢慶試著自己胡編亂造寫了一點“文學作品”，如小說
、電影文學劇本等，想不到那些幼稚的“手抄本”也受到知青們的喜歡，爭相傳閱，由此可知當時文藝書籍之奇缺。但是到了1975年4月，陳知青因寫作“充滿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東西”而受到批評，不敢再寫，大家連這類“手抄本”也看不到了。
由于文化貧乏，物質短缺，工作勞累，精神頹喪，知青們極其希望能改變處境，但又如何去改變處境？1970年9月，有一批汕頭，海康等籍的復員軍人來到勇士農場（其他農場肯定也有），當然，絕大部分都是充當一般的農工。過了不久，他們漸覺心理不平衡，畢竟是當過兵，保家衛國吧
，如今被安排到農場當農工？于是，約1971年某月，他們聯合起來，到設在海康縣龍門鎮的兵團第七師師部集體請愿。這樣一來，事情就鬧大了。但
師部領導自有辦法，請愿很快平息，帶頭鬧事的人物當然沒有好果子吃。不過，這一鬧，也有了一些作用，農場首長多少也要正視復員軍人的處境，其后，有些復員軍人不用再拿鋤頭，如12隊的吳漢標，抽上汽車隊當司機；吳先永，抽上四小當老師。
復員軍人可以如此請愿，多少改變處境，但知青哪敢？你們有什么本錢？你們不過是城里的富余人員，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因此，知青要想改變處境，除非有人開恩了。1973年6月，報上忽然載有一則消息，有一位好心人，名叫李慶霖，冒著政治風險，毅然上書毛澤東，述說知青處境之苦。想不到這封信竟然能到達領袖的案頭，并打動了他老人家，知道了知識青年在“廣闊天地”中并非個個都“大有作為”，有不少“娃娃”（毛喜歡這樣稱年輕人）正在受苦受難。于是，毛澤東不但回了信，而且還寄上300元錢！這事使李慶霖交了好運，被提拔到中央當上了大概是“知青辦”副主任，更重要的是，各地對知青出現的問題有了重視，起碼在生活上給予了一定的照顧，12隊的知青宿舍，知青沖涼房，大概是在李慶霖上書事件之后建起來的吧。
生活有了一點改善，但顯然不能根本解決問題。過了幾年后，擺在知青們面前的最主要的難題是：是扎根農村農場，還是想辦法離開，如何離開。
隨著歲月流逝，知青們的年齡也逐年增長，青春的騷動也使得心緒不寧。于是，有的女知青在碰到認為合適的年輕的工人，尤其是開拖拉機開汽車的，就與之結合，組成一個小家庭，生活會好過一些。但是，有了家庭跟著就有小孩，于是，肩上的擔子反而更重了。有的因夫妻雙方在經濟或感情等方面產生矛盾，因而數年后又得分手。
更多的知青，在共同的勞動和生活中逐漸產生了感情，進而發展到愛情。不過，在愛情與婚姻之間，始終隔著一道鴻溝，在農場結婚則意味著扎根，可能永遠回不了廣州，因而令他們不敢跨出那一步。這樣一來，他們始終處于“熱戀”的階段，在等待時機……但盡管如此，有了愛，總是好事，起碼可以使兩顆苦悶寂寞的心得到暫時的慰籍。如果情侶是在同一個生產組，那么，每天沉重的體力勞動可能變得輕松愉快；當那夏日黃昏降臨，得知晚上又不用開會，那么，心潮必然翻滾，在急急沖完涼之后，雙雙便到住地外的公路上散步，在防風林中談心，在某塊平坦的草地上坐坐，承受著那涼風的吹拂，細數那天空的星星，也真是一種難得的精神享受。冬天或下雨的夜晚，女知青那集體宿舍的大門也為她們的男友而開，當男友怯怯地蹩進“女孩們的閨房”，其他女伴都會知趣地聚集到另一邊，讓當事人有一個相對寬松的談心的環境。有時是幾對情侶分處幾個角落，互不干擾，用現在時髦的話來形容，就是“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由于是青春男女們生活勞動在一起多年，不可能沒有一點感情的瓜葛和矛盾，二十多年過去，大家回想起來，感慨萬分，一切前嫌均已冰釋了。
有一些知青，走的是另外的道路。如隊友關本源，初到農場時還活潑開朗，但由于他有較嚴重的皮膚病，又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經常要出大汗的勞動使得他身心受損，漸漸精神崩潰，終于得了精神病，被送到龍門醫院，其后不知什么時候去世了。朱祺隊友，忍受不了那種知青生活，到農場數年后，開始離場回廣州，偷渡香港，曾被押解回場一兩次，終未成功，大概是1976年后才實現了愿望。歐得謀隊友，本是一位好學上進的青年，但由于家庭的不幸遭遇，在農場又感到前路茫茫，于1973年5月間，與親戚一起偷渡香港，結果葬身怒海，英年早逝！
六、知青與老工人
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目的之一，說是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今天，我們都意識到：貧窮產生罪惡。但在當年，卻認為越窮越革命，因此，有文化的人不是去教育沒有文化的人，而恰恰相反，讓有文化的人去接受沒有文化的農民農工的“再教育”。這種荒唐的事持續了十幾年，不知毀了多少有知識有文化的人！
當然，話又說回來，并不是說貧下中農就一無是處，不值得學習，至少，在勇士農場，在12隊，我們感覺到，那時的老工人，的確又是思想素質比較高的，盡管帶有那個時代的印記。他們的優點，我們歸結起來，主要有這么三條：一是，他們都是翻身農民，在舊社會苦大仇深，因而對新社會，對農場的生活已感到滿足，對黨對領袖無限忠誠。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們善于縱向比較，因而也可以得出較準確的結論，這是知青們比不上的。現在的我們，因為經歷過艱苦的年代，對目前的民主生活和物質生活都會有一種滿足感，但我們的子女卻事事不滿足，原因也是缺少縱向比較吧。二是，老工人們都能吃苦耐勞，并且樂觀處世，這一點，正是我們城里來的知青最欠缺的。試想想，我們是1968年到農場，況且叫苦連天；而他們是1952年或之后去的，是建場元勛，該吃了多少苦！我們到農場時，他們還是住著半間房，子女三四個，白天勞動，勞動休息的時間也要打點柴，回家要喂雞養豬種菜煮飯洗衣伺候小孩，晚上開會學習，總之，我們難得看到他們有很空閑的時候。如果說，我們今天也尚有一點勤儉的美德，恐怕與當年受到老工人的感染有些關系吧。三是，老工人們普遍都是好心人，能善待并理解知青。據我們回憶，在當年12隊，存心跟知青過不去，與知青為敵的老工人并沒有，盡管知青也做了不少錯事壞事。
對于第三點，我們要重點談談。知青到農場后，與老工人共同勞動，生活，漸漸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吳運安書記
、張文德隊長、李秀深隊長、汪海精副隊長等，都對知青不錯，一般能以教育的方式而不是以斗爭的方式對待做錯了事的知青，在當時那種政治氣候下，12隊的知青中還沒有誰受過很嚴厲的處罰，這也是我們應該感激的；有的組長明知某知青裝病不開工，但也體諒他或她太勞累，并不作追究；有的老工人在勞動中熱情地向知青傳受勞動技能；有的在勞動中處處照顧個小體弱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有的見女知青在冬天沖涼不方便，把她們叫到自己的小伙房，燒熱水給她們使用；有的家里殺了雞或鴨，盡管數量不多，也把知青叫去吃；有的把小伙房借給知青，供他們晚上談心
、學習、拉琴之用；有的多次借自行車給知青使用，盡管用上一次車子就損傷一次；在后期，有的知青甚至一天三餐都在老工人家里吃，已成為他們家的一位成員；等等。他們的關懷和幫助，多少減輕了我們的心頭苦悶，解決了一些實際困難。我們每位知青，都有他們永遠記住的一些老工人：
張穗芬忘不了胡姨；陳菲忘不了佩芳姨陳佩芳；何國炘忘不了高佬毅；陳賢慶忘不了馬婆李志崇，馬叔馬為志，翠玉姨梁翠玉，恩頭張運恩……
為了記住當年與我們一起勞動生活，曾給予我們很多關懷和幫助的勇士農場12隊的老工人，我們很希望能整理出一份詳細準確的名單，也算是對他們的懷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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