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國六十年

                      ——一位印尼歸僑在國內六十年的傳奇經歷

陳賢慶

    想到為黃卓鑾先生寫點文字,是去年即2011年的事。筆者與黃卓鑾先生是高中時同級不同班的同學,他是一位印尼歸僑學生,說起來,我們的認識也近50年,但是,黃卓鑾的整個人生經歷如何,我知之不詳,畢竟自1968年彼此上山下鄉分手后,我們就不在一起。此后偶有接觸,也只能聞說其片段。近年來,因共同組織中學的校友聯誼活動,我與他接觸多了,但對他的經歷,仍未能作系統的梳理,因而,還未能引起寫作的欲望。

    20111120,校友36人一起到龍門縣的大自然溫泉度假村活動。去時,我與黃卓鑾同坐一小車。途中,黃卓鑾談起自己的某些人生經歷。說者無意,但作為聽者的我則有心。黃卓鑾算不算“名人”暫且不說,就其人生經歷而言,我覺得就非一般同齡人可比,是一般作家尋覓和喜愛的題材。是日晚上,在度假村內,游客不多,顯得很寂靜,同伴們或唱歌,或泡溫泉,或散步,或休息,而我專門找上黃卓鑾,再聽聽他講述自己的故事。從大自然度假村回來后,雖有其他事務纏身,但要寫寫黃卓鑾的故事的愿望越來越強烈。終于,在今年初,我再度到廣州,專訪黃卓鑾,積累素材,回來后,嘗試動筆。

    如果說,黃卓鑾的人生經歷是一部大書,我以下所寫的,只能是個大略,是條骨干,期待日后時間充裕時,再作充實。為了寫作的方便,我以黃卓鑾自己口述的方式,用第一人稱來寫,應該會顯得親切些、真實些。 

第一節   僑領家庭,印尼出生

    廣東省,是輸出華僑的主要省份。而廣東的珠三角地區、五邑地區、潮汕地區,又是最主要的僑鄉。過去,尤其是清朝后期以及民國時期,鄉人出外國,主要是為了謀生,是不得已的事。他們在國外的苦難史、奮斗史,相信今人亦有所知聞,在此不詳述了。

    我雖是印尼歸僑,但其祖上是生活在國內的。我的祖籍是廣東省五邑地區新會縣的杜阮鄉,爺爺在清末當過新會縣官。還資助過孫中山革命。至于資助了什么,資助了多少,有沒有出走南洋,什么時候去世,我都不清楚,原因是年少時年輕時沒有想到將來有寫回憶錄的一天,不知道要收集資料。爺爺的情況不清楚,但是我二叔公和三叔公的情況是知道一點的,二叔公在民國前期去了南洋。三叔公沒有出國,抗日戰爭爆發后,曾任新會抗日游擊隊的隊長。在一次戰斗失敗后被俘,后被日寇推在村中的水塘里淹死。二叔公也在南洋參與抗日,后成為馬(馬來亞)共的中央領導人之一。1951年被當局驅逐出境,回到中國,被分配到海南興隆農場工作。退休后回新會生活。90多歲時去世。

    我的父親叫黃一飛。1902年出生于家鄉新會。抗戰前,到印尼謀生。后曾回國,娶了母親。母親也是新會人,謝氏。抗戰期間,父母再回印尼。在此期間,父母用100港元買下了巨港市郊區的一個農莊。農莊有果樹園、菜地,還有三口魚塘。不遠處,便是原始森林。農莊周圍的居民不多,只有幾戶,都是福建人。父親除了經營農場,還參與其他企業,曾任巨港市研藝機器工會主席,是當地的華僑領袖之一。

    抗戰勝利后,印尼發生內戰。1947817,印尼獨立,蘇加諾當政。就在印尼獨立4個月后,即1947121,我降臨人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至今,我還保留著在印尼的出生紙。那出生紙中的文字,一半是法文,一半是印尼文。

    就這樣,我在印尼出生,在巨港市郊的一個農場長大。童年的生活環境,也影響到我日后特別鐘情田園山水,為日后喜歡畫畫成為小畫家打下基礎。由于父母都是新會人,我從小會講新會話;由于鄰居是福建人,我從小又會講福建話;7歲后,入讀當地的華人學校,又學會中國的國語;上街時,我又必須學會印尼語;及至初中時,又可以接觸到英語……不是我自吹自擂,我對語言的接受能力也特別強,實際是源于從小生活在那種復雜的環境。

    194910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的成立,海外華僑也很興奮,有的還想立即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我的二哥黃柏如,出生于1931年。19501月,年僅19歲,他與一班進步的華僑青年,偷偷坐飛機到雅加達,再回新中國。回國后,二哥黃柏如被安排在廣州市職工業余中學任教。另外,1953年,我的大哥和二姐也回國,生活在武漢,大哥在武漢南洋煙廠工作。

    1954年,父親與其他印尼僑領一起,受到中國政府僑務領導人廖承志邀請,回國觀光了半年。當時,國內正在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領導人們希望國外的華僑也了解共產黨的領導以及關注和支持國內的建設。對于父親來講,那是一段非常難忘的日子,他到了全國許多地方,和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有所接觸,親身感受到經過幾年間建設的新中國的巨大變化,寫下了50多頁的日記。回到印尼后,父親在華僑之中經常談到回國觀光的見聞和感受。1955年萬隆會議開幕,父親作為當地僑領到機場歡迎中國總理周恩來。以后的中國領導人如劉少奇、陳毅等訪問印尼,父親都到機場迎接。父親與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十分相熟。我記得,父親回國觀光的照片,以及與中國領導人的合照有很多,可惜,在文革期間,母親擔心出事,尤其是那些與劉少奇、彭真、陶鑄等人的合照,全部燒毀!

    1960年,印尼發生排華事件,華僑的處境日漸危險。父親決定,一部分親人先回國。我們是坐船回國的。印尼北部的一個島叫廖島,航行此處補充食物淡水之后,航船就進入太平洋,要坐七天,茫茫大海,天連海海連天,無風三尺浪,一天都遇不到一只船,在那個通訊落后的年代,船要翻沉時也無人能去救你。特別是下半年,臺風海浪更常出險,所以我父親安排我們在全年最平安的五月回國。我還保存著一本1960年的日記,里面記錄著我的回國行程:“本人于1960年5月13日離開印尼。14日下午到廖島,15日下午3時30分到達新加坡。16日下午5時3刻開往香港。21日早到達香港。11時到達九龍。1時1刻到深圳。晚上12時上火車,2點半到達廣州。”于是,那年5月,我13歲,姐姐18歲,由母親帶領,回到中國,在廣州落戶。

   母親回國后,積極參加街道和僑務工作,不久當選荔灣區僑聯委員。而父親和我的其他的兄姐,還留在印尼。回到中國后,我們才知道,國內正遭遇“大饑荒”,吃飯也成問題,生存也成問題!因而,父親也不會讓其他子女回國。到了19631964年,國內情況好轉,父親又有回國的打算,誰知,1965930,印尼發生政變,蘇加諾總統下臺,蘇哈托將軍上臺,大肆逮捕和殺害印尼共產黨員,以及清洗異己勢力,父親也遭到通緝。幸而,靠一位相熟的軍官幫助,父親與家人被秘密轉移到我姐夫居住的一處小鄉間,隱居了十年,與國內的親人更是天各一方。我三哥因會開車被留下負責運送尸體,才逃過一劫、免于一死。1975年,父親去世。而此時,我在中國廣東三水縣的農村,正過著“知青”的生活,無法為父親送終。這事,成了我終生之痛!計算起來,我和父親以及其他兄姐共同生活的時間,就只有13年!

  

第二節   少年歸國,廣州求學

    前面說到,19605月,我由母親帶回中國。至今,我還保存著那本歸國時的護照。我在印尼時,初中一年級讀了一半。回國后,由于二哥在廣州,我們也在廣州落戶,住在廣州市西關的蓬萊路。

    我們是在印尼遭到排華迫害而回國的,誰知道,回國后,卻發現國內正遭遇“大饑荒”,國人的生活比起印尼華人更艱苦!當然,我們不可能知道造成“大饑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總之,這一切,我們也只能忍受了。在難以忍受的時候,我們只有求助于印尼和香港的親人,寄些豬油、白糖、面粉、糖果餅干等回來。這類食物,除了用于自己,我也會適當施舍些給要好的面黃肌瘦的小同學。由于我們有這么一層“海外關系”,在經濟困難時期,這層關系起到了救命的作用,但是,到了后來文化大革命時期,就不頂用了,“海外關系”反而成了一條罪狀,我們在海外的親人,都被視為“敵方”了。

    由于印尼和中國的教育不盡相同,回國后,我先被安排到華僑補習學校讀了幾個月。幾個月后,我便考到市一中再讀初一。在華僑補校,由于大家都是歸僑,沒有什么不適應,但是,到了市一中,歸僑學生不多,我就感到自己成了“怪物”了。此無他,當年廣州的本土學生,還是很老土的,再加上“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吃沒得吃,穿沒得穿,衣服都滿是補丁的,腳下連鞋子都沒有,男生不說,就連有些女生,也是光著腳去上學的。歸僑學生,穿的還是東南亞的“花衣”,腳穿皮鞋,頭發打蠟,身噴香水,騎著變速的自行車,說著半洋話半國語,怎么不讓土包子同學或圍觀或羨慕或嘲笑呢?幸而,初中三年過去,1963年,我考到廣東華僑中學讀高中。學校大半都是歸僑學生,這使得我不至于“鶴立雞群”了。誰知,上了高中,我以及其他多位僑生的學業跟不上,高一就留級了,這讓我很懊惱,但也很無奈。于是,1964年,我繼續讀高一。而這一年,你(指作者)也從本校初中升上高一,與我同學吧,只是不同班級,我在三班,你在二班。由于我本身就瘦,加上國內“三年經濟困難”再餓瘦一點,于是,讀高中時,我便得到一個綽號“排骨”,而我的本名,反而不是人人都知道。

    在中學期間,我所回憶的,主要有兩件事。

    一是集郵的事。在上初中時,我喜歡上集郵。我不僅收集中國的郵票,尤其致力于收集外國的郵票。我的方法,也就是廣交郵友,互通有無。如何才能做到廣交郵友,互通有無?我居然請英語老師幫忙,用英文寫了一封信,投往外國的廣播電臺,請他們幫忙物色郵友。想不到的是,那些外國電臺真的會答應來自中國的一位十幾歲的初中學生的請求,為我聯系了不少郵友。在初中期間,我已經收集到包括香港、澳門、印尼、馬來亞、日本、蘇聯、匈牙利、新加坡、阿富汗等地區和國家的郵品。有些郵友不僅寄來郵票,還寄來自己的畫的首日封,還有的寄來自己的照片,以日本的郵友最為熱情,日本福岡縣的香月靖晴是通信和交換郵票最多的,現在不知還在否。有人提議我通過中日民間友好協會去尋人,說不定還是中日友好史上的一件網紅喜事。此外,印象深刻的郵友,還有一位巴基斯坦的老師,大胡子,生活在山區,也不辭勞苦為我寄信件,直到1966年文革到來才停止。如今,郵友們早已斷絕來往,但所收集的郵票仍保存著。

    第二件事,就是彈吉他。吉他是西洋樂器,價格不貴,攜帶方便,表現力也很豐富,且能自彈自唱,頗受時下青年人的喜愛。但是,在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吉他還是稀有之物。甚至可以說,是由華僑尤其是印尼歸僑帶回國內的。吉他在印尼很流行,我在印尼時,已常看別人彈吉他,回國后,1961年,“披頭四”歌唱組合風靡世界,中國人也知道并受感染。于是,我約了幾位市一中同學,也是印尼歸僑學生,一起學彈吉他。可能我具有此天賦,不僅一學就會,而且很快便熟練,達到較高水平。其時,廣州城內形成了四支吉他樂隊,我們屬于西關樂隊,其余三支是華僑新村隊、河南隊、禺山市(禺山市為街區名,在越秀區)隊。這四支樂隊,互有學習,互有競爭,相約時間和地點,集中比拼。這種活動,在文革前,還是公開的,還是算合法的。到了文革期間,四支樂隊還在偷偷進行活動,但已被定性為“黃色樂隊”了。

    1965年,我們升上高二級。這時,學校從市內的維新路搬到了市郊的瘦狗嶺,大家都要住宿。我的宿舍與你所住的宿舍在同一層樓,相隔幾間房。吉他自然是帶回宿舍的。在晚飯后到晚修前這段時間,我和綽號叫“小牛”的李宗麟同學或在宿舍內或在陽臺上一起彈吉他。吉他的美妙琴聲,以及《星星索》《梭羅河》《劃船歌》《莎麗楠蒂》等印尼民歌,常常吸引著一群同學知音在圍觀聆聽。那情景,你大概還記得吧。

    黃卓鑾說的一點也不錯,我在讀初中時,已經玩樂器了,花了20元,買了一把高胡,學著拉一些廣東音樂,自認為拉得很不錯了,但是,后來見識了黃卓鑾他們彈吉他,尤其他們自彈自唱那種瀟灑,反觀高胡則太土氣了。不過,那時我們作為窮學生,實在也沒有能力買一把吉他。總之,在中學那個時候,伴隨著黃卓鑾的吉他聲,印尼、泰國、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不少民歌,已牢牢地鉆進了我的腦海中。

    如果不是后來發生的運動,黃卓鑾早早成為一位吉他演奏家,是完全可能的事。

第三節   文革爆發,北京朝圣

    196656月間,突然,中國爆發了一場文化大革命。對這場大革命,劉少奇、鄧小平不理解,我們青年學生不理解。而我,回國也就6年時間,就更加不理解了。我們的校長祝菊芬,瓊崖縱隊的老紅軍、老革命,我們的副校長顏美德,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女教育家,怎么都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遭到學生們的批斗?

   副校長、語文老師方惠民,運動開始不久,即在宿舍上吊身亡。那一夜,他的兒子慌慌張張跑到我們宿舍求幫助,我和其他兩位同學馬上過去,但是,方老師已經斷氣了。我曾參加課外學習小組,向方老師學習書法,專攻隸書。我還知道,方老師是海陸豐人,他家是富裕之家,大革命時,曾捐獻家財幫助澎拜的蘇維埃政權……如今,方老師人死了,還說他“死不改悔,自絕于人民”,我感到困惑……

    到了78月間,學生中按家庭即父母在解放前三年的職業及解放后的表現評定出“出身成分”,被分成“紅”與“黑”兩大類。出身于工農家庭的為“紅”的,是革命的;出身于地富反壞右家庭的,屬于“黑”的,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歸僑學生屬于“紅”還是“黑”?按道理,我們是可憐的一群人,在國外遭到蘇哈托的迫害和排擠,被迫遠離親人,回到祖國。有些同學在廣州并無居所,就只能住在學校宿舍。我們其實是徹底的無產者。然而,由于我們與海外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又有“里通外國”和“敵特”“間諜”之嫌。于是,文革爆發后,在學校里,歸僑學生也是被認為“不可靠”的一群,屬于受壓的一群。那些“紅五類”子女,成立了“紅衛兵”,他們認為,“毛澤東思想”不及“毛澤東主義”,所以稱自己的組織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我們簡稱他們為“主義兵”。他們可以到北京去朝圣,到各地去串聯,但是,我們歸僑學生和其他“黑七類”子女,就被剝奪了這些權利。

    對此,我以及其他歸僑學生很不忿,想到要抗爭。19661022,我與羅賓、林就利、藍鐵運等一群歸僑學生,到廣州火車站想沖上火車,到北京去。然而,我們的行動被學校的“主義兵”得悉,于是,一隊褲腰勒著軍用皮帶的“主義兵”趕到火車站,強行將我們截回。當晚,我們這班歸僑學生在火車站附近的越秀南路的馬路邊,坐了一個晚上。我們嘆息、疑惑、憤怒。我們最想不通的是,在印尼,在東南亞,我們受到蘇哈托等獨裁者的迫害,回到自己的祖國,為何卻要受到同學的歧視和打擊?

    幾天后,北京清華大學的兩位大學生來到學校串聯。其中一位,是同學譚愛卿的大哥譚達逵,他得知我們的遭遇,表示支持我們的抗爭,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于是,1031,在學校的學生飯堂,他們組織我們與“主義兵”展開大辯論,批駁“主義兵”沒有理由阻攔其他并非“黑七類”子女北上串聯的權利。“主義兵”頭頭們手拿皮帶,屁股坐在桌面上,態度十分囂張。但是,辯論的結果,我們獲得大多數同學的支持。在文革之初,北京的大中學生受中央文革小組的唆使,到處煽風點火,實際上誰對誰錯誰是革命派誰是保皇派,只有天知道。青年學生們其實都是政治家們擺弄的炮灰。但是,這一場辯論會帶來的好處就是,“主義兵”也覺得無理和無力阻擾其他同學的行動。

    1111,我和羅賓、林善和等同學,終于在廣州火車站爬上了一列北上的火車,歷盡艱辛,到了首都北京。到北京后,我們住到了清華大學,每天除了在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就是到北大、北航等其他高校參觀和看大字報,看到了高校學生如何分為兩派進行大辯論,也見到了蒯大富、劉濤、張爾綱、武傳斌等造反派的頭目。除了看大字報,關心文化大革命之外,我們還抓緊時間,暢游北京的古跡和各景點。我們在北京,不愁住不愁吃,足足呆了一個月。

    我們之所以呆上一個月,是和其他數十萬各地來京的學生民眾一樣,要等待毛澤東的接見。等不到,誓不回去。終于,等到了1226,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那天,我們被安排在首都飛機場。凌晨3點鐘,我們被叫起床,每人分派四個饅頭,四個雞蛋,然后,小跑到機場,按地點靜候。共25萬人聚集在一起,場面壯觀。如果放在現在,當局就會怕得要命,唯恐出事。但是,在當年,在首都北京,毛澤東已經七次接見百萬紅衛兵。場面越壯觀,越說明紅衛兵是多么熱愛自己的領袖,領袖要他們干什么,還有什么干不成的?當然,除了各地來的青年學生,還有整師整團的軍人手挽手坐在地面,將人群阻隔。四個饅頭和四只雞蛋,在寒冷的12月底,我們維持了一整天。有些體弱的學生,早已暈死過去了。直到下午4點鐘,毛澤東的車隊才到達飛機場。于是,人們像潮水一樣、像發了狂一樣,高喊著口號,淚流滿面地涌向那車隊行進的方向。如果不是有大量的部隊戰士手挽手造成屏障,后果不堪設想。林善和同學身材矮小,被后面的人推倒在地,如果不是我和羅賓死命將他拉起,恐怕他會被踩死!大約10秒鐘,毛的車隊便駛遠。事實上,我們只能遠遠地看到那熟悉的身影。林彪身材矮小,影像就更模糊了。毛的車隊一離開,人潮又從前面往后退。那退潮的威力同樣巨大,滿地是被踩掉的鞋子、衣物,甚至奄奄一息的學生……我們無法從馬路行走,只有踩著麥田,尋路回城。直到半夜,我們才回到清華大學。

    這樣的朝拜方式,現在還有沒有?或許在麥加,在拉薩,在平壤……還有吧。謝天謝地,現在沒有誰會歷盡艱辛去看一眼國家領導人的樣子了……

    在北京串聯住了近兩個月,12月底,我們回到廣州。從北京朝圣回來,我們的精神真的振奮了,革命的熱情也真的高漲了,回校后,我們立即也組織“紅衛兵”。既然對方用“主義”,我們就老老實實用“思想”。于是,我們的組織就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簡稱“思想兵”。由于我們帶了頭,其他沒有成立組織的同學也紛紛自立門戶,有叫“五四戰斗隊”的,有叫“魯迅戰斗隊”的,有叫“井岡山戰斗隊”的,有叫“大喊大叫戰斗隊”的。你們那是也成立了“308戰斗隊”。

    黃卓鑾說得對。我們的戰斗隊叫“308戰斗隊”,頗有點像特工“007”的味道。其實,當年,黃卓鑾他們住306宿舍,我們那幾位同學住308宿舍。308就是宿舍號,毫無特殊意義,這也決定了那組織缺乏嚴謹性和戰斗性,因為我這樣的“黑七類”子女也混進其中,而且中途還當了逃兵。

    到了1967年初,“主義兵”之外的各組織進行聯合,組成“僑中紅旗”,隸屬于廣州地區的“紅旗派”。 

第四節   參與武斗,石井搶槍

    在上一節中,我所講述的,是運動之初的情況。還是兩大派以大字報、擴音機等辯論和對罵的和平時期。而就是這樣,已使我感到新奇和好玩。在印尼生活,怎么會有這樣的好事?可以不用上課,可以享受免費旅游,可以到北京接受領袖的接見?……如果說,我是個無知厭學貪玩的學生,那就錯了。其實,我畢竟已經回國6年,已經成為共和國的一分子。我和其他同學一樣,運動之初,也是豪情滿懷,真心投入到運動之中。我慶幸,我回到了祖國,趕上了好時候,能參加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慶幸,我們可以像五四時期的青年人一樣,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叱咤風云,救國救民,將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然而,運動的發展,卻完全超出了我們的預料。學校的兩派學生,包括廣州市的兩大派組織,漸漸從“文斗”發展到了“武斗”!196745月間,廣州城內就出現了槍聲。不久,我們學校的兩派也出現了嚴重的對立。“主義兵”占據了教學大樓,而我們則以學生宿舍為據點。兩派都有高音喇叭,日夜對罵。這些情景,你可能沒有親身體現到吧?

    黃卓鑾說得沒有錯。1967年過后,我就脫離了組織,搬回廣州的家里住,與同班的劉同學一起學拉小提琴。畢竟我屬于“黑七類”子女,沒有必要也沒有權利去“繼續革命”。以下是黃卓鑾和他的戰友們如羅同學、張同學、蔡同學等在2004年金秋會夜宿雄盛山莊時對我講述的戰斗故事,真有驚心動魄的感覺。

    196761,那天,我們不知從哪里得知,主義兵整理了許多同學的黑材料,準備進行政治迫害!于是,我們策劃一次行動,要沖進教學大樓,搶出黑材料,挽救廣大同學。當我們沖進大樓后,被主義兵發覺,于是,雙方用鐵棍水管打將起來。主義兵人數占多,又或者居高臨下,我們抵擋不住,且戰且退。當時情況危急,如果退不出來,就會成為俘虜,后果不堪設想。梁同學眼看有逃脫不了的危險,忽然心生一計,將身邊不遠的一位女主義兵曾同學的脖子勒住!主義兵的戰友們,一下子傻了眼,畢竟投鼠忌器,手中的鐵棍不知往哪兒打去。于是,梁同學勒住曾同學,從六樓往下逃。

    當大家安全撤出大樓之后,彼此看看,身上都有或輕或重的傷痕。清點人數,天呀,竟然少了一位戰友!那是誰?是高一級的張同學!也就是說,張同學仍在大樓內,或被俘虜,或已戰死!這下,可急壞了紅旗派的戰友!想再去救,那還有可能?!主義兵已將大樓的大門緊鎖!紅旗派的人馬上緊急會商,制定營救張同學的方案。方案之一,當然是立即開動高音喇叭,聲討對方無理拘禁紅旗派戰士,勒令其立即放人;方案之二,就是聚集全校的紅旗戰士,在大樓前高喊口號,嚴重抗議;方案之三,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到附近請救兵。附近何來救兵?原來我校對面的華僑補校,學生都是僑生甚至難僑,都住在學校里,少說也有兩千多人。誰能擔當重任去請救兵?那就非從印尼歸來的我莫屬了。我當即跑到華僑補校去。華僑補校的大門是一道鐵門,我并不知道是帶電,我身上有鋼盔、匕首之類的鐵器,被狠狠地電了一家伙!我用印尼話對里面的學生說了一通,才得以進去,并很快將華僑補校的學生鼓動起來,過來幫忙。于是,傍晚時分,華僑中學的教學大樓,被兩千多紅旗戰士和激于義憤的學生四周圍住,聲嘶力竭的口號此起彼伏。

    黑夜來臨了。是夜,是424,沒有月光,夜風陣陣,尚有些寒意,我們或站或坐在大樓前的操場,為救戰友,沒有誰離去,那情景,確是很感人的。長夜漫漫,我們仍在喊著,仍在斗爭著,在穿梭鼓動著,那情景,或許不會比191954那天北京學生游行天安門、火燒趙家樓遜色。

    大概也是人心齊,泰山移,我們終于沖破黎明前的黑暗,到了天微亮時,那教學大樓的大門忽然一開,一個人影被推了出來,跌跌撞撞地向前走著。大家高呼著沖上前,把張同學扶住,慢慢走到人們聚集的大操場上。這時,人們在不停地歡呼勝利,并把英雄簇擁著。借著黎明的曙光,大家看到張同學傷痕累累、疲憊不堪,又義憤填膺,于是,又一陣聲討的口號響徹云霄。此時,張同學也被眼前的情景感動得熱淚盈眶,他不顧身體的虛弱,登上一處高地,環視四周兩千多的戰友,然后,舉起右手,緊握拳頭,大聲喊道:紅旗派的戰友們……”他在發表激動人心的演說,那情景,恐怕可與五四運動時羅家倫、鄧中夏等學生領袖的演講場面相比!

    8月初,廣州沙河地區幾乎一片紅一片紅是什么意思?原來是,沙河地區幾乎被紅旗派的勢力占據了,但是,主義兵仍有一處據點,那就是沙河飯店。于是,在某一天,廣州紅旗派對沙河飯店那據點發起總攻,我們也被召集參加戰斗。經過激戰,終于把盤據在該飯店的主義兵趕走。在回校的路上,我們大聲地議論著剛才的戰斗,敘述著戰斗中的每一個細節。忽然,有人有感而嘆道:沙河飯店的主義兵是趕走了,但是,我校的主義兵,還有八一中學的主義兵仍占據著教學大樓!這一嘆,把大家心中的烈火點燃了,紛紛嚷道:我們把那據點也打掉!”“對!趁熱打鐵!”“他們的那套廣播器材也太強大了,吵得我們無法睡覺!”“我們的忍耐也夠的了!”“把他們打走,沙河才稱得上一片紅!”……

    回到學校,我們即策劃攻打教學大樓。主義兵為了防范對方攻打,已把大門封死。如何把它打開?這時,有人想了一個聰明的計謀,決定制造一個地雷,把大門炸開!說干就干,那同學把一塊大石頭,中間鑿一個洞,放進火藥和雷管。就這樣,一枚土制地雷誕生了。

    到了某一天,我們要行動了。我們的作戰裝備,只有手槍一支,是抗日戰爭時期用過的薄殼槍,已經打不響,但可以虛張聲勢;每人手中有一支鐵棍或磨尖了的水喉管;至于防衛的設備,只有孔同學具有,他在胸前綁了一個沙包,在沙包之上還夾著一本紅寶書,其作用顯而易見,胸有紅寶書,誰敢刺來?即使刺來,還有沙包擋一下,對方的矛可能不至于直刺心臟。前面是防范了,但身后呢?孔同學的做法恐怕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居然想到了用一只鍋蓋作護背,于是,整個人肯定和劉羅鍋沒有什么區別。當紅旗戰士們埋伏在大樓四周之后,某同學就象當年的董存瑞那樣,抱著地雷跑到大門,所不同的是,董存的炸藥包無處放置,不得不把它高舉,壯烈犧牲;而某同學只需點燃引線,即飛跑到安全的地方,伏在地上,以免傷著自己。他們等呵等,10秒,20秒,半分鐘,一分鐘……終于,經過了漫長的一分鐘,他們終于聽到了一下響聲——一下比放屁稍響的響聲!然后,一切又沉寂下來。

    破門不成,怎樣攻進大樓?后來,我們以某個不太牢固的窗戶里作為突破口,攻了進去!但是,攻進大樓后,我們遇到了主義兵的頑強抵抗和反擊,張同學再一次倒霉,被對方用水喉管插進腰間,顯然已不是輕傷了。之后,我們被逼困至二樓一間教室之內。有道是困獸猶斗,為生存,我們忽然產生了無窮的力量,硬是用手中的鐵管,把隔墻洞穿,最后逃至陽臺之上。這時,電影《狼牙山五壯士》的悲壯場面忽然在我們面前閃動,不知是誰喊了一句:我們寧死也不當主義兵的俘虜!于是,大家紛紛從陽臺跳下。大家都有些輕傷。胸前背后裝有盔甲的孔同學,當然大難不死,但是,七十年代初,卻放棄“革命”外逃,被怒海吞噬了生命!而本已身負重傷的張同學再這么一跳,則傷上加傷,盤骨挫裂,當時已昏迷不醒,被立即送往空軍醫院,幸好還能從死神手中逃回。 

    攻大樓一戰失敗,使我們深刻地感受到領袖的一句名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我們之所以失敗,還不是因為手上只有一支打不響的薄殼槍,一枚炸不響的地雷嗎?如果有真刀真槍……

    當時的形勢是,主義兵有槍,而紅旗派沒有槍或槍不多,廣州的紅旗派說是為了自保,要以槍彈武裝,但那槍彈從何而來?

    有探子探知,在佛山某軍事倉庫存有槍彈。于是,我們策劃去搶。但怎么去佛山?必須有汽車吧。于是,印尼僑生陳同學居然在某處偷了一輛解放牌卡車,在我校附近的舊天河機場空地上學習駕駛。他只學習了半天,就敢于上路。于是,我們一行人,坐著那部卡車,往佛山而去。由于陳同學駕駛不熟練,汽車左搖右擺,很是驚險。于是,我干脆掏出駁殼槍,站到車門邊,一手扶著車窗,一手高舉著槍,口中大聲嚷著:“閃開!閃開!……”所到之處一兩百米的人和車都紛紛躲避。我當時的形象,不知可否與電影《鐵道游擊隊》中的大隊長劉洪可有一比?到了佛山,撲了個空,也找不到什么軍用倉庫。回程時,陳同學依然危險駕駛,我依然扮演著劉洪的角色。

    幾天后,又有探子探知,廣州市北郊的石井倉庫,存有大量槍支彈藥,于是,廣州紅旗派決定去強搶,而我校的紅旗派戰士也參與這一行動。

    820下午,我校紅旗戰士分乘兩輛卡車,我與羅同學坐在前面的一輛車的駕駛室內。車頭放著一支薄殼槍和兩枚手榴彈。汽車直駛向石井方向。駕駛汽車的,依舊是陳同學,幾天的工夫,他的駕駛技術并沒有很大提高,一路上,汽車左搖右擺,嚇得我半死。到倉庫搶槍支彈藥,是很嚴重的事件;而事實上,那里的槍支彈藥,又已經被主義兵搶先控制了,而我們并不知道!

   我們到了三元里火車北站時,在前面公路四周的小山頭和樹叢中,早已埋伏著主義兵戰士,各種輕重機槍的槍口指向公路的同一方向,那情景,和抗日戰爭或解放戰爭時的戰斗場面絕對相似!我們就像鉆進了平型關八路軍埋伏圈的日本兵一樣!可怕的是,我校那兩輛卡車上的人,并不警覺,開車的陳同學也不警覺!當車子進入了對方埋伏圈時,即聽到一聲警告的槍聲。見此情景,陳同學想腳踏油門沖過去,我大喝一聲“停車!”陳同學也下意識地腳踏剎車,將汽車停下來。我們如果硬沖過去,那么,平型關戰役立即重演,我這一聲喝叫,救了兩車戰友的性命!……

   寫到這里,我要鄭重地證實,黃卓鑾說“我這一聲喝叫,救了兩車戰友的性命”這話,一點也不假!就在不到10天前,即8月11日,廣州市17中學的井岡山兵團接到一個電話,說支持紅旗派的部隊作家、小說《歐陽海之歌》的作者金敬邁在白云機場被主義兵扣押了。于是,17中井岡山兵團的戰士在兵團司令王希哲的率領下,乘坐一輛解放牌卡車趕赴白云機場救人。同樣是到了上述地點,開車的學生個子矮小,開車技術也好,當他發現危險時,不是剎車,而是縮著頭沖關,結果,埋伏在四周山頭的主義兵的槍彈齊發,裸露在車廂中的井岡山戰士紛紛中彈。司機硬闖過去,開車輾轉回到紅旗派的大本營中山醫學院。結果,是役,井岡山戰士死亡8人,受傷十幾人!我妹妹當時也是17中井岡山兵團下屬的“戰廣州小組”的戰士,1967年時,16歲的她,在中山醫學院駐扎了整整一年(住上一年而天天還能吃上飯,光這事讓我這位當年的逍遙派感到不可思議),負責刻蠟版出小報的工作,對這事記憶猶新。“8.11慘案”,成了17中老三屆同學永遠的傷痛!

   當車子停下之后,四周的主義兵戰士荷槍站起,車中的我們不得不下車當了俘虜!我們被押著趕到鐵路邊,那里有一些廢舊的火車廂。我們看到,在路軌邊,躺著一位主義兵戰士的尸體,不知是什么時候犧牲的。義憤填膺的主義兵戰士喊道:一定要找一位來墊尸底!找誰?忽見那群俘虜之中,有同學高出別人一頭,他就是馬同學。于是,他準備被拉去槍斃,充當墊尸底的角色。情況非常危急!后來,還是覺得太殘忍吧,主義兵的頭頭們放棄了這一決定,馬同學才得以生存下來!

    我們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皮肉之苦后,被關在了一列運貨的火車的兩節車廂之中。每節車廂只有兩個小窗眼。時值七八月盛夏,其苦可想而知。畢竟是青春年少,又經歷過戰斗的洗禮,我們十多人在幾乎密封的車廂內,情緒激昂,熱血沸騰,高聲齊聲地唱起了雄壯的《國際歌》,那情景,真可以說比小說或電影《紅巖》里的情節更悲壯!車廂內的人在唱《國際歌》,車廂外的人不可能不理,不理會豈不是成了資產階級國民黨?于是,一位戰士怒氣沖沖地走過來,把槍伸進氣孔之中,往里面啪,啪就是兩槍,子彈沒有打著人,但里面的歌聲停下來了。那戰士把臉貼近氣孔,往里面看,這一看,讓他吃了一驚!他看到,里面竟有幾位,是自己初中時的同學兼好友!雖說文革武斗,已弄得人們六親不認,但畢竟有些人還是良心未泯的,包括這位戰士。于是,我校那兩車俘虜,被關押了三天三夜之后,終于獲得釋放,而不是被拉去活埋。30多年前,在廣州市北站,已上演過一幕“辛德拉的名單”,當事人姓梅,在以后我還會提到他。現在他生活在加拿大。十多年前,老梅曾回國探親,與我們談及往事,感慨!

   至于和我一起坐在車頭駕駛室的兩位同學,司機陳同學,后來偷渡不幸而亡;羅同學現在住在廣州某老人院,雙腿不良于行,只能整天坐在輪椅上。

   過了一段時間,又有探子告知,原來,就在離學校不遠的華南工學院附近,就有解放軍的一個軍需庫和一個軍火庫。真是近水樓臺啊!于是,華工紅旗與我們馬上組織人馬去搶奪。傳達室的衛兵見來了一大群大中學生前來,已有所警覺。我們先派一班小女生前去包圍著衛兵,手執語錄本,在他們面前大聲念語錄,諸如“要文斗,不要武斗”“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等,弄得那衛兵不知所措。這一招不知算“美人計”“調虎離山計”抑或“聲東擊西計”,反正其余的男學生擁到了倉庫,多人合力抱著一根大木柱子,以暴力撞開倉庫那厚重的大門,搬走許多軍服、皮帶、皮靴、麻包袋……更重要的是,我們搬走了不少槍支,還有炮彈和雷管,甚至一門迫擊炮!更為離譜的是,我們居然將一輛裝甲車開走!開上道路后不久,又將它開到了水溝去,動彈不得。我們也不管那裝甲車了,反而對裝甲車頂上那挺可以旋轉的重型機關炮感興趣,有同學回學校找來工具,居然將那挺機關炮卸了下來,扛到華僑補校去玩。

   回到學校,我們用麻包袋將運動場供跳高和跳遠用的沙池里的沙子裝滿一袋袋,運到四樓壘起,形成一道以碉堡為中心的工事!(作者注:當年的戰爭電影還是起到教育與示范作用的)有了槍,我們就天天拿著玩,拆卸了再安裝好,安裝好再拆卸下。某天,某同學,記不起名字,只記得他戴著厚厚的眼鏡的,居然在教學大樓樓頂玩起了那門迫擊炮,他將一枚炮彈放進去炮筒,炮彈碰到撞針,轟的一聲,炮彈射了出去,落在運動場上炸開,嚇得正在踢足球的幾位逍遙派華僑學生立即趴在地上……

   當我們擁有武器之際,也正是運動到了清算無法無天的“革命小將”之時了。

    以上的戰斗故事,包括搶槍事件,搶軍火庫開走裝甲車等事件,年輕的讀者會覺得頗像現在的影視編劇在“戲說”,但是,不管你信不信,作為文革的過來人,反正我是信了!在那個荒唐的混亂的年代,什么事不會發生呢?由于我沒有參加當時的“武斗”,當年那血與火的場面,完全未能生動地再現。寫得平淡乏味的另一個原因,也是應黃卓鑾同學的要求,武斗畢竟是很不愉快的事,不應過多地渲染,免使仍活在世上的我們又一次經受精神上的折磨。真的,我想,那武斗,的確是盲目和愚昧的行為,是人性的浩劫,當年,無論傷及哪一方哪一位同學,都是可悲的。四十多年過去了,如今,大家都垂垂老矣,那些不愉快的往事,都付之苦笑,如煙消如云散。當年,實在說不上誰對誰錯,大家都是政治家們手中的棋子,都是權力斗爭的犧牲品,今天,我們需要反思的,為什么在和平的年代,會發生民眾群體的撕裂和武斗,如何避免“十年浩劫”那類民族的悲劇重演。今天,我們大家又常坐在一起,嘆息固然少不了,但更多的是互相問候,尋回昔日的友情;互相提醒,珍惜眼前的光陰。幸甚!幸甚!

第五節   下鄉三水,艱辛務農

    在上一節中,我講述了文革中兩派“武斗”的情景。到了1968年的年中,武斗之風漸漸停息,學生們也胡鬧夠了,學校也被下令開始進行“復課鬧革命”。“復課鬧革命”這提法本身就是非常荒謬和矛盾的,“復課”了,還要“鬧革命”,如何能真正“復課”?其實,當局是看到劉少奇快被打倒了,學生們的作用也完成了,應該乖乖回到教室去,別再在社會上鬧事了。

    文革爆發后,我那在廣州職工業余中學任教的二哥黃柏如大概以“特務”“間諜”等罪名被批斗,這事也令我心灰意冷。

    在武斗后期的某一天,軍訓團的張政委私下與我談話,他說,現在中央的風向變了,是你們革命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你們要小心自己的行為……張政委的那番說話讓我警覺,于是,那段時間,我脫離“革命”,躲在家里學做木工,自己打些家具,算是避過了一段風頭。到了不得不回校時,我才再回去。回到面目全非的學校時,課是復不成的,學校的領導和教師甚至都不知去向,學校由工人宣傳隊掌管著。有些當過“主義兵”的同學,獲得參軍的資格,穿上軍裝離開學校了;有些同樣當過“主義兵”的同學,準備被分配到廣州鋼鐵廠等大型國企去當工人,讓人羨慕得做夢都流口水。其余大量的同學,停課了兩年之久,如何處置?

    那年夏天,我們被送去市郊的農村參加農忙。除了勞動,紅旗派的一些“壞頭頭”也被批斗。幸而我還不算最大的壞頭頭,沒有被批斗,但是,已經沒有了昔日的風光了。那段時間,我倒是記得有一件事。某天傍晚,勞動之余,我們幾位同學到附近的流溪河沖涼游泳。同去的林元啟同學,不熟水性,又不知深淺,結果走到河中,河水沒過頭頂,他掙扎著,只見兩只手還伸出水面,一會便力歇而即將沉沒。幸而,這時被我發現,我即游到他身邊,將他拉到岸邊。這時,林元啟已經奄奄一息,很久才緩過氣來。日后,我常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對他說:“我在流溪河救了你命,你誰都可以忘記,但是不能忘記我呀!”

    到了9月、10月間,是決定我們去向的時候。原來,我們的未來只有一條路:上山下鄉!因為城市沒有就業機會,在城市中野馬般混了兩年、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革命小將”,如果再留在城市中,后果不堪設想!于是,我們被分散到“廣闊的天地去”,這實在也是當時的領導人唯一的辦法吧。

    我們學校的同學,有兩個地方可供選擇,一是去三水縣的農村,另一處是雷州半島徐聞縣的農場。這的確令人難以選擇:三水縣靠近廣州市,回家方便,但是,要落戶農村,種水稻,自己賺工分,自己賺口糧,自己煮飯……,聽說,三水過去還是血吸蟲之區;徐聞呢,雖說農場可以過集體生活,不用種水稻,但離廣州600多公里之遙,也是令人生畏的。

    歸僑學生是否可以照顧,不用上山下鄉?然而,那時的“僑聯”已經毫無作用,我母親當然不希望我離開家庭落戶他鄉,但是,她和千千萬萬父母一樣,無法阻擋歷史車輪的前進。為了可以靠近照顧母親,我還是選擇了去三水縣農村插隊吧。我們的下鄉并非自愿,是按毛的上山下鄉指示執行的政府行為。

                     (未完待續)

    本文的標題原為《歸國五十年》,因為是2011年時動筆寫的。那時,黃卓鑾是歸國五十年。但是,寫至上一節后停了手,居然一停就停了十年,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忙我也忙,以至于黃卓鑾的人生經歷只寫了個開頭。那幾節文字一直放在我的網站上,十年沒有增添內容,此期間,就有一些同學感到不滿和擔心,說,黃、陳二位,都到了古稀之年,如果不抓緊時間合作,將來就會留下遺憾了。于是,在2021年3月3日那天,黃、陳二位在廣州河南的唐宴酒家會面,陳對黃又作了采訪,并商定了今后如何繼續寫下去的辦法。因為時間又過去了十年,所以本文的標題,也就改為《歸國六十年》。

   1968年10月29日,那天,你們還沒有離開廣州遠赴雷州半島農場,我們就被汽車送到了離廣州并不算很遠的三水縣。一起落戶三水縣的同學,記得有羅斌、馬紹斯、楊培基、歐明禮、朱延平、劉新俊、饒必平、封大明、孔蕃州、孔蕃星、伍星照、胡仲豪、衛培音、、柯乃堅、陳杰民、麥松年、梁榮廣、李冰冰、鄔明珍、石嘉恩、吳翠珠,趙慧星、還有你們班的郎仲光、區榮新、梁成紹、鄭坤林、林雪蓮等。

   黃卓鑾說得沒錯,當年我們是11月7日上午在廣州黃圃港上船離開廣州到雷州半島農場的。去三水插隊落戶的同學,比我們還早了幾天被注銷了廣州城市的戶口,成為了知青。我班的鄭坤林是華僑生,孤身一人在國內,林雪蓮似是香港嬌小姐,也去了三水落戶。而郎仲光、區榮新、梁成紹是我們的“好戰友”,也要分開了。

   我們到三水后,在縣城西南鎮被分散到各個公社各個大隊。我和初二(7)班的梁榮廣、李冰冰、鄔明珍四人被分到了南邊公社布(有個土字旁,打印不出)一大隊萬成生產隊。布一大隊離縣城約有18公里。同被分到布一大隊的同學,還有區榮新、伍星照、孔蕃星、孔蕃周、馬紹斯、柯乃堅、麥松年和吳翠珠等。

   我們被安排住進萬成生產隊的一間土磚屋,地板是泥土。屋內有四個小間,每位知青分有一個房間,四平方左右,兩張床的大小。所睡的床,則是由粗糙簡陋的木板木條做成,沒有箱子柜子,只有一張書臺和一個尿桶。房間之間,用竹子和泥巴做成的墻分隔開。屋內一頭還有四個灶頭和一個大水缸,這意味著一日三餐我們都得自己挑水煮飯吃,才不至餓死。更要命的,是當時整個大隊都沒有通電,晚上的照明,靠那螢火般的煤油燈。附近,也是農民的住屋,雞犬之聲相聞,泥土路上則遍地牛屎豬屎狗屎……

   就這樣,我們開始了農村插隊落戶的歲月。一位農民該做的農活,我們都要做,包括耙田、插秧、除草、施肥、割禾、曬谷、喂豬、放牛……雖然我在印尼時,就喜歡過田園生活,鐘情于山水,但是,并不等于我愿意到一個貧窮的農村當一名農民,更沒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扎根農村干革命”的雄心壯志。我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在這個地方生活下去,將生活多久……

   完全沒有在農村生活自理能力的我們,真的很難應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每一天。尤其是我,具有彈琴畫畫的一雙巧手,但的確很難應付農村生活中的瑣事。于是,我一下鄉,就選擇了和李冰冰同學同居。對于這事,讀者不必感到詫異,我們到了農村后即同居,也并非突然,在廣州期間,尤其是在文革“鬧革命”時,我與李冰冰已經認識并暗中談戀愛。如今到了農村,如果不抱團,彼此的生活都會很艱難,于是,我們便不顧世俗的眼光,住到一起。同屋的農友也成全我們,村民們以為我們是兩口子,也沒有過問和干涉。那個年代,同居已經是一件很叛逆很前衛的事了。

   過了幾年,大隊獲得一筆知青安置款,為我們建了一間“知青屋”,居住條件稍有改善。下鄉后不久,大隊曾想調我去當教師,但我不肯,結果,鄔明珍被調去某小學當教師。大約1974年,梁榮廣也被招工回了廣州,實際上,那間知青屋后期的住客,主要就是我和李冰冰兩位。

   我們住居的房間有個小窗戶,可以往外望。不要以為望出去便是無敵的田園景象,其實是一個牛欄。也就是說,我們其實是與十多頭耕牛相伴的。牛屎牛尿的氣味,大家都知道不好受,但身居此種境地,久而不聞其臭了。與牛相伴,白天還好,耕牛會被放出去,晚上就不好過了,耕牛會不時呻吟,不時嘆息,不時打斗,耕牛有時身上發癢,便將身體往我們這邊的墻上摩擦,開始時半夜聽到這種聲音,我們都心驚膽戰,感到毛骨悚然,冰冰更是直往我的懷里鉆,但是,時間久了,也習慣了,加上疲勞,這種種響聲就當它具有催眠作用的“夜半交響曲”了。后來,我成為畫家,我的畫室,就取“望牛堂”為名。

   1975年,知青屋新來了市電信局的三位女知青,這三位天真的不懂世事的小女孩與我們相處后,從我們那里也學到了許多生活知識。我們成了患難之交,至今仍保持著深厚的友情。

   落戶農村當知青,說是自食其力,其實,沒有工資,沒有收入,只靠年底的工分,實在不知怎么養活自己。那時有句不知是哪個混蛋發明的口號,叫“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難道我們愿意呆在城里吃閑飯嗎?如今我們到了農村,每天的工分折合現金不過兩毛錢,也還是需要家里不時的資助,母親每月給我寄來10元錢,不然,連最基本的生活費都沒有。

   當然,我們真的也有兩雙手,為了生存,也要發起自救。于是,我們也開辟了一片自留地,種了一些蔬菜。這是屬于我喜歡的“園藝”的范疇,因此我樂意去做,成績也可觀,種出的蔬菜不僅能自足,其他知青也不時過來采摘。

   由于沒有錢買魚買肉以補充營養,同樣只能自救了。晚上,我不時外出捕鳥,偶有麻雀、禾花雀等收獲。下鄉后期,我帶了一支氣槍去,打了不少鳥,補充營養。有時,馬紹斯、孔蕃星晚上過來,我們一起去打鳥。另外,也會在晚上到河涌去,以竹籠捕捉田雞、黃鱔或塘虱魚。塘虱魚有個特點,領頭的公塘虱昏了頭,鉆進了竹籠,其余的塘虱也盲目地跟隨進去。某夜,我就捕到十幾斤的塘虱魚,除了我們飽餐了多天,也送了不少給他人。

   在農村當知青,尤其是男知青,迫于饑餓,不時都會有偷雞摸狗的行為,所以,生產隊的或村民的雞鴨、魚蝦、甘蔗、蔬菜偶有損失,八成是他們的所為。至于知青之間有意或無端的打架,甚至武斗,亦時有發生。“接受再教育”、當上“學毛著積極分子”的知青當然有,但變壞了的知青則更多,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在這一節結束之時,我頗有感慨。當年,我們與黃卓鑾他們分開,我們一群去了遠離廣州的雷州半島農場。在農場,我們有“組織”在管理著,基本是循規蹈矩。次年春天,國營農場又改為“軍墾農場”,我們搖身一變成了“軍墾戰士”,更受到軍人的管轄。我們雖然也在變壞,但還壞不到哪里去。1969年底吧,我們的場友蔡同學率先獲得探親假回廣州探親,他專門去了一趟三水縣,探望在那里落戶的同學。回農場后,蔡同學繪聲繪色地敘述落戶三水的知青同學生活如何如何混亂,思想如何如何反叛,而且幾乎人人都有“叛國投敵”的打算和準備……讓我們聽得心驚膽顫,真為落戶三水的同學擔心。三水知青同學的生活狀況和思想狀況,其實就是當年廣東知青們的普遍寫照。

第六節   偷渡坐牢,轉做牛倌

   1970年及其后幾年,廣東的知青,尤其是落戶農村的知青,偷渡成風,原因是下鄉一兩年后,他們似乎紛紛覺醒了,他們難以在愚昧落后窮困的農村中生活,普遍感到前路茫茫,甚至絕望,膽子大些的,就鋌而走險,偷渡香港或澳門。

   1970年5月,我與李冰冰及原廣州五中的一位印尼青年亦走上這一道路。那時,偷渡香港有東、西兩條路線。我們選擇西線。即從廣州出發往寶安而去。那時,不要說到寶安,就是到樟木頭,即需要邊防證。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帶上炒米粉、巧克力等干糧,以及一批避孕套。因沿途都有檢查站,身帶救生圈、汽車胎、籃球膽等,會立即讓民兵意識到是用作渡海的工具而被抓起來。而多個避孕套吹滿氣連在一起,也可以起到幫助漂浮的功能。當年為了偷渡,真的是什么也會想到。此外,我們還帶有蓋著公社公章的證明和介紹信。

   我們以到東莞探訪朋友為名坐火車到了常平。在那里,有位原21中姓梅的朋友接待我們。他就是當年武斗時在廣州北站放過我們的梅同學。他的居住點,很像戰爭年代我黨的地下工作站。他招待我們吃晚飯。當黑夜來臨,他帶我們到某個地點,然后指明方向,送我們上路。我們往南面的方向爬山,那山叫梧桐山,老實說,即使白天爬山,也夠艱難的,而晚上爬山,其難度可想而知了。到了白天,我們不敢露面,因可能會遇到搜山的民兵,得找個地方藏起來,如草叢,如墳墓等。次日晚上,我們就是在一座墳墓內躲藏的。墳墓內有積水,我們的雙腳只得泡在水中,泡到發白!不幸,到了第三個晚上,我們終于被民兵發現而被捕。我們三人被反綁雙手,串在一起被押下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當了“俘虜”。

   我們先被押解往寶安縣樟木頭收容站。兩天后,再被押解往廣州收容站。而廣州收容站就在沙河,離我們的學校并不遠,我忽然感到有愧于母校。沙河收容站可以說人頭涌涌,數千的偷渡者被拘留在那里。我們被拘留一個星期,天天被帶去勞動,如割禾、擔禾。我天天餓得慌,接著又肚屙,身子虛弱得很。不久,李冰冰他們被押解回三水。奇怪得是,我仍拘留在沙河。

   某天來了一輛車子,將我押解往廣州,我知道什么事了!原來,是我的筆害了我,東窗事發了。我在前面提到,偷渡時,我們還帶有蓋著公社公章的證明和介紹信,其實,那些都是偽造的。我有畫畫刻章的技能,那時,民眾出門上路都需要證明。插隊的知青則需要公社開出的證明,否則買不了車船票和住不了旅店。為了出門之便,我偽造公章,開出了數十張假證明,供自己和朋友使用。而使用這些假證明的某朋友出事了,經過公安偵查,證實是我的所為,所以我作為重要犯人被拘捕!在廣州拘留所,我每天接受審訊。私刻公章是大罪,甚至可以判死刑,原來上面準備判我7年徒刑,因我是華僑,加上母親到省僑聯講情,最終,我沒有被判刑,還是作行政拘留,但被關在監獄里。1960年5月13日,我離開印尼回國,想不到,剛好十年后的今天,1070年5月13日,我被投進了監獄。我的人生為什么這樣安排?……我被關在一間十平方的牢房,里面關了9個人,每天度日如年。這一拘留,就拘留了大半年。

   1971年2月某日,廣州方面放了我。我先被押解往佛山,后解回三水西南鎮。回到了三水,理應很快可以釋放回村。但是,公社某干部說:“黃卓鑾經常倒流城市,不安心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崇洋媚外,不能就此算了!”故意折磨我,還要將我關押一段時間。我被關在縣拘留所內的一個單人牢房,牢房沒有門,只有三根豎杉和重型大鐵鎖。牢房75公分寬,2.10米長。里面只有一張棉被,我就只能睡在水泥地板上,頭頂還僅能放得下一個馬桶。我孤身一人在牢房中,沒有人說話,幾乎神經錯亂。于是,我整天大聲自言自語,大聲唱流行歌曲。吃的飯菜當然十分差,我吃不下,還拉肚子。在那牢房里,我被關了三個月,我骨瘦如柴,體重只剩下70斤!

   后來,我被轉到大牢房。那里犯人雖多,但都是流氓地痞小偷之類,真正的牛鬼蛇神,我反而又時常受人欺負,度日如年。后來,我想到,如此下去,我非死在這里不可。于是,采取絕食的辦法,絕食了三日,奄奄一息。有兩位好心的獄友也為我打掩護,每天偷偷喂我幾口水,使我一息尚存。這一招還管用,上司怕負責任,通知公社來領人。治保主任來領我。我裹著那張又破又臭的棉被,身上因長期沒有洗澡,也是臭不可聞,像一具死尸。那治保主任捂著鼻子,真的像提死尸一樣將我連被子一起提起,扔到拘留所之外的空地上。那天是1971年5月1日,李冰冰和知青鄭坤林得到消息,已來拘留所接我。五月天,我身上還發冷,還要穿棉衣。但是,我一出拘留所之門,就渾身舒服了,在李冰冰、鄭坤林的陪同下,我們坐班車回到村子。我在破衣角內始終藏著10元錢幣,沒有被搜出,回村后,我即買回食物飽餐一頓,結果又引發拉肚子。直到一年后,我的身體才慢慢恢復過來。

   別人去偷渡,一次不成,再接再厲,但是,我的經歷太過慘烈了,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不敢再去冒險。有了這次事敗,我在村子里的名聲變得更壞了,有時村里批斗五類分子,也將我叫上臺去陪斗。但是,直到后來發生的一件事,使我的處境有了改觀。

   1975年,某日,下田勞作之后,我隨幾位農民一起回村。經過水塘邊,有村民在議論,只見地上躺著一位三四歲的男孩。原來,男孩溺水,被村民救上岸。男孩臉色蒼白,幾只蒼蠅在他的鼻孔處聚集,似已無氣息。這男孩是生產隊長的孩子,村民們認定他已經死亡,便離去。

   當時,我也嘆息一聲,跟隨村民離去。但是,走了幾步,我偶一回頭,發現男孩的鼻孔煽動了一下……我憑直覺感到,男孩可能還沒有死去。于是,我喊住同行的村民,告知這事,但那些村民并不理會。我停下腳步思索,正在猶豫之際,有一少年牽著一頭牛而來,我忽然覺得有辦法了!于是,我將牛牽來,將溺水的男孩抱起伏在牛背上,驅趕那牛跑動。在顛簸之中,男孩不斷將腹中的水嘔出……跑了幾圈后,男孩臉上有了血色,漸漸蘇醒過來。想不到,在三水農村,我又做了一件救人一命的善事(在流溪河已救回林元啟同學一命)!

   男孩的父親當時在公社開會,接到電話說兒子溺水而亡,急著往村里趕。回到村里,當他知道是我救活了他的兒子,千恩萬謝。如今,那男孩已經50歲了吧,不是因為我回頭的一瞥,不是因為剛好有一頭牛經過,那男孩怎能活到今天?

   或許是我有恩于生產隊長,不久,我有了新的工種,就是專職放牛。平心而論,在生產隊,這已經是勞動強度較輕而工分又不低的工作了。

   與我一起放牛的,還有一位,姓趙,50歲左右,是一位知識分子,因什么罪名被打成“牛鬼蛇神”,從廣州下放到三水農村。我倆一起,負責放養生產隊的13頭耕牛。治保主任告誡我,他是壞人,不要和他多說話,不要受他的影響。但是,和他相處下來,我發覺他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倒霉就在于有“知識”罷了。

   我們早上九點鐘開始放牛出牛欄,往有水草的地方趕去。如果那天是風和日麗,就很舒服了,牛在吃草或喝水,在游蕩或休息,只要在我們的視野之內,就放心了。我坐在一塊石頭上,或躺在大樹下,可以回憶,可以冥想,可以哼歌,可以構思,可以作畫……當年我總是背著礦石收音機去放牛,一邊放牛,一邊收聽英文歌曲。那情景,記憶尤新。到了下午4點鐘,領頭的牛就會知道時間,引領著其他牛乖乖地走回村子去。

   但是,如果就此認為放牛是一件容易并舒服的工作,則又錯了。一年四季,嚴寒酷暑,在野外工作,并不好受。遇到某一頭牛不守紀律,私自離群,要立即追回;遇到牛群打架,要及時調解;加之天有不測風云,遇到暴雨雷電,渾身被淋濕不打緊,牛群也會不安分而四散,這時,我們就會疲于奔命。

   如果讀者以為我們每天九點鐘才開工,多舒服啊,那也錯了,我們還要負責積肥呢。早上天還未亮,我們就起床,提著木桶,到每只牛的身后,從它們的排尿器官下接上一大桶尿,再從它們的屁股下,接上一大坨糞。那些牛每天早上條件反射,木桶放過去,糞尿就會拉出來。這些牛糞牛尿,是農村人的寶貝。我們將收集到的牛尿倒進尿池,將牛糞運到地坪,先將牛糞扒開曬,曬干后再扒碎,然后,擔入生產隊的一個大糞坑。這工作也有“技術含量”,就是先放一層糞干,潑一層牛尿,再放一層糞干,再潑一層牛尿……待到次年春天,這些牛糞牛尿的混合體就是培育秧苗等的肥料了。

   放牛的工作,我干了整整兩年。

   直到1978年10月15日,我才離開三水農村招工回到廣州。十年的知青生涯,內容很多,難以一一回憶。十年的知青生涯,我在農村那“廣闊天地”中,如果說“大有作為”,那是笑話了,但是,由于我還算沒有自暴自棄,還算做到自強不息,還算學到了一技兩技之長,為日后的謀生打下基礎,所以,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有時也會忍不住回首一下的。

   2018年,我回了一趟三水市,回到了當年生產隊的所在地,我竟然發現,50年過去了,當年我住過的那間知青屋“望牛堂”還在,真是百感交集,心中流淚。回廣州后,創作了一幅作品“蹉跎歲月”。一些下鄉當過知青的同學們看后也感慨萬分,勾起了對當年的痛苦回憶。

   黃卓鑾落戶農村十年,才有機會回到廣州。十年知青生涯,真夠長的。我也在雷州半島某農場蹉跎了十年多。如果我們當年都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又或者甘于耕種賺取微薄的工分工資以求生存,我們這輩子注定都平庸無奇。幸而,在那十年中,我們都還有理想,還有信念,還有追求。現在回首,真要感激自己當年身處逆境而不肯向命運屈服的堅強啊!

第七節   拜師學藝,鐘情國畫

   我從小就對寫寫畫畫感到興趣在學校讀書時,課余時間也自己學著畫畫,并向方老師學習隸書。到了三水農村后,我深刻地感到,我不是看不起耕田的人,但是,我的興趣和能耐,真的不在農活方面。再者,一天的勞作才賺取?工分的錢,這也是我難以忍受的。我不能如此浪費青春、蹉跎歲月,所以,在工余時間,尤其在晚上,我伏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用毛筆練習畫畫。常常一畫就畫到三更半夜。我喜歡中國畫,希望在國畫這方面有所成績。

   我的這一愛好,剛到農村不久即被大隊的領導看在眼里,被他們請去畫畫。當然,他們不是請我去畫國畫,而是畫宣傳畫。那時,正是“大樹特樹”的時候,縣里要求,各公社各大隊的當街房屋的墻壁上,都要畫上毛澤東的光輝形象或者標語口號。要在墻壁上畫上那種巨大的宣傳畫,尤其是人像,而且是領袖的頭像,非一般人可以勝任,甚至非一般的畫家可以勝任!我以前并沒有畫過這種東西,但既然大隊領導叫到了,屬于政治任務,而且在自己的愛好能力范圍之內,我亦擔當此重任。

   要完成這任務,其實也挺困難的。首先,要將準備畫畫的那面墻壁用鏟子鏟平整,然后用白灰水刷白,等墻壁干了之后,再進行繪畫。到繪畫時,我先將領袖的某張照片熟悉,在心中先打好腹稿,然后左手捧著顏料,右手握著畫筆,登上長梯,基本不用打草稿,就在墻壁上畫起來。毛統帥包括林副統帥的形象民眾都熟悉,所以,畫得不能有半點的差錯。頭像畫好了,往往要加上“敬祝……”“大海航行……”之類的標語口號,這些也難不倒我。

   就這樣,我在自己的生產隊畫完了,再被請到大隊其他生產隊畫。自己大隊畫完了,再被請到其他大隊畫。結果,南邊公社到處都留下我黃卓鑾所畫的大幅宣傳畫。

   1978年上半年,我又接到了一個任務。其時,三水農村剛剛用上電不久,許多村民還不知道怎么規范用電,時有電死人的事發生。于是,縣供電局指令,要在各公社各大隊宣傳“十條用電守則”。這守則,需要用大號的仿宋字體書寫在村中顯眼的墻壁上。能接受這任務的,南邊公社非我莫屬。做這工作,每天有2元補助,生產隊記一級工分。還給配備一輛新的紅棉牌自行車,一頂太陽帽。對那工資待遇,我很滿意,要知道,當時公社書記每月工資才40多元。

   于是,我開始工作。每到一個生產隊,生產隊派人來接待,幫忙解決一張長梯,帶我到他們預先安排的墻壁。墻壁已刷了白灰水,大熱天時,在陽光照射下,很是刺眼。我和十年前剛到農村畫宣傳畫一樣,不用打稿不用打尺,用肉眼即可判斷出尺寸。而那十條守則,字數不少,要求都是仿宋體。我踏著長梯,左手一缽紅漆,右手一支油畫筆,面對白灰墻,空手寫出仿宋體。此等功夫,相信無人可及,可謂一絕。

   這工作,我持續了大半年,終于完成了。我與李冰冰到農村十年,不但沒有賺到錢,而且到頭來還欠生產隊400多塊錢。那年,我們將被招工回廣州,但是因欠著生產隊的錢,可能被卡著走不了。正因為我接到縣供電局那書寫“十條用電守則”的工作,大半年下來,我得到400多元補貼,正好抵消了那筆債務。

   但是,我漸漸覺得自己的視力下降,左眼很不舒服。某天,我回廣州看眼科,結果,醫生說,我患了“中心視網膜炎”,我的眼睛看似正常,其實中央部分是看不到東西的,整只左眼視力只有0.1到0.2,幾乎接近失明!原來,那大半年間,我每天都近距離面對著白刷刷的墻壁,將眼睛弄壞了!由于當年醫療條件落后,拖延了治療時間,最后變成如今的“陳舊性中心視網膜炎”,而終生視力無法恢復。而我這一生理缺陷,并沒有多少人知道。“獨眼畫家”,不知全國還能否找出第二位。

   前面提到的兩件事,都不能算“藝術”的。要學習國畫,提高畫藝,還得從師。我有一位陳姓朋友。陳是趙紫陽兒子趙小軍的好友。1972年,陳姓朋友介紹,我找到著名的書畫家吳靜山先生,拜他為師,每周上兩次課。我專程回廣州學習了一年。吳靜山先生為廣東順德人,1943年生。畢業于浙江美術學院國畫系。后為國畫大師潘天壽的高徒,當時已經是有名氣的國畫老師。我向吳靜山老師學習,主攻山水,兼花鳥。后來,我亦得到陸儼少等大師的指點,畫藝有更大的長進。一年之后我回到三水農村,晚上就在煤油燈下繼續習畫。許多畫家都敬佩我在艱苦的環境中仍能堅持與努力。

   平時,我在開工時,除了勞動,我還特別關注周圍的山水靜物以及動物。一花一樹一石一溪,我都記憶在腦中。1978年招工回廣州后,我繼續學習繪畫,并有機會游歷祖國得名山大川,擴寬視野、提升審美能力。后來,我在繪畫方面有了一些名氣,成為廣州市美術家協會會員、廣州市山水畫研究會會員、廣州市越秀區美術家協會會員等。自1973年開始畫畫至今,沒有間斷過。

   2014年,我在廣西玉林開畫展。2015年,我在泰國參與“嶺南丹青三人行”畫展。2018年,在廣州藝術館與梁俊球舉辦“山水煙雨中、嶺南荔枝紅”聯展。其他與別人合作的畫展更是多次。2003年,我出了第一本畫冊。2010年,出第二本畫冊。由于本人有了一點名氣,所畫的畫,被某些人認為有收藏的價值,于是,求購我的畫的朋友和賣家時會上門。如此一來,我在工作之余,還經常要晚上甚至深夜作畫,潤筆費倒成了我較為穩定收入了。

   原廣州市美術家協會主席、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盧延光先生曾撰文評論黃卓鑾的畫藝,我在這里作引述:“卓鑾的畫從吳靜山出,疏朗、清濯,傳統筆墨厚重,一看便是江浙之風韻。在廣東,嶺南派一統天下,江浙繪畫流派熟悉的人極少。靜山引入,卓鑾繼承,在文化多元的角度來看,此派此風很值得珍惜和推廣。”盧延光先生再寫道:“卓鑾的畫,深扎在中國文化的根部,有些畫特別畫出味道,畫得文雅,畫出格調。《寫元人詩意》就有倪瓚的靈魂;《華山一角》,更顯石濤風韻。就是畫廣東的山水,如《南昆山記游》《蓮花山記游》,都是少見的用古人之氣度出現代視覺新意。特別贊賞他深扎的努力和對物象的理解,孜孜的學習、探尋。這是一個對藝術很虔誠的人,也是一個不隨時尚風氣所流轉的人。”

   廣東省端硯協會副會長、廣州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李銳文撰文《蒼筆枯墨寫風云 一片丹心呈風流》;廣東書畫鑒定大師黎展華撰文《升華水墨 妙寫丹青》;中原書畫院院長張本平撰文《執著 勤奮 收獲》,皆稱贊黃卓鑾的勤于作畫的精神以及杰出的水墨技藝。

   在農村的十年中,我都與牛為伴,尤其在那放牛的兩年中,我也不曾白過,在放牛的同時,每頭耕牛都成了我描摹的對象,它們的外形、它們的骨骼、它們的動作……我都了然于心。

   2021年辛丑年為牛年,我來了興趣,一連畫了多幅以牛為內容的國畫。不久,河南鄭州中原書畫院院長來信息,要將我畫的“五牛納福圖”參加由中國文聯登聯合舉辦的“全國百名書畫名家展”。其實,這幅畫一放上朋友圈,就有一位藏家要了,礙于展方的請求,我只好答應參了展再說。還有幾位朋友向我求畫,一位是泰國的大華商;一位是前丹霞山旅游公司的老總,一位是從化溫泉山頂一農家山莊的老板,還有我校的一位同學。他們個個都屬牛,都看中我畫的牛。我不敢說我是中國畫壇畫耕牛畫得最好的畫家,但應該也是最好之一吧。

   要總結黃卓鑾的整個繪畫生涯,我似乎沒有這能力,還是引用盧延光先生的話吧:“人類的人生三層次在李叔同說來是物欲、文雅、信仰。卓鑾懂得、明了人生的追求和理想,由物質填飽肚子到娛樂至死的欲望,動物性的層面上升到文雅淡薄。卓鑾已經努力了四十多年,在我們面前捧出了他新出版的畫集,展示他的精神追求和有格調而尚好的國畫藝術,這才值得令人肅然起敬。”

第八節   北京錄音,歌廳生涯

   除了繪畫,音樂是我另一愛好。我的大哥是一位超級的音響迷,在他的影響下,我13歲時開始學聽交響樂,還記得聽的第一支曲,是德沃夏克的《新大陸交響曲》。后來,我雖然扎起歌廳玩起了流行音樂,但是,回到家里,我還是靜靜地欣賞古典交響樂。直到現在,每當我晚上要到星海音樂廳欣賞比如廣州交響樂團演奏的某交響樂,那么,白天時,我則會將或柏林交響樂團或倫敦交響樂團等演出的音樂碟、尤其是卡拉揚等名指揮家指揮的音樂碟先聽一遍,晚上再作鑒別。交響樂界的朋友都說,這種發燒法,恐怕獨一無二了。

   我家中的高級音響,以及所存的數百張高級的唱碟,價格不菲,用老婆的話來說,我光玩交響樂,就玩去了半間屋的錢了。

   古典交響樂供我欣賞,但是,我能參與演奏演唱的,則是流行音樂。我前面說過。我在印尼時,就會彈吉他。回到廣州讀書時,則繼續與一班華僑青年一起玩吉他,組成各自的小型樂隊,互相切磋競技。下鄉三水,我當然也帶上我心愛的吉他,勞動之余,在大樹下,在水塘邊,自彈自唱,抒發心中的郁悶。我的音樂的朋友們大多也上山下鄉去了,但是,大家都相約定時回廣州一起玩音樂。

   我勞動時,尤其是放牛的時候,我身上都帶著一部礦石收音機。那雖是一部很簡陋功率很低的收音機,但是,它居然也能收聽到境外的電臺,尤其是一個英文的音樂臺。那音樂臺每周都有境外流行的新歌推介。每周都有一個新歌流行榜。我努力地將每首歌曲的曲和詞記住,供自己學習和演唱。由于這是一項高難度的技術活,我和朋友們約好,大家分工合作,有的專門記錄旋律,有的專門記錄和音,有的專門記錄歌詞。這樣,大家見面時,就可以組合成完整的一首歌。

   在農閑時,或有機會有需要時,我就會倒流回廣州,與朋友們一起合練。我主要玩低音貝司。我們的合練,一般都是在晚上,在西關某一位朋友的家中。有時,是兩隊樂手互相比拼琴技,稱為“片琴”。在“四人幫”被打倒前,或者說,在改革開放前,流行音樂都被視為洪水猛獸,而手抱吉他招搖過市的年輕人,肯定被視為另類。晚上,當我們的音樂聲和歌聲傳到街道上,往往很塊就有人向街道管治安的人員報告,于是,一群民兵就會找上門來,輕則干涉,重則將吉他等樂器打爛,揚長而去。我們的琴局,常被“革命群眾”舉報,被抓到派出所受訓是常事。有一次,不知碰上什么運動,我們一班人被一鍋端,全部被抓走,雙手捧著后腦勺,像戰爭俘虜一樣被押到街道上,然后被送到派出所,又被關押了一整夜。

   196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中國人民迎來了第二次解放。又經過了兩年時間的徘徊,中國這艘巨大的航船終于找到了正確的航向,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曙光。1978年10月15日,我和李冰冰終于被招工,戶口回到了廣州。前面我講過,我和李冰冰在農村十年,不但沒有賺到什么錢,反而還欠生產隊400多塊錢。正是靠我為縣供電局書寫“用電十條守則”賺到的400多塊錢,才剛好填補了這個窟窿。另外,我們還欠生產隊其他的一些費用,我們就要求將我們倒流回城生產隊扣下的我們的口糧補回,將那幾籮谷子賣掉換回200多元錢,再交還給生產隊。

   我們赤條條地落戶三水,又赤條條地回到廣州。失去的,是十年寶貴的青春。在我31歲那年,我被招工到廣州二輕局下屬的廣州家用電器一廠。李冰冰則被招到廣州電鍍廠。

   我和李冰冰到三水農村后就同居。后來再回廣州補辦儀式。在農村的十年間,我們并不敢生養孩子。回到廣州后,1980年,我們的兒子才出生。

   廣州家用電器一廠生產煤油爐,主要供應到非洲。還生產電飯鍋。和我一起被招入那工廠的,有4位各地回來的知青。我們被分配到運輸隊,實際就是做搬運工,即苦力。一塊藍色的布往肩頭上一搭,將貨物捧起扛到肩上,再搬運到某地方堆放。我們常常要跟車送貨物到石井的倉庫。我最瘦,最無力,搬起貨物來當然吃力。那倉庫經常停電,停電時,電梯開不了,我要將貨物扛到三樓,真要命!每次工作回家后,人都像散了架一樣,往往連飯也吃不下。想不到,我這文弱的身板,在農村要干重活,回到城里,還是被安排干重活。幸而,干了四五個月后,工廠的領導終于在我的檔案中發現,我在下鄉時搞過宣傳,我還是有些文化,有些才能的,做苦力是浪費人才了,于是,四五個月后,到1979年春節后,我被調到工廠的工會,當一名宣傳干事。工廠工會的宣傳干事的工作,主要是寫寫畫畫,還有廣播、讀報、出墻報,還負責工廠的臨時工的工資計算,還被派到鄉下去招收知青入廠做工。但不久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立即轟動了全工廠。

   1979年7月的某一天,工廠的領導接到珠江電影制片廠的借調函,要借調黃卓鑾到珠影廠,而且,還要立即坐飛機上北京去。工廠的領導們都愕然了,紛紛打聽,黃卓鑾何許人也,為什么和珠影廠有關系?到北京去干什么?……

   某一天,是休息日,我在紅樓游泳場游泳,忽有我的音樂朋友畢曉世來找到我,說有一位作曲家要約我談事。于是,我便與廣州軍區戰士歌舞團的作曲家鄭秋楓見了面。原來,當年,珠江電影制片廠正在拍攝一部電影,片名《海外赤子》,是反映海外僑胞悲歡離合的故事,同時也有抨擊“四人幫”迫害人才的內容。在1979年時,這電影的內容也算大膽前衛的。這電影的導演是歐凡,由秦怡、陳沖等主演。參與演出的,還有史進、杜熊文、簡瑞超、邢吉田等。電影中的音樂,由鄭秋楓創作,歌詞,則由瞿琮所寫。如果當代的讀者不大了解那部電影,那么,則應該知道當今的當紅歌曲《我愛你,中國》吧,而《我愛你,中國》這首歌,正是由歌唱家葉佩英唱響至今的那部電影的主題曲。

   原來,除了《我愛你,中國》之外,那部電影還有其他幾首插曲。作曲家鄭秋楓了解南洋僑胞的生活習慣和音樂特點,他決定大膽地運用吉他來伴奏電影中的幾首插曲。將吉他這種曾被視為“黃色樂器”運用到電影音樂中,鄭秋楓也是新中國第一人了。但是,當時,鄭秋楓并不知道在廣州哪里可以找到合適的吉他手。后經畢曉世介紹,他知道了我黃卓鑾。

   經過和鄭秋楓的交談,我了解了這件事。這是大好事,我當然同意幫忙去伴奏錄音啦。于是,我們被邀請到珠影廠,為羅天嬋錄制了一首《思鄉曲》。我們還要為葉佩英錄制一首《為什么》,但是,因葉佩英有工作走不開,無法從北京來廣州錄音,于是,珠影廠只好派人帶著我們上北京去錄音。而這一變化,也是我求之不得的。

   于是,我和拍檔、著名的吉他手葉佐球一起,懷抱吉他上北京。錄音師是珠影廠的林崗;帶隊的,是曾出演過電影《七十二家房客》的發仔的演員。我還記得,當時從廣州到北京的飛機票的價格是96元。

   到了北京后,我們被安排在某高校的留學生宿舍住下。晚上,我們看到一些外國的男女留學生,就在宿舍的走廊里抱吻。雖然我們來自廣州,但這些情景還是覺得很新鮮。

  錄音被安排在半夜。我們見到了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葉佩英,并為她伴奏錄音,很是激動。半夜時分,歌唱家的嗓音也不會太好的,葉佩英對自己的要求又很嚴格,結果,那首歌,葉佩英錄了14遍,最后,她還是選擇了第4遍所錄的。

   錄音期間,陳沖、劉曉慶來探望。陳沖還指著吉他問我,這是什么樂器。后來,秦怡也進來過。當錄完之后,我們如釋重負。鄭秋楓的助手買了一籮筐西瓜來犒勞大家。走出錄音棚,我們又見到了謝芳和楊在葆等演員,還在拍戲。那時,我感受到,演員們的生活其實也有辛苦之處的。

   我們錄音的時間只有一個晚上,卻在北京逗留了一個星期。在北京期間,我們被安排參觀游覽故宮、長城、定陵、頤和園等。某天,我們到了北京的友誼商店。這商店,內地人是不能進去的,因我們穿著西裝,說著廣州話,他們以為我們是香港人,于是,我們可以進去。我身上有一張1千元港幣,想買了一件小玉器,結果,諾大的商店,無法找續回港幣的零錢,只好作罷。

   某天,我被邀請到葉佩英的家作客。葉佩英的母親是馬來西亞歸僑,她知道我是印尼歸僑,對我很是熱情,請我吃飯。葉佩英的女兒當時還小,嘴很甜,老叫我“黃叔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葉佩英的家很簡陋,可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藝術家們的生活還是很艱苦的。

   從北京坐飛機回廣州時,剛好與陳沖同座位。她要到海南拍外景。到廣州白云機場后,珠影廠派了一輛吉普車來接我們。我們順便帶上陳沖。回到市區后,經過葉佐球的家,我們邀陳沖到他家坐坐,切開一個大西瓜招待她。

   這次我參與為電影插曲伴奏錄音,錄了兩首歌,或者可以這么說,將吉他音樂用在新中國的電影配樂中,我是第一人吧。這次北京之行,我除了得到補助費15元,還增長了見識。回到工廠后,我一下子成了“名人”,領導和工人都對我肅然起敬。更重要的是,這次北京之行,進一步鞏固了我在廣州流行音樂圈子里“祖師爺級”的江湖地位。

   電影《海外赤子》的放映,吉他被用為電影音樂的配器,也說明新時代文藝的春天已經到來。從北京回來之后,我雄心勃勃,要在流行音樂方面大干一場。于是,工作之余,我著手組建了一支樂隊,當時,國內的電聲樂器樂器還很落后,只有木吉他,還沒有電吉他,我們就自己制作,用土辦法配置了各類高低音“電吉他”。我白天上班,晚上到舞廳伴奏,每晚可以得到2元的收入,很是高興。須知道,當年我在工廠的工資只有35.5元。我是1979年廣州第一批搞樂隊到舞廳伴舞的。

   1981年,我組建了一支13人的樂隊,隸屬于越秀區文化局領導。我們到香港購買了電吉他,還購置了鋼琴、小提琴以及敲擊樂器。除了樂師,我們還有幾位男女歌手。不久,我們這支越秀輕音樂隊進駐到廣州的流花賓館的歌廳,因此,樂隊也被歌迷叫成流花輕音樂隊。當年,港臺的流行歌曲大量傳入到中國大陸,鄧麗君、甄妮、鳳飛飛、高勝美、徐小鳳、譚詠麟、葉振棠、羅文等港臺歌星風靡大陸的歌壇,到歌廳聽歌,廣州人視為時尚,一到晚上,流花賓館的大門外便聚集了大量歌迷。一等開門,便沖進去買票,往往一票難求。8點鐘,演出開始。歌廳內,以年輕人為主,他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欣賞我們的演出。聽到高興時,也會一起和唱。當然也有些上了年紀的歌迷,還有廣州的一些演藝界名人,有時也會來流花賓館的歌廳看我們演出。

   白天,我要回工廠上班。晚飯后,我要準時到歌廳。9點鐘正式開場,直到晚上12點鐘,演出才結束。之后,要收拾樂器和道具,再到外面的食店吃點夜宵,然后騎著自行車近一小時回家,往往弄到兩三點鐘才能回到家。我也很自愛,半夜2點鐘一定要離開回家。而早上7點鐘,我就要準時到達工廠上班。所以,每天晚上睡覺的時間,往往只得三四個小時。但是,在當年,我是樂此不疲,因每晚能“炒更”賺取外快,收入比在工廠里上班多幾倍。而這炒更的事,又不能讓工廠領導知道,否則會被處罰,所以,只能硬撐著。

   我前面說到,文藝的春天已經到來,但是,也有暗流涌動。

   某天晚上,有一位《中國青年報》的記者來到流花賓館歌廳,他以為憑著他的記者證就可以入內聽歌,不料被門衛攔著,不讓進去。該記者惱羞成怒,買了一張票進去觀看。偏偏,當晚出場唱歌的何姓女歌手不僅年輕貌美,著裝也性感。之后,不久,該記者報復性地寫了一篇報道,發表在《中國青年報》,抨擊當晚的演出,主要是渲染那女演員的著裝,說她旗袍的叉位開到了胯部……就是“胯部”這兩個字,給我們帶來一場災難性的停業整頓,禍及全市。市文明辦下令全市所有歌廳舞廳的進駐樂隊停演一個月,全體成員到三元宮集中,每天辦班學習寫檢討。到可以重新演出時,上面已經作出了規定,除了規范著裝和語言舉止等,以后的演出,要按一定的比例安排每晚的節目,港臺歌曲只能占二三成。其他的,革命歌曲占多少、中國民歌占多少……

   我們在流花賓館進駐了8年,之后,在白云賓館及其他賓館進駐了4年。此外,我們還到四周地區演出,頗受樂迷和歌迷的歡迎。從1981年起,到1997年樂隊解散,我捧著吉他在舞臺上站了16年之久,見證了開放改革廣州流行音樂興旺與衰退的歷史。

   1987年,我參與組建了廣東音協屬下的廣東吉他研究會,擔任副會長。至今,我仍任副會長。并且,我還一直擔任國家級吉他考官,即全國社會藝術水平考級吉他考官。多年來,研究會舉辦了多次省市區級吉他大賽,我擔任過無數次評委,為廣東吉他音樂事業作出過貢獻。

   2011年廣州電視臺由老朋友李丹虹主持的“晚安廣州”節目,介紹上世紀八十年代廣州流行音樂歷史和人物,我先后上了5次這個節目,伴奏及演唱“披頭四”的英文歌曲。

   2016年,我及幾位當年的流行音樂精英在老朋友家搞了個音樂沙龍,重組一支“石室樂隊”,重新背上吉他,至今每周一次合奏,重溫當年的快樂時光,充實自己更高的精神生活。

   2018年,鳳凰國際電視臺的“鳳凰大視野”節目組專程來到我們的沙龍,專訪了關于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音樂歷史。著名音樂人畢曉世也談到,他自己當年進入音樂那圈子,也時由于受到了早期廣州流行音樂家們的影響的。

   說到這里,黃卓鑾不僅長嘆一聲,頗有感慨地說:“上世紀七十年代,由于國門封閉,外國音樂資料只能通過偷聽外國英文電臺及香港的朋友們偷寄回來才獲得。當年我非常小心抄了一冊有300首英文流行歌曲的歌本。剛剛改革開放時,有位省歌舞團的領導看到后非常驚訝,覺得在那個紅色年代,居然有人能抄出這樣一本歌集,的確不可思議,應該放入流行音樂博物館。后來,那歌本在‘晚安廣州’電視節目中展示過。” 

第九節   下海經商,開辦酒樓

   改革開放的大潮,也激勵著敢為人先的黃卓鑾,在經營樂隊的同時,1983年,黃卓鑾又下海,同時忙于經營自己的餐飲事業。而這,又是黃卓鑾人生另一段不平凡的經歷。

   我在前面說過,我們是1978年10月15日返回廣州,進入工廠工作。1980年,我們的兒子出生。1981年,我組建一支輕音樂隊,晚上進駐歌廳或舞廳伴奏。那段時間,我顯得十分的忙碌。而此時,我也深感經濟上的壓力:在工廠上班,我們夫婦每月工資就五六十元,晚上炒更雖有收入,但也有限。靠著那么一點錢,既要養家糊口,又要經營樂隊,無異于捉襟見肘。當時,改革開放的大潮已經席卷廣州,市場經濟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下海經商成為時尚。而我黃卓鑾永遠是個敢于先行一步、敢于最先嘗試吃螃蟹的人,改革開放的經濟大潮中怎么可以少得了我這個弄潮兒?

   當然,要敢于離開那來之不易的“組織”,真的扔掉“鐵飯碗”走單干,又確實需要很大的勇氣。我這個人本不安分,而且也有了一點“經商”的經驗。打倒“四人幫”之后,政治經濟空氣有所緩和時,我已經開始有所行動了。我有親戚在香港,我就請他們帶一些錄音機回廣州,我來收購,然后再買給兒童公園旁邊的信誠公司,賺取差價。此外,我還炒過港幣,依然是賺取一些差價。

   當然,上述那些小打小鬧滿足不了我的欲望。我感到,要來錢快,莫過于經商或辦實業。看到身邊一些朋友辭職后經商或辦實業,一兩年后,即成了“先富起來的人”,手執大哥大,開上私家車,也不禁眼紅。1983年,在李冰冰的強烈要求下,加上我自己也信心滿滿,我向工廠領導遞交了辭職信。工廠領導和工人們都感到驚訝,因我是全廠第一個辭職下海的人。

   辭職之后,我們打算做什么呢?我們準備開酒樓。我們雖然都沒有做酒樓的經驗,但是,我和冰冰都嘴饞,平時就特別喜歡品嘗美食,我們認為,民以食為天,“食在廣州”已名聞天下,改革開放,廣州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迅速提高,除了一日三餐,追求美食也人們普遍的愿望,所以,我們決定開酒樓,相信能成功。

   于是,我向親戚借了2萬元港幣。與李冰冰的妹妹合伙開酒樓。剛好有朋友提供信息,在海珠橋南,海珠旅店對面馬路轉角處有一餐館要轉讓。那地點改做酒樓正合適。于是,我們立即租下,花兩三萬元進行裝修。我到工商所去辦營業執照。我想,珠江河北有大三元酒家,那么我就在河南開一間小三元酒家。不料辦證得官員認為店名不妥,無奈,我當即改為小金元酒樓。

   之后,便是購置各種桌椅,廚具、碗碟等,雇請廚師、服務員。我將自己的幾幅得意的山水畫裝裱好掛在大廳,使得酒樓有些藝術氣息。酒樓開張之后,朋友、同學,畫友、樂友、歌迷、曲迷等紛紛來捧場,一時間也還食客盈門。我們不時創新菜色,更換菜色,迎合不同食客的需要。

   某天,我原來所在的工廠的廠長和三位副廠長聞訊也來酒樓光顧。我當然熱情招待,弄了一桌子精美的菜。廠長對我的下海還是擔心的,對我說:“你還是回到工廠上班吧,調你到廠長辦公室工作。”我知道,有此調動,不出一兩年,我當上一名副廠長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我去意堅決,謝絕了他們的好意。

   在經營酒樓的同時,我還兼著每晚樂隊的演出,雖熱情高漲,但十分勞累。1984年初,我終于累出病,得了急性肝炎。我自己拿著水桶、手巾、牙刷到醫院去找相熟的醫生要求入院,這事令她驚訝:如此入院可說絕無僅有的!留醫了數天,病愈后,我依然回到酒樓,回到舞臺上。

   4年后,小金元租期屆滿,結業。但是,1987年,我們又接手了另一間餐館。這餐館原是東風路市總工會的餐廳,后經營不善,我們接下來。取名美力菜館。當年,廣州將舉辦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即六運會。負責六運會的轉播工作的記者團的駐地就在我們美力菜館附近。他們曾到我們菜館吃過飯,覺得我們的菜色以及服務還不錯,于是,便與我們商議,由我們菜館為他們整個記者團提供餐飲服務。這當然是很好的事。那些工作人員因工作的性質特點,食無定時,有時白天來,有時半夜來,但我們都招呼得很周到,他們都很滿意。六運會結束時,他們還專門送來一面錦旗,以示感謝。我們樂隊隸屬的越秀區文化局的領導也來參加接受錦旗的儀式。

   兩年后,美力菜館也租約屆滿。1989年,我們又接手開第三間酒樓,取名聯華酒樓。聯華酒樓開在廣州北郊三元里的沙涌。沙涌的地頭不像市區那么旺,但是,酒樓還是有顧客的,顧客主要是來自附近農村的村民。村民們的紅白大事要請酒,多選擇到聯華酒樓。當年村干部的權力很大,經常大吃大喝,也常幫襯我們酒樓。因此,聯華酒樓雖遠在三元里,也還是經營得不錯的。

   在經營聯華酒樓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是值得講講的。

   我們經營,每天都會有不少餐廚垃圾,我會派一位廚房工人在每天打烊后將垃圾提到馬路對面的垃圾箱倒掉。某天,那工人倒完垃圾回來對我說,他看到,一連幾天,在垃圾箱附近的馬路邊,有一位渾身骯臟的青年人坐在那里,不吃不喝,不眠不睡,似是精神病人……我當時想到,或許那人遇到了什么難事。于是,我叫那工人去打聽一下,看他有沒有身份證之類。工人回來說,他有身份證。于是,我將他請到酒樓里,拿出包子讓他吃。他餓極了,竟然一連吃了20個生肉包!

   經過一番詢問,弄清楚了。原來,小彭20多歲,安徽上穎縣人。半年錢,家人花了4千元,給他娶了妻子。半年后,他妻子提出,家鄉很窮,不如到外出打工,她有一位表姐在廣州,可以幫助我們……小彭相信了,將身上的錢都給了妻子保管,坐火車南下廣州。出了火車站,他們來到聯華酒樓附近。他妻子指著一幢樓說,表姐就住在那里,我先去看看,你在這等我,不要亂走。結果,他妻子一去無回頭,原來那幢樓有后門可去……這故事很明顯,小彭遇到了騙婚的了!此時,小彭身上只有2元錢,他還坐在那里等待“妻子”回來接他……但是,他精神已經接近崩潰!

   既是一位如此可憐的年輕人,我怎能不出手相助呢?于是,我留他在酒樓里工作,付給他同等的工資,并囑咐其他工人不準欺負他。經過一段時間,小彭從精神崩潰的狀態恢復過來,工作特別勤快賣力,最臟最累的活都搶著干,雙手夾著兩袋面粉就噔噔噔上樓去。他在家鄉的父親得知此事,先后寄來三封感謝信,感謝我挽救了他的兒子。兩年后某一天,小彭提出要回家鄉探親,我將工資都給了他,有8、9千元。回家鄉后,他用4千元蓋了一間房子;接著,又娶了妻子。不久,他帶著妻子又來到廣州,還是回到我們酒樓。我安排他妻子也在酒樓上班,還騰出一間房給他們住。

   小彭夫婦其后十多年一直跟著我工作到我結束經營飲食業為止,他們才離開回安徽。其后某年,我到黃山旅游,曾問司機,離上穎縣有多遠,如果比較近,我想去探望小彭夫婦。結果司機說還有很遠,只好作罷。

   我前面講過,文革串聯時在北京接受檢閱,我救了林善和同學一命;下鄉前,在廣州流溪河,救了林元啟同學一命;下鄉時,救了溺水的兒童一命。想不到開酒樓期間,我又救了一位精神瀕臨崩潰的青年人一命。我有如此善行,老天爺該待我不薄吧。

   1992年,聯華酒樓結業。我原來住在解放中路,因遇到拆遷,我通過拆遷辦將解放中路的住房換了云臺花園的一處房子。有些朋友笑我傻,因為當時云臺花園一帶還很荒涼。但是,我具有前瞻性,我隱約感到,將來這里一定會變成鬧市區的。我在附近開了一間士多店,作為暫時的過度。那士多店里安置有一部公用電話,特別忙,一天到晚都有人排隊打電話,因為那時還沒有普及手機,BP機似剛開始出現。

   云臺花園附近有一間制衣廠,老板準備不做了,1993年,我又接手,決定用來做酒樓。當時,我沒有足夠的資金,剛好,我大哥接了北京亞運村的一項工程,有一筆資金要轉回香港,我就向大哥借了那筆資金開酒樓,分期還款。那酒樓取名“白云食街”。因白云食街就在我家附近,因此,我的管理就相對方便多。

   做白云食街期間,我的見識就更多了。九十年代,國內的改革開放正在深入,同時,各項監管制度還沒有跟上,一時之間,牛鬼蛇神滿天飛,社會呈現出畸形的繁榮,我在貪官污吏橫行的時代搞飲食,見證了太多人性的貪婪和社會的腐敗。為了酒樓的正常開業,我要跨越工商部門、公安部門、稅務部門、環保部門、防疫部門、消防部門、計生部門、街道居委會等的門檻。每天,我還要應付突如其來的某長某官的“賞面光顧”;還要招待也是突如其來的某“大哥”某“兄弟”吃“霸王餐”……至于爛仔們半夜來搞事,打爛碗碟,打碎玻璃門窗,甚至在酒樓打架也是常事,曾經有一次,兩幫人在白云食街打架,一人傷勢嚴重,結果我賠了5萬元平息此事。派出所的人說,如果官司打到法院,我起碼要賠9萬。經營者如果不是在黑白兩道都有些人脈,真的很難經營下去。這種情況,就不說太多了。總之,做白云食街,我賺了不少錢,因那里地頭好,每年上白云山的游客眾多,光顧的食客也多。但是,我也付出了許多不得不付出的冤枉錢。飲食是最辛苦的行業,有句話:你想他死,就叫他做飲食。對此,我深有體會。

  在做白云食街期間,我同時還要在歌廳舞廳站臺。經過云臺花園的公交車晚上7點鐘就收車。晚上在流花賓館散場后已深夜,我騎著自行車回云臺花園,那時,整個云臺花園只有一盞燈,整條麓湖路沒有路燈,兩邊還是墳墓,很是恐怖。每當有汽車經過時,我就高興,因為可以憑著車燈看到道路。我身上帶著兩樣東西,一是匕首,二是電筒,以防不測。如此情景,我經歷了三年。之后,換了摩托車;繼而,再換成小車,前后還換過三輛。后來,麓湖路一帶環境才有所好轉。白云索道的建成,云臺花園更成為游客上白云山的捷徑,每當重陽節,那里人多到難以形容,也帶旺了我的白云食街。

  在做白云食街期間,我的兒子讀旅游職業學校畢業,在沙面白天鵝酒店實習。某天,我與朋友到白天鵝飲茶,見到兒子在餐廳為顧客斟茶。我見此很不開心,很為他的前途擔憂。當時,剛好有一位澳洲朋友介紹,瑞士有一間酒店管理學院,屬全球頂級的酒店管理學院,在廣州開講座,招收學員。我去聽過,覺得不錯,回來再叫兒子去聽,問他有沒有興趣去讀。兒子說有興趣。于是,我確信他有此恒心之后,決定送他去留學。那學院每年的學費2萬美元,折合人民幣是20多萬元。還有其他的費用,約3萬美元,當年的美元匯率最高時為1:84,1999年,兒子到瑞士那學院留學,讀了4年,期間的花費起碼人民幣上百萬元。兒子出國讀書前,我已為他買好了房子。當時如果白云食街不是經營得比較好,那些費用開支是難以應付的。

   兒子每年放假回廣州,我沒有讓他在家養尊處優,而是要他做一些家務,如將家中所有的防盜網重新油漆一遍。我經常教導他,你到街上數出一萬個人,看看有幾個人像你一樣享有那么多幸福。兒子學成回來后,已經有一份很不錯的職業,我還要求他,假期到酒樓里充當服務員,要時刻想到,所有的成功與幸福都來自于艱苦奮斗。

  在做白云食街期間,我又遇到一件事,或者說,是我救的第5條人命。某天,有一位老太婆到白云食街對我們說,在云臺花園附近的草地,有一個棄嬰,是個女孩。聽說有一對老夫婦撿了去,現在又后悔了,想放回去。你們不是一直想有個女兒嗎,何不收養她?聽到此事,我們夫婦動了心。經過醫院的詳細檢查,證明女嬰很健康。于是,我們決定收養她,并且很困難地為她上了戶口。從此以后,女嬰在我們家長大,現在已經結婚成家。

   我在開酒樓期間,還與李文偉同學有過交集。李同學文革時讀高一,曾當過主義兵的頭頭,威風過一段時間,后來去過雷州半島農場。回廣州后,他在海珠廣場開了一家酒樓,有一個時期還做得很成功,經常招待朋友同學到他的酒樓吃喝。后因不善理財,酒樓結業。后來他也做過音響生意,也不成功,變得一貧如洗。他還患上嚴重的糖尿病,妻子、女兒、朋友、同學也不理他。某次,我請他飲茶之后,開車送他回家。結果發現,他在郊區三元里租了間破舊的房子獨住,處境凄涼。見此,我送過一千元錢,后又多次關照他,幫助他。后來,他病逝,他妹妹在他的遺物中看到我的卡片,打電話告訴我這事,講了半個小時也哭了半個小時。我第一時間得知此消息,再通知他們班的同學。他們班的同學無人知曉。李同學的離世,使我深感世態炎涼。

   1993年,我大哥在北京參與北京亞運村項目的建設。當時,他所在的香港公司經常性要搞接待當地各級官員,都要到外面的酒樓用餐,要花費巨額資金。大哥提議,希望我到北京辦一家酒樓,既可節省公司的資金,又可以讓我得益。于是,同年的11月,我在北京的崇門區開設一家名為“香粵樓”的酒樓。我在廣州、北京兩地來回管控。我將我在廣州自己的酒樓最好的廚師派去。全部食材都是從廣州運送到北京。我還定期分批將員工派去北京香粵樓工作一段時間,被派去的員工都會十分高興。香粵樓維持了兩年多時間,后因陳希同、王寶森事件后,生意一落千丈而結業。

   1997年2月19日,敬愛的鄧小平同志逝世,舉國同悲。我亦感到悲痛不已!鄧小平結束了十年動亂,撥亂反正,并且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這趟列車才逐漸走上正軌。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我黃卓鑾的今天!2月25日上午,鄧小平同志的追悼會在北京舉行。前一晚,我和李冰冰商量,我們在白云食街,也要布置一處靈堂,我們全體員工也要舉行祭奠儀式。于是,我們連夜扎了一個花圈,我寫了一副挽聯。可惜挽聯的內容現在記不起來。次日上午,靈堂布置好。北京的追悼會開始時,我也將全體員工集中到靈堂前,默哀悼念。我對員工們說,沒有鄧小平,你們也不能南下廣東打工賺錢、養家糊口。員工們也有同感,誠摯地參加悼念儀式,一一在鄧小平同志的遺像前上香鞠躬。此時也到了飯點,食客們陸續上門。他們看到了此情景,也情不自禁地在鄧小平的遺像前上香鞠躬后,才找座位坐下。我不知道當年在廣州別的酒樓里有沒有出現類似的悼念儀式,我確實發自內心地自覺地做了這事。

   1999年底,我又雄心勃勃地接手了在三元里廣花路的一間規模不小的酒樓,取名“云長大酒樓”。但是,剛接手不久,遇到政府建設廣花高架路。就在我酒樓門前建橋墩,酒樓門前成了一片工地。同時,我又了解到,原先的酒樓曾發生過爛仔打斗,死了人,知情的食客也不會上門。故此,酒樓生意自然慘淡。我只有當機立斷結業。這次投資的失敗,也是造成我結束飲食業以及婚姻失敗的導火線之一。

   李同學和梁同學都是僑中校友。他們居住泰國清邁。李同學曾患中風,大概2005年后第一次回國,與我飲茶,行動已有不便。我提議她練習耍太極,有利于身體恢復。因李同學次日回泰國,之后,我到新華書店買了有關太極的書和光碟,郵寄給她。因光碟不能寄出境,我專門托朋友輾轉送到她們家,令李同學很感激。2015年,我在泰國參與“嶺南丹青三人行”畫展。期間,梁同學、李同學夫婦提議我去清邁開設中餐館,說當地很有需求。當時,我又心動了,回廣州后,聯系了一位飲食界同行,與他合作。他也有興趣。但后來我了解到他的集團很復雜,光股東就有30多個,我難以操控,此事就沒有辦成。如果做成了,我不僅重操飲食業,而且將餐館酒樓開設到國外。

尾聲   寄情高雅,安享晚年

   聽了黃卓鑾同學那么多傳奇的故事,我不禁感嘆:“你真是一位成功人士!”

   不料黃卓鑾嘆了一口氣,說:“我也有不成功的時候啊!”我問:“這話怎講?”他說:“我的婚姻就沒有走到頭呀!”

   常言道,貧賤夫妻百事哀,離婚的夫婦,多因貧賤引起吵架而分手,但是,黃卓鑾在離婚這一環節,也顯得與眾不同。1968年上山下鄉落戶三水時,他即與李冰冰同居,兩人一同經歷了農村的苦楚、牢獄的折磨、創業的艱辛……到了云開霧散、生活富裕之時,兩人卻因性格的差異越來越深要提出分手。黃卓鑾是個有責任感的父親,處理好家里所有該處理的財產、孩子等問題后,2000年,兩人才和平分手。

   2000年,他們離婚之際,也是白云食街結業之時。從此,黃卓鑾也結束了飲食行業。這年,他53歲。離婚后的黃卓鑾,估計不乏女朋友或紅顏知己,生活不至寂寞。但是,慰藉他心靈的,主要還是他那些高雅的追求。

   離婚對于我,當然是一大打擊,妻子不滿意我的其中之一,就是我的愛好,盡是燒錢的玩意。我深知這一點,但是改不了。離婚之后,我還是追求那種種高雅的玩意。

   白云食街結業之后,我可以心無旁騖,一心作畫。我常常作畫到深夜,還想進一步提高畫藝。我畫了許多山水花鳥畫,除了送給朋友,賣給買家,自己也保存一批精品。那時,我有時間出畫冊、辦畫展、開會所,與書畫界朋友有更多的交流。到如今,我還有個愿望,就是想再開一次象樣的大型的個人畫展,給自己幾十年的書畫生涯交出功課,給人生留下一點痕跡。本來,個人畫展籌劃在2020年或2021年舉辦,但是因新冠疫情而耽擱下來。

   音樂是我一生的陪伴,欣賞古典交響樂,是我的至愛。每當星海音樂廳有著名的交響樂團的演出,不管數百還是千元的門票,我都毫不猶豫買票觀看。至于精品的唱片,不管多少錢,我都會買回收藏。雖然我在1997年后已經解散了樂隊,不再站舞臺,但我還有一班玩流行音樂的朋友,大家定期或不定期聚會切磋。電臺或電視臺有需要,我們也會上去擔任客串嘉賓,或者演唱一曲。

   旅游也是我生活的重要內容,以往基本每年必有一次遠游,幾乎跑遍了祖國的三山五岳。我最喜歡去的國家是泰國,那里有許多好朋友和喜愛的風土人情。2015年,我曾在曼谷開了一次畫展,泰國前總理功·塔帕郎西在開幕時前來剪彩。

   我泰國的好朋友吳姐,是泰國媒體大王、華人雜志《泰國風》的創辦人。2006年,她要拍一部泰北金三角原國民黨孤軍93師的五集紀錄片,托我找人投資。這是在外華人的一段悲壯歷史,1949年底,因戰敗撤退到泰北的幾萬國軍,到2006年時,只剩下幾十個老人。這事,作為中國歷史中的微小的一筆,也是應該及時搶救記錄、讓世人知道的。于是,我找到了當年同村姓趙的女知青投資了這個項目。我全程也陪同攝制組在泰北清萊一帶參與了工作,爬山涉水,收獲不少。我還送了雷將軍一幅畫。完成攝制回程時,我還帶攝制組去了在清邁的老同學李艷多的別墅,得到老同學兩夫婦熱情的招待。后該紀錄片因故而未能發行,實在也是遺憾的事。

   我喜歡旅游,同時又是攝影的發燒友。旅游時,如去廬山、黃山等,我必定帶上長槍短炮,即高檔攝影器材。以前使用菲林相機,我的菲林都是托朋友從香港成箱成箱地買回的。每當去旅游,我要背一兩支長鏡頭、一只三腳架、相機、幾十筒菲林,光這些就幾十斤重,不要說其他行李了。每年重陽節,幾十萬人經我家門上白云山,每年我都拍下那一年一度的壯觀情景,見證云臺花園30年的歷史變遷。我每次都用4張底片曬拼出全景,接駁得天衣無縫,朋友們看到,都大加贊賞,說為何不拿到羊城晚報刊登。

   我還喜歡玩盆景,玩水仙頭。幾十年來,每到春節,自己還有一項不能缺少的作業,就是雕培“蟹爪水仙”。每年春節前,我都會買一大箱水仙頭,起碼有幾十上百個。我根據每個水仙頭的特點,用小刀、鐵絲等工具將其修飾。我會將成功的作品送給朋友,為新春增添喜慶。每當那些婀娜多姿的花朵能趕在除夕開放,我心中就會滿足和喜悅。春節期間,那一盆盆“蟹爪狀”的水仙花讓人賞心悅目,陪伴著我們歡度佳節。相信如今,這種古老的雕工傳承者也越來越少了。

   我在農村時學會了抽煙,因為在田頭勞動時,卷一支煙抽著,是偷懶的好辦法,從此煙癮也越來越大。直至回城后,發覺每每吞煙后,胃就有不適感,中醫西醫都治不好,最后還是經廠衛生室的李醫生的提示治好了:戒煙!從1982年至今,我再沒有吸過一口煙。至于喝酒,因為開餐館,為了應酬,喝酒是少不了的。酒樓結業后,酒也戒了,之后是煙酒不沾。

   歲月無情,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們當年的老三屆,也漸漸年近花甲,大家走完了人生的大半歷程,都感到有些累了,要慢下來了。我慶幸,我能在廣東華僑中學學習。我感到,當年的同學情,十分珍貴。而當年的同學,又各散東西,有的在外市,有的在港澳,有的更遠在美加。如何讓昔日的同學們再相逢,再敘舊?2003年,我與宏守基、郎仲光、何啟佚、杜小鈺、你,以及遠在美國的黎康喬、胡念祖等熱心的同學商議,成立了廣東華僑中學老三屆同學會籌委會。你還負責注冊和管理“廣東僑中老三屆網站”,使各地的同學們都可在這個平臺重聚與交流。我們商議,每年搞一次廣東僑中省港澳老三屆同學聚會。每五年搞一次廣東僑中老三屆同學大聚會。

   當年的11月2日,我們學校的老三屆校友70多人,相聚在同和鎮的明泉山莊。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聚會,我取名“金秋會”,并寫了一幅“百歲同樂”的字。2004年11月14日,我們老三屆校友在廣州北郊之雄盛山莊又舉辦金秋會。有了這兩年金秋會的經驗,我們策劃,在次年搞一次全球性的僑中老三屆校友的大聚會。終于,在2005年10月5日,大聚會在我們母校成功舉行,世界各地的校友回來了許多,場面非常熱鬧感人。2010年第二次全球金秋會,參加的同學近500人。我所手書的“百歲同樂”四字,在每年的金秋會上都高高懸掛,成為金秋會的標志。由于有了每年的金秋聚會,同學之間的友誼更加親密牢固。每年參與策劃、安排和主持金秋會,是我晚年重要的也是樂意去做的一件大事。

   說了許多年要去美國一趟,2017年終于成行。當我走出舊金山機場時,心中涌起一股說不出得滋味。50年前,那封閉的年代,外面的世界時陌生的。當年每彈起那首英文歌《San Francisco》時,覺得那美麗的舊金山市神秘和遙不可及的,而今,我終于來到了,覺得人生真像一場夢一般。在美國的一個月時間,我天天忙著見一大堆老同學、老畫友、老樂友等老朋友,包括曾在三水插隊落戶現在在美國華人界很有名望的同學兼農友陳杰民等。他們知道我現在在中國生活得很好,而且有一定的成就,也感到放心和欣慰。我在美東美西轉了幾趟飛機,游歷了美國的山川美景,尤為壯觀的大峽谷等地為我留下了不少畫稿,華爾街的繁華與霸氣解答了為什么它能是帝國的金融中心……

   從2000年至今,已有21個年頭。這21年,是我退休的21年,也是我享受人生的21年。更重要的是,這21年來,我見證了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強盛,社會越來越文明,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幸福。

   縱觀我離開印尼、回到祖國這60年,我們國家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但又不斷朝著光明前進的道路,如今,我們國家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并且有著不斷改善的良好的社會制度,使我們能夠戰勝包括去年的新冠病毒那樣重大的災難,我感到很自豪。我常有這種感嘆:當年我回到祖國是對的,雖然我同樣走過艱難曲折的人生之路。

   我應是華僑之中少有的國畫家,有人評說是“吉他手中最好的國畫家,國畫家中最好的吉他手”,這不是假話,海內外許多藏家都收藏有我的作品。多年來,我常參加社會義捐活動,其中,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庚子年的新冠病毒,我都第一時間參加了市政府部門舉辦的書畫捐贈義拍賑災活動,以盡海外歸僑的一份赤子心意。因為我祖宗三代都熱愛祖國,為國貢獻一生,可以說是革命家庭。我一直都不出國,多年不見面的僑生打聽到我還在中國,都不相信,在他們眼里,我應早就出國了。因為我知道,在國外,每位華僑都有一部血淚史!我的母親在外辛苦一輩子,養大七個孩子,年老時,十只手指都是曲的,不能伸直。愛祖國愛家鄉是每位華僑的本分,應該永遠銘記。

   我的一生從風雨中走過來,歷經無數艱辛和苦難,能有今天,是自己在困難和失敗中從未放棄過對成功的追求和奮斗,直至如今的日子,還在努力去完成自己還能做的事情,希望最后能給這個世界留下一點點東西已足矣!

   我為黃卓鑾同學所記錄整理的他的回憶長文,至此應該結束了吧。在2021年的今天,我們都是73歲的老人了。我們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了這篇長文,感到很欣慰。這篇長文,對黃卓鑾來說,是人生的一個總結,對于我來說,是對黃卓鑾這位老同學的尊敬和情誼的一份表示,是實現了作為一位作家對感興趣題材寫作的迫切愿望。至于對其他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來說,這篇長文,也不妨看作是了解中國當代史的輔助讀物之一,有些內容或許對你們是有用的。

                    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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