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廣州女教師的文革經歷

吳莞筠

200111

   (賢慶按:僑中老同學宏先生送來一冊打印的文稿,此文稿來自于他的一位朋友,他的朋友原是廣州22中的學生,文稿是他朋友的老師寫的,他朋友聽說我們有個網站,希望在上面發表。那位老師遠在美國,而且是一位年逾90的老婦人。文稿原標題是《虎口余生》,副標題是“文化大革命回憶錄”。我把文稿認真看了一遍,內心又一次被震動,被剜割,里面所記敘的事,既是我熟悉的,又是我不一定知道的。吳老師肯定不會造謠惑眾,當然也不必嘩眾取寵,之所以把自己在文革的經歷寫出,純粹是要教育世人,勿忘劫難,珍惜今天。此外,我想到,吳老師還是我的同行,所以,更促使我決定把這文稿掛到我們的網上去。

      前些時,我寫了一篇題為《從維新路到瘦狗嶺》的長文,有朋友征得我的同意,截取了文中記敘文革的部分,換了一個標題叫《一位廣州中學生的文革經歷》,放到了“凱迪社區”,一周之內即有5000多的點擊數,成了熱門文章。其后,“天涯社區”、“深圳熱線”等也作了轉載。我覺得,除了我的“文采風流”之外,恐怕和那挺合適的標題有關。有了“一位廣州中學生的文革經歷”,如果再有“一位廣州女教師的文革經歷”,恐怕會相得益彰吧。于是,我未得作者的同意,也將標題改動了。改動的另一個原因,也覺得原來那正標題恐怕對某些人的刺激大了些。

      好了,我不再贅言,讀者還是往下看吧。)

前言

    年紀大了,往往喜歡回憶過去。已年逾九十的我,時時會回顧自己的人生。往事如煙,有些朦朧,有些清晰,猶如一幕幕電影浮現腦海。最為刻骨銘心的,莫過于經歷了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為在那段日子里,我幾遭滅頂之災。虎口余生之后的二十五年過去,仍心有余悸。

我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教授,母親是助產士。家住湖南長沙。因年幼喪父,心靈受到極大的創傷。幸有兄姐的呵護,培養,得從初中,普師升入大學。在中山大學時,黃植亮與我同班。在朝夕學習的切磋中,彼此了解,相愛,畢業后結婚成家。我倆志同道合,唱和相隨,無意仕途,只喜教書,一直從事教育事業。為培養年青學子,竭盡全力,因而口碑頗好,常為學校所重用,為學生所愛戴。

   1943年,日本侵華戰事日緊,我倆從廣西宜山逃難重慶。隨即向社會服務處登記,申請工作。我被介紹到重慶五十兵工廠子弟中學任教。植亮因不會講普通話無法在重慶教書,為了生活,便由我姐夫徐業道介紹到一個處理囤積居期違法商人的機關任小職員。至抗戰勝利,機關還都,他便自請遣散,回到廣東,從事自己所熱愛的教育工作,在臺山女子師范學校任教。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倆都是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的教員,我還是兼職訓育主任。之后的十多年,我們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一面反復交代歷史,接受歷史審查,一面服從組織安排,安分守己,在教育事業默默耕耘,勤懇工作。盡管我們先后都得到了“沒有從事罪惡活動”的歷史結論,但終不能幸免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對象。把他當作歷史反革命押送回鄉,逼害至死;而我則關入“牛欄”,挨打受辱,批斗不斷,惶惶不可終日,幾乎喪命。

   而今文化大革命已過去二十五年。自打倒“四人幫”,經“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中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一遍欣欣向榮景象。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記憶已日漸淡薄。尤其是年青一代,對文化大革命為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大災難更是一無所知。一些學生給我來信說,希望我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寫出來。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讓后輩從我這一實例來認識文革時代,知道那無法無天的日子。希望他們不忘災難,不讓歷史重演。

    我想,將這段經歷寫出來,讓兒孫們了解我在艱苦的歲月里究竟是如何活過來的,使他們知道社會的復雜與艱險,使他們知道老一輩是如何度過難關,越過險阻,如何面對現實,如何做人,也是有益的。

于是,我拿起筆來,記下這段畢生難忘的陳年膚痛。

  “虎口余生”不是想翻舊賬,想鳴冤,或其他什么。我是搞教育的,巳年逾九十,只是想以我的親身經歷,原原本本的留給后代,警惕世人,千萬別再讓歷史重演。我們的民族已經多災多難幾千年,再經不起折騰了。別再開帽子工廠,別再為一己之私翻來復去的糊弄人。同時也奉勸莘莘學子們,你們正處在求知的歲月,要學好,掌握好科技知識,為步入社會后的前途、事業打好知識基礎。不要隨便聽人擺布,要有獨立思考能力。凡事要三思而行。

    文革十年是中華大地知識斷層的十年,害了國家,也害了那整整一代的青年。弱國無外交,弱知無前途。國家要科教興邦,人也要科教育材。往者既矣,來者可追,這才是我寫這本回憶錄的初衷。

我在新中國成立后的19508月參加廣州師資訓練班學習幾個月,被派到廣州市教育局任中區職工業余學校視導,工作三年。1954年入廣州進修學院學習一年之后,19558月被派往廣州第十二中學任教師。開始是教初中的語文,后來教高中;開始是一位普通的教師,后來是學校語文科的科組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生時,我己在十二中工作十年。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顧名思義是革文化的命。中國是個文明古國,有數千年燦爛輝煌的文化,今天為何提出要革文化的命?又如何革法?我們都不理解。其實質與內涵,大家更無法去揣摩。解放后已搞過很多政治運動了,從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反右斗爭,到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四清運動,一直不斷。這次又怎個搞法,無人知曉,只好跟著上級的指示行事。

    1966年夏的一天,許多同事都匆匆忙忙地趕著回去吃飯,我們科組的錢老師見我若無其事地還在看書,有些奇怪,便問我:“你會去開會么?”我說:“開啥會?我不知道。”他大概心里明白,沒再說甚么便走開了。后來我一打聽,才知是到中山紀念堂開會,聽市委書記薄懷奇同志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我心里覺得奇怪的是,平日聽報告,科組長是一定要參加的,為何今天卻不通知我參加,一反正常?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老師們聽過報告,經過兩天的學習,討論,便開始“揭發批判”。當時揭發批判的形式不是開會發言而是寫大字報到處張貼,誰都可以去看。一下子學校內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越來越多,每個角落都貼得密密麻麻的。我找來找去卻沒找到一張是揭發我的,心里雖然高興,但又疑慮重重。

    一天早上,我依然又是第一個回到學校,一踏進辦公室,迎面看見的就是黨支部揭發我的第一張大字報。說我:

    1,兩次參加反動國民黨隱瞞不報;

    2,為歷史反革命丈夫鳴冤翻案。

    我看后雖然很氣,但并不慌,處之泰然。因為大字報寫的全非事實,何懼之有?且不說我丈夫根本不是“歷史反革命”,我的所謂“國民黨”問題不是早就交代好并作了結論的嗎?……   

   1942年,當我大學行將畢業之際,學校訓導主任陳銘新動員我們集體參加國民黨,每人發表一張。當時我毫不感興趣,沒有填表。事后訓導主任把我叫到訓導處,問我為何沒有填表。我說,因為我沒有打算做黨的工作,故沒有填。他說,你今天不填,以后你就會知道不參加國民黨會有許多不便的。我問他有啥不便?他說,今后你想當訓育主任都不可能的呀。我聽了有些冒火,難道想將來當訓育主任就填表?未免庸俗。于是我斬釘械鐵地回答他,我一輩子也不要當訓育主任,我只教書。就這樣,我堅持不填表。

    大學畢業后我到廣西宜山柳慶師范任教至1943年初,戰事日緊,于是從宜山逃難至重慶。在重慶社會服務處登記請求工作后,找被介紹到重慶五十兵工廠子弟中學任教導主任。這是一間頗具規模的專門生產大炮的兵工廠,管制很嚴,內有一個警務稽查組的機構。凡進廠任職管理人員在任職前都要填寫一份“海,陸,空軍人員履歷表”,我自然不能例外。表中有主要的一項是有關國民黨黨籍的填寫,包括參加黨的時間,地點和黨證字號。當時我急了,怎辦呢?如果如實填寫沒有參加國民黨,當然這份職業就會失去,在當時的重慶,求職是不容易的。如果臨時申請參加國民黨,或者可以保著此職,但我又始終不想真的加入了一個黨,我總覺得加入任何黨都會卷入黨派斗爭,這太不適合我了,對此我一直有戒心。為了保住工作得以生活,幾經考慮,我只好捏造資料填表:對入黨年月我便填“1927”,入黨地點我便填“廣州”。因為填的時間越久,地點越遠,就越不容易查對。但黨證串號一欄卻無法捏造,我便填上“黨證遺失,黨證字號遺忘”。不知道是否因為當時時局混亂還是國民黨工作馬虎,就這樣我便得入校任職了。

    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后,逃難重慶的人們紛紛返回故鄉。我先生是廣東人,我倆于19468月回到廣東,在臺山女子師范任教。19474月我們回到廣州,我在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任教。1948年女帥要改換校長,新任校長叫楊訓賢,是當時教育廳廳長姚寶猷的太太。舊社會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學校易長,教務主任和總務主任都換了新人,我們一班教師都不知道自己能否續聘,面臨失業。正當彷徨的我四處奔波找出路的時候,忽然接到教育廳的通知,約我去面談。去到教育廳才知道接談的就是新校長楊訓賢。她要留我任專任教員,不過還得兼訓育主任一職。因為教務主任和總務主任都是新人,所以訓育主任一職就非在學校里的教師中物色不可,否則學校里三個主任都不認識學生就不好管理。于是選擇了我。這時我急了,我是最不喜歡做訓育工作的。我自己讀中學,讀大學時對訓育人員都是沒有好感的,我非推掉不可。首先我告訴她,我不是國民黨員,按規定是不能當訓育主任的。她說沒關系,暫時做了再說。我又說我有小孩纏身,家住又遠,根本沒可能負責學校的行政工作。她說可在學校內找宿舍給我住。我再說我先生的封建思想相當嚴重,他不會肯做我的家屬住在學校里,一再推辭該職。可她說那好辦,給他一些鐘點,讓他也是學校的兼任教員,他在學校里住不就名正言順了嗎?于是,我無法可推。再推就未免太不識抬舉,且深恐萬一再推,連專任教員一職也沒有了。我只好接受下來。我想也好,就趁此機會試試,看看自己能否做一個不讓人討厭的訓育主任。不過我對校長說,我暫且接事,你也得一邊找人,我一定做到你找到一個有黨籍的人為止。就此我就搬進了學校。

    新中國成立后的那個學期,省女師沒有發聘書給我,19508月,我參加廣州市師資訓練班學習。學習期間,班上忽然說要搞“反動黨團登記”。也就是說,凡曾參加反動國民黨或三青團的學員,要進行登記。班主任林玲同志號召學習委員要起帶頭作用,帶頭登記。當時我就是學習委員之一,怎么辦?我想只有照舊捏造,承認自己是國民黨員算了。可再一細想,我在舊社會要造假捏造,而今天在新社會我還是造假捏造,那我究竟甚么時候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呢?正在思想斗爭之際,我到傳達室拿了一份“反動黨團登記表”來看。一看就打消了要捏造的念頭,因為登記表要填寫的項目十分詳細,有幾十項之多。如:甚么時候在甚么地方由誰人介紹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與你的關系,現在何處,任何工作?加入國民黨后參加過哪些活動?一次,二次,三次?每次活動的內容如何?有哪些人參加?總之要一一回答的問題很多很多,根本沒有捏造的可能,只能照實說。于是我便在學委帶頭登記的大會上把我過去沒有參加過國民黨又捏造曾入過國民黨的事實講出來。并接著說:“我雖沒有參加過國民黨,但在廣東省女師任教時我兼任過非國民黨員所不能擔任的訓育主任,實際上我已被作為國民黨員使用,那么應該承認自己是個國民黨員。今天我為了表示和國民黨一刀兩斷,我愿意登記,不過我無法填表,只能向領導另行登記。”班主任林玲同志聽了我的發言后,馬上說:“你既然沒有參加過國民黨那就不應登記。我們黨是最實事求是的。”我聽后非常激動,好不高興。我既不用登記,又放下了包袱,真是再好不過了。

    19513月,我在師資訓練班畢業后被分配到廣州市教育局社教科工作。不到五個月即開展了審干運動。“審干”就是審查干部,大概是當時雷厲風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一部份。教育局局長周平同志在審干動員大會上作報告,他一再講黨的政策,要大家不要有任何顧慮,忠誠,老實,徹底地交代自己的問題,放下包袱,才能輕裝前進。他說,有些人因為自己家全都是反動的而有所顧慮,這是不必要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全家都反動而自己不反動

  那就是最好的干部,因為他是經過考驗來的。只要交代清楚,劃清界線就行了。聽了局長這一席話,原來有點緊張的我倒是輕松了不少。因為我的哥哥,姐夫都是國民黨的高級軍官,是軍統的。雖然我哥哥已死,可姐夫一家逃去臺灣,夠反動的了;我的一個弟弟也是國民黨的軍官,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鎮壓,也算反動透頂。而我一直在教書,沒有做過壞事,可以算是全家都反動而我沒有反動。按局長的說法,只要我將家庭歷史一一交代清楚,那就是跟“反動”家庭劃清界線了,我就應該是一個“經過考驗來的”好干部。

聽完報告,經過學習討論,接下來就是分組輪流作交代。我們科組共十七人,發言先后由學習組長安排,我是排到最后第二名作交代。我還不知道這是認為我有問題,是個重點人物,才排在后面交代。當我滿腔熱情把自己的歷史和家人情況毫無保留,一點一滴地交代出來之后,哪曉得講的句句是真話,而他們卻全都不信,全盤否定。就連我說的“我的父親是教授,我的母親是助產士,家無田地,也無房屋,我的家庭成份本應該是城市貧民或自由職業者。但我考慮到我父親死時我還只十歲,我是哥哥養大的,而哥哥是個反動官僚,我受他的影響較大,所以我認為我的家庭成份應該算反動官僚。”他們也認為我是說假話,是避重就輕。他們說:

“你的四個姐妹郡讀到大學畢業,不是地主哪來那么多錢讀書?

    “你的家庭成分應是反動官僚兼地主。”

“你說1943年你是由社會服務處介紹到五十兵工廠學校任教的?舊社會哪會為人民做好事,關心人民生活?準是有路數(關系)進去的。”

“進廠后的擔保人是誰?擔保人是肯定要的。”

“你不可能沒有參加過國民黨。如果你不是國民黨員,絕不可能給你當女師的訓育主任。”

“一個沒有入國民黨的人居然一到重慶就可以進五十兵工廠子弟中學當教導主任;勝利后回到廣州又可以順利在省女師當起訓育主任來。怎么月亮老是照到你頭上的?”

我無法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也不知道怎樣解釋才能令他滿意。似乎你越把自己說得反動些,他們就滿意些。可我又不想違背歷史的真實。我無法使他們相信歷史就是這樣的。

審干接近尾聲,對每個人都做了結論,而對我卻未能作結。據說我的問題尚需待了解清楚后才能作結。一向以“經過考驗來的好干部”自居的我,此時卻背上了極其沉重的歷史包袱。1956年我便從教育局調到了廣州市十二中學任教。

1957年我的審干結論終于送到了十二中。學校的人事秘書叫我閱后簽名。結論說:“關于參加國民黨的問題已派員到重慶十五兵工廠調查,看過她的檔案材料。她當時在海陸空軍履歷表上入黨年月是填的1927年,入黨地點是填的廣州,黨證字號不敢捏造,填的是黨證遺失,黨證字號遺忘。是她自己的親筆字。”看過這個從1951年至1957年經過六年多的內查外調才作出的結論,我終于放下了沉重的包袱,高興至極。當時還為共主黨對一個干部的負責態度與實事求事的精神而深深感動。

……

現在幾乎十年過去,為甚么又將“國民黨”問題再翻出來?文化大革命只是開始,以后什怎么?不敢預測。一種不祥之兆隨即而至,精神壓力瞬間加重。

                               

沒等我們弄清楚甚么叫文化大革命,為甚么要搞這大革命,這個“大革命”就有如暴風驟雨一下刮到身邊。聽說北京的大、中學停課鬧革命,我們學校也隨之停課。各班沉重紛紛組織紅衛兵隊伍,他們穿上黃綠色像軍裝的衣服,手臂戴個有毛體“紅衛兵”黃色字樣的紅袖章,立即就變成最革命的“革命小將”了。他們威風凜凜,走起來昂首闊步,一開口盛氣凌人,似乎只有他們才是最忠于毛主席的,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去“革”別人的“命”,只有敢“造反”才是跟著毛主席干革命。

后來,我讀到報紙上的社論,說現在有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要奪取政權,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識破,有些還沒有被識破,于是要發動群眾把他們挖出來。還要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號召群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這時,我還沒想到自己會成為這次“革命”的對象,因為不管怎么劃我也劃不進上面所列的人物里。但后來“牛鬼蛇神”的范圍擴大了:不僅僅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還包括了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和反動國民黨的殘渣余孽。學校的黨支部拋出大字報硬說我“兩次加入國民黨隱瞞不報”,又說我“為反革命丈夫鳴冤翻案”,我便無端端地成為學校批判的重點對象,一次一次的苦難,折磨按踵而來。進駐學校的工作組是來“指導”運動的,剛進校就聲言:不怕你威信再高,也可以搞到你身敗名裂。好不驚人?

    他們搞的第一招是送大字報。由初一的學生把大字報一張又一張地送到我手上,每張大字報都有同樣的一句話:”吳XX低下你的狗頭。”我雙手接過來貼在我座位周圍。墻壁,門窗,桌椅都貼滿了,最后便貼在找身上。這些初一的學生畢竟還是孩子,根本不懂得這是干甚么。可能他們從來沒有在老師面前這樣放肆過,覺得很奇怪,很好玩,總是面帶笑容地把大字報交給我。也有些覺得很難為情似的,大概是知道往別人身上貼大字報是很不尊重人的。

    接著是把我趕出辦公室。第二天小將們有的推,有的撞,有的按下我的頭,把我趕出辦公室,并取消我的辦公桌。他們雖然沒有傷害我的身體,那時我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一幫人的拉扯,把我撞得昏頭昏腦的站不住了。至此,我明白我是算被“揪”出來了,學校已不把我當成教師,我只能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批判,唯紅衛兵之命是從。每天我除了可以回家睡覺之外,我已失去自由。

    一天,紅衛兵要我去鉆垃圾池。學校里的垃圾池很大,有兩層,下面有個通風口,上面有石級下到池底。小將們要我從上面走下去,又從下面的洞爬出來。當我走下去時,他們就在上面把垃圾,泥土往下面推。等我滿頭滿身都掛著垃圾泥巴地爬出來時,他們又命令我再次走下去,又從下面爬出來。如此反復多次。

又一日,小將們讓我左手端著一碗油墨,用右手食指沾上油墨聽著他們的指揮涂在自己的臉上,鼻子上,下巴上,額頭上。看到我越涂越多,變得面目猙獰,他們就捧腹大笑。他們這樣極盡能事地侮辱我,據說是要拉下我“師道尊嚴”的臭架子。  

他們還要我在他們所編的牛鬼蛇神所謂“鬼譜”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承認自己是牛鬼蛇神;要我在胸前掛上一個寫著“牛鬼蛇神”的黑牌子,方能進入學校,離校時也得掛著牌子在街上走,讓街上的人都知道我是牛鬼蛇種。這還不夠,還要我唱“牛鬼蛇神歌”。歌詞是這樣的:“道路有兩條,擺在面前趕快挑,坦白是活路,頑抗到底死路一條。迅速徹底來交代,徹底坦白重做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規定我隨時都要唱此歌,只要有人喊你唱。任何人喊你唱,你都得唱;要你再唱,你就得再唱:要你連續唱三次,五次,你都得照辦。

    紅衛兵的這些搞法,簡直就是胡鬧。難道這樣就把我“斗倒斗臭”了?難道我這個有二十多年教齡的老教師一下子就變成為“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我不相信。面對著他們,又毫無辦法,只能采取聽之任之,泰然處之,毫不在乎的態度。不久就聽說要開斗爭大會來批判我.

    批斗大會的前兩天我乘公共汽車回家午飯,下車時我的學生林潮推著自行車攔著我,原來他是騎著車跟在我的公共汽車后面追來的。他問我:飯后可否去他家一轉?我以為是學校派他來跟筏做思想工作的,就說可以。于是飯后我便趕到他家。一見面他就問我:“批斗你的會馬上就要召開了,你可知道?”我說:“知道。”他又問:“那些大字報你究竟都看過沒有?”我說,我能夠到的地方的大字報就看過,而我不能到的地方當然就看不到了。他說,那些大字報已經過梳辮子整理出來了,共三頁。現在偷了一份出來,你趕快抄,我還得帶回去的。他見我動作太慢,便拆開,他替我抄兩頁,要我只抄一頁。他還一再地囑咐我,你年紀大了,沒有記性,你一定要好好地回憶平日和同事們和同學們談過些甚么。因為到時可能還有許多大字報以外的口頭提問的,如:你為何要為陳大牛同學改名為陳秉豪,你在講<<筑路>>一課時講過哪首古詩。我說<<筑路>>一課是白話文,我哪會講古詩?他說:“你就是沒記性。我也是聽你講過的。你一定要好好回憶。”原來他是來幫我的。在這個時候他竟然冒大風險來幫我,真是難能可貴。我深深地感激他。

    在工作組和校方的組織下,大規模的斗爭大會終于1966年秋的一個艷陽天于學校北操場召開。他們給我戴上一頂尺多高的高帽子,赤著腳,低著頭,彎著腰,站在全場都能看到的臺階上,左右有紅衛兵守著。強迫扣上一頂高帽子,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丑化牛鬼蛇神的一種裝扮,那時在街上還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由紅衛兵押著一長串頭戴高帽子,胸掛黑牌子的人,手拿個鑼,邊走邊敲邊喊:“我是牛鬼蛇神!

    斗爭大會有一千多人參加,大概全校的學生和教職員工都來了。大會開始,“打倒反革命分子吳XX”的口號聲此起彼伏。一輪口號過后,大會主持人讓“群眾”上臺發言。上臺發言的人為了表現自己“敢于革命”,“嫉惡如仇”,一張嘴就聲色俱厲,慷慨激昂,直至聲嘶力竭才作罷,直把我當成十惡不赦的罪人。他們上臺時總先高呼一番口號,下臺時又再高呼一番,讓臺下的跟著呼應,造出一個似乎全體群眾都贊成他的發言的假像。當時我的心情雖極難受,但卻保持平靜。因為我必須聚精會神地聽著每一個人對我的揭發發言,強記他們發言的內容。我想知道我平日在工作中究竟存在哪些問題需要批判斗爭的。

    首先上臺的是學校的人事秘書,自然他是代表學校黨支部的。他說:“吳莞筠你兩次參加反動國民黨隱瞞不報,鐵證如山!”他打出一張我穿國民黨軍服帶軍帽的照片,并說那帽子上就有國民黨的黨徽圖案。我聽了心里覺得好笑。該照片是1937年我大學一年級時參加集訓,與我的哥哥,妹妹一起在集訓隊照的。1951年審查干部時我把它作為我家庭成員的佐證材料交給教育局人事科的。怎么能因為只片里的帽子上有國民黨黨徽的圖案就作為我“兩次加入國民黨’’的“鐵證”呢?

    接著,他揭發我的第二條罪狀是“為歷史反革命丈夫鳴冤翻案”。有關我丈夫的遭遇,留到后面的章節再述,但他絕非歷史反革命。他原在仲凱農校任教。自仲凱農校交給他的歷史結論說他“非反動黨團骨干分子,抗日戰爭期間在偽機關工作沒有發現罪惡活動。他的個人成份是教師。”

    人事秘書下去后,高三(2)班一個學生上來“揭發”,說我在他們班講<<將相和>>一課時講過兩句反動口號:“黨國萬歲”和“效忠黨國”。這是無中生有,根本就沒有這回事。高三(3)班我教了兩年多,從高一教到高三;而高三(2)班我只教兩周,是因該班老師請假由我去代課。我是用同一教材,同一教案上課的,為何(3)班的學生沒說我講反動口號,反而(2)班的來“揭發”?而且<<將相和>>講的是廉頗與藺相如的故事,當時又何來的黨?怎么會說到“黨國’’了?

    又一人上來說我在上<<筑路>>一課時曾向學生講過一首古詩以發泄對丈夫被遣返的不滿。這真令人莫名其妙。如果不是林潮同學提醒,我已記不起講<<筑路>>時講過古詩。這一課的注解(2)引用了韓愈的兩句詩:‘‘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南關馬不前”當時有學生問全詩是怎樣的,我便把全詩都講了: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朝陽路八干。

若為圣明除舊弊,敢將摧老惜殘年。

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南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必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講這首詩何以能與我丈夫聯系起來?確實費解。

    一位老師上臺來說我講軍統特務頭子“徐業道不嫖,不賭,是個好人。”意思是說我美化反動人物。這是故意編造。這位老師大概以前聽過我交代歷史,知道我有個姐夫徐業道,是國民黨的高官。一天,他在辦公室忽然問我:“徐業道納妾了么?”我答:“沒有。”他又問:“他在家是經常打牌的嗎?”我說我沒見過他們打牌,只知他們家常開舞會。我當時有點討厭他問這些,因為在辦公室里老師們正在備課,閱卷,問這些事實在無聊,我根本沒和他多講一句。沒想到他竟將此編造成他上臺發言的材料。

    又一位學生上臺說我“崇拜希特勒”,不然,為甚么為劉金發同學改名為劉崇希?“崇希”,就是“崇拜希特勒”!他還質問我是不是這樣?我不慌不忙地回答他:“我班同學劉金發行將畢業之際,要我和他改個名字,因為他認為“金發”實在太俗了。我便為他改為“崇希”,以示建設社會主義是我們的崇高的希望之意。”這位發言人一時無話可說,惡狠狠地吐了二字:“狡猾!”便走下臺去。

    最使我感到生氣的是竟然有個人上來說我“裝窮騙取補助”。這是對我人格的極大的侮辱。多年來,說我的先生歷史復雜,不適宜國家機關工作,讓他閑賦在家,不予安排。我上有家婆,下有四子女,一家七口全靠我每月九十九元工資維持,生活極端困難,可我從來沒申請過補助。后來他在光揚街民辦小學得一教職,每月有五十元薪水,我的負擔才稍微減輕。可是好景不長,1965年我大兒子響應號召去海南五指山務農不久,光揚民小說要壓縮編制,又把我的先生“壓縮”出學校,他又成了失業之人。我無計可施,只好向學校人事秘書反映我的實際問題,希望他能介紹我先生去做代課教員。他教我到教育局人民來信組登記,結果不久我先果真被介紹到廣州市郊的石井中學代課兩個月。后因請假的老師病愈歸來,我先生又閑在家里。于是,我又去請人事秘書另行介紹。這次他對我說:“很快就要放暑假了,下學期初中要大發展,需要大批教師,到時介紹他去代課就是代缺,是代長的,慢慢便可轉正。目前生活有困難,可申請補助。”在他的提議下,我第一次提出了申請補助。我深恐如不申請,可能會誤以為我困難不大而不急于為我先生介紹工作。結果補助了我30元。沒想到這會得到一個“裝窮騙取補助”的罪名。其實,我的的確確是窮,不用“裝”;補助是領導叫我申請的,無絲毫的“騙”。

    又一個上來說:“你曾經講過,‘越南人最懶,只要口袋里還有一角錢也不會外出做工的。”’

    校醫室的護士上來說:“你曾經拿咳嗽藥回去給兒子吃。”

  一位老師上來說:“校長的愛人生小孩,你送了件棉衣給娃娃。”

……

    對于那些雞毛蒜皮的事情,盡管有好些是無中生有或張冠李帶,我已懶得再解釋再自辯了。雷厲風行,如臨大敵,千多人的斗爭大會揭發出來的事實原來如此。難道這就能說明我有甚么反動罪行?就能說明我有甚么反動思想值得批判?真叫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會場的氣氛也大大地降溫了。說也奇怪,明明是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此時卻忽然天昏地暗下起雨來,全場革命師生紛紛四散。我倒好,站在臺階上,只要后退兩步便到了屋檐下。否則即使大雨淋頭我也不會敢動。約半小時后雨停了,大會又繼續。可沒人再上臺揭發,只好草草結束,宣布散會。

我沒隨即離開會場,因為前后站了六個小時,雙腳都腫了。于是就地坐下休息,并從口袋里掏出小記事本記上:“今天我心平氣和地接受了群眾對我的侮辱。”結果記事本護紅衛兵搶去了,他們看后氣得要命,咬牙切齒地罵我,恨不得要捅我兩拳。我只好又自我批評一番,并寫了一個書面檢討。

對‘牛鬼蛇神”就要狠,像對敵人一樣。要“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腳,使他永世不得翻身”。誰要是同情“牛鬼蛇神”,誰就是“革命立場不穩”,就是“沒有劃清界線”,誰就是“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了;只要有人“揭發”你說過不滿意的話,或你說過一些可以讓人聯想到對社會主義不滿的話,那你就會成牛鬼蛇神了。你無法申辯,你無處去上訴,去申冤。這就是當時的運動。我們十二中不到50位教師,就揪出7個“牛鬼蛇神”,其中包括副校長徐景廉。面對這威嚴神武的紅衛兵,我無力抗爭,只能逆來順受,咬牙忍著。那些“高舉革命大旗”的紅衛兵更是有恃無恐,肆無忌憚地折磨我們,大概這才能顯示他們的“革命精神”。

用強迫重體力勞動的方式去懲罰那些需要改造的知識分子是常用的方法,對“牛鬼蛇神”就更非如此不可。于是,紅衛兵想出個一舉兩得的辦法,要我們修筑靶場,以供他們打靶之用。規定我們勞動期間不許戴帽,不許穿鞋,不許帶水的“三不準”。由男的下塘挖泥,每裝滿一籮就由兩人抬著走一百多公尺從魚塘邊送到北操場。開始,我是和一個比我大上十歲的張沖老師一起抬。他很同情我,照顧我,讓我走前他走后,且老是把籮筐盡量移到他那頭。這樣我當然就輕松多了。可后來被紅衛兵發覺了,大吼:“原來你們也要發揚你們的階級友愛嗎?不行!”馬上就指定一個年輕力壯的高個子跟我抬,一起步就催著:快,快,快!路滑,又是上坡路,我多次幾乎滑倒。如此一籮又一籮地抬個不停,我的肩膀很快就磨起水泡,水泡又磨破流水。皮破水流,疼痛難擋,也只得忍痛照抬。

    有一次,行將下班的時刻,還有最后一筐泥土,紅衛兵竟命令我一個人送去北操場,且不許把泥弄出來分作幾份,再一份份地搬去。可憐我如何搬得動?毫無辦法,我只好一寸一寸地把籮向北操場移。結果直到晚七時,我才把那籮泥移到了目的地。那正是我們開始晚學習的時間,也就是我們學習毛選,交代問題,寫批判的時間,當晚就害得我連晚飯也沒吃。

    中午時分,住學校附近的“牛鬼蛇神”可回家吃飯后還可以稍稍休息或午睡一下,而我卻沒這個“福氣”。因為我住得遠,平時是騎自行車上下班的。自成“牛鬼蛇神”后,紅衛兵規定不許我騎車,也不許乘搭公共汽車,只能走路。這樣我根本就不可能回家吃飯,只好帶干糧當餐了。按規定早上八點要到校,所以每早天還沒亮我就得起床,吃過早點,掛著黑牌子,提著學習資料和兩餐干糧……面包,粽子,一步一步走個多小時才得到校。抬一個上午泥后,中午本來可以趁著紅衛兵都回家吃飯的時候好好安靜一下的,但學校卻沒有我容身之地。那些學校員工的一群小孩都知道我是“牛鬼蛇神”被斗的,他們也學會了,總是向我擲石子。我只想躲起來,但無處可以藏身,連吃干糧都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校醫室的后門是不開的,面向北操場。中午時分操場上不會有人,比較安全,于是我便躲在校醫室后門的屋檐下吃粽子。哪曉得忽然刮大風,我的粽子就鋪滿了沙子,我也只好照吞了。

    每晚我們的學習時間是七至九時,學習完便可以回家了,但唯獨我不能走,要留下來斗爭。別人都回家了,而我還得從學習室轉到紅衛兵辦公室去接受批斗。三五個紅衛兵排坐在審案桌旁,要我垂頭,九十度彎腰,對著他們站著。眼鏡,手表都得取下放在桌子上,斗爭便開始了。問:“你最近又交代了些甚么問題?”,“你兩次參加反動國民黨為何還不承認?”,“你上課講反動口號是不是?”我都沒承認,他們就發火了。直往我的頭上擲東西,罵我是死頑固,是要帶著花崗巖腦袋去見上帝的東西。并聲言要把我送到紅衛兵總部,由他們來收拾我。晚晚如此,總要斗個多鐘頭才放我走,所以我回到家總是近半夜了。

連續的疲勞轟炸,把人弄得十分疲乏。抬泥一個月左右,我的雙腳就腫得很大很大。有人偷偷地說,吳莞筠的一條命就是這么長的了。我深知,如果在這個時候精神上再支持不住,怨天尤人或萎靡不振,人就會崩潰,真可能會一命嗚呼了。我也深知我自己絕對沒有反對社會主義,絕對沒有反對共產黨,我是一心一意地教我的學生,全力以赴至教學中去,我絕對無罪。俗語說:“為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他們現在這樣,是亂搞。他們想我愁,我就要笑。在精神上我要做個勝利者。

身為“牛鬼蛇神”應該常愁眉苦臉的,而我老是愛笑,所以老是挨斗。批斗大會那天,我一看到革命小將們替我做的那頂高帽子,我不由地就笑了。當時他們便把我包圍起來,硬要我答復為什么要笑?有次外出聽報告,在隊伍的行進間不停地要唱革命歌曲,結果小將們竟指定我這個老太婆領唱。你看我焉能不笑?于是他們更兇狠地追問我笑甚么?有甚么可笑的?這是你一種抗拒的表現,是不是?我不敢笑,只好強忍著笑又繼續領唱下去。其實,一個有抗拒情緒的人是不會有笑臉的。我為甚么會笑?老實說,我自被列入“牛鬼蛇神”以來,一直都不曾以一個帶罪之身來接受群眾對我的批斗。“真金不怕紅爐火”,我過的硬,不怕,我理直氣壯,我是以寬宏大量的姿態在接受考驗。所以,一遇到可笑的,我便很自然地就笑了出來。實在要斗就由得你斗好了,我不在乎。

其實,不是所有的人都沒有良知的,尤其是我教過的學生。盡管我是天天被斗,但還是有不少同學偷偷地到我家來探望我。有的是一個人來,有的是約好幾個人來。他們都囑我別著急,不要怕,問題總有個水落石出的。有的說你老人家這么大的年紀,著急會弄出病來,人生總有順境,也有逆境,聽其自然好了。有天有個學生來告訴我,學校和工作組天天都在逼他們出我的大字報,他們不得不交卷便由某同學弄了一些出來。但同學們對弄出來的大字報又有意見,認為根本不是這樣的為啥要這樣亂寫?于是把一些大家意見大的挑了出來不交,其余的也還是有意見,結果還是沒有貼出來。

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教生物的老師悄悄地向我說:“你真不錯,教出來的學生竟如此地愛護你。可見學生對你有極其深厚的感情,真少見,很難得。我說:“何以見得?”她說:“你班有個學生林潮見學校把你揪出來,很不以為然,很為你抱不平,便寫了一封信給你。字里行間充滿了無限的同情。認為你如此地辛勤勞動,認真地教學,反而要搞你,憤憤不平。他的信寫好后,放在書包里被紅衛兵抄去了。學校領導便在一次教職員大會上把此信向眾人宣讀,以此來說明這個學生對黨有刻骨的仇恨。于是大家就知道了這封信。”她的話使我想起一次,一個紅衛兵喊我去問:“有哪些同學是和你通信的?”我便把所有給我寫過信的同學都告訴了他。他說:“這都是已離校的。我是問現在還在學校的。”我說:“當然是已離校才來信,在校的天天見面怎么會寫信?”他便沒再問。當時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現在才知道原來如此。有學生如此地愛護我,我深深感到安慰。

連續的批斗與懲罰性的勞動,我挺過來了。紅衛兵的倒行逆施沒有使我屈服。強加在我頭上的“罪名”,一條我也沒有承認。斗來斗去都是同樣的東西,問來問去也是同樣的問題,回答也一樣,全是否定。對此,我漸漸地厭倦走向麻木。突然新的花樣又來了。

報上刊登了中央首長號召紅衛兵“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消息,這就是所謂“破四舊”運動。鼓吹“破四舊’’的人認為,只要有這些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存在,就會滋生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毒素,是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背道而馳的,因此必須以革命的手段予以鏟除。天真幼稚的紅衛兵小將立即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沖鋒陷陣,他們沖出校園,殺上社會,對被他們認為是“四舊”的東西,毫不留情的砸爛,燒毀,不管那些東西是屬于私人的還是公家的。一時間天下大亂。且不說各處的歷史遺址遺物遭到空前的洗劫破壞,就連一些商店的櫥窗也被砸爛,甚至連人們的服裝,發型,也遭到強行的干涉。有人因穿窄牛仔褲被剪開褲管,有男人因留長頭發被強理成平頭,有女人因穿辣椒鞋被鋸去一截鞋頭。更荒唐的是連穿‘‘人”字拖鞋也不行,其理由是“把人民踩在腳下”了。對于紅衛兵的那種近乎瘋狂的行為,沒有人敢出來制止,因為那是“革命行動”,誰都不想冒當“反革命’’之險。

    不久,破四舊就破到家里來了。一天晚上,我剛回家,一幫紅衛兵小將闖到家里,說要查找我的“封,資,修”的東西,于是翻箱倒柜,反復查看,把家里所有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中外書籍,字畫,我保存了多年的照片,以及親友來往信件全部抄走。翌日,他們把書信留下審查;其余的書畫,相片等則倒在北操場的石板路上焚燒。燒后就強迫我在燒得滾燙的石板上站著。我站不住走下來,他們隨即又把我推上去。我見家里所有的書畫和歷史資料都付之一炬,心如刀割,淚眼朦朧。

    本來,我每天回到學校,迎著敵視的目光,聽著厲聲的呼喝,應付著無期無了的批判斗爭,監督勞動,寫檢查交代與學習心得,其精神負擔已不勝負荷。幸好回到家里,還有個清靜的地方,可得以喘息。但自抄家以后,家里也不得安寧了。

    一天我下班回家,簡直把我嚇壞了。我家的大門口貼滿了東西,用半黃不白的紙寫的巨幅對聯貼在大門兩側,一邊寫著:“想當日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另一邊寫著:“看今天日日被批斗如喪家之犬”。一條橫額貼在門頂上:‘‘打倒反革命分子吳莞筠”。門的兩邊墻上貼著大字報。大字報說吳莞筠是個國民黨官太,是個風流的交際花,在重慶時經常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達官貴人打麻將,跳舞,赴宴會與人碰杯,坐著汽車四處跑的,云云。閱后我幾乎昏倒在地了。天呀!在學校里瞎鬧得再兇,說得再臭,我都不在乎,可以泰然處之。可現在搞到街上來了,還竟然瞎編亂造,肆無忌憚的侮辱我的人格,如何是好?我真恨不得一把就把大字報拉下來撕個粉碎!但馬上又想到,這豈不是多了條“對抗運動’’的罪名?手又縮了回來。

    幾天后我回家,看到門口原來貼我的大字報被另外的大字報密密麻麻地覆蓋了。新大字報是針對住我們樓下的鄰居的。至此,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不單在學校里搞,學校以外的單位也在搞。也就是說運動在擴大,在深入,到底要搞到甚么時候,誰也不知道。

不久的一天,我己回學校,有幾個紅衛兵及山-位“革命老師”跑到我家,對我先生說有要事,要我先生跟他們到十二中一談。我先生不知是甚么事,只好跟他們走。誰知他們其中之一,就拿著十二中開出的介紹信到派出所,說我先生是歷史反革命,要遣送回鄉下,隨即就辦了戶口遷出手續。我先生被帶到十二中后,在那里住了七天,再被押送到東莞縣老家。

接著,我也不準回家,要住在學校里。其理由是為了防止“牛鬼蛇神”在國慶期間進行破壞活動。這時家里就剩下我三個孩子和一個癱床上的七十多歲的祖母。我的“牛欄”生活也就開始。

    “牛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學校單位用以關押那些被定為“牛鬼蛇神”的人的場所。由于它不像監獄那樣森嚴壁壘,只是簡單地將“牛”們“圈”在一起看管,不予自由,白天將“牛’’放出去勞動,晚上再將“牛”關進去休息,不得回家。因此,將其場所稱為“牛欄”是再貼切不過了。

“牛欄’’十分簡陋,根本沒有床,想以凳代床也不準。所有入住“牛欄”的“牛鬼蛇神”只能把家里帶來的鋪蓋,鋪在地上席地而睡。當時被勒令入住“牛欄”的共七人,六男一女。那天我們還在勞動,就被告知不得回家。對六個男的,紅衛兵都有通知他們家里送鋪蓋來,唯獨我沒有。晚學習過后,有鋪蓋的便都忙著掛蚊帳開地鋪睡覺。可我連睡哪里,怎么睡還沒著落。也沒人理你。忽見門外有張課室里用的雙人坐椅,我便搬了進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彎曲著身子就睡在上面。時已深秋,寒氣襲人,冷得很。不知是哪個好心人拾來一張爛草席蓋在我身上,雖然無濟于事,但我至今還從內心深處感謝他的良知。我覺越來越冷,根本無法入睡。那些有鋪蓋的人倒也睡得挺香,鼾聲此起彼伏,我聽得一清二楚。蚊子也多得出奇,在耳邊嗡嗡作響,我不停地以手驅趕,仍無法抵擋蚊子的空襲,坐起來抓癢,直到天明。這一晚根本沒睡,第二天又得照樣勞動。

白天都是監督勞動,不是抬泥挖泥就是掃地清垃圾。偌大一間中學,總可以找到事情要我們去做。一些被認為有問題的還不至定為牛鬼蛇神的教師,也得和我們一起勞動。他們與我們不同的是晚上他們可以回家,且星期天可以休息。我們在星期天也不得休息,只是不做抬泥那樣的重活而做掃地之類的所謂輕活。不得做私人的東西。就連自己的臟衣服,也得靠大女兒每星期天來拿回去洗。

我有胃病,在“牛欄”里吃最成問題。學校食堂煮的飯很硬,我吃下去胃受不了。平時我靠每天帶干糧代餐維持,現在不準回家,干糧就無法準備。每次我女兒來拿衣服去洗的時候,她都會偷偷地帶點東西我吃。有次她帶來的是三個剝了殼的熟雞蛋。我只能睡時躲在被窩里吃。只想留一個第二天吃,但不行,無法收藏,只好一起吃了。又一次她偷帶了一斤水泡餅給我,我好不喜歡,因為有這一斤餅,我就夠對付很多天了。我把餅卷在被子里,以為這該安全了。哪知我晚學習完準備睡時,才發現我的被子是濕的。原來他們把我整包餅都灌了水。我真是心痛得苦不堪言,但又哼聲不得。在他們眼里,偷送干糧和浪費糧食都是“犯罪”。餅不知被灌了甚么水,己不能吃了。怎么辦?我想幸好有魚塘,可以扔去喂魚。但也不能一次全部扔到水里,否則浮出水面,被紅衛兵發覺了,我又得挨斗。我只好分作多次去丟。可被子濕了也不敢曬,只好多穿點衣服蓋著濕被子睡覺。

    我們的“牛欄”就設在第三座教學樓下的樓梯角里。進門左邊一小塊地方,剛夠鋪一小草席,這正好就指定我睡此。門口放有雙人課桌椅各一,這是給紅衛兵晚上看管我們用的。他們輪流睡覺,每兩個鐘頭換班一次,精力充沛,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折磨我們,使我們無法安睡。比如在你的蚊帳上寫字,寫上“打倒牛鬼蛇神吳XX”,“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等。有時又故意剪斷你掛蚊帳的繩子。他們每剪一次,我就得起來重掛帳子一次。有天晚上共剪過四次,我哪還有的睡?

    晚上是“牛欄”里最恐怖的時間。在黑暗中你無法防備別人對你的傷害,會感到特別的恐懼。有一晚睡到半夜,紅衛兵把我們都喊起來跑步,一直跑到天亮。另一次就只喊我一個人起來跟他們去北操場。當晚既無月亮出沒星光,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紅衛兵打著手電照路。我也不知要我去北操場干啥。原來北操場已用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煤渣鋪成一個大圈,要我赤腳在上面跑。他們用手電照著,不許跑出煤渣范圍以外。雖沒跑到天亮,總也跑了十多個圈子。

    還有一次也是在半夜,我被他們叫起來向魚塘方向跑。當我跑到魚塘邊時,自然就停了下來,因為面前就是水了。可他們認為他們都沒有叫停,我竟敢自己停下,是大逆不道。于是命令我“向前十步走!”,之后,又喊再向前走十步,五步。直至水己淹過我膝蓋才停住,并讓我在水中一直站到天亮。

    紅衛兵很多時在晚學習時整人,開斗爭會。一次在晚自習時把我喊到紅衛兵辦公室,一個初三級的紅衛兵問我:“你在舊社會究竟殺過幾個人?’’我說:‘‘我殺人?我四個小孩我都不曾打過他們。我怎么會殺人呢?”他長得很高大,眼露兇光地說:“現在不和你說那么多,你走!晚些再說。”我想他們肯定今晚又要斗我了,心慌得很。晚學習過后,我一直是膽戰心驚的等斗爭會,結果又沒開。大家都睡了,我可睡不著。直到半夜三更,那個又高又大的紅衛兵果真來了。他手拿木槍,把我的蚊帳一挑,喊:“起來!”我馬上爬起身,低頭,九十度彎腰站在門口。本來紅衛兵值班應是兩個人一起的,不知為何這次只他一人。他問:你究竟殺過幾個人?我說沒有。他不由分說就高高地舉起木槍,使勁地朝我左臂打來。我痛入骨髓,慘叫一聲。他又使勁地向我右臂打來,我痛的幾乎昏倒。我想跑但不敢。怕他再追上來,照頭照腦地打下來,那我就完了。我的叫聲肯定驚醒了屋里的牛鬼蛇神們,但他們都不敢哼氣。倒是樓上有聲音喊過來:“你不要打她嘛,要好好教育嘛。”那紅衛兵才收了手走了。直到第二天我還在哭,因為雙臂實在痛得很,不但手臂是紫色的,連指甲都是黑色的。那時還講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后來我便向紅衛兵的頭頭告了狀。他們說會加強警衛,不會再有類似事件發生。但這次使我深感我的生命太沒有保障了,這件事一定要讓家里人知道。不然有朝一日被打死了,他們會說我是畏罪自殺的。那時候畏罪自殺的會被視為反革命,因為足以死來對抗運動。我若成了反革命,死了也會禍延子女的。于是我寫好了事情經過,又怕家人讀后過份為我擔心,又加了囑他們不用慌的內容。寫好后,我便將之卷在勞動后換下來的滿布泥巴的褲子里·,這樣待女兒拿回去洗時就看到了。

    一天,紅衛兵要我們到三樓去搬桌子,要將三樓的所有學生課桌搬到樓下面。說是給一百多個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開鋪作床用的。說人很快就到,要趕快搬。他們嫌每人每次搬一張的速度太慢,要我們用大竹桿挑,一頭一張,每次就可以挑兩張。可是課桌有那么高也有那么長,挑著兩張桌子從三樓走樓梯下到地面,實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對已五十五歲的我來說困難就更大。可紅衛兵還要手持木槍跟在后面盡管催,一邊把木槍直往地上蹬,一邊嘴巴猛吼:快,快,快!催得我多次幾乎連人帶桌滾了下去。我們一直忙到深夜,才把課桌搬完。

    這時我們才知道,搞“革命大串連”是黨中央繼“破四舊”之后對紅衛兵發的另一個號召。號召紅衛兵用“大串連”的形式到全國各地去宣傳文化大革命,宣傳毛澤東思想,把全國的革命群眾都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搭車乘船一概不用購票,各處部設有接待站接待吃飯,總之幾乎不花分文就可以暢游全國。興奮,狂熱的紅衛兵小將們有如脫韁的野馬沖出學校奔向鐵路公路,潮水般的沖擊全國各地。

    有天晚上我們己就寢,幾個外來串連的紅衛兵到我們的“牛欄”來了解情況。看管我們的便向他們介紹:這里共有“牛鬼蛇神”七個,六男一女。并指著我的床位說:這是個女的,是最頑固的一個。于是他們問:那你們揍過她了嗎?大概那人不知道我曾被打過,回答:沒有。他們說:“那為啥不揍她一頓呢?如果是在我們那兒就早都揍了。”我在鋪上聽得清清楚楚,十分驚慌。我怕他們真要我起來挨打,如果是那樣,我肯定沒命了。第二天起來我一直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我想,搞革命大串連的人來教人打人,后果就不堪設想了。

                     接六——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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