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流浪的日子里
                    

                                美國 阿明

                                   [一]

    故事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時阿明還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中學畢業后,和其他同學一起,給趕到農村去改造思想,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偷看了自己的檔案,發現檔案已給人動了手腳,那個時代革命者太多了,他們為了迎合在舞臺上飛舞大旗的江娘娘,就在臺下拼命地去抓反革命,他們認為這樣,才能顯示他們的革命堅定性,只要他們認為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就會在你的檔案上加上一個標簽,在政治上宣布了你的死刑,阿明既然知道了自己的老底,明白了還留在農村只能是坐以待斃。

   既然留下沒希望,走了還有個盼頭,給關了六年的爸爸已經給解放了出來工作,而且媽媽也不是因政治問題給趕到干校去的,阿明已沒有了后顧之憂,他下了決心離開農村,到外面闖蕩一下,吃了三年番薯,人不免也會變得有點薯頭薯腦,必須花點時間來個適應,調整調整一下。

   晚春的一個清晨,雄雞才剛剛啼過,人聲,雞聲,狗聲,牛聲和屋子里的盤碗聲在村子里開始響了起來,一天的生活又將驚醒。南方的天氣已經是非常的皓熱,阿明已跨在自行車上,回頭深深地望了一眼這個生活了三年有多的小村子,他心里十分感謝一起共同生活過的農民們,他將會永遠記住那群純樸的村民。也會記住這段平凡的生活。然后帶著那一點點的行李,和一早起來送行的大隊長文伯伯握了握手,他裝著沒看見文伯伯眼角上掛著的那一滴眼淚,頭也不回地飛駛而去,他怕再遲那么短的幾秒鐘,眼淚也會忍不住涌出來。

   以前的年輕人和現在的年輕人一樣, 都有著美好的夢想和遠大的理想,阿明的夢想很簡單,只想早點看見還能活著的爸爸媽媽,盼了六年,這一天就快到來了。至少可以看到已失蹤了六年的老爸。他的理想更簡單,只希望能和他們快快活活地生活在一起,但他也知道,這是一個很奢侈的愿望,多年來,他們為著工作,四處奔走,在政治運動來臨的時候,他們又給認為是危險的一群,由于他們整天想著科學上的變革,在思想上是屬于極不穩定的一群。在革命者看來,穩定勝于一切。爸爸給關了六年,其中之一的罪名就是,在他所寫的一大堆科研論文里面,居然連一條革命領袖的話語也沒有,通篇是工農革命群眾看不懂的東西。人民們憤怒了,就把他關了起來,一關就是六年,直到有一天,人民們的憤怒有了一點點冷了下來,才想到廢物利用,把他放了出來。讓他把這幾年已經給破壞掉的科研基地重新建立起來。阿明知道如果不是爸爸有這份能耐,他的命也不能保持那么久。說不定有哪一天,人民們不高興了,又會把他給關起來,人生有多少個六年,當好一個科學工作者真難啊。作為兒子的阿明,受了爸媽的牽連,他們是歷史上的壞人,兒子必然是內定的壞人了。那時革命者的口號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只有沒有文化的窮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學校全給破壞掉,大學都關閉了,小學中學只學一些基礎的知識。看來培養一批沒文化的革命者,才能接好革命的班。

   阿明的單車上載著那么的一點點行李,十分引人注目。從臺山到廣州,到處關卡林立,每一個大城鎮的車站和碼頭,都有民兵全副武裝地在檢查路條,那個時候的壞人實在是太多了,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壞人,那就要全靠民兵們的金睛火眼和心情來判別了。

   早上的天氣,還不是特別的熱,路上的車子不多,四十多公里的路程,一下子就過去了。 到了開平的三埠,找了一個地攤,剛坐下來想點東西吃,冷不防后面一聲大喝:“年輕人,哪里來的?”語調極不客氣,開平的臺山話和臺山的臺山話有點不同,不過有了三年的語言訓練,聽基本沒有問題。阿明明白自己已經給人盯上了,他在臺山當了多年的民兵,心里也知道怎么去對付這些土包子的阿兵哥。

   他慢慢地轉過身,才發現后面已站了三個荷槍的民兵,他立刻站了起來,堆起滿臉的笑容,忙在袋子里拿出一包香煙,點頭哈腰地說:“同志,請抽煙。”一句話就把緊張的氣氛冷淡了下來,這種糖衣炮彈,一定是百發百中的。一邊拿出單車執照,多年前為了進出方便,用了大伯的名字把單車執照換成了中山欖鎮的。他雖然不抽煙,但口袋里一定有一包名牌香煙,這是對付干部們最好的武器。

   那位看來像頭頭的民兵,清廉得很,只拿了三根,并傳了兩根給他的同伴。阿明連忙從口袋里拿出火柴,幫他們把煙點上,頭頭很滿意地看了他一眼,一手拿著點燃了的香煙,一手拿著那包才開口的香煙,然后再翻開他的執照。

   “哪里來的?”頭頭的語調和氣很多了。

   “中山欖鎮。”

   “ 來這里做什么?”

   “ 到沖簍看望務農的弟弟。”阿明不得不撒了一個謊。

    頭頭問了兩句話,看阿明并不像是個壞人,把煙往兜里一放,就離開了,這包五毛多一包的香煙,得化上他們一天的工資才能買到,不拿白不拿。阿明也見怪不怪了,不過以后國家就要靠這一班一包香煙就能打發掉的人來管理,心里可不是滋味。阿明慢慢地把東西吃完,再到供銷店買回一包。騎上單車,又繼續趕路了。

   小時候阿明很調皮,父母就把他送到欖鎮做醫生的爺爺那里,一住就是兩年,他的小床緊靠著爺爺的床,爺爺和也是醫生的大伯同住,堂弟弟二明是大伯母的心肝寶貝,從小就有兩個傭人照顧,而爺爺就成了阿明的傭人。一早起來,爺爺帶著阿明到鎮上的茶樓飲茶,一盅兩件。其他很多時候就陪著爺爺給病人看病,二明在這段時間給媽媽關著補習功課。只有這段時間,是阿明最乖的時候。

   下午,二明放生的時間到了,兩個小鬼頭瘋狂的時間也到了,倆個小鬼頭差不多能把個大房子翻了過來。那個時候,爺爺和大伯也變成了個大小孩,爺爺拿著紅藥水,紫藥水,大伯就拿起鍋底的黑煙,都往他們的臉上涂啊抹啊,今天是關公,明天是張飛,把個大伯母氣得頭上出煙,她做善后工作時,一面給他們清潔,口卻在不停地罵,當然了,在這個時候,爺爺和大伯都不會吭氣了。阿明的三叔祖父,和爺爺住在一起,大伯會教他們去撂他,阿明兩兄弟會跟在叔祖父的后面,一邊走一邊唱:“三叔公,吹火筒,買舊(一截)蔗,又生蟲,買個餅,又穿隆,買條油渣鬼(油條),跌落坑渠底。”把個叔祖父氣得吹胡子瞪眼的,抓他們又抓不到,只好用錢收買人心,圖個清靜。然后再到阿明的爺爺那里,把他付出的錢討回來。想吃餅吃糖,就到八姑婆那里大吵大叫,老姑婆可疼死他們了,一聽到他們的聲音,就又餅又糖的來孝敬這兩位小祖宗。

   暑假到了,二伯母會帶著堂妹妹從廣州回來看望爺爺,你想象得到,兩個小鬼頭加上一個野丫頭,那股精彩勁沒話說了,家門外是一條小河,三個人經常打架,從岸上打到水下,從水下打出水面。一打就打出了感情,所以他們三人的感情從小就特別的親熱,而且二位伯母對這三位調皮鬼一視同仁。現在妹妹去了當兵,二明還在欖鎮。

   阿明還沒有想到好的去處,而且最近的去處就是欖鎮,爸爸有一個實驗所也在欖鎮附近,因此他的車頭也正朝著欖鎮的方向駛去,那里有痛愛他的伯母伯父,還有二明,更重要的是,哪里有童年美好的回憶 。

                                      (二)
    

     路上黃沙滾滾,太陽高興得在天上開懷大笑,使得已經悶熱的天氣更加的炎熱,烏云看在眼里很不舒服,不時會帶著傾盆的大雨過來攪攪局。阿明趕到江門的時候,身上的衣服已濕過兩次,現在他也攪不清哪些是雨水哪些是汗水了,成個落湯雞的樣子,一副落難的模樣,從江門坐渡船過外海,就到了中山。外海的碼頭上,二十多個民兵分列在兩旁檢查下船的人們,沒有證件的全部扣留起來,阿明由于有中山的單車執照,輕易就蒙混過了關。還有十五公里,就到欖鎮。
    欖鎮是個很漂亮的小鎮,以前河涌交割,有東方小威尼斯之稱,七十公里的水路,從廣州坐輪船一個晚上就可以到達沙口,在沙口坐小艇30分鐘就可以搖到家門口,每家的小橋邊都有一個小小的碼頭,所以阿明二明和小丫頭他們對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這支民謠特別感到親切。
    在船上,看著搖櫓的姑娘,孩子們都喜歡大聲地念: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是爺爺,不是外婆。”每次一叨念到外婆橋的時候,來接船的大伯母總是忍不住笑著給孩子們做了糾正。但孩子們并沒有把它放在心上,也不會把它改過來,他們才不管你什么爺爺婆婆的,反而把外婆橋念得更大聲了: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外婆請我食糕糕。糕糕香又甜,帶你坐龍船,糕糕甜又香,幫你落蚊帳。”
   
    伴隨而來的總是一片歡愉的笑聲。

    欖鎮是個不大的小鎮,民風樸素,只有幾萬人口,主要是何,李,麥三大姓,李姓人最多,何姓官最大,最有錢。
   
在明朝,小欖曾經出過一個宰相叫何吾騶,相傳他希望皇太子能來小欖一游,于是把小欖的路名編成一副對聯:五松六路三丫水,一洞千梅十二橋。五松就是五棵松街,六路就是小欖只有六條路,三丫水也是一條路的名,一 洞千梅是指梅花洞街,十二橋就是爺爺住的房子所對著的街,哪里有十二戶人家,每家一條橋,所以街名就叫十二橋。三丫水也是一條路的名,一 洞千梅是指梅花洞街,--------傳說古欖鎮的河邊上,長著五棵挺拔的勁松,欖鎮雖小只有六條路,但欖鎮到處是河涌交接,形成珠江三角洲富有特色的河涌三叉接口。而在欖鎮盡頭的河岸上,長滿了千支百態的梅花樹,每當船兒經過這里,就像鉆進幽美芬香的梅花組成的洞天里,人們就把這里戲稱為梅花洞了。這里有一條小小的河涌,只有兩尺寬,五百尺長,但上面卻架起了十二道小橋,十二橋就是爺爺住的房子所對著的小巷,里面住這十二戶人家。

    近幾年,欖鎮的變化很大,幾條主要的大河給封掉了,十二橋的小涌填掉了,爺爺家門前的小河變成了排污河,臭氣沖天。據說這是為了備戰。大河變成了內街馬路,小河只留下一兩條,其它也不見了,在舊區南邊新建了一個新的商業中心。外來人口也多了。
    離故鄉越來越近,心情反而越來越輕松,阿明口里禁不住輕輕的吭起“故鄉的親人來”,他已好多年沒有唱過這首歌了。這是一首反動的歌曲,因為那是十八世紀的美國人所寫的,在那個年代沒有經過江娘娘的批準和審查的東西都是反動的,因為它沒有一點革命的情調。和大街上激昂的革命歌曲比起來,它是動聽得多了,假如旁邊有人聽出這首歌,不把你抓起來才怪。不過阿明已管不了那么多。
    穿過新市,越過十二橋小巷,到了基尾街,一座高大的圍墻出現在眼前,墻前的河水還是在靜靜的流著,但已再不可能見到搖櫓的姑娘,也不可能在河里看到小孩子在嬉戲了。一切都還是那么的親熱,一切都還那么的熟悉。自從爺爺十二年前去世后,阿明今天才是第二次回故鄉。故鄉的人最親,故鄉的景最美,故鄉的水最甜,故鄉的記憶最清晰。
    阿明推著自行車慢慢地走過石板橋,大門半掩著,他推開兩扇沉重的大門,爺爺當年的嘮叨,又回憶起在腦瓜中。
    “阿明,二明,你們長大要做什么啊?”爺爺在詢問兩個不懂事的小孫子。
    “我要當個工人。”
    “我要當個討飯的。”兩個小孩爭先恐后地回答爺爺的問題。
    “你們能說說你們的理由嗎?”
    “老師說,新中國是工人建設起來的。”
    “不,新中國是討飯的建立起來的。老師是這樣說的。”
    爺爺從不反對孩子們的想法,他會引導孩子們去思考。
    “ 那你們要不要念書啊?不念書怎樣去建設祖國啊?”

    那時孩子們都還在念幼兒園,對這些深奧的道理似懂非懂。爺爺最喜歡告訴孩子們這副大門里的故事,他有空常會告訴孩子們,從這副大門走出去的叔叔伯伯們的故事。他們念完書后,都離開了家鄉,分散到全國各地,他們很多人做了醫生,各類的工程師,有建筑師,農藝師和搞科學的專家和學者等等,他們用學來的知識去為自己的國家服務。出去后,大部分都在外面生根落葉,也很少回來了。孩子們有點奇怪,為什么就是沒有討飯的。
    十多年已過去,記憶依舊,大門已有點殘破,外墻上出現了片片的斑駁,只有院子里的龍眼樹,繁盛的枝葉,在圍墻頂上展露了出來,把半個河面覆蓋著。爺爺乘鶴西去后,阿明書沒有念成,到農村去當了幾年農民,這次回來他戲稱自己做了一個土地搏擊之士——搏士,這次并非衣錦還鄉,他只是想在流落他鄉之前,回老家看看,說不定還會呆上一段不短的時日,他做了最壞的打算,有可能自己會當上家族里第一個討飯的人,將來不知還有沒有機會再能回自己的家鄉。
    他在大門前停了下來,并不想立刻走進屋子里去,門旁兩塊整整方方的石墩子,座落在哪里已有百多年,現在還在那里孤零零地座落著。阿明回身坐在門前的石墩上,兩手托著下巴默默地在沉思,看著左鄰的三姑,右舍得六婆進進出出,他依稀還記得他們的容貌,家鄉的人,有種特別親切的感覺,但誰也沒有把這個落魄的年輕人認出來,只是偶爾有人會奇怪的望上一眼,心里可能在唧咕一聲,“他是誰?”
    已給半推開的大門突然“吱”的一聲給人從里面給關上了,把正在沉思的阿明從夢中驚醒過來,他連忙站起來,上前輕輕的敲了敲大門,大門立刻又“吱”的一聲給打開,一個熟識的身影出現在阿明的眼前。
    “大伯父。”阿明激動得叫了一聲。這次他真的哭了,眼淚禁不住涌了出來。
     開門的人給嚇了一跳,定睛一看,才發覺是多年不見的寶貝侄子回來了,高興得他立刻把阿明抱著。
     “啊,阿明你回來了,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阿明忙著把自行車推進堂屋,轉身把大門關上,給大伯半推半拉的擁進里屋去。
   “ 淑珍,你看誰來了。”大伯一邊走一邊大聲地嚷著。
    只見大伯母兩手在圍裙上抹著,剛從廚房走出來。她正在準備晚飯。

   “ 阿明,回來了。”伯母高興的連忙說,但她一點也沒有驚訝,好像她一早就知道阿明今天會回來似的,她看到阿明那付骯臟的樣子,眉頭皺了一下,她最不喜歡人們的這個樣子,連忙拿出毛巾,對阿明說:
    “快點去洗個澡。”小時候阿明每次回家鄉,一進大門,大伯母第二句話就是這樣對他說的,這次也不例外。   
    大伯父最喜歡和伯母抬杠,他聽了大伯母的話后,連忙說:
    “不急,不急,坐下來,聊聊天再洗澡。“
    看到伯母生氣的樣子,阿明知道世界大戰將要爆發,忙對伯伯笑了一下,從伯母手上接過毛巾,匆匆地走了。只留下兩位老人在那里拌嘴。這是他們的樂趣,這是他們的生活。阿明小時候曾經在這種戰爭的旋渦中成長,但每次都只是局部的戰爭,最后的勝利都是屬于大伯母,每當伯母的眼淚一出來,伯父一定會豎起白旗。
    晚餐豐富極了,阿明突然回來,大伯母又多做了幾個拿手好菜,阿明象餓鬼一樣,毫不客氣地吃起來。自從六年前家散了后,很久沒和家人一起吃過一頓像樣的晚餐了,只見兩老坐在旁邊看著,微微的笑著,大塊魚大塊肉的往他碗里放,兒子又回來了,從小他們就把阿明看成是自己的孩子,生怕他一仿眼人又不見了,二明坐在旁邊也忍不住說,爸爸,媽媽真偏心。
    才幾年不見,大伯大伯母明顯的老了,才五十多歲,頭發都已經花白了,大伯的背有了點佝僂,生活的壓力太大了,但他們的精神都很好。
    “阿明,這次回來準備住多久?那么久才回來一次,多住一點時間再走吧。”飯后,大伯問阿明。伯母在旁邊很緊張的期望著。
    “ 我可能會住長一點,臺山我不會回去了。但我會經常回廣州。”沒有人問原因。
     “二明,快點幫阿明把房間收拾好。”伯母聽后松了一口氣,立刻吩咐二明。
     “這是你的家,要住多久就多久。“大伯母接著很興奮地說。
     家的感覺有多么的好,阿明已六年沒享受過家的樂趣了。

                                   (三)
  

    公元1273年,南雄寶昌縣沙水村里的珠璣巷發生了一件大事,大宋皇帝的胡妃娘娘在附近游玩時,樂極生悲,不幸淹斃,珠璣巷的人們驚聞皇帝要來報復,嚇得四散逃移,阿明的先祖三兄弟,乘坐竹排往南逃,在中途又給洪水沖散,其中最小的弟弟,經過一年多的流浪,最后到達了欖鎮,定居了下來,后來也尋回流散到新會的兩位哥哥,經過七百多年20多代人們的辛勤耕耘,他們都各自在當地落地生根,開花散葉,這是一個中國人中的支族發展史,他們經歷過貧窮,經歷過無數的災難。他們由小到大,從無到有,從貧到富,經過一代又一代子孫的辛勤勞動和奮斗,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七百多年前,一個死去的胡妃娘娘,已把一個珠璣巷搞了個天翻地覆,現在又出了一個活著的江娘娘,更是了不得,她把整個中國大地,也搞了個雞犬不寧,死人難纏,活人更不好揶。阿明實在是不明白,做一個中國人真是那么難嗎?難道幾千年的中國應該是越過越窮才是革命的嗎?政治真是一個可怕的東西,政治家們喜歡把一些簡單的道理,變成一些弦之又弦的理論,人們糊涂了,他們就要人們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就在執行中理解。然后套其為革命的真理。
    阿明開始變成一個自由人的頭幾天,整天無所事事,他對這種生活十分不習慣,只好每天在這座古老的大屋里,從南走到北,從東走到西,東瞧瞧,西摸摸。一些逝去的記憶又涌現在心頭。
   古老的大屋坐落在欖鎮中心,占地很大,曾經給政府多次沒收,由于阿明的爺爺是歸國華僑,加上他有一個兒子是現役軍官,每次沒收后不多久落實政策時就歸還,政治運動來了又沒收,反復了幾次,最后還是沒有沒收成。“光榮之家”的橫匾橫架在大門的門楣之上,進了大門,是弦關,弦關的里面,是爺爺以前的候診室,爺爺在生時,這里永遠是高朋滿座,爺爺把他的每一個病人都看成是朋友。過了候診室,里面就是爺爺給病人看病的地方,估計以前這里是太祖父的衣帽間。堂屋右邊,是前花園,哪里有一棵很大的龍眼樹,它的樹葉有一半展伸到外面的河上,爺爺說,這里是太祖父停馬的地方。 太祖父是一位武舉人,當年他練武時所用的一些石鎖,石擔還散落在花園的四周,每一個都過百斤以上,誰也別想動它一下,太祖父曾上京當過一段時間京官,后來受不了京官的那些烏氣,回家鄉調教子孫去了。結果他的八個兒子,除了一個是晚清貢生外,其它是四個專科醫生,一個醫學博士,一個農業博士,一個工程學博士,再沒有一
個人進到政治圈里去了。

    前花園里的角落里,有兩個小門,左邊的哪一個,通往內花園,最前面那一個,通往太祖父的練武廳。
    內花園的前左角種了一棵夜來香,讓整個房子每天都籠罩在一片清香之下,樹已有百多年的歷史,樹干長得比人頭還粗,院子的邊上有一個水井,兩個院子都鋪滿了長條的花崗石,阿明還記得,每次魚塘干枯了的時候,爺爺都會在這里大擺魚宴席,開上十圍八圍,招呼親朋好友。內花園的左邊,是新廳,對于阿明來說,這個新也過百年以上了,只有飯廳,廚房和柴房,還有兩個大睡房。當年由于家人眾多,阿明的爺爺有20個兄弟姐妹,同母親的也有六兄弟和四個姐妹,因此吃飯必須有個很大的地方。
    內花園的盡頭,是一條長廊,把新廳和舊房連結起來。長廊經過的第一個房間是客廳,一排高大的屏風門,把長廊和客廳分開,客廳擺放著兩排酸枝臺椅,墻上掛著爺爺的爺爺和爸爸們的爺爺畫像,還有阿明的爺爺和奶奶以及他的三個兒子的合照。現在畫像和照片都藏起來了,換上了領袖的大照,晚上爺爺的帆布床就擺放在客廳中間,阿明的小鐵床就放在里邊的一個角落里。那張小鐵床足足在那里擺放了兩年沒有移動過。阿明記起了有一年的夏天,六叔祖父回家鄉,中午就在客廳小休,他躺在爺爺的床上,張開口打著呼嚕睡得正香,阿明二明兩個小壞蛋,搬來了小凳凳,對著他張開的口,毫不客氣地撒了他一泡尿……。客廳有一個門通往練武廳,空曠的大廳給人一種荒涼的感覺,當年的那些武者的豪氣和氣魄,已蕩然無存。只留下一些破舊的家具,零散地擺在大廳的四周。只有七叔祖父當上海市衛生部長時的一塊橫匾還留在一個角落里,讓人們還能感覺到曾經有過的一點點輝煌感。練武廳的一半有瓦遮頭,另一半是露天的。通往前
花園的小門就在哪一個角落里。兩兄弟最喜歡在這里玩玩游戲,最記得有一段時間是和大伯母去看了武松打虎的大戲以后,天天在這里玩武松打虎,結果武松打不死老虎,老虎也吃不掉武松,兩兄弟一氣之下,真的打了起來,最后兩敗俱傷,大家都嘗到了藤條的滋味。
   “ 爺爺打得你很疼嗎?”事后阿明關心地問二明。
   “一點也不疼。”
    “那你為什么哭得那么大聲?”
  “ 不哭得話,爺爺真的會打下來了。而你呢?”二明滿有經驗地說。
   “爺爺只打了我一下,我對他笑了一下,他就沒再打我了,我才不哭叻。”阿明驕傲地回答。

   
    從客廳到神廳,只有一墻之隔,這里是祭祖的地方,空空蕩蕩,只有一張長長的神桌擺在里面,中間有一張大的酸枝圓桌及八張沒靠背的黑木椅子。在阿明的記憶里,他還未看見過祭祖的場面,只是聽到老人們講的一些小故事。一位叔叔少年時祭祖,正在向靈位叩拜,突然驚住了,他對大人們說,看見了一只腳在神桌后面走來走去,大人們立刻叫他不要再說下去了,怕他驚動了神靈,那是祖宗下來巡視。也有外人說老房子的鬼氣很重,但阿明住在這里卻心情舒暢,他堅信鬼神決不會傷害自己的子孫。
    從長廊 再進去就到了一個小房間,里面黑黑的,那么多年,阿明從未踏進過里面一步。不知哪里是工人房還是雜物房。阿明的媽媽每次回來就住在這個房間。
    過了老房子就是老宅的內宅前的小花園,不知什么時候,加建了一個小廚房,里面還有一個小天井,廁所架在走廊外頭的魚塘上,當房子給沒收后,阿明和二明只能躲在廁所里垂釣。
    內宅前有一條小通道,里面有兩房一廳,是大伯住的地方,阿明從不敢在那里撒野。他只進去過幾次。
    在老房子的后面,是一個很大的外花園,到處是蟬影蛙鳴,遠離了塵世間的喧鬧和煩擾。那里有一個很大的魚塘,周圍種滿了番石榴樹,還有龍眼樹,荔枝樹,還有很多芭蕉,香蕉樹,石榴樹,唯一的一棵芒果樹早幾年給臺風吹斷了。小時候他們倆兄弟在這里就闖了個大禍。一天他們中不知是誰出了個壞主意,搬了個大石頭往水里一丟,然后大呼救命,可是那天大人們都在忙著別的事情,沒人聽得到,只是已中風的老爺爺獨自坐在前園的石條凳上乘涼,他一聽到寶貝的孫兒叫救命,忘了自己的身體,一掙扎起來,就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從此外花園的大門就深鎖了起來,沒經批準,誰也不能進去。阿明至今心里還很內疚。
    休息了幾天,疲倦已掃清,這幾天,二明下班回家,因為和阿明一起在欖鎮共同念過兩年幼兒園,就把曾經在幼兒園同班的幾個要好的同學找來,介紹大明重新認識,十幾年前的娃娃兵,已沒有一點記憶了,但一談到當時的老師,大家的興致就來了。
    “還記得我們的老師李蓮英嗎?”
    “記得,我在她的班上當了兩年的學生。她結婚時,我和二明還去當了她的花童。算算也過去十多年了。她怎樣了?我已很久沒見過她了。”阿明還是十分清楚地記起這位黑黑瘦瘦的女老師,那時她特別疼愛這兩位活潑的小兄弟。當年她教的那首詩歌“昨日我進入夢中”,至今還是大明的最愛:
   “昨日我進入夢中,
     一輛小馬車飛駛到我身旁,
    我跨上馬車,劈開了馬鞭,
    飛吧,飛吧,馬車上了天堂。
    在哪里有無限的歡樂,在哪里有無限的歡笑。
    我跨上了馬車,劈開了馬鞭,
    飛吧,飛吧,馬車上了天堂。”當阿明苦悶的時候,不如意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地吭起這首歡樂的歌。
    李老師結婚時,阿明兩兄弟才六歲,他們給邀請去參加婚禮,跟著老師進入了教堂,聽著他們唱詩歌。看到神父給他們證婚,他們一直站在老師的身旁。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但又是那么的嚴肅,在他們吃圣餐前,大家都閉上了眼睛向他們的神禱告,兩兄弟卻偷偷地鉆到臺子下面,靜靜趴在桌子底下,在人們不注意時順著桌子底下飛快的溜出了教堂,還害得新娘子追出來。送給他們一大包糖果餅干。那時正是暑假,小丫頭也回到了家鄉,她一看見兩個哥哥手中有吃的,就大吵大鬧要分一分,嚇得兩位小哥哥急忙跑進廁所藏起來,結果爺爺,大伯和兩位伯母全都要動員起來,好不容易才能勸他們把廁所門打開,分一點禮物給妹妹。……。
     “ 我在幾年前見過她,她給剃光了頭,因為她信教,給斗爭了。最近我也沒見過她了。”
     “ 她會英文,人們懷疑她是美蔣特務,PP分子,就把她關起來了。”           
     “ 因為人們認為幼兒園老師是不應該會外文的。”
      ……
    原來,在同伴中有兩位兄弟的媽媽由于精通英文,也曾經被隔離審查,交待當年學英文的動機,審查是否美蔣特務。
    談著談著,大家就熟落起來,文革之后,他們沒法繼續念書,只能在鎮上的民辦工廠做工,每天只能拿到幾毛錢的工資。大家都很認命,天天在為著那一點微薄的工資掙扎,他們知道,這比那些已下鄉的同伴好得多了。工馀之后,一班老友,就會集中在二明家中聊天,玩撲克,打發無聊時間。欖鎮以前也是個名鎮,讀書風氣很盛,出過不少有名的學者。單單阿明的家族,如果從爺爺那一輩算起,就已經出了不少名人學者,看來以后,這里如果搞撲克比賽,一定會出不少高手。欖鎮一定會轉變為撲克名鎮。這一班小同學中一定會有人名列其中。

                                       [四]
  

    幾天的好吃好住,阿明整個人完全變了個模樣,已沒有那么的憔悴。“大伯父,你看我今天的精神還不錯吧?”一早起來,看見大伯正在調喂他那些心愛的白燕,阿明就嬉皮笑臉地詢問大伯。
   “發生什么事啦,看你傻乎乎的樣子,該不是有事瞞著我吧?”大伯很奇怪阿明今天的表現。
   “今天我要離開。”
   “哪里去?”
   “回廣州。順路去看看爸爸。”
   “爸爸在哪里?”大伯已十年有多沒見過這個弟弟了,雖然他知道這個弟弟發生了不幸,但他一直沒有開口打聽,怕引起大家的傷懷。
  “在順德順峰山。”
  “那么近,他為什么不回來看看?”順峰山曾經是順德縣的一個有名的風景區,在大良和欖鎮中間,由于風景區是屬于資產階級的東西,革命者們就把它給封閉了起來,準備把它發展為生產區。順峰山離欖鎮只有8公里,中間只隔著一條珠江,騎自行車一個小時就可以回家,看來大伯還是不了解這個弟弟。
   “我想他才解放出來不久,現在剛開始恢復工作,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可能還是未完全解放,有幾十對眼睛在緊盯著他,只要他一行差踏錯,幾十根棍子就會毫不留情地打下來,專案組不會那么輕易放過他的。”
  “他沒有犯罪,怕什么?”
   阿明實在沒法回答這個問題,看來還是圣經的錯,因他說世人都有罪,抓人的人雖然不信神,但卻可能以此作為理論根據,抓人時隨便就可以列出你的罪證一大羅筐,為了證明他們們是唯物主義者,他們是不信神的,他們就把唯心主義的圣經作了一點點的修正,世人都有罪,只有他和他們那一伙人沒罪。于是就出現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治國理論,太復雜了,阿明只好把話題岔開。
   “見到爸爸叫他回家看看,告訴他家里人都在想著他。”大伯母在旁邊插上了一句話。
   “我會的。”阿明口里爽快地回答了大伯母,但心里卻在小聲地說:“誰不想啊,我可不想讓他回家這件事又讓人們抓到他的小辮子,把他重新關起來,他已給關了六年,爸爸再不能給關了。至少現在我可以隨時到他那里見到他。”
    “對不起,大伯母,這話我可不能,也不敢說。” 他只能在心里抱歉地對伯伯和伯母說。
    迎著公路揚起的黃沙,阿明又風塵仆仆地踏上征途,父子情深,想著很快就要見到父親,阿明既興奮而又緊張,六年了爸爸會變成什么樣子,自行車的車輪在公路上飛快地轉動,腦子里翻動著的形像速度并不會給車輪慢,但卻沒法理出一個清晰的形象來。

   順峰山山明水秀,綠樹郁郁,湖水蕩漾著的微波在樹叢中約隱約現,幽靜的環境,使人心曠神怡。人們都忙著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下,緊張地工作著。加上一個領袖剛從天上掉了下來,粉身碎骨,使緊張的革命形勢更緊張,廣闊的風景區,居然見不到一個人影,偶然一輛掛著外國領事牌,車前揚著一面小外國旗的小轎車,飛駛而過。寬廣的風景區,好像只為幾個外國人開放,他們很喜歡在這種沒有革命氣氛的環境里垂釣。
    進入風景區不久,一塊寫著:“XXXXX研究所”的白白長長的牌子就掛在右手邊路旁,擴音機的大喇叭傳出的音樂聲,給寂靜的地方帶來了不少生氣。
    “同志,請問李清在哪里?”阿明一轉入小路,看見前面有一個人剛走過,他立刻大聲地對著那人的背影詢問。路人停了下來并轉過身來 。
    “王叔叔,是我啊,我是阿明。”阿明一見那人的臉孔,是爸爸身邊的工人小王,馬上高興地上前打招呼。
    小王看了阿明一眼,好像不認識的樣子,指著前面那一排平房,冷冷地說:“在前面左手第二間。”然后象見了鬼一樣轉過身飛快地離開。阿明可管不了那么多,連謝也忘了說,推著車子匆匆往屋子走去,房門半掩著,阿明用手在門上輕輕地敲了幾下,沒等到里面的回應,就推門進去,人還沒見到,嘴里已在大呼著:“爸爸!爸爸!”
    李清正在辦公桌前寫著實驗報告,自從恢復了工作后,就立刻動手整理已給破壞掉了的試驗基地,六年停止了工作,所有的試驗都停頓了,大部分試驗場已變成了廢墟,給這個呼叫嚇了一跳,急忙站起轉過身來,一見面兩父子都呆在那里,兩人傻傻的對望著,心里滿肚子的話誰也沒說出來,互相打量著對方,過了好一陣子,還是爸爸先醒過來,上前把阿明擁抱在胸前,兩人眼里都充滿了淚水,還是一句話也沒說。一個是共和國的建設者,他由一個年輕人隨著共和國的成長變成了一個中年人,一個是和共和國一起成長的年輕人,他們在共和國的風風雨雨中,又再重逢了,有多少的話兒要說,有多少的心事要吐,但再重逢中他們都變得沉默了。誰也不愿把這一刻沉默的溫磬給破壞掉。
    兒子看著爸爸,發覺爸爸瘦了,頭發已變白了,身體還很健朗。爸爸看著兒子,兒子也長高了,也有了一點成熟感了。
    還是爸爸先說了第一句話,他看了看手表,說:“什么都不要說,離中午吃飯時間還有一個半小時,快到大良鎮買一些好吃的東西回來,中午我們要好好慶祝一下,記得大良的野雞卷是挺有名的,千萬不要忘記了。”
    爸爸不喜歡有人打擾他們的團聚,中午飯阿明和爸爸就在房間里吃了。
    “不要把門關上,把門打開。”阿明按爸爸的吩咐把房間門全打開,看見小王叔叔坐在離房間不遠的地方吃飯。
    “爸爸,要不要叫小王過來一起吃。”以前爸爸每次吃飯,有好菜一定會叫手下的兩個工人小王和小張一起吃,每個月都會在經濟上給他們一些幫助。
    “不要!”爸爸斷然拒絕。
    阿明不知是什么原因,兩父子就一邊吃一邊開懷地聊了起來。
    “爸爸,這幾年期間你怎樣熬過來的,有沒有想過自殺?”阿明突然問起爸爸這個問題。
    爸爸笑了,他說:“問得好,最初那一年,得確想不通,人也象傻了一樣,同時關著的有省委書記,有幾個還是蠻有名氣的人物,也有人給關后不久,就自殺了,我和書記還一起抬過死去的人。”爸爸說著,他嘆了一口氣又繼敘說下去:“那一次老書記看我情緒不穩定,就悄悄地安慰了我一番,誰知我愁上加愁,回宿舍后,就把這十年的心血,所有的實驗總結,拿了出來,準備一把火燒掉。老書記在早上已看出我情緒不穩定,就偷偷的走過來和我談心,那一次談話后,我也想通了,和老書記相比,自己算不了什么,他周身傷痕,有日本人的,有國民黨的,現在加上自己人的,他都能忍下來了,我為什么不能忍,這樣就活下來了。”
   他說道:“你一定很奇怪我為什么不請小王進來吃飯。”
   阿明點點頭,他安靜地聽爸爸說下去。由于以前爸爸對小王和小張,就象對自己的孩子一樣,他們兩個只是普通的工人,每月領著30元左右的工資,爸爸每個月都在自己的工資里拿出一點錢幫助他們的生活,到外地檢查工作時,經常帶他們去吃當地的名菜。十年如一日,一直到文革開始。
   李清很悲忿地回憶起文革開始時,小王怎樣帶頭上臺斗爭他,說他用錢收買工人階級,用吃喝玩樂腐化工人階級,他想不到人心會那么險毒,十年無私的幫助,得來這樣的結果。李清還說到,早兩天的工作會議上,他還給小王罵作是還鄉團,叫他小心,不好好改造,會把他再次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小王現在是所里的革委會副主任,權大氣粗。他認為小王的表現,可能是心中的帳抹不去,十年來,他在經濟上幫過小王不少忙,李清認為小王想把他斗倒就可以把賬目一筆勾銷,無拖無欠了,雖然他從來都沒跟小王算過賬。

   小王在外面已呆了個多小時了,由于本能,直覺告訴他,不能放松階級的警覺性,自從科學院里一批知識分子給放了出來恢復工作后,使他感到寒心,怕這班牛鬼蛇神的出現會動搖他的領導地位, 在這班人的面前,他的自卑心很重,他的頭也一直抬不起來。他跟著李清工作已好多年,文革前多次的技術考核,都通不過,而與他一起參加工作的小張,已是一個能獨當一面的技術員,使他這個窮苦人家出身的工人在人前矮了半截頭。《紅燈記》里鐵梅說過:仇恨入心要發芽。文革開始,終于使他揚眉吐氣,你不讓我通過技術考核,我就讓你遺臭萬年,由于他楸斗牛鬼蛇神有功,加上他那沒文化的背景,使他很快就升任了研究所里的革委會副主任 。文革幾年,知識分子給掃地出門,所里的試驗工作大部分都停頓了下來,小王又成了所里的領導,過了幾年清閑的生活。現在李清等一班人給放了出來,把所里平靜的生活給打亂了,不少科研項目又擺上了臺面,不少的工作,又重新掌握在以前的牛鬼蛇神手上,工人階級的發言權再次給剝奪了。雖然在編制上,小王是他們的領導,但在工作上一點發言權都沒有,現在只能在會議上喊喊口號,工作上最粗重的工作還是非他莫屬,小王感到面子更不好過了,他的無產階級威信受到了傷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受到了干擾,前天的學習會上,他不得不給李清作了警告,李清說,沒關系,送我回干校好了,他居然還說,你來搞試驗,我掃地好了。這種藐視無產階級的行為,使他心中的氣更大,這兩天他不得不連夜加班給院里寫報告,把這班臭老九的反革命行為,一一匯報了上去,必須讓他們再次嘗嘗和無產階級作對的滋味。
    小王在離宿舍不遠的樹下,看著李清打開的大門,沒法走近偷聽他們的說話,他的飯早已吃完,坐在那里,只能遠遠地聽著里面不時傳出來的笑聲,但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沉默中度過,他感到階級斗爭越來越激烈,他完全沒辦法掌握這班臭老九的動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多打一些報告,好讓這班壞家伙快點給送走,讓研究所盡快回到工人階級的手上。
    爸爸和兒子還在繼續在溫罄地談話。李清談到:“主席說,文革五年要搞一次小的,十年要搞一次大的。我想我還有十年的時間搞科研,希望這十年的時間,能搞出一點成績,然后洗干凈屁股,把牢底坐穿。”李清的臉上帶著悲涼的笑容平淡地說道,他知道,再一次給關起來,就不會有那么幸運,那時他已經65歲了。
    阿明也講了這幾年他和家里人的變化,不知不覺,就過了兩個多小時,李清對兒子說:“時間不早了,外面還有人在虎視眈眈,我相信我的問題會很快有結論,我得去工作了,有空經過再進來吧,免得外面的那位領導難做。”

                                 [五]

    炎熱的廣州,到處都象是給帔上了一層白蒙蒙的面紗,悶熱的天氣使人們變得懶洋洋的,雖然到處都是革命的口號,而且在蒙古也傳來了的驚人消息,也沒法使人們激動起來,人們對政治越來越冷淡了,大家都不愿意談論國家的大事。阿明回廣州已有一段時間,每天都得到醫院去治理嚴重的風濕病,醫生對他說了一大堆有關的醫學名詞,但他對那些醫學名詞一點也不懂,唯一記得的只是醫生說他的血沉是32,他也搞不懂是什么東西。他的手腳都抬不起來,由于沒法抬腿上公共汽車,只得花上數個小時,慢慢的走路到中山醫學院,每天都要去挨上一針。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效果還不錯。
    為了鞏固療效,阿明開始每天游泳,海角紅樓,青年泳場,都是孤身只影,獨來獨往。當年的老同學,大部分已離開了廣州,到了三水,到了雷州半島,到了一些不知名的小村子去了。唯一還經常來往的,只有阿闖,他從三水回來,就會到阿明家坐坐,然后一起到處去逛逛,尋找一些已經退了色的回憶。
    有一天阿闖突發奇想:“我們是不是去一去探險?”
    “干什么事?”阿闖的提議引起了阿明的好奇。
    “找個最不想見的人聊聊天。”
    “誰?”
    “留在廣州的同學。”
     阿明知道,文革中阿闖身上不少的傷痕都是他們中的一些人給留下的。
    “好,找誰?”

    “阿容。”原來阿闖已想好了對象。
    “我不知她的地址。“幾年的中學生活,阿明并沒有到過任何同學的家。對于阿容,也是很熟悉的一位同學,高二那一年就是和她同桌,她的成績是班上有名的差,只有文科還好一點,阿明能幫她的只是把功課借與她抄。到了文革,她才發現了自己的優點,原來她有很高貴的血統,身上流著響當當工人階級的血,她的成績差,原來是學校的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做成,于是她和班上的同學有了隔閡,和另外幾個有高貴血統的同學走在一起,不和其他的同學來往了。
    “我知道。”阿闖很快就把我帶到她的家,阿容也剛好在家,幾年的分別,一見面阿明才知道,大家的隔閡是多么的大,一個自認為是革命的工人后代和兩個真實落后的農民,一個是紅的和兩個是黑的,城市人和鄉下人,根本沒有共同的語言,話不投機,雞和鴨講,客客氣氣的聊了一陣子,也不知聊了些什么,很快就不得不告別離去,不過大家都沒有把相互的仇視表露出來,時間正在把互相之間的仇恨慢慢消磨掉,再見面還有可能是朋友。
    泳池太小了,人也太多,到處都是密密麻麻的擠滿了人,阿明根本沒法大展身手。每次到紅樓游泳,經過珠江大橋,經常看到大橋下面黑壓壓的一大群人,在等待珠江水漲下水,阿明心里動了起來,他也想到大江上暢游,但弊腳的泳術沒法使他能定下心來,到江河上一試。終于有一天他乘公共汽車來到橋下,很多年輕的人們東一群,西一堆地坐著,看這一江春水向海流,他們在等待江水漲潮回流,順水游向石門。
    看著滾滾而流的珠江水,阿明不禁感到十分感概。先祖三兄弟當年逃離南雄,就是順著珠江水流落到欖鎮。太公的爸爸李慕時是一個有名的中醫,在省城行醫幾十年后,晚年退休歸故里,就在這條珠江回鄉的小船上,把他行醫積累了幾十年經驗寫成的醫書,一頁一頁地撕了下來,撒在珠江上,因為他的三個兒子,沒有一個愿意承接他的衣缽,他的心碎了。爺爺的爸爸,號稱白馬將軍,當年就是騎著一匹白馬,帶著滿腔的報國熱情,離別珠江,一路北上,到京城當了幾年武官,官場的黑暗,朝廷的腐敗,他失望了,不久他還是騎著那匹白馬,返回故里,他給子孫留下的格言是:子孫后代永不當官。爸爸的爸爸,當年在北伐軍中當了一名醫官,就在珠江邊上,救治過不少受傷的北伐士兵,而他眾多的弟妹,大部分都當上了醫生和護士。這是太公的爸爸怎樣也想不到的事情,隔了一代,他的子孫又重走他的老路。后來爸爸的爸爸,為了逃避土匪,連夜帶著家小,也是沿著珠江到了香港,然后僑居泰國。新中國成立后,又帶著一家大小,沿著這條珠江回到家鄉。現在阿明站在珠江邊上,思考著今后將要何去何從,是渾渾噩噩地流浪一生,還是和命運拚一拚。這是一個不容易做的決定。
    “媽媽!媽媽!”一個小女孩的哭叫聲,驚動了在岸邊等待著水漲的人們,剛才還在江邊愉快地戲水的一對母女,年輕的母親失蹤了,只留下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在大聲呼叫,旁邊五六個大男孩一看不對勁,立刻“卜通”“卜通”地跳下江找人。幾天后尸體才從不遠處的竹排邊浮了出來。想不到第一天到江邊,會遇上這樣一件不幸的事情。人的生命就是那么的脆弱,阿明深切地感覺到,自己的光陰正在慢慢地流逝,不知什么時候,會好象那個女人一樣,突然消失不見,自己的一生就會這樣白白的給浪費掉,心里實在不甘,不能把自己的命運交由別人掌控,必須要好好考慮今后的日子,該怎樣過了。
    李堅的部隊剛從越南河內調防回國,拿到了幾天的假期,回家和家人團聚。一家人正在客廳愉快地閑聊著,二伯帶來了很多越南人的新聞和生活習慣的資料。他們的部隊在幫助防守著河內的天空,美機天天都會在那里出現。幾個月不見,阿明一聽見二伯回來了,立刻趕到二伯家探侯,二伯是一個典型的軍人,他一見阿明那頭長長的頭發,氣就來了,不由分說,一把抓住,就地正“發”,他最討厭哪種飛仔型的長頭發,阿明心里雖然一萬個不愿意,但是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接受“制裁”。
    郭元元是阿明二伯母的弟弟,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一直和二伯母他們一家住在一起,由于受關節炎的影響,二十多歲就癱瘓在床上,并沒有上過大學。但他是一個勤學的人,在病床上,自修了無線電學,自修了好幾種外國語文,他的中文的基礎也很厚實,天文地理樣樣精通,他的工作就是在病床上翻譯世界上的科技新聞,閑時會組裝一些收音機,家里的音響都是他自己一手組裝起來的,在經濟上由在新加坡工作的大哥負責。由于他有很豐富的外匯,有很淵博的知識。也由于在他們家附近發現一個飄浮不定的電波,好幾年都沒法破獲這個電臺,文革期中,引起了公安機關的注意,把他列為二十四小時重點監視的對象,由于長期臥床,元元的幾個重要關節嚴重地鈣化了,結成了一個大疙瘩骨頭。這幾年,公安人員有空就會上來敲打他的關節,研究那個關節能藏收發報機。雖然有X光的透視圖,可以看到元元的關節鈣化情況,但公安人員堅信美國FBI的高科技可以改變人們的視覺。

    為了對這些人進行嚴密的監控,公安機關會對監控戶隨時突擊檢查,今天正是多事的一天,阿明給理好頭發以后,一家人又開始溫馨的談話。這時大門突然給推開,只見派出所的專區老何帶著幾個公安人員,通過樓下的房東的房間,繞過大門直接來到二伯的家,檢查戶口。
  “啊,郭元元,你能站起來了嗎?”專區老何推開大門,第一眼就見到李堅,以為見到了郭元元,立刻驚訝地發問,旁邊的公安人員一聽到,立刻緊張的把槍指向李堅。
    李堅給嚇了一跳,他坐著沒有動,很生氣這些人沒有打招呼就進到他的家,很不客氣地對專區老何說:“發生了什么事情,要你們興師動眾的,你們認錯人了。我是一個軍人,希望你們把搶收起來。”跟著他很生氣地站起來,背轉著身體,望也不望這班公安人員,孩子給嚇得哭了起來,他的愛人也給嚇呆了。
    老何聽了李堅的說話,也呆了一下,李堅和元元是有點像,為了證實李堅的說話,老何立刻沖上前把元元的房間門打開,只見他在床上輕輕地打著呼嚕,睡得正香。老何知道發生了誤會,馬上指示公安人員把槍收起來,李堅見他們把槍收起來后,氣匆匆的回到自己的房間,小趙想上前阻止,給何隊長用眼色止住了,他不知道李堅的來頭,不敢亂來,不一會兒,李堅服裝整齊的走了出來,紅星帽上放,紅旗領上掛,四個口袋的綠上衣,藍軍褲,威風凜凜地站在老何的面前。
   老何猜不透李堅是多大的官,語氣也變得和氣很多了,但任務在身,不得不盡其職責。而且現在是非常時期。
   “我們這次來是撿查戶口的,你好象還沒有報戶口。”
   “軍人要報戶口嗎?”李堅奇怪地問。“我還沒有聽過軍區指示,而且部隊就在廣州。”
    “……。”老何想了想,沒有回答。大家沉靜了一會兒。老何又發問了:“郭元元是受監控對象,他是不能使用電話,我們要切線。”
   “這是軍區的電話,你是沒權拆的。”
   “對不起,我是有辦法停止你們的電話使用權。”大家話不投機,老何和李堅握了一下手,就離開了。幾天以后,電話線終于給斷了。

                                   (六)

    曉瑩,算是阿明下鄉后認識的第一位女朋友吧,她也是從廣州來的知青。他們一起參加過幾次縣里的知青積極分子大會,大會后回到公社,有了來往,曉瑩所在的大隊在公社的西南邊,阿明所在的大隊在公社的東南邊,每次見面都得花上四十分鐘在路上。一星期難得見上一次,農閑時很多時候只能在公社的集市上聊聊天,農忙時一個月也沒法見上一面。只有在回到廣州度假的時候,雖然她住在河南,阿明住在河北,他們也快快樂樂地過上了幾天的好日子。
   但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交往,互相了解了對方的家庭情況后,她害怕了,由于她出生在一個小地主家庭,解放前他父親在15歲的時候,因為家鄉日子過的艱難,不得不離開了家鄉來到了廣州,以學徒工身份進入工廠做工,不久,家鄉的兄弟也離開了家鄉來到了廣州做工,家里留下的兩畝多地沒人耕種,租了出去,解放后,父親成了工人階級的敗類,雖然有很長的工齡,比工廠里很多領正了牌的工人階級們工齡還要長,成份還是給劃成小地主,由于在工廠里有很多鐵桿子兄弟護著,當父親的還沒有受到過什么沖擊,但是女兒在學校念初中的三年里,由于是地主出身,一直受到莫名其妙的歧視,至今心里沒法平息得下來。
    那一天是公社的趕集日,和風微拂,幾片白云在天上悠悠地飄著,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天氣,她一早騎著自行車來找阿明,漂亮的臉蛋上卻滿布著憂愁,她看到阿明正在做早飯,就坐了下來,幫阿明往爐子里加柴草。以往那張百靈鳥似的小嘴,一見到阿明,就從來不曾停過,可今天已坐了半個小時,還未談上幾句話,阿明心里有了個不測的感覺,心里不禁有點納悶,看著她那憔悴的樣子,不知她是否病了,還是有什么隱情,阿明焦急地盯著她的眼睛,希望能從她的眼神上找出一點點蛛絲馬跡。兩人靜靜地坐在小凳子上吃早飯,曉瑩一直低著頭,心事重重地吃完了早飯,還是一言不發的收拾好碗筷,突然提出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你有沒有想過,兩團黑色混在一起是什么顏色?”阿明猜不透她話里的意思,沒法回答,呆在那里望著她出神,指望能把話說得明白一點。但她擱下這句話后,就沒有再發一言,紅著眼睛很快地離開了。

    幾天后阿明收到她寫來了一份短短的信,信中說到:“……我們的出身都是那么黑,上一輩能活下去已經那么艱難,雖然我知道他們都沒有犯過罪。我們這一輩更不好過,因為我們還必須要背著上一輩沒有的罪過生活,難道還要我們的下一代也要這樣活下去嗎?我明白到,盲目的愛情只是一貼自殺的藥,希望你能原諒我,……”他們就是這樣分了手,這種愛情生活,來得快,去的也快。
   閑居在廣州的日子過得很快,一霎眼,又到了冬天。農村的農閑又到了,不少下鄉的知青又回到了廣州,阿明的家開始熱鬧起來。
    小芯,阿雪和黎晴也是阿明下鄉時在縣里開知青積極分子會議時認識的廣州回鄉知青,同在一個公社卻都在不同的大隊,幾年下來,大家都變成了很好的無話不談的朋友。
    曉瑩的話深深地影響著阿明,他明白自己如果一步行差踏錯,將會給別人,也會給自己帶來不可救藥的傷害。三個女孩子在文革中只是念到初中一年級,對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一點也沒有體會。
    小芯矮矮胖胖的身材,人長得很老成,不愛多說話,由于從小就生長在一個大家庭里,做起事來很爽快。她的爸爸一直僑居在美國,很少回國,由于在家鄉沒有田地,土改時給劃分為貧農。她在廣州的家,有媽媽,大哥一家五口,二哥的太太和兩個孩子,和一個妹妹 ,一大家人都在街道工廠工作。晚上連走廊都擺滿了床。文革后,自己一人回到了家鄉,由于她的家景比較好,所以她每次留在廣州的時間都會長一點。  
    阿雪長得高高瘦瘦的,雖然經過幾個夏天太陽的暴曬,她的皮膚還是顯得很蒼白,看來她的身體是不太好,而且人也是比較的憂愁。從沒有聽她提起過爸爸,因為家里很窮,生活全靠多病的媽媽在街道的服務單位里用半條命拆鋼纜維持。她是回自己家鄉的知青,每次回廣州都不會呆很長的時間。
    黎晴中等的個子,白白胖胖的,說起話來總是滔滔不絕,而且還會手舞足蹈,人挺樂觀,是我們這一堆人里面的小甜心。她是和弟弟一起回鄉的知青,但弟弟很少留在鄉下,當姐姐只有整天擔心弟弟的安危。

     看著這幾個要好的朋友,阿明不想再給她們有任何的壓力了,在她們面前,只談風花雪月,決不談家庭,更不會談到理想,前途更是不可指望。家里給阿明的壓力太大了,成份給阿明的壓力太大了,各種有名無名的壓力,把人們壓得快要瘋狂了。
     一提到成分,阿明不由得不想起媽媽給打成右派的那一天。那是一個陽光普照的日子,紅彤彤的太陽把人們的頭腦都曬得發昏了,大地上到處都是紅色的標語海洋。
    “敢想,敢說,敢干,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在這個口號下,鋼鐵產量給吹到了1080萬噸,街道,企業堆滿了煉鋼爐,家里的鐵門,一切的鐵器用品,都拿去熔成了廢鐵。農村成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天梯,共產主義是天堂。”由于有了公社,糧食產量人為的大幅上升。誰的牛皮吹得越大,誰就能成為響當當的革命家。糧食的產量在一年之間從一萬斤上升到10萬斤,一百萬斤。誰都不會為吹牛皮而臉皮發紅。
     這一天合該阿明的媽媽有事,那年她剛過了40歲,在科研所里是一個中級技術人員,負責種子的研究,在農村合作化時期,給城市郊區人民委員會借調去負責郊區農業合作社的農田規劃和建設,每幾個月就得回科研所匯報一次工作,這一天是她應該回科研所匯報工作的日子。
     科研所的書記正在為完成上級交下的政治任務頭痛,在這次反右斗爭中,上級明確定下了指標:在我們的技術干部隊伍里,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百分之五是壞人,其中百分之三是不可救藥的人。科研所里現有四十多名技術干部,怎么樣也要找出一個壞的典型來,現在已經到了反右斗爭的關鍵時刻,至今還沒法找出所里最壞的壞人,書記已受到上級的點名。這天他正在辦公室里為這個問題頭疼,辦公桌上堆滿了各個技術人員的資料,他必須在這些人之中有所發現。辦公室的窗戶正對著所里的大門,猛一抬頭,看見了余錦芬剛剛走進科研所的大院,正朝著辦公大樓走過來,書記頭腦一醒,眼光一亮,合適的人選到了,他立刻調閱了余錦芬的檔案,馬上召集了黨團員骨干開會,布置任務。
     在臨時會議上,書記首先向大家揭發了余錦芬,由于她是長期外調的干部,科研所里很多人對她都不太了解。
     “余錦芬的爸爸在印尼是一個華僑資本家,她的出身,她的成長都飽含著我們勞動人民的血汗。而她所以選擇農業這個專業,是想回到印尼開咖啡農場,在歷史上看,余錦芬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混進我們革命隊伍的資產階級分子……”書記開始就一針見血地指出。
    臺下立刻響起了口號聲:“打倒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
    “在56年,她公開反對蘇聯的農業專家,拿著他們的一點點失誤,大肆攻擊,給我國做成很壞的政治影響。蘇聯是我們的革命同志和親兄弟,攻擊蘇聯就是攻擊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書記向骨干們說。
    “打倒混進革命隊伍的資產階級分子。”
    “中蘇兩國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誼萬歲!”口號聲此起彼落,震耳欲聾。
     在五十年代,蘇聯向廣東派出了大批專家指導廣東的農業生產,特別是熱帶植物的種植,他們只是帶著蘇聯農業專家米丘林的植物學說,這班才離開學校,生長在寒帶的人,連什么是熱帶植物也沒有見過,就來廣東亂彈琴,瞎指揮。結果造成大批熱帶作物的死亡,做成很大的經濟損失。在他們下面工作的大批中國技術人員,一直在反對他們的做法,并提出很多反對意見和有益的建議,但是在專家面前,這些有豐富農業知識的中國技術人員,只能做一個微不足道的普通工作人員,蘇聯人根本瞧不起中國人,中國技術人員的意見不被采納,不被重視,反對無效,余錦芬就是其中的一個工作人員。
    “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她永遠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上,好像在除四害運動中,她反對消滅麻雀,說這樣會做成生態的不平衡。大家都知道,一只麻雀一年會吃掉多少谷子,她一直在拆我們的臺,千方百計破壞黨的工作。以達到她想顛覆社會主義的目的。在黨給了她警告后,她雖然沒有再吭氣,但她的心里還是不服,不斷找時機進行反撲。這是她第二個反動的表現。”
    在五七年,中央發出了除四害的號召,其中一項是要消滅所有的麻雀。全國人民都必須行動起來,人們到處揮舞著長竿竹掃,敲打著鐵鍋臉盆,制造了各種雜音,和使用各種武器,使麻雀和其他鳥類沒法停下來歇息,最後筋疲力盡墮地而亡。使得以鳥類為天敵的莊稼害蟲橫行霸道,大躍進以后三年的自然災害,其中的一害就是蟲害。
    “在這次大躍進中,她堅持她的反動觀點,反對我們的大躍進,反對新生事物。面對各地上十萬百萬斤的豐收捷報,不聞不問,還是堅持她的三千斤觀點,在七月的《人民日報》社論已正式宣布:‘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生產出多少糧食來。’ 余錦芬已經走到和黨,和人民的對立面上去了,凡是人民支持的,她就反對,凡是人民反對的,她就支持。為的是想說明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人民公社沒有優越性。”

    說著說著,書記想起了幾個月前,他帶著一班別單位的干部參觀所里的試驗田,看到余錦芬正在田里把一些秧苗拔起來,就很生氣的責罵她,批評她破壞試驗田,當時余錦芬拿著一把秧苗不慌不忙地從田里走上來,當著別的干部的臉對他說,這是秕草,不是秧苗,還當場教他怎樣分別秧苗和秕草,使他在別單位的干部面前下不了臺。書記又記起了過年前,他要余錦芬把家里養的三只鵝賣給他,余錦芬說要留給家人吃,不賣。新仇舊恨,都使書記記憶了起來,書記越想越生氣,越說越激動。你有技術我有權,這次可以狠狠地教訓你了。書記提高了聲調大聲說:
    “她以為自己有很高的學問,看不起我們工農出身的干部,她以為用自己的學問,就可以壓倒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對這樣堅持反革命立場的右派分子,我們一定要用革命的力量,把她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   
    “ 打倒右派分子余錦芬!”
    “敵人不投降就叫她滅忙!”口號聲響個不停。
     書記發言后,會場上響起了熱烈鼓掌聲,人們大聲唱起了《社會主義好》,紛紛起來檢舉了余錦芬日常的“反動罪行”,痛打落水狗。
      統一了口徑,下午立刻召開了全科研所一個批判右派分子余錦芬的大會,接著又來一個憶苦思甜大會。大會之后,書記宣布了立刻把余錦芬收押,讓她好好的作書面檢討和等候上級單位的處理。余錦芬嚇呆了,她想不到一個學術爭論,會有這樣的后果。她雖然不服罪,但在壓力下不得不認罪,她還是十分的幼稚地提出請求,希望能給一兩天時間,讓她回家把家里的事情處理一下,因為家里還有一個才幾個月大吃奶的女兒,另外還有三個四歲到十一歲的孩子。她一點也沒有想到,書記確定了的事,就是黨紀國法,這個要求遭到拒絕。做媽媽的心崩潰了,媽媽的心碎了,但她沒有哭,也沒有再爭辯,她心中的疑問卻一直散不去,這算不算是私設公堂,沒有經過公檢法的判罪是不是合法,現在只有等待上級機關的最后判決了。多可怕的制度,一個人的喜好,就可以判定一個人的命運,一個家庭的命運。在災難面前,為了孩子,為了這莫須有的罪名能有申訴的機會,她也只有咬著牙關硬挺下去了。從58年到72年,熬過了十四年,雖然事實證明她并沒有犯錯,但上級更是不會犯錯誤。
     真正的右派找出來了,書記總算放下了心頭上的大石,勝利完成了上級交下的任務,可以好好地睡一覺了。書記笑了,很開心,這次殺雞警猴很成功,已把一班知識分子鎮住了,今后開展工作就好辦得多了。權力多可愛,有了它就可以辦很多很多的事,人事上的管理容易得多了。

     晚上,孩子們都不知道媽媽出了事,爸爸又在外省工作,媽媽沒有回家,又累又餓的孩子們,只能抱在一起放聲大哭,特別是才幾個月大的小妹妹,哭了幾個小時,已經上氣不接下氣,哭聲驚動了樓上樓下,紛紛來查看發生了什么事情,當他們知道了孩子們的母親失蹤后,也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看著這班饑餓的孩子,住在樓上的雷婆婆拿來了奶粉,樓下的王大媽幫忙喂了小妹妹,隔壁的黃太太幫孩子們燒了飯,失去媽媽的孩子,好不容易才熬過那茫茫的長夜。兩天后還不見母親回家,街道主任黃太太,帶著孩子們到科研所去了解,才知道孩子們的母親反黨反社會主義,劃成右派,給所里扣留了,由于是正在反省交待問題,不準見客。黃太太只能無可奈何的帶著四個孩子回家,也只能在街道找人暫時照顧孩子。幾天之后,孩子們開始慢慢習慣這種沒有母親的生活,一下子都像長大了。
    幾個星期后,局里的批示下來了,余錦芬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成立,是不折不扣的大右派分子。行政級別降了兩級,工資從98.5元降到68.5元,立即押送到河南園藝場勞動,體諒到她還有四個年幼的孩子,兩個星期可以回家一天。
    文革開始時,黨委又把余錦芬的右派事件拿出來批判,想把死老虎當真老虎打,當時就有人提出問題,應當批判她反蘇聯專家,批判她反對大躍進,還是批判她反對打麻雀。還有人提出,應當批判她的三千斤觀點,從58年到66年,已過了八年,科研所試驗田的年畝產還沒達到三千斤,最高才達到兩千六百斤,一個科學工作者,提出這樣不嚴肅的論點,應當拿出來批判。由于引不起共鳴,批判流了產,余錦芬平安渡過了文化大革命。但她永遠是個脫帽右派分子,人民的敵人,領導永遠是不會錯的。
    但是,孩子們卻陷入了成分的陷阱,再也沒法子自拔了。在學校里,在社會上,他們都成了賤民,孩子們必須和反動的家庭劃清界限,反戈一擊,爭取做一個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而且子子孫孫,都不得脫離這個羅網。 
     阿明一想到這個問題,心里就不由得疼痛起來,在這個問題前面,姐姐已遭到了不測,自己也將一事無成,與其作個賤民,倒不如和命運拚搏一下,想辦法到香港去。見到了小芯,阿雪和黎晴后,阿明確定了自己要走的路。阿雪和黎晴已回鄉下了,只有小芯還整天陪著阿明,阿明把問題小心地向小芯提了出來,小芯考慮了幾天,回答了阿明,同意他的看法,但是她沒有這個膽量,只能祝他成功了。

                                  (七)
   
    秋天的廣州十分炎熱,一天下午,太陽還高高地掛在天上,李清騎著自行車提早下班回到了家,他手上提著一個大包包。一進房子,把包包往桌上一丟,用毛巾抹了抹頭上的汗水,很高興地對阿明說:“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今天開了平反會,上級當眾把我的一大疊黑材料燒了,上面說我的問題已經解決,要我相信黨,相信人民。并發還了這六年扣發的工資。今晚妹妹們放學回家后,我們到外面好好地吃一頓,慶祝慶祝。”
   跟著李清把包包打開,亮出里面一疊疊的鈔票,這是把六年來扣下來的工資補發了回來,大約有萬余元。每次政治審查,工作單位每一個月只是發給十元的生活費,其他的工錢會給扣押起來,以后判有罪,扣下的錢就會給沒收,沒罪的話,錢就發還,但是沒有利息。這樣六年下來,也給李清積累了一大筆錢。阿明見到那疊鈔票,知道爸爸又一次給平反了,他小心地問父親:“他們說你的問題真的是全部解決了嗎?”以前每次審查,都必須關押一段時間,過了以后,就是這樣拿著一疊錢回家,這次也不例外,只是這一次關的時間長一點,積累下來的錢也多一點。
    “他們有沒有對你說,今天是解決了,下次什么時候又會把你再次關起來??既然說你沒有罪,那里有反來平。”阿明又開玩笑地問爸爸。
    這種政治審查,沒幾年就得來一次,因為李清中學時代集體加入過國民黨。中央大學畢業后參加過廬山軍訓團三個月的軍訓,再加上他現在是在科學院工作。雖然履歷上出現問題,可是在人生的經歷上卻找找不到他是反革命的證據,但是結論已下了,于是革命的人們只能在雞蛋里挑骨頭,拿著放大鏡在他的人生上一點一點的尋找,終于在文革中,找到了他的反革命證據:“用吃喝玩樂腐化工人階級,在研究報告上沒有突出偉大領袖的光輝思想。”憤怒的人們用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把他給套牢了,在一個沒人知道的地方把他一關就關了六年。
    爸爸抬頭看了看阿明,臉上不帶任何表情,嘆了一聲,沒好氣地回答:“誰會知道,總能有幾天的好日子過吧。 反正抓人的是他們,放人的也是他們,現在的研究工作已破壞得那么厲害,上面已經下了文件,研究工作要恢復,在工作沒有完全恢復以前,我想我還是安全的。哎,今天不想明天事,先把錢吃了再說,我想他們會有時間讓我把錢花完。妹妹們什么時候可以放學回家?”
     阿明看了看掛在墻上的鐘說:“快了,還有一個小時。”
     話還沒有說完,父親突然嚴肅了起來,板著臉孔,對著阿明說:“阿明,今后你有什么計劃,難道你就打算糊糊噩噩混過這一生嗎?”爸爸對阿明目前這種生活方式很不滿意,他繼續說,“現在我正在搞研究所的恢復工作,你來我的身邊工作吧。”
    “不!我不想留在你的身邊工作。”阿明回答。
    “為什么?”爸爸很失望,幾年不見,想不到阿明會變得那么懶散。“跟著我好好地干吧,現在研究所給破壞得那么厲害,一切都得從頭來,你可以由基礎干起,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十多年來,我已經培養出好幾個正研究員。學會一門技術,對你以后會有好處。中國的教育制度遲早會改變,以后大學的工作總會走上正軌,你工作一段時間以后,有了經驗,還可以找一個農學院繼續你的學業,因為每個農學院都有我的學生,與他們打個招呼,很容易安排你進去。”李清一提到他的學生,臉上總是忍不住露出驕傲的微笑,心里洋洋得意。但他忘記了,他在科學院工作了十幾年,寫過不少有分量的論文,由于政審過不了關,雖然他培養過好幾個正研究員,但還是只能以一個副研究員的身份出現。這個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制度,一切以政治為本,政治確定了一切,職位的提升必須通過政治的考查,正研究員必須要又紅又專的人才能擔當。
    “不!”阿明一口回絕了爸爸的好意。
    “ 為什么?”爸爸不明白孩子的心意。他不得不為這樣懶散的孩子生氣和擔心了。孩子大了,他也不好意思對著孩子發脾氣。他語重心長地對孩子說:“我們李家還沒有出過游手好閑的浪蕩子,你要好自為之,不要把青春白白地浪費掉。”
    可是阿明聽完爸爸的話后,反駁地說:“爸爸,不要再沾沾自喜了,你的問題真地解決了嗎?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為了證明你是反動的,你周圍的人們已經動員了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要把你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們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尋找你的反動證據,多少朋友受了你的牽連,就象你所知道的,你的好朋友翻譯黃先生,雖然他與你不在同一個單位做事,但是他也受到了警告,如果不把你的壞事說出來,也要受到組織的嚴肅處理,不得不被迫說你有一次到寶安縣檢查工作后,曾經對他說過,你想偷渡到香港。”
    爸爸聽了后,默不出聲,這件事情,黃先生事后向他道歉,為了保命,他不得不這樣說,他想事后組織是會調查,到時再承認錯誤,把問題說清楚。
   “你的問題暫時不提,就看媽媽的吧,已經過去了十多年,媽媽的問題解決了嗎?五七年媽媽給劃成右派,大家都知道她沒有錯,還不是一樣堅持不給予改正和不給予平反嗎?六一年雖然給脫了帽,變成了脫帽右派分子,實際上還是當階級敵人看待。永遠是壞人一個,運動來了就是階級敵人。要抓就抓,要關就關。”
    “這個世界,已沒有了公理。你的孩子們,有了兩個‘反革命’的父母,能有好日子過嗎?你自己的問題,你也清楚,64年姐姐高中畢業時,要把家里的情況,家長的歷史寫出來,姐姐所寫的家庭資料,由于寫不出你和媽媽的反革命行為,學校一直都不能通過,最后你親自寫了,也不是不能通過嗎?因為他們還沒辦法在文章中找到你們的反革命證據。你還記得嗎?最后你不是氣得要學校自己到科學院查嗎?一個反革命,怎能沒有反革命的罪行,你不但自己沒有坦白自己的反革命行為,你們的子女也沒有檢舉父母的反革命行為,就是欺騙組織。你最后不是在調查報告上寫道,如果認為我的報告不可采用,請到科學院去調查 。而姐姐沒法考上大學的原因之一,亦是因為沒有老實交代父母的反革命罪行。由于科學院沒法查到你們的反革命證據,只能向我和姐姐開刀了,學校要我們和反動的家庭劃清界線,反戈一擊,做個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上面希望從我們的身上打開決口,找到父母的反革命行為。”
     李清聽著,沒有吭氣,他在靜靜地聽,在慢慢地思考,給關押了幾年,他意識到,孩子長大了,說話好像也有點道理。
    “我們沒法反戈一擊,也是犯了罪,事實上,我成了你的接班人,我在公社看到了自己的檔案,在學校寫下的檔案上,已經給內定為反革命,而且除了那五個字,檔案上亦沒有寫上我犯有任何罪狀的只言片語,也沒有寫下定案人的名字,若干年后,這就會成了無頭公案,如果以后有了孩子,曾經發生過的歷史又會重演。現在的情形又會再出現,我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孩子能知道嗎?他該怎樣向組織交代呢?一句話,就可以把一個人謀殺掉,多可怕啊。”阿明越說越激動,眼里充滿了淚水,他說,“姐姐自殺前留下的遺言,明白地說出了她的心聲:說我們的父母是反動的,找他們算帳就好了,為什么要子女們來承擔。這樣公平嗎?這么多年來,他們在為國家的科學事業作出了那么多貢獻……”
    “不要再說了……”爸爸的眼淚已流了出來,女兒的死,給了李清很大的打擊,至今還沒法平靜下來。
     李凌凌高中畢業后,由于媽媽要和市郊人委的干部到市郊搞四清,郊人委就安排李棱棱到廣州近郊科研所屬下的一個農場工作。方便照顧家里的弟弟妹妹。文革后期,由于父母都給劃成是階級敵人,她成了反革命的家屬,在父母親給關在干校時,比她小一歲的弟弟下放到了農村,她為了方便照顧留在家里的兩個小妹妹,不得不早出晚歸,每天多化一個小時上下班。這就引起了革命干部的不滿,特別是場里的書記,和她的母親認識,曾經和她的母親同事科研所,也是當時研究所的反右干將,所以十分清楚地知道她家里的政治情況。書記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對階級敵人要狠,對反動的事情要立場堅定地去斗爭,決不能留情。因此對李棱棱的政治要求特別嚴格,要求她安心場里的工作,好好改造自己,爭取作一個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
     李棱棱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幾年來對書記的要求不理不睬。每天按時上下班,不留在農場住宿,她認為自己的行為,既不會影響工作,也沒有影響政治學習。但是書記越來越不滿意李棱棱,認為她是在抗拒改造思想,不接受組織的監督和幫助,對她的批評言辭越來越尖銳了。
    給關了六年的爸爸被釋放,給劃成鐵桿大右派的媽媽在文革中沒有受到沖擊,李棱棱堅信自己沒有錯,父母也沒有錯,因此和書記的對抗也越來越尖銳。由每月一次的爭吵到每星期的爭吵,變成每天的厲行公事,越吵越厲害 。而書記也沒法抓到棱棱的痛腳,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按時上下班,一時還沒辦法入罪。但對一個反革命的子女如果不嚴肅的處理,黨的威信何存,有一天書記再也忍不住了,他把李棱棱叫進辦公室。
    “李棱棱,你知道嗎?你一直不接受組織對你的教育和幫助,你已經走到反革命的邊緣了。難道還要和你的父母一樣,不見棺材不流淚嗎?”
    “我的父母怎樣了?”一聽到書記提到她的父母,李棱棱就氣了。“我又怎樣了,我遲到了嗎?我早退了嗎?還是我做錯了什么事?”
    “你媽媽是鐵桿大右派,你爸爸是反動學術權威。你有沒有做錯什么事,你自己心里有數。”書記氣在火頭上,他一巴掌大力地拍在臺面上。“我的話,你聽進了多少,我是代表黨向你說話。”
    “我的媽媽當年怎樣當上右派,你心里明白,我的爸爸已出來工作,很快要平反了。現在治安不好,我每天下班回家照顧兩個小妹妹,那有錯嗎?那就是反革命嗎?”
    “你媽媽當時是怎樣當上右派的,我很清楚,不管當時發生的情況如何,主要的表現是因為她對黨的不滿。難道你說黨做錯事了。你爸爸在沒有正式處理以前,還是一個壞人。讓他出來工作,只是讓他在工作中將功贖罪,并不是說他是一個好人,就象你的媽媽一樣,黨和人民隨時可以把他們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對于你目前的表現,每天都要回家,不成,組織不允許你這樣做,這是不安心工作的表現,抗拒接受思想改造的表現,這是黨的紀律。你應該好好安心農場的工作。如果你不接受組織對你的勸告,而用這種態度和黨和人民對抗,對你沒有任何好處,黨和人民會嚴肅處理。”
    李棱棱聽了書記的話后,也火大了,她大聲的反駁:“我是勞改犯嗎?我的父母有罪,你找他們算帳好了,怎么算到我的頭上來了,那不是笑話嗎?你這個人一點本事也沒有,只會用大石壓死蟹,別認為自己是個大英雄。我不是黨員,你不必用黨的紀律來壓我。”
    對這些念飽書的年輕人,書記語塞了,答不上話,臉上弊得發紅: “你這是什么態度,這樣對待黨對你的教育和幫助,一定要把自己擺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上,有什么好處。你回去好好的反省,寫一份檢討書。不到星期六晚上,不準離場回家,這是黨和人民的決定。”
    “我沒有錯,決不會寫什么檢討書。要關要殺是你的權力,我也不想和你這種沒有文化,沒有水平的人說話。”李棱棱也氣得臉上發紅,她大聲拋下這句話后,頭也不回,氣匆匆離開了辦公室。
    李棱棱一離開辦公室,看到公路邊上有公共汽車快要進站,立刻追上汽車,班也不上了,馬上趕回家。李棱棱回家后冷靜了下來,慢慢思量了書記的話,也嚇得出了一身冷汗。社會上有一句名言,我[黨員干部]聽黨的,黨聽中央的,中央聽毛主席的。反對我就是反對黨,反對黨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黨中央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主席是要殺頭的。但要她這樣就范,她卻不心甘,她知道自己已闖下大禍,與其日后受辱,倒不如自己了斷。往后的三天里,她沒有再上班,把自己關在睡房里,寫下了五頁紙的遺言,她到銀行里把她的錢提了出來,晚上陪弟弟去買了一部新的自行車。她對弟弟說:“想辦法到香港去吧,與其在這里作一個賤民,還不如到外面去闖一闖。”
     阿明對姐姐說:“我們一起走吧。”
    “不成,我還得留下照顧妹妹,走吧,不要再猶豫了。”姐姐堅定地說。……
     姐姐離開后,阿明在整理姐姐的遺物時,發現了姐姐的遺書,他把遺書看完后,為了不讓父母再受刺激,悄悄地把它收藏起來。才24歲的姐姐永遠地離開了,黑夜還是這樣的漫長……究竟是誰的過錯啊?!
     父親沉默了,很久沒有出聲,只聽到墻上掛著的鐘在慢慢地走著,的答的答地響著,眼淚花在眼里滾動著。這幾年的變化實在是太大,究竟是誰的過錯,究竟是誰的過錯啊?也很難說得清了。
     一會兒,爸爸冷靜了下來。他輕輕地摸著阿明的頭,很抱歉地說:“孩子,以后爸爸媽媽死了以后,只能留下這樣的遺產給你們,爸爸讓你們受苦了,你的心情,爸爸能理解,你會恨你的爸爸媽媽嗎?” 
    “不!”阿明看著才五十多歲已經滿頭白發的爸爸,禁不住象個小孩子一樣哭了起來,“你們是個好人,我愛你們。”
    “世界是你們的,我已經老了。”爸爸不能不感受到歲月的無情,無奈地對著孩子說:“孩子,你有什么打算,往后的日子長得很,你考慮過沒有?”
    阿明不敢把心里的話說出來,他低著頭遲疑了很久,兩父子都沒有吭氣,屋子里顯得格外的清靜。一會兒,阿明偷偷地抬起了頭,看了看父親,看到父親正在用慈祥的目光望著自己,心里就踏實了。
   “我要到香港。”望著白發蒼蒼的爸爸,阿明終于把心里的話說了出來。
   “你能說說要到香港去的理由嗎?”
   “我只想做一個正常的人,不想帶著枷鎖象狗一樣地活著,讓人們玩弄在股掌之間。”
    李清瞪大眼睛很驚訝地看著阿明,這個從小膽小如鼠的孩子,現在居然有了這種想法,真不敢想象。
    “你準備怎樣去?”
    “兩條腿走路,一邊申請出國,一邊練游水。那種辦法快就用那種辦法走。”
    “你考慮清楚了嗎?”
    “我已經決定了。”孩子的決定,給了父親一個不少的震撼,老糊涂出了新問題,李清不得不認真地思考兒子提出的決定。
     這時,只聽到“卡嚓”一聲,大門給人從外面推開,兩個妹妹放學回家了。兩父子立刻停止了爭論。他們都不想讓年輕的孩子們過早地踏入這個旋渦里。
     爸爸離開家時,妹妹們年紀還少,六年的時光,她們已經成長起來了,對著剛回家的爸爸,還是十分陌生,她們叫了一聲爸爸和哥哥以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了。
    父親對兒子說:“我們暫時不再討論這個問題了,給點時間讓我消化一下,好嗎?”
    兒子回答:“好。我叫妹妹們準備一下,吃飯去吧。”

                                                                 ()

       

        華燈初放的廣州城,顯得出奇的熱鬧,工作了一天的人們拖著疲倦的身體,下班回家,成百上千的自行車成行成隊,在馬路上擠擁不堪地行駛著。巷子口坐上了好幾個老太婆,一邊在看著下班的人群在眼前經過,一邊在天南地北的胡扯,東家長,西家短地說個不停。她們看到已經失蹤多年的李清帶著幾個孩子上街,顯得有點驚奇,他們都是二十多年的老街坊了。

        巷子里住著二十多戶人家,都是知識分子的中產階級和華僑家屬居多,少了很多搞事的族群,在文革中也有幾戶人家受到沖擊。人們已經多年沒見到李清,以為他早已不在人世,在政治運動中失蹤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敢去過問,怕惹事上身。想不到李清今天突然會在人們的眼前出現,才五十多歲的人,已經是滿頭的斑白,老人們免不了議論紛紛。

       李清上前和他們打了個招呼,感謝他們這些年來對孩子們的看顧。看著西下的夕陽,照在這班年邁的老太婆的身上,黃昏人在夕陽下,形成了一幅很有趣的圖畫,是這樣的和諧,這樣的協調。李清看著看著,想到不久的將來,自己也會像他們一樣,工作到退休的時候,不知能不能像他們一樣有那樣好的福氣,坐在黃昏的陽光下,優哉游哉地度過一個美好的晚年。想著想著,李清不由得苦笑了一下,他突然對阿明說:“黃昏已到,想來黎明應該是不會太遠了。”阿明明白父親心中的結,爸爸總是把希望放在心中,明天將會變好,這是他能活下去的唯一動力 。但黎明的到來,對阿明來說實在是太遙遠了,可能在不遠的明天,也可能在遙遠的將來。如果不趁著年輕時多干一點事情,多學一點知識,將來的結果必然會很可悲。

        不管外面的政治環境如何,廣州人永遠離不開一個吃字,民以食為天,天塌下來也管不了。傍晚才剛過五點,中山五路惠如茶樓,已差不多坐滿了人,李清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張可以坐四個人的小臺子,這幾年,從北方下來廣州的人多了很多,他們都是搞政治的能手,他們帶來了中央的指示,帶來了中央的任務,給富庶的廣州帶來了各種票證,什么糧票,布票……也把廣東豐富的資源,不知調到哪里去了。現在有一位首長,在內蒙摔死了,北京調下更多的大小官員,來處理后事,為了滿足北方人的胃口,惠如樓也改成了北方飯館,這里有名的是餃子,都是機制的,大小一個樣,味道還是不錯。

        李清一下子要來了250個蒸餃,他對孩子說:“今天放開肚皮吃。”六年來,今天才能第一次和孩子們聚在一起吃飯,李清顯得特別高興。他小聲地說:“在干校,工作起來沒有壓力,每天做的是體力勞動,不用思考,不用研究,身體特別好,現在恢復了工作,壓力反而大了,每天寫文件要寫到半夜三更,這幾年由于很多實驗數據沒有保管好,大部分都遺失了,工作起來顯得特別的困難和吃力,最難處理的還得和那一班坐直升飛機上來的只會搞政治運動的新領導相處,他們動不動就把無產階級專政擺上臺面來對付我們,對于這班不學無術,只會搞階級斗爭的政治家,還得費勁的和他們窮應付。”

        李清看著兩個小女兒,很關心地問起她們現在的學習情況,這六年離開了孩子們,不知她們在學校的生活怎樣了。女兒們對著爸爸笑了笑,她們還不習慣在陌生的爸爸面前談天說地。

        后來,還是二女兒小珊回答了:“還好,不錯。”

       小女兒阿梅六歲那年,爸爸就失蹤了,而且爸爸平常在家的時間少,在外地工作的時間長。現在她也長大了,什么都好奇,她一直在好奇地看著爸爸,留意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好像要把還殘留在腦海中的一點點記憶捕捉住,重新拼湊起來。話題打開了,孩子們的話語慢慢多了起來。

        阿明看了看兩個小妹妹 ,說:“今年,國家出了兩件大事,一個是東北出了一個交白卷的 知青張鐵生,由于他在國家高考時交了白卷,氣不過,就寫了一封信,為自己的白卷辯白,把其他知青臭罵了一頓,中央便把他當成了下鄉知青的代表,還封了他一個不知什么樣的官,階級斗爭在知青中重新提了起來,使大部分知青求學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一個是北京的十二歲的小學生黃帥,由于覺得老師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不對,給老師提了意見,中央文革把她當成了學校中的階級斗爭中的樣板,她的書信和日記在人民日報上登了出來,看上面的語氣,不像是一個小學生寫得出來的。上面還加了社論和按語。現在報紙上還在為這件事鬧得不可開交。不少老師因為這件事 遭了秧,使剛剛有了點恢復氣勢的教育工作,重新陷入了新的階級斗爭旋渦,老師們開始個個自危。內蒙有三個青年,因為對她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的意見,用王桌亞的名義,對老師提出了同情的觀點,不同意黃的做法,受到了圍攻。我想他們的下場一定很可悲。

        李清感嘆地說  :“關押了那么多年,外面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書記也說了,他坐了那么多次的牢,只有坐自己人的牢不準看書,不能讀報。”                                                                                                                    

        小妹妹終于說話了:“現在老師不敢再管學生,講課時老師用課本把臉擋住,不敢去看下面的學生,挨一堂算一堂。學生在下面鬧翻了天,沒人管。”

       成份好的學生也不是鐵板一塊,內部的分歧也很大,最近學校的一次憶苦思甜大會上,一個雙親當過乞丐的學生在講臺上哭訴舊社會迫使他的爸爸媽媽去討飯,下面就有學生在起哄,并且大聲說,懶人,我們工人再窮也不會去討飯。大會亂了,沒有人敢去管,因為說話的那些同學都是紅五類。我們只是坐在旁邊看熱鬧,還好,他們自己的問題解決不了,就沒有人來管我們了。”

        小珊接著說:“現在的課文內容也與過去的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一篇的課文是講一個姓王的老工人,學了三個月英文,就能夠站在大學的講臺上教大學生英文了。不知是在鼓吹念書無用還是說工人最聰明,同學們都知道那是一篇胡吹亂寫的文章,但是沒有人敢說一句批評的話。課本上還有好幾篇那樣的文章。”

       李清嘆了一口氣聲輕地說:“生產不搞上去,學校不恢復正常的教學工作,中國的前途很可悲。要知道,中國現在十分的落后,一個美國的農民,可以管理980畝農地,一個加拿大的農民,可以管理860畝的土地,阿明,你下鄉當過農民,你知道一個中國農民可以管理多少土地。一個國家的建設,靠的是知識和文化,但是現在你們整整一代人已經失落了,這幾年的政治斗爭使我們這一代的人流失得也不少,斗爭還在繼續,技術力量還在大量流失,最重要的是,上面還在向殘存的老一輩知識分子開刀,這種局面不知何時才能結束。”

        這頓飯吃了一個多小時,父親和孩子們的隔閡也打開了。來時大家都是冷冷清清的,誰都不想多說一句話,回家的路上,大家已變得有講有笑了,孩子和父親之間的感情,是誰也沒法分隔開的。

 

                                      (九)

 

       阿明看到爸爸對他要到香港的問題沒有明顯的表示態度,心里也安定了下來,只要能通過媽媽這一關,那就沒有問題了,媽媽還在干校,不知什么時候才能夠調回到廣州。因此每天加強了游泳練習。以前只是在海角紅樓,青年泳場排徊,今天終于來到了珠江的岸邊準備下水。 珠江水永遠是沒日沒夜地來回奔流著,阿明必須學會計算珠江的潮漲潮落,它和大海的時間表一樣,如果不好好地掌握這個重要的關鍵,下到大海里永遠游不到你的目的地,而且還有可能給沖到大海的深處或給沖回出發的岸邊。

        距離漲潮還有半個小時,他安靜地坐在一塊石頭上,享受著江風的微拂,看著江水在緩緩地倒退著,退著,水位越來越低。江岸邊上黑壓壓的聚集了上百個年輕人,大家都在安靜地等待,等待著江水的回流,廣州已收容不下這班年輕人,他們大部分都互不認識,有些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多數人象阿明一樣,獨來獨往,往往一個眼神,一個微笑,或點一下頭,就代表了彼此之間的關懷和問候,見面何須相識。大家的心里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目標,他們如果不想把青春留在農村,那就只有游向石門,游向香港,游向世界。這才是他們唯一的生存和發展之道。江邊的大石頭上面,寫滿了年輕人的豪言壯語:“加把勁,香港見。”“希望在香港的街頭能見到你。”“為自己的前途,沖啊!”……對江岸上一間工廠雪白的外墻,每個字有斗大的鮮艷紅色的主席語錄,在默默地給這班年輕人鼓舞和打氣:“下定 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人們看著這段語錄,都會會心地發笑,主席的思想,真是放置于四海皆準的真理。

       退潮已經退 到了潮尾,江水開始慢慢地寧靜下來,拍打著岸邊的小浪花不見了,很大的一片黃黑色的淤泥沙和許多大石塊暴露在人們的眼底,滾滾的江水停止了運作,微波還在微微地蕩漾。風不吹,樹不搖,一切都顯得是那么的安詳。只有太陽還是那樣地滿不在乎,毫不憐惜地把它的熱情強加給地上的人們,它的光芒象針子一樣插在他們的身上,好生的刺痛。一些“老雀”知道潮水快要上漲,正在開始更換衣服,吹漂浮器和救生圈。阿明不明所以,還在蒙查查地等待著。

        對江由西場碼頭開往沙貝的渡輪定時開出,偶爾發出一聲長鳴的船笛聲,打破沉寂的空間,岸邊遠遠地停著幾排沒人看守的竹排,一艘小貨船在江中緩緩地駛過,擊起兩條小小的浪花,像剪刀一樣割破幽靜的閃爍著耀眼光芒的片片魚鱗似的江水。珠江大橋上偶爾有幾輛汽車駛過,只有守橋的戰士在監控著路面上的狀況,大橋的附近沒有路人在行走,這里附近有一間商業專科學校,幾個學生模樣的女孩子在江邊洗衣服,周圍都是一片片的農田,誰也不會刻意地去注意橋下這一班年輕人,在革命的年代這里無疑是一片人間樂土。

        隨著 一陣歡呼聲,人群激動起來,已見到小浪花在拍打著江岸,潮水開始升漲,水升漲得很快,一下子就把黃黑色的淤泥和石塊淹蓋住,這時待在岸上的人們爭先恐后往水里沖去,一下子,熱鬧的江岸上已見不到人蹤,只剩下那幾個女孩子還蹲在江邊慢吞吞地洗衣服,一切又沉淪于自然的寂寞。

       人們一散到江里,很快就給江水沖得遠遠,慢慢變成一個個小黑點,岸上只剩下阿明孤零零的一個人還沒有下水。阿明把衣服換了下來,用不透水的朔膠袋裝好,走到水邊,一邊把剛從洛陽買回來的兩個排球內膽吹脹,連同裝著衣服的塑膠袋子一起用一根長長的繩子捆綁在腰上,慢慢地向著江中走去,他第一次獨自下到江里,看著一望無際的滔滔珠江水,心里著實有點害怕。阿明用手把水往身上抹了抹,使心情平靜下來,珠江水流很急,人站在其中,很快就給激流沖到大江中去了。下水后,代換的衣物離開阿明的身體,遠遠的給拖浮在水面上,如果發生危險,伸手就可以撈著球膽。這種漂浮物,在廣州已經買不到了。說是暢游大江,還不如說浮游大江來得貼切,人在其中,獨得其樂,不可言之。在江中浮游,主要是練氣和煉膽,有了這樣的第一次,以后就不會有什么東西會使你害怕的了。

        阿明不敢直直地往江的中心游,珠江的水流很急,他橫渡珠江,首先游向西場電廠碼頭,然后繞過對面的小島,直游到島的背面華僑糖廠碼頭,再橫渡游過沙背,然后才往石門游去。一個折騰下來,整整花了三個半小時,漂浮了30公里到石門,上到岸上,人已經筋疲力盡,他只能躺在江邊,休息一會,才到車站坐車回廣州。石門碼頭附近四面都是空曠的田野,一條公路從中穿過,偶爾一輛汽車駛過,會泛起滾滾黃塵。幸好回廣州的車站離碼頭不遠,阿明還可以坐在汽車上在回廣州的路上小睡一會兒。

       一段時間下來,風雨不改,天天在江里泡著,阿明曬黑了,身體也結實了。為了鍛煉,他還不時騎自行車回欖鎮,68公里的路程,要過七次渡口,每次都要花上四五個小時,腿關節炎不知不覺在運動中給治好了。冬天到了,廣州江邊的泳客越來越少,他干脆回到欖鎮住了下來。

        家鄉的朋友,表兄弟一大堆,不是這個表就是那個表,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表了,其中一個表弟小誠,由于離開學校以后,沒有工作,他成了阿明在欖鎮的玩伴,他的水性特好,膽子也特別大,天天伴著阿明在江上滾。這是欖鎮最南邊的一個碼頭,過了江就是順德縣。這里有渡輪定時開出,一天還有一兩班從澳門開往廣州的客車經過。天氣太冷了,沒法游過江,于是在江中泡上五六分鐘,待身體快要僵硬起來時,又跳上岸來蹦跳一會,由于岸上的溫度比水里的溫度高,在大北風的寒天里,身子會發熱,再寒冷也不會感到冷,然后再跳回水中,幾個反復,一天的課程就完成了,從一開始的三五分鐘,慢慢也可以在水里呆上個二三十分鐘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阿明的水性也一天天好起來,膽子也越來越大,到香港去的時間表開始擺上臺面了。

        有一天在江里游完以后,小誠帶阿明來到碼頭區,指著幾艘貨船說:“這里每天都有貨船裝鮮貨到蛇口和香港,我們是不是可以想想辦法利用一下這條路,而且蛇口每天都會有船到香港。”

       阿明好奇地問道:“這條路可行嗎?”

      “不知道?”

      “你有沒有考慮過,碼頭的崗哨,船的航速,你是想買通關節上船還是用什么辦法?”

      “船上查得很嚴,沒法混進去。我想依附在船下混到香港,這是應該可行的。”

       以后好幾天,他們每天游水上岸以后都會順路到碼頭探望,從進貨的車,到裝船直到船駛離碼頭,都看個一清二楚。他們考慮了一段時間,發覺這一條路根本行不通,這是機動快船,人根本沒法依附船身前進。最實在的辦法,還是游泳最安全。

 

                              (十)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轉眼到了1974年,由于多年的耽擱,科研所給一班沒有文化的人和經驗不足的人主持了好幾年,在工作和技術指導上出現了不少的差錯,新的科研項目沒法開展,當局不得不把那一班還給關著沒有死得去的老家伙們放出來,重新整頓科學的園地,恢復科研工作。這一年春天,媽媽終于離開干校回到了家,回到了科研所工作。從1966年到1974年,整整八年時間,爸爸從1966年給關到1972年,媽媽從68年給關到74年,一家人才得以團圓。只是小的大了,大的老了,不該死的死了。媽媽的白頭發也多了不少。

        一天,  阿明試探性地詢問媽媽,想把要到香港去的打算說了出來,征求媽媽的意見:

       “媽媽,近幾年我們這條街上的年輕人差不多都跑光,到香港去了。”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媽媽聽后反問,“你的年紀也不小了,還沒有學會為自己作打算嗎?

         媽媽繼續說:“我小學畢業后,十三歲離開印尼,自己一個人回到廣州念中學,在執信中學畢業后,一個人跑到昆明,就讀西南聯大。當時是在抗戰期間,和家里脫了聯系,沒有了經濟上的接濟,靠自己半工半讀念完大學。你的爸爸,也是在念中學的時候離開泰國,三兄弟一起回到廣州,念完培正以后他一個人去到重慶念中央大學。”

        媽媽說著說著,止不住熱淚盈眶,她繼續說:“你的外公,年輕時很窮,沒有上過學,沒有念過書,給人騙了給賣豬崽賣到印尼,以后他自己發奮,在印尼搞起了一片企業,成了一名實業家,他知道自己沒有文化,也嘗過沒有文化的苦,才要求我們幾個兄弟姊妹回國好好讀書,以后可以用學來的知識,做一個對祖國有用的人。但是現在國家搞成這個樣子,知識分子成了國家的敵人,老的知識分子給抓的抓,殺的殺。大學也關的關,散的散,現在雖然恢復了大學,但能上大學的大部分是沒有學歷基礎的工農兵學員,老師不敢教學生,學生不聽老師的課,年輕的一代已經十年無書可讀了,你們這一批學生,好幾百萬人,也全部給趕到鄉村、農場。中央真的是瘋了,抗戰八年那么艱辛,中國的教育都沒有停止過。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家,會變成什么樣子,實在是不可思議。你自己的事,自己的前途,要由自己去選擇,媽媽不會給你任何的意見,也不會反對你的任何選擇。”媽媽一口氣給阿明說明了自己的心聲以后,又再問了阿明一句:“那么你準備如何安排自己今后的生活?”

  我是會走他們的路,希望能做一個屬于自己的人。”阿明見媽媽沒有明顯的反對,就將自己的打算說了出來。接著,他把在自己檔案上發現的事說了出來,媽媽聽后,嘆了一口氣,說:“這些事情都是有根可查,現在那些自稱是無產階級的人們,在這幾年的政治運動中,把他們心目中的壞人殺掉了,整死了,以后政治運動來了就會無人可爭,無爭可斗,因此他們現在必須‘培養’一批可在未來供斗爭的人,就像科學家培養白老鼠供科學實驗一樣。你還記得你離開學校之前,那位女工宣對我說的話嗎?‘叫阿明不要跟大隊走,要自己選擇下鄉的地方。’所以在他們的隊伍里,還是有不少有正義感的人,當時我不明白她話里的意思,只是感到有點奇怪。你要記住這個人,不管你以后的生活如何,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好好感謝她。”媽媽實在是感嘆自己過去的一片熱情,解放后,她以僑生的身份可以離開中國回印尼,也可以到香港去,但是新的中國給了她新的希望,她選擇了留下來,希望能用學來的知識,參加祖國的建設。路是自己選擇的,她無怨言,但是現在國家變成這個樣子,一個人的思想十億人要絕對盲從,她也不知如何去適從,只是她不希望孩子再走她的老路,更不希望孩子留下來當政治家們的白老鼠。

       阿明把自己心里的話說了出來:“你怕不怕有人說你的孩子叛黨叛國,影響你和爸爸,你們都給關了那么久,我還能再給你們加上重擔嗎?”

       聽了阿明的疑問,媽媽笑了:“孩子,你還在發夢啊,現在要抓我們,還需要用什么理由嗎?只要是打個噴嚏,也可以是理由抓人。你知道媽媽和爸爸的檔案文件有多少嗎?堆砌起來起碼有兩米高。其中有多少是真實的,沒人知道。在文革開始的時候,局里的領導想拉我出來祭旗,因為我在科學界里還是蠻有名氣的種子專家,科研所里百里挑一的脫帽大右派,但是在我一米多厚的檔案夾里,居然找不到能夠應時的反動證據,什么反蘇聯專家,什么反大躍進,等都過時了,雖然后來的事實證明我并沒有犯錯,但也不能平反,文革中更不能提出來,當時不少人是因為抓到了我這個大右派而成了響當當的革命者,有人甚至升了官,否則他們那些人的官不是升得窩囊了嗎?唯一能用的罪狀只是我的爸爸是華僑資本家,但是他也去世多年,解放前就在印尼去世了,我才能安然避過文革的毒手,沒有受到任何沖擊。”

      “在你爸爸那一米多厚的檔案文件里,能找得出來的罪證也只是沒有在科研報告上引用領袖的語錄,沒有用主席的思想指導科研的計劃。還有就是用吃喝玩樂腐化工人階級,也就是用自己的工資請工人吃飯以及在中學時代集體加入過國民黨。”

       “你沒有做過什么壞事,寫檔案的人已經宣布了你的死刑,那還不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這種思想在作怪?你的爸爸媽媽是上級指定的壞人,你就是壞胚一個。寫檔案的人有在你的檔案上寫上你犯了什么罪行嗎?至少他不敢在你的檔案上寫上自己的名字,或其中一個定案人的名字。現在的人們變得聰明了,只用一句話,一句能在任何時候都能發揮作用的話,先在你的檔案上埋下伏筆,如果以后你犯了錯誤,說了錯話,或政治運動來了,到時就會硬要你坦白自己的罪狀,這是政工們慣用的手法。因為既有歷史的紀錄,又有現行的案例,就可以定罪了,一個人最可怕的是在自己給判了死刑的時候還不知是發生了什么事情。”  

      “你的爸爸就是一個例子,先定了歷史反革命的罪名,然后才去查他的反革命事實,幾十年過去了,一點反革命的材料也收集不到,但結論已下了,結論是不能推翻的,所以人們只能在雞蛋里挑骨頭,在孩子的身上加壓力。媽媽的情形更是冤枉,明知道是評錯了,也不能平反。自稱是革命者的人是不會去看你是如何給劃成右派的,他們只需要記住你曾經是右派,那你就永遠是人民的敵人。你是黨員嗎?何來叛黨?你為了生活,為了要念書,為了做回一個屬于自己的人離開中國,那屬叛國嗎?那你的爺爺,為了逃避土匪,出走泰國,你外公,給賣豬仔賣到印尼,那不更是叛國嗎?你看舞臺上那位唱戲的,自稱是無產階級旗手的人,三十年代是什么貨色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國家如果落到他們的手里,還有希望嗎?孩子啊,前途是你自己的,只要你不偷不搶,做事對得起天,對得起地,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媽媽都不會反對你。做人要提得起,放得下。”

        阿明又想到一個問題,問道:“如果有人上門逼你交出兒子來,你會怎樣處理。”

      那更不成問題,我和你爸爸離開你們已久,他們問我要人,那我問誰要人?我會反向他們要人,所以你不用考慮這個問題。”

        媽媽知道阿明的去意已定,就說:“離開的事情不用急,媽媽會叫在印尼的舅舅把我的遺產證書寄回來,到時再作打算。”阿明聽后,點點頭,沒有再說話了。

                          (十一)

     早春二月,南方的天氣已經漸漸開始有了點暖意,一個晴天的傍晚,有兩個年輕人,拿著一只空的破雞籠,在石岐混上了擠滿了農民的汽車,來到了五桂山邊,他們乘著天還沒有黑透,民兵還沒有上崗,車上的人們把他們當成是下鄉知青回城探親后重回鄉下,沒有加以注意。當車上的農民們陸陸續續地下了車,阿明和他的堂弟弟小江混在人群中向著黑黝黝的大山方向行,兩人大氣都不敢透一下,不久就悄悄地離開了人群,一閃到了一叢小樹林里,看看沒人注意,把雞籠丟了,一溜煙就往山上跑去。

    小江還是一個才十六歲的孩子,由于營養不良,個子高高瘦瘦。他的爸爸媽媽都是醫生,爸爸在小江兩歲時去世了,他和兩個哥哥三人由寡母一人帶著生活,由于爸爸的去世,家中的經濟就由媽媽在衛生院中當醫生的微薄收入維持。他們一家四口很艱難捱過了經濟緊張的那幾年,但是還沒有好好的恢復過來,文革又到來了,解放初期他的爸爸媽媽曾經是私人開業的醫生,革命的人群把他們算成了資產階級,在文革中給算成了人民的敵人,母親給醫院關了起來,兩個還在念中學的哥哥也給學校關了起來,家中只剩下才九歲的小江,他必須每天在家里把飯做好和給哥哥和母親送飯,有一天他買了一碗豬肝粥送到醫院給媽媽吃,在醫院的大門里,給那位從部隊復員回來的年輕革委會主任看到了。

   “喂,你到哪里去?”主任很不客氣地把小江攔了下來

  “給媽媽送飯。”

  “給我看看是什么東西。”

  “豬肝粥。”小江老實地回答。

  “哼!把粥留下來,你可以走了。”主任不屑地說,可在心底下生氣了:牛鬼蛇神還想吃那么好的東西?

    第二天小江給媽媽送飯的時候,媽媽抱怨地對他說:“小江啊小江,昨天怎么把餿了的粥送來?……”媽媽還以為孩子貪玩誤了事。小江一聽就氣炸了,他想不到主任的人格是那么卑鄙,立刻跑到二樓革委會主任辦公室找主任理論。一上樓梯,看見主任正在樓梯邊,他很生氣地指著主任說:“昨天你在我送給媽媽吃的粥里做了什么手腳,把新鮮的粥變成餿的,你想害死人嗎?”

    主任看了小江一眼,很得意地對小江說:“你怎樣能這樣對領導說話,我工作忙得很,一碗粥這樣的小事都要管嗎?”

    小江氣得只有怒目相對。

   “媽的,不服氣嗎?”主任看著小江冒火的眼睛,也生氣了,對著這個瘦弱的小男孩,主任嘲弄地對他說“醫院里的事是我說了算,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你媽媽也不敢頂撞我,你想怎么樣?”

  “狗崽子,你想作反嗎?”說著說著,主任把聲調也提高了,大聲地扯著喉嚨嚷著:“我是黨員,對付你們這些牛鬼蛇神,就是要狠,是不是要我把你也關起來!”

    小江看著這樣不要臉的主任,憤怒得大聲地說,“主任也怎樣,你還是人嗎?可以隨便害人的嗎?做了壞事,還理直氣壯地罵人!”兩人就在樓梯邊對罵起來,不少人從辦公室里走出來看熱鬧。

    “你這種人渣,留著也是禍害。”初生牛犢不怕死,小江一箭步沖上樓梯,抱住主任。“既然你不想讓我們活了,我們一起滾下樓梯死了算。”旁邊的人看見事情鬧大了,連忙把小江拉開,把小江勸回家。

    這件事給小江的教訓很大,后來因為衛生院關的人太多了,所有的空房間用完了都不夠關,而且病人也需要醫生給他們看病,重病的人也要住病房,關著的媽媽給放了出來。11歲的小江心中充滿了疑問,有一天他問媽媽:“你和哥哥為什么會給關起來,你們又沒有犯罪?你當醫生救了那么多病人.”

   “這是政府的政策,把仇恨當成是立國之策,用最簡單的方法把人們分成是好人和壞人,在舊社會沒有錢的都是好人,是革命者,有錢的都是壞人.是反革命.把我們醫生和知識分子定位為屬于邊緣上的人物,因為我們在舊社會念過書,曾經有過一些錢,和他們自稱是貧下中農的人不同,他們把自己說成是苦大仇深,認為只有他們才是中國的主人,雖然我們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但是他們一有機會就要整整我們,把一些他們看不上眼的人往死里整,說成是什么階級仇恨,手段越狠越表示他們是堅定的革命者,手段越狠就表示越革命。這幾年不少知識分子給關的關,殺的殺,看來是要我們這些人死光了他們才能放心。你們是我的孩子,因此也把你們當成是人民的敵人,媽媽使你們受累了。”

   “我們為什么要受這些氣,我們必須這樣子生活下去嗎?”媽媽只有苦笑了一下,她實在沒法回答孩子的問題,大膽的孩子對媽媽說:“我要到香港去,我要念書,我沒有辦法再受這些人的氣了,他們根本不不把我們當人看待。”媽媽看著瘦弱的孩子,嘆了一口氣,說:“孩子啊,媽媽不會阻止你,但你現在年紀還小,必須把身體鍛煉好,才能做大事。”媽媽看著三個孩子,小江的兩個哥哥在文革中給關怕了,對于到香港的事根本不敢提,她只能把希望放在小江的身上,希望三個孩子中,其中的一個能脫離這個仇恨的苦海,能夠上學念到書,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能夠過一種新的生活。

    幾年后,阿明來到了石岐,找到了久別了的嬸嬸,說明了來意,嬸嬸十分高興,她和三個兒子坐下來,和阿明談了幾個小時,大江和二江不敢表示態度,只有小江表示了熱切的關注,兩兄弟一拍即合,經過多次的商量,終于下定了行走的計劃和時間。

    兩兄弟摸著黑跌跌撞撞地在山上跑了半天,由于沒有帶指南針,向蒙頭烏蠅一樣,不知跑到哪里去,在下半夜,終于看到了山腳下有一條公路,他們伏在山腰,察看了半天,發覺公路邊有很多崗哨,公路上沒幾分鐘就有一部巡邏車經過,由于沒有經驗,也不知道到了那里,不敢冒然越過公路,眼巴巴地望著天亮,因為沒有帶上干糧,沒辦法,只好準備回家再作打算,又在山上跑了半天,才離開大山,走出大山不遠,發覺在山上走錯了路,來到了翠亨村的附近,冷不防一個邊防軍的哨所就在旁邊,兩個人立刻給軍人扣住了,軍人立刻把兩個小子交給了當地的民兵,由他們用自行車送往石岐附近的金鐘收留所。

    在路上,阿明想到他們身上還有點錢和糧票,游泳用的排球內膽,一進收容所,所有的東西將會全部給沒收,阿明對小江描了一眼,指指腰里的東西,小江明白的點點頭,阿明小心地對押送他們的兩個民兵說:“同志,我們的身上還有一些東西,不知對你們有沒有用?”

    “什么東西?”押送阿明的那位民兵小聲地問。

    “一些錢和糧票,還有一些游泳用的器材。”

    “好,反正遲早都會給沒收,謝謝你了。”說完,看看四下無人,就把單車停在樹下,小江和阿明兩人把身上所有的東西都翻了出來,交給了兩位民兵。

     他們平白收受了那么多寶貝,心里十分高興,他們商量了一下,對小江和阿明說:“你送了那么東西給我們,我們無以為報,因為你們是給邊防軍抓到的,我們不能把你放走,你們夠朋友,送你們到飯店好好的吃一頓,再到收容所,好嗎?”兩人點了頭,他們把二人送到了附近的一個茶樓,讓他們吃了一頓飽飯。

     民兵把兩人送進了收容所,拿到了簽收條,離開了。由于兩人的身份不同,小江是本地人,阿明是外縣人,收押的地方也不同,一進里面,兩人就分開關押了。

    來到了收容所,阿明的衣服內內外外都給認真地搜了一遍,登記了姓名和地址,給送到了一個小房間。這是一個大約有五米乘兩米多大小,沒有窗戶的磚房,房門上有一個小窗,可以在外面看到里面的一切。進門的右手邊是一排聯在一起的床,分上下鋪,對著大門是一條窄窄的通道,大門的左手邊擺放著一個尿桶,是讓里面的人們大小便使用。整個房間充滿著一種怪怪的異味,床上坐著大約有三四十人,高潮的時候這里可以關上七八十人,里面的人們有的在躺著養神,有的坐著聊天,還有一些蹲著發呆。

    一見到有人進來,有一個聲音從人群中傳了過來:“那里人?”

    “大圈仔。”聽到稀稀落落幾下掌聲,只見一位年輕人站了起來,伸出了雙手,說:“歡迎你加入大金鐘社會大學74級太子班學習。”他的話一說完,引起了一陣哄堂的大笑聲。

    “你叫什么名字?那個學校?”“阿明,僑中。”“你抽煙嗎?”“不抽。”

      “啊。”只聽到一片嘆息聲。

      “來,坐過來,我叫羅穗生,7中知青。以后我們就是一家人了,這里什么話都可以說?不過也要小心有狗。”

       穗生給阿明一一介紹了一班廣州來的“學生”,他們中有些已是“三年留級”的學生了,阿明才是“一年級”的。大約有二十多個廣州仔,其他的是附近各縣的農民。穗生指著一位蹲在一角正在唉聲嘆氣的人說:“這是我們班的黨支部書記。他是新會縣的一個大隊書記,用單車送他的妻舅來中山,在附近給扣住,送來這里上課了。”“這位是我們班的團支部書記,是書記的妻舅。”又一陣笑聲響起。

    阿明不解地問,“何以這是太子班?”

     “哈哈哈,我們都不是中山的,他們怕我們逃跑,所以不用我們參加勞動,每天吃完就睡,睡完就吃。”旁邊一位年輕人接口說,他拍拍阿明的肩膀,說:“我是廣州的社青,叫黃達銘,歡迎你。”

    一陣溫罄的談話,大家很快就熟識了。“這是一班很好的兄弟,畢業后大家多多聯絡和交流經驗,對大家以后的事業會有所幫助。”另一位年輕人說。

    中午到了,放風和吃飯的時間到了,人們有半個小時在院子里走走和吃飯,午飯和晚飯是一碗白飯加上幾片菜葉子,雖然少了點,有得吃總比沒得吃好。第一天剛剛上過茶樓吃過飯,那一點點的飯也不覺得什么,第二天吃完飯以后,好像還沒有吃的一樣,第三天肚子就開始打鼓了,幾天下來,人也瘦了一個圈。

    日子過得很快活,白天大家在盡情的聊天,套交情,交流經驗。晚上天一黑,大家呼呼大睡,雷打都不會醒。阿明明白為什么叫“太子倉”了。

    六天的時間,在不知不覺地過去了,誰也不知道,今天有一批人要押解回原籍。早上才剛剛醒來,來了一位管教,他一打開房門,拿起紙張,就念起名字來:“張三。”

    “有。”“出來。”“李四,”“有。”“出來。”“王六狗。”“有。”“出來。”

    “阿榮。”

    沒人答話。“阿榮。”管教連續叫了好幾聲,都沒人答話,阿明心想,是不是管教叫錯名字了,忙大聲問:“是不是叫錯了,是阿明。”管教看見沒有人答話,也以為是搞錯了,立刻回去辦公室查看了一下,然后把名字改了過來,再回來說:“阿明,出來。”后面還叫了幾個名字,十幾個人,兩個人一套手銬,一個銬左手,一個銬右手,排著隊,給送上了一部大貨車,由六個全副武裝的大漢押送,這次阿明很好運,那個叫阿榮的鄉巴佬,由于聽不清廣州話,又在收容所多住了幾天。這里的管教十分友善,曾經有幾個不友善的管教在看管所外受到了教訓,后來也學乖了,改正了作風。

    大貨車把一班手銬銬著的人犯送到了江門收容所,交由江門的工人糾察隊接管,一班人住進了江門收容所。

    “報告,工糾同志,要上廁所。”一位手銬友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奔波,有點內急。

    “媽的,誰是你的同志,膽敢叫工糾上廁所。”一位站在旁邊的年輕工糾,勃然大怒,一條工糾棍照頭打下,手銬友立刻頭破血流,大家看到如此,都不敢吭氣。這里的氣氛很嚴肅,工糾個個兇神惡煞,年輕人居多,每人拿著一條打狗棍,看誰不順眼,就用棍子打誰。

     在江門停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這一班人,給分開送回各個縣,阿明給送回臺山縣,還是兩個人一副手銬,一共有八個人,兩個知青,六位農民,由一位武裝工糾押送坐上了公共汽車。為了免挨打,一對手銬友不敢說話,回到臺山。臺山的收容所,比大金鐘的收容所氣派得多,水泥注成的監倉,高大而陰深,還多了一個小窗戶,只關了還不到十個人,只是小氣了一點。在臺山看守所給關了一天多,一口飯也不給吃。第二天阿明一人獨享一個手銬,由一位武裝民兵押送回公社,回到公社以后手拷給解除了,關在武裝部,公社管知青的廖書記,給阿明上了一個多小時的政治教育課。阿明是公社的知青頭,又是公社第一位逃跑的知青。在半年后,阿明成功地到了香港,公社才著了慌,把與阿明要好的一個廣州回鄉的社青拿出來斗了,說他帶壞了阿明。這樣的一斗,打破了公社知青的一潭死水,大家知道還有一條這樣的路可走之后,公社的知青也開始了大逃亡,七四年以后,跑了幾個知青,這是后話。

    傍晚,大隊民兵營長來到公社武裝部領人,這位姓郭的營長,是老郭村的人,是阿明的好朋友,一位復員軍人,曾在南方的邊防駐過,他對阿明的這次表現很不滿意,在回村里的路上,問了阿明整個事情的經過,聽后,他批評了阿明:“阿明啊,這幾年的民兵訓練白過了,還是個排長,像個狗熊似的,還沒有看到目的地就失手,是怎樣搞的?”阿明坐在自行車尾架上,聽著這位營長同志的教訓,沒有接口。

   “下次行動一定要膽大心細,糧草準備好才能動身,指南針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多回憶一下過去的多次民兵訓練,會對你有所幫助。”

    阿明給送回到了生產隊,阿明成了一個英雄,受到了村里農民的歡迎。已餓了兩天的阿明,在農民家里美美的吃了一頓,又好好的睡了兩天,這兩天都在不同的農民家里吃飯,睡覺就在從歡伯的家里。村子里這兩年的收入不太好,大家都不希望阿明留下來,巴望他快點離開。

    “還要再走嗎?”大隊長文伯伯問阿明,

    “頭濕了,已沒有回頭路了。”

    “哎,好自為之吧,我也不多言了,這里有五塊錢,夠你回廣州去了。”文伯伯慈愛地對阿明說,一邊把五塊錢遞給阿明。

    阿明再次告別文伯伯,拿著大隊開的路條,又回廣州去了。

                             (十)

    由于失手被關,在收容所里過了十天特殊的生活,阿明有了很大的收獲,結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幾天休息,體重減少了十多斤,人清瘦了很多,只是在感覺上好像過了好長的時間。重新獲得自由后,他更加珍惜目前的生活,同時也加緊了游水練習,沒有多久好幾個在大金鐘收容所認識的朋友也回到了廣州。大家見了面后,經常聚在一起交流經驗,談心得,在朋友的幫助下,阿明成熟起來了。
      朋友們不知從哪里給阿明找來了幾張很舊的日本人用過的軍用地圖,上面有從博羅到深圳所經過的村莊,河流,山坡,還有各個山頭的高度。上面添加上了很多朋友們的多次行動心得,點明了那里有民兵的哨所,那里是軍人的活動區,這是很多人用自己的經歷,把看到的和遇到的要點登錄了下來的,讓后來人分享。背地圖就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背熟后,又把地圖傳送給另一位有需要的朋友。
     三月中旬,南方的天氣開始火熱起來,阿明接到姨母從香港寄來的信,姨母自從在53年起就和妹妹斷了聯系 ,她一個人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五十年代初,中國在搞三反五反運動,阿明的母親給劃成為廣州十大貪污老虎,軍代表把她關押了起來,原因是當年她的父親在過世前,把一部分財產從印尼寄給了他還在中國大陸念書的七個孩子,媽媽47年大學畢業后,在廣州的一所大醫院找到一份很安定的工作,兄弟們就把這筆錢交給阿明的媽媽保管,在戰火連天的時候,家里存放了那么多的錢,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于是,她把這筆錢作了登記后全部放在醫院的保險庫。解放后,阿明的媽媽把錢提了出來,分回給各個兄弟,但是檔案中有了這筆錢的記錄,在三反五反運動中,這個記錄給提了出來,于是阿明的媽媽給抓走了,要她解釋這筆錢的來源,當她把事實說明了以后,也把證明文件提了出來,誰知罪行更大,那是剝削世界人民得來的財產,政府是不能容忍剝削的行為,所以政府要把剝削得來的金錢全部沒收,但媽媽在戰后已經把所有的錢分回給各個兄弟,其中三個弟弟已經返回印尼,姐姐離了婚后,一個人到了香港生活,阿明的媽媽身邊只剩下她自己和還留在中國的一個弟弟一個妹妹的錢,政府把這筆錢沒收后,因為她的姐姐和三個弟弟已經離開中國,軍代表強迫阿明的媽媽一定要把那筆錢追回來,在一天日夜不停的威迫下,阿明的媽媽絕望了,于是寫下了遺囑:“我父親留下來的的錢,是屬于我們留在國內七兄弟姊妹的生活費,現在錢已經分回給各位弟兄,而且他們也已經離開了中國,回到了印尼。在這些錢里面,沒有一分錢是在中國取得的。我是沒有辦法,也不可能幫你們把錢追回來,因為他們在國外還要生活,他們沒有理由和沒有必要把錢交回給中國。錢沒有了,但我的命還有一條,我只能把這條命給你們抵數。我熱愛自己的祖國,我希望能用我所學得的知識為新中國服務,這是我還停留在中國沒有回印尼的原因。現在我知道已經不可能了,這件事和我的家人沒有關系,一人做事一人擔,希望政府不要把仇恨加在孩子們的身上。永別了,孩子們,媽媽愛你們,你們要知道,媽媽并沒有做過任何犯法的行為,但媽媽沒法不離開你們。”
      阿明的媽媽在拘留所自殺了,由于發現得早,搶救了回來。為了怕造成不好的國際影響,軍代表要她簽下自動把已沒收的錢捐獻給國家搞經濟建設的條紙后,就把人放了出來。為了安定她已破碎的心,讓她離開了醫療系統,調她到科研單位繼續工作,負責搞科研的副市長接見了她,表楊了她無私的奉獻。但是政府派人拿著這字條,追到香港迫她的姐姐要回屬于她姐姐的那筆錢。于是阿明的姨母認為妹妹出賣了她,從此就和妹妹斷絕了來往。現在姨母年紀大了,想起了自己在離婚時遺留在國內的孩子,這次寫信回來,是要妹妹幫忙她把失散了多年的孩子找回來。很快,阿明就找到了她的孩子們在廣州的姑母,找到了孩子的下落,得知表姐在北京工作,表弟在山西工作,表妹在內蒙放羊,并通知了他們回廣州和母親相會。
     姨母回到了廣州,見到了自己的孩子,同時也了解到阿明的處境,答應阿明會在他到達香港后給予接應。由于有了姨母承諾在香港接應,阿明就集中精力研究到香港的路線。同時阿明也慢慢地了解到,走馬交這條路并不合算,馬交的經濟沒有香港的繁榮,到了馬交后還得要想辦法過香港,因此他放棄了走馬交。
      在朋友的介紹下,阿明認識到一位在潼湖附近農村落戶的廣州知青陳光,他愿意幫助阿明把糧食和衣物帶過東江。很快,他們就定好了出發的時間和見面的地點,陳光把一些需要應用的東西和干糧,衣物,鞋子等先帶回鄉下,有了內應,阿明第二次行動開始了。
      五月一個天氣晴朗的早上,阿明和朋友小榮,騎著自行車到了博羅,他們把車子交給了在那里落戶當農民的堂兄弟后,在傍晚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坐渡船過東江,阿明只穿著一件背心,一條短褲,一件破舊的衣服搭在肩上,腳上拖著一對拖鞋,小榮的上衣打開著,露出里面結實的肌肉,短褲一條,腳上一雙塑膠涼鞋,空雞籠是必要的裝飾品,之外沒有一件多余的東西,加上每天在陽光下運動,皮膚已經給曬得黝黑黝黑的,人們在外表看怎樣也看不出他們是一對偷渡客。
      渡船上擠滿了人,象阿明那樣打扮的年輕人也不少,他們混在其中一點也不礙眼。過了東江,碼頭上已經排滿了兩排全副武裝的民兵,大約有三十多人,一個挨著一個,手里拿著三八大蓋,只不知子彈有沒有上膛,如臨大敵似的虎視眈眈地打量著每一個在眼前經過的人。他們順著離船的人群,慢慢地走出了碼頭。阿明在人群中看不到陳光的影子,只見到碼頭外面一大片農田和遠處的村莊,人群走出碼頭后,各散東西。
      阿明立刻作出了決定,往東走,沿著東江大堤走,退回廣州,這個方向越走離香港越遠,不會引起人們的懷疑。夜幕低垂,陣陣涼風驅散著白天太陽留下的酷熱。離開碼頭以后,他們一前一后慢慢地走了一段路,看看周圍已沒有一個人,阿明就和小榮簡單地商量了一下,到惠州去,坐船回廣州。阿明還記得,六年前的一個夜晚,文革的前夕,阿明和學校的幾百位同學曾經在這條長堤上奔跑過,當時珠江的洪水沖崩了沙河的河堤,東江大堤兩面都是水,廣州大批學生來到這里為保護東江的大堤奮戰過十天十夜。一路上,兩人默默無語,下半夜到了惠州,很順利買到了船票,回到了廣州。
     由于這次行動沒有讓家人知道,回到了家以后,就像沒事發生過一樣。星期六晚上,媽媽下班回到了家,她把一疊文件,交給了阿明。
      “這是舅舅從印尼寄回來的遺產證明書,看你在什么時候回臺山辦理申請手續吧。”媽媽講解了文件的內容后,嚴肅地對阿明說:“你要立刻回信給舅舅,謝謝他的幫忙,現在印尼的幣值很低,舅舅的生意還需要大批資金周轉,你要向舅舅保證,在離開中國以后,是不會動用這筆資金的,讓舅舅放心。如果你到了香港后,必須要想辦法去謀生,家里是沒有辦法再去幫你的忙了,就算要去討飯,媽媽也會理解的。”
     “我還有必要申請嗎?”阿明想到已經行動了兩次,有了一定的經驗,用自己的兩條腿走路,勝算的機會比較大,阿明把這次行動的經過,告訴了母親。媽媽聽了以后,沒有驚奇,她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自己的事情自己確定,該怎樣做就怎樣做。”阿明考慮了一下,認為回去申請也不是壞事,他接過媽媽手上的文件,說了聲:“謝謝媽媽,我星期一就回臺山,先把申請的事情解決了再說。明天我會給舅舅寫信,謝謝他的幫忙。”
     以后幾天,阿明返回臺山把申請出國的事處理好后,又回到了廣州 在回到廣州的當天晚上,阿明接到了黃達銘的電話:“阿明,有空嗎?”
      “什么回事?”
      “晚上十點來我家  ,可以嗎?”
      “有什么事嗎?”“你來了就知道,這里不便多說。”
      “好,我會到。”
       阿明按時到達黃家,黃達銘問:“你玩過碟仙嗎?”
      “沒有。”
     “有興趣玩嗎?”
      阿明一臉茫然,問:“什么是碟仙,沒有聽說過。”
     “那好,今晚就開開眼界。”
      不久,又來了幾個認識的朋友,他們是專程來玩碟仙的。大家坐在客廳里,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了起來,都沒有提起碟仙的事,阿明不知道他們的葫蘆在賣什么藥,一直聊到半夜十二點。
      “時間到了,快點準備。”黃達銘對大家說。接著他把所有的窗簾都拉了起來,只見一個人上前把客廳上的毛澤東像拿了下來,丟到廁所里,還用一塊黑布把它蒙上,那個年代,每一家都得掛上毛象,不掛的人家,準會給別人說成是反革命。
      阿明覺得蠻好玩的,問那人:“為什么?”

      “他的殺氣太大,他在,碟仙不敢上來。只好委屈他老人家在廁所里回避一下了。有臭氣熏者,他的神靈不會上來搞搞震。”

      有人拿了一張大紙板出來,正中畫了一個小圓,圍著那個圓密密麻麻寫著好幾百個字,在吃飯桌上擺好,再在圓洞上面放上一只小醬油碟子,碟子上面還印有一條小魚,已有四個人坐在臺子的周圍。

      “請大家安靜一下,現在請碟仙上來。”大家安靜下來以后,黃達銘閉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詞:“我們恭請有求必應的碟仙,幫我們解決一些疑難問題。”然后恭恭敬敬地燒上一炷香,朝天拜了幾拜。

      然后,坐在座位上的其中三個人,兩男一女,開始用右手的中指按在小碟子的底部,他們都雙目微閉,其中一人很小聲地問著話,旁人根本沒法聽得到他在說什么,只見碟子在慢慢地繞著中間那個圈子用中速轉動了起來,不久,就在其中的一個字上停了下來,大家看了一下,碟子又轉動了起來,很快又在另一個字上停了下來,可能結果出來了,碟子就停在那個字上不動了。問話的人得到了結果,又開始問第二個問題,三個人一個接一個地問問題,大家都得到了自己要求的答案,滿意地離開了桌子,讓第二批人上來。

      這次上來的是三個姑娘,當她們把手指壓在碟子上的時候,一位女士開始問話,碟子用很快的速度轉了起來,可能得不到滿意的結果,那位女士提高了嗓門,大聲地問道;“我能夠離開農村嗎?”只見碟子很快地轉動起來,然后停在“不能”兩個字上面,她連續問了幾次,答案都是一樣,這位女士生氣了,說道:“放葫蘆!胡說!”當她的話語剛一說完,只見碟子立刻飛快轉動了起來,轉了幾個圈以后自動回到了中間那個圈子里,不再動了。那位女士不堪難受,再問其他的問題,碟子再也不動了。其他兩位都怪她亂說話,激怒了碟仙,只好請她下場,換了另一位男士上來玩,碟子在換了人以后,又開始重新轉動起來,由于有了一位男士加入,碟子的轉速變慢了一點,很快他們都得到了滿意的答案 。

      現在輪到阿明上場了,阿明問明了游戲的規則,就加入了這個游戲,由于是三個男士在玩,碟子轉得很慢,阿明的第一個問題,是問能不能離開農村,答案指在“能”字上。他再問:能否到香港,答案也是“能”,阿明越玩越高興,接連問了好多問題,都得到滿意的答復。阿明最后問,何時能夠到達香港,碟子轉到十一月停了下來,阿明算了算,離十一月還有幾個月的時間,但是阿明已經很滿意這個結果了。阿明迷上了這個游戲,以后他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重玩過這個游戲,很神的是,每次的結果都是一樣。

       一天,阿明在朋友家見到了一位從香港回來的叫四姑姐的長輩,她聽到了阿明玩碟仙的故事,立刻婉轉地勸阿明不要再玩下去,她把她的故事告訴了阿明:“這是一種很邪的游戲,我的先生是香港海軍的一位艦長,他也是一位碟仙迷,無論大小事情都得先問碟仙,問的結果都很準確,但有一次到旗艦開會,翻了船,船上還有幾個水手,只有他一個人給淹死了。你想想,你在玩碟仙后,有沒有發生過什么事情。要知道,請神容易,送神難。”

      阿明回憶了一下,有一次白天在黃達銘家里玩碟仙的時候,他的三歲大女兒莫名其妙的手關節脫了節。阿明的同學肥佬基在準備出發到香港時,出了車禍,走不成了。那一位得罪了碟仙的女士在一個意外中摔斷了右腿。還有一位女士自殺了,這些都是在他們玩碟仙后不久所發生的事。想著想著,阿明的心里起了一股寒意,再也不敢再玩了。

      八月陳光回到了廣州,找到了阿明,他說:“阿明,對不起,那天我接到通知要到公社開會,沒辦法去碼頭接你們。”      

     “沒關系,看看什么時間可以再次行動。”阿明說。

      陳光回答:“現在是農閑,民兵查得嚴,等十月底農忙時再走吧,農民們都忙著搶收,防衛沒有那么嚴,那時行動會容易一些。”

      “好,我會準備好,一切聽你的。到時再聯絡。”阿明回憶起玩碟仙時顯示的十一月會成功,現在陳光不謀而合地安排在十月底,心里也著實地高興。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夏天也在不知不覺中離開了。

                                                                              十三)

     夏天過得很快,轉眼到了重九,離行動的時間越來越接近。由于在這幾年經歷過不少奇怪的際遇和玩碟仙的影響,阿明開始相信鬼神的存在,在學校里所接受的無神論已經動搖,為了祈求先祖的保佑,他決定回鄉拜祭祖父和先祖父。這是他的第一次,或許是最后的一次的拜祭了,雖然是臨急抱佛腳,想先祖們是不會責怪的,他們會保佑自己的子孫,直到永永遠遠。說到祭祖,革命者們后來發現,在嚴密的監管下,還是有人會偷偷地去拜祭先人,在兩年后,山西農民陳永貴以副總理的身份,參觀了永寧大隊,下達了向死人要地的指示,為了徹底消滅封建主義,他們把整個墓區都破壞掉,所有的陵墓都徹底地鏟掉,欖鎮里面懷緬先人的祠堂95%都給拆掉,改成農田和變成廢墟。這事后話。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里,阿明又回到了欖鎮。

     阿明找二明商量這件事,人們都知道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和革命者對抗,給抓到,結果是不會好到哪里去,二明是本地人,輕則會挨批斗,阿明是外地人,重者要坐牢,二明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四叔祖父的大兒子,是一個牙醫,他在政府批判孔子時,為孔子說了兩句好話,就給革命者拉上臺批判斗爭,并給打斷了幾根骨頭。但二明愿意和阿明去做這件事。由于他只在小時候拜祭過太祖父,現在已經忘記了太祖父墓道的位置,只好去問父親,父親怕孩子會遭遇到危險,不敢把墓陵的位置說出來,阿明和二明只能自己去尋找了。

     這是一個炎熱的日子,民兵只有早晚在墓區附近看守,防止人們在節日和假期拜祭先人,中午太炎熱了,革命者不相信有人會這樣大膽去犯天條,所以中午的防守就很松懈,二明探知了情況,就選擇了中午的時間。

     墓區在永寧地區,占用了三個小山頭,密密麻麻的布滿了先人們的墓陵,他們選擇了從最里面的那一個山頭開始尋找,由于大部分山墳多年已經沒有人打理,墓陵區到處長滿了荒草,顯得格外的陰森,恐怖。兩兄弟從山下到山上,又從山上找到山下,一個墳墓一個墳墓慢慢地察看,花了三天的時間,終于在其中的一個山坡上找到了太祖父的墓臺。那是一個占地大約十多米平方的圓形墓臺,周圍筑有一道半截一米多高的墓墻,以擋住傾斜的山泥,墓包在墓臺的中央,一米高的花崗石墓碑樹立在前面,上面刻寫著太祖父簡歷,然后在碑的中央,大字刻寫著太祖父和太祖母的尊號,右下角刻著他的八個兒子及一位長子嫡孫的名字,雖然太祖父還有12位女兒,但女人是沒有資格列上名字。石碑前面有一座花崗石的供桌,墓臺外面有一道兩級的階梯,第二級階梯左右兩旁各安放著一位小太太的躺碑,碑上只刻有其簡單的姓氏,連名字也沒有,而且躺碑必須低于主墓道,其左手邊的那位屈氏是爺爺的生母。墓道口兩邊各豎立著一頭石獅子,右邊石獅子的一只耳朵掉了。離開階梯兩步遠,是太祖父沒有出嫁的第九個女兒的躺碑,沒有出嫁的女兒的墓臺是不能高過父親和母親的墓道。阿明兩兄弟清理了墓臺附近的野草,把墓臺好好地擦拭一下,由于沒有香燭,二明從口袋拿出了幾根香煙點上,插在供桌前,然后兩人跪在墓前,恭恭敬敬地叩了幾個響頭,各自向先人禱告了一番,看看天色已不早,才離開回家。第二天,阿明買了一些材料,再回到墓前,把墓前右邊石獅子的耳朵修補好,一切弄好后,阿明再回到流經家鄉的珠江上,那也是順德縣和中山縣的分界線,暢游了一番,這兩年他經常和同伴在這里練習游泳。最后和二伯一家道別,回廣州去了。

     回廣州后,阿明再仔細地研究行動的路徑,走西線,經潼湖,過深圳水庫,翻過梧桐山,到沙頭角下海,路上河流少,山丘多,方便隱蔽。在山西工作的表哥給阿明買來了排球的內膽,這是用來作救生圈用的,體積小,容易收藏,這種東西,在廣州已成了違禁物,市面上沒有賣。阿明又學會了制作干糧,用炒面粉混和了一定分量的葡萄糖,食鹽和豬油,再分開一包一包包裝好。做好一切準備后,阿明再次約陳光見面,大家決定了行動的日期,他把阿明和小榮準備的干糧和衣物先拿回鄉下。由于有了上兩次行動經驗,這次阿明和小榮的心情輕松多了,行動出發時,沒有和任何親人道別,免得家人為他們擔心。他們各自騎著自行車,途經番禺、增城,一路盡情地吃喝游玩,還到掛綠荔枝園轉了一圈。晚上,在阿明的堂哥哥那里住了下來,隔著一條東江水,民兵的警戒有著明顯的差別,江北的渡口和村落沒有民兵看守,一點緊張的氣氛也沒有。第二天一早,他們把自行車留下,拿著空雞籠,坐渡船過江。還是同一個渡口,同一樣的渡船,只是坐船的人不同了,他們二人混在其中,倒也不顯眼,對岸碼頭上的民兵,還是一樣的威風,排著兩排,察看著每一個在他們面前經過的人。陳光在離開民兵不遠的地方蹲在路邊,抽著煙等候著,他看見我們露了頭,二話不說,轉頭就往一條小路離去。阿明遠遠地跟著,船上的人離船后,各自四散 ,阿明他們的行動,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離開渡口大約15分鐘,順著田埂,來到一大片禾田的中間,陳光回頭看了看,確定后面已經沒有其它的人跟著,他停了下來,小聲地對阿明說:東西藏在田地的中間。跟著用手指了指左手邊一片還沒有收割的稻田,然后說:祝你們成功。立刻轉身離開。二人跟著往禾田中間竄去,很快找到行李,馬上動手整理好各自的行裝。離天黑還有很久,他們就在那里躺了下來,把周圍的禾苗處理好,不能讓路過的人看出里面藏有人。阿明明白,從現在起,他們必須自我封閉,避免給任何人見到,兩人的話越少越好,白天睡覺,晚上行動,餓了吃干糧,喝了飲山溝水。

       天一黑,兩人按著指南針所指的方向,直往位于西南的花果山奔去,花果山是征途的第一站。天很黑很黑,沒有月亮沒有星星,伸手不見五指,跑了一個多小時,遇到了一道鐵絲網,往東西兩邊伸展出去,兩人商量了一下,怕是駐軍的鐵絲網,不敢翻越,只能順著鐵絲網往西邊走,跑了好幾個小時,天已開始微微發亮。下半夜下起了小雨,天黑黑,雨蒙蒙,前面的景物一片模糊。農忙期間,農民在天還沒有亮,一早就到田里去干活。潼湖是小平原,天亮進不到花果山,如果沒有地方躲藏,處境會很不妙。遠處已傳來了人聲,阿明看見路邊靠近一條小河,二話不說,就往河里跳下去,在河邊的水草中躲了起來,不久有兩個農民經過,他們一邊走一邊聊天,沒有往河邊望過來。天越來越亮,周圍農田還沒有收割,在微風的吹拂下,沉甸甸的稻穗在風雨中輕輕地擺動著。在禾田的前邊,一座小山丘在那里聳立著,可能用不到十五分鐘就可到達。這是一條很偏僻的小路,一天下來只有五個農民經過。下午雨停了,泡在水里的兩人,已經冷得臉青青口唇發白,不斷地發抖,但是他們不敢離開水面,只能眼巴巴地等到天黑。

      天還沒有完全黑透,兩人已等不及待地跑到山里,這只是一個小山包,長滿了密密的小松樹,地處荒涼,平時不會有人到山里來,是夜行人最好的庇護所。由于行李包扎得很好,雖然泡了一天水,里面的衣服還是很干。他們換了衣服,吃了一些干糧,倒頭便睡,濕衣服晾在樹梢上,一個晚上就干了。白天不能行動,第二天睡了一天。太陽沒有完全下山,他們又急著上路。山外是一個不大的小平地,大約有3百多畝的禾田,還沒有收割的稻穗在夕陽的輝映下,一大片金光燦爛的稻浪,順著微風,在輕輕地翻滾著。周圍散落著幾個小村子,炊煙正在繞著屋梁起舞,正是農民收工做晚飯的時侯。對面不遠處有一座山丘,山邊的小樹在清風的輕拂下,擺動著的樹枝像是在對著他們招手,快過來吧,歡迎你們。這一幅美麗而且爛漫的圖畫,使阿明忘了自己身處的境地不知隱蔽自己。當他們剛走到兩山之間,給其中一個村子里的民兵發現了,一時哨聲大響,左右幾個村子立刻有民兵沖了出來,幾十個人從兩邊向他們包圍過來。阿明心想這次壞事了,既然跑不掉,也只能伏在禾田里,不敢再動,靜觀其變。想在那么大的一片禾田里,把一兩個人找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能挨到天黑,就好辦了。他的心在不斷地禱告,把他所知道的神神佛佛都搬了出來,祈求保佑。眼看著民兵跑得越來越近,這時天上不知從哪里飄來一大片烏云,立時天昏地暗,狂風大作,跟著大雨哇啦啦,倒水一樣地下起來,民兵沒有帶雨具,前面也沒有發現追捕的目標,不得不退回村子去。時不可再,機不可失,阿明二人立刻彎著腰,順著田邊的小路,急步跑到對面的山里去,雨很快停了。這次阿明不敢再大意,天才剛剛黑。爬上山頂也花了不少時間,于是他們在山上停下來休息。第二天傍晚 天黑透后,他們才往南方繼續前進

      半夜他們遇上一個很大的村落,估計很難繞過去,村子大,民兵的哨位一定很多,兩人商量了一下,準備從大路直插過去。村子里不時傳來人們的說話聲,兩人只得在村口耐心地等待,還好這個村子沒有狗,聽不到狗叫的聲音,直到下半夜,村子終于安靜了下來,兩人小心地通過這個村子。到了村邊,天開始發白,村外是一片一望無際的農田,山影還在遙遠的地方,已經不可能再前進了。他們看到村子邊上有一小聳灌木林,勉強可以藏兩個人,兩人立刻躲了進去,把散落在地上的樹葉往身上蓋了一下,在那里睡了一整個白天,看著村里的農民們進進出出,誰也沒有注意到有人藏在里面。挨到晚上,當村子慢慢地安靜下 來的時候,兩人才離開藏身的地方。民兵把注意力放在北面,他們在村子的南面往南方走,是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走了半天,來到了一座比較大的山丘前,天很黑,一闖進山里面,發覺這座山與前面遇到的幾座山不太一樣,山里到處坑坑洼洼,山草過臍高,林密樹大,轉了幾轉,迷失了方向,不得已拿出手電筒,看了一下指南針,原來山邊已經埋伏了不少民兵,一看山里有光亮起來,幾十枝強光手電同時亮了起來,一齊往山里沖過來。阿明二人才剛到達山腳,民兵是地頭蛇,肯定是沒辦法跑掉,于是他們立刻就近找了一個長滿長草背靠大石的洼地躲了起來。不到幾分鐘,民兵已來到了他們亮手電的地方,民兵們分開搜索,手電在他們的頭上身上閃過好幾次,還有一次一個民兵站在離開他們一尺遠的地方,背靠著他們,沒有發現目標。鬧了一陣,大隊民兵繼續往前追捕,只留下一位民兵繼續在原地監視,他就站在阿明藏身洼地上面的巖石上,一動也不動地站了好幾個小時。既然跑不掉,他們只有在草中睡了。醒來一看,天早已發白,民兵已經撤離。做了幾天的大老鼠,和貓玩了幾天捉老鼠的游戲,阿明兩人對路上將會出現的問題,也滿有信心應付了。上了山頂,廣闊天地大有可為。又睡了一個白天,到夕陽西下,才懶洋洋地離開下山。離開大山,南方的天空呈現出一片光亮,使梧桐山像戴了一頂金冠一樣,而北面的天空卻是漆黑一片,往前走已經用不著指南針了。

      離開山以后一陣急奔,經過一座水庫,離水庫邊大約10,有一條兩米寬的黃泥小徑,繞著水庫,外面是一排密密的小樹林,水庫邊上長滿了長長的野草,還夾有一些小灌木,周圍數里,了無人煙。他們二人漫步在小路上,一點都沒有逃命的感覺,好像在進行一次郊游似的。只聞周邊蟬唱蛙鳴,水庫旁的小樹輕搖伴唱,好一片人間樂土,天上的鵝眉彎月影在水面上,碧波閃爍,如果在假日約上三兩個知朋好友,在水上泛舟,是一件多么寫意的事。但是如今,當日的親朋好友,已經四散東西,關的關,散的散,多年的老同學,也不知下放到何方。而阿明也在感嘆自己,不知怎樣莫名其妙地背上一個內定反革命的“美名”,不得不落荒逃命。時也命也,生長在革命的年代,和共和國一起成長,經歷過不少風風雨雨,最后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正在胡思亂想,想入非非之際,迎面來了五個人,他們二人一驚,立刻轉身往后逃跑,跑了一段路后,見后面沒有人,兩人停下來,簡單地商量了一下,立刻竄進路旁的草叢里伏下來,觀看了一段時間,還沒有看見有人追上來,于是兩人沿著水庫邊的樹叢草堆慢慢地摸索前進,這一折騰,花了好幾個小時,好不容易才離 開水庫區,那五個人像幽靈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離天亮已經不遠了,梧桐山還在很遠的前方,兩人只得加快腳步,往前直沖,當太陽已露出笑臉時,他們才到達山腳下,那是梧桐山前的一個小山包,光禿禿的,山草已經沒有了,可能給農民割去當柴火燒了。山前的農田也收割干凈,沒處藏,沒處躲,已經沒有考慮的余地,他們看見半山有兩小片割漏了的山草,每片勉強可以藏下一個人,兩人只有分頭爬上去各占一片。他們知道,越往上走目標就越大,遠處看得越清楚。剛藏好身體,十來個農民牽著牛來到了,就在離他們兩百米左右的農田上翻耕土地。

          團在草里的阿明聽著農民們說著他聽不太懂的方言,看著他們做著各種的勞動,誰也沒有去留意山邊上兩片沒給割去的野草。天公作美,萬里無云,太陽慢吞吞地爬上了高空,看見阿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怕他們受涼了,便把它哪無情的熱力,全部傾射到他們的身上去。阿明有苦說不出,他們不敢動,也沒有水喝,一直到農民們離開,天上的太陽好像還不大愿意離去,這一烤烤了十四個小時,足足烤出了他們兩人幾斤油,也使他明白了什么叫太陽的光輝。

        傍晚農民收工回家后,兩人小心翻過小山坡,到梧桐山山腳時,半遮面的月亮才從山的東邊頂上露出來,很快又給烏云蓋住了,天好像與他們作對,重重的厚云,把個月亮捂得密密實實,天還更加黑。梧桐山,高九百多米,是南粵有名的高山,由于是邊防,幾十年前已經封山不準人們靠近,山沒有路可走,只見荊棘縱橫,密集的林木,幽黑的山景,招搖的草影,遠處偶然傳來的幾聲怪叫聲,還在山林中徊蕩,黑夜深沉,秋風蕭瑟,更顯出深山的陰惡,恐怖。舉目一望,大石壓頂,望不見高山之巔。但是,黑有黑的好處,低頭的時候,看不見腳底下的深淵。山雖然險,但山上有不少大小樹可以借力,加上天黑看不見腳底下的東西,心里踏實很多,下山快,到山腳,該是雄雞報曉的時候。他們抬頭一望,整個山像塌下來的樣子,壓在頭頂上,這就是傳說中的飛鷹崖,由于山的險峻,在這里摔死過不少偷渡客。阿明建議,坐下來休息一下,吃點干糧,離開海邊已經不遠了,應該好好計劃一下這兩天的行情,越接近邊防危險越大,剛一坐下來,小榮一摸背包,很抱歉地說: 糟糕,干糧沒有了,不知是不是下山的時候丟了。阿明一聽,火大了:沒有干糧怎么辦?可能還有一兩天的路要走。阿明跟著又問: 是不是立刻啟程沖關。”“今天走不了,天已開始亮了。小榮不敢答應,那怎么辦?沒有了糧食,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你沒有看見山頂上那一位朋友的下場嗎?小榮沒有答話。阿明想了一下,知道送出干糧時沒有和小榮商量,可能他還有氣,也不能怪他,他看了看天色,嘆了一口氣說:我們分手吧,大海就在前面。沒有了糧食,我不會停下來等待到天黑。小榮還是一言不發,于是他們握了握手,分手各自離去。

         一個人走,目標小了很多,離開山邊的樹叢,前面是一大片已經收割了的禾田,離開國防公路還有一段距離,晚上在國防公路上沒幾分鐘就有巡邏車交叉經過,早上已經不見有巡邏的車輛,但是前進的路上沒有了隱蔽的地方,而且必須在天大亮時一定要到達海邊。阿明想了一下,看見周圍還有一點點薄霧,知道民兵的崗哨經過一晚的值勤,已經很累了,容易闖過關。他馬上換上了白襯衣,戴上軍帽子,把背包丟棄在山腳下。他離開山以后,在沒有障外物的田野上慢慢地走著,直插向公路。這時遠處有一道手電光照過來,阿明立刻向他們招招手,放哨的人以為是自己人,就混過去了。到了公路邊,天已經大白,最危險的時候也是最安全的時候,在國防公路,是解放軍負責巡邏,民兵是不會單個進入的,任誰也不會想到有人會大白天下水,這時周圍還帶有一點點灰白的霧氣,越過公路前面有一道矮灌木林,像圍墻一樣把大海和陸地分割開來,跨過林帶,是一大片沙灘,50外就是大海,阿明興奮起來了,他一邊跑,一邊脫上衣、褲子和鞋子,隨手就往沙灘上一丟。走到水邊,清涼的海水,使他清醒過來,一步,兩步……海水越來越深,右手兩百多米左右便是沙頭角的防波堤,左手方向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前面遠處的陸地是九龍新界。天亮了,太陽露出了笑臉,溫柔的陽光,照射在海面上,激起了海水一波波的閃閃亮光。迎著早上的曙光,一艘艘香港漁船陸續離港出海捕魚,船上的人望著水里的阿明笑了,水里的阿明也對著他們笑了,雖然還在海水里泡著,但是多天的勞累,也面對著即將到來的勝利一掃而光。幾年來在家鄉的流浪日子快要結束,阿明帶著他的全部家當,唯一的一條游泳褲,開始了浪跡天捱的生活。三天以后小榮也到了香港。   



                     
(全文完,謝謝熱心的讀者,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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