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中山教育研究》雜志張老師約稿,整理出每篇2000字的這一組文章 。從2007年第四期開始連載。)

                   

          古代香山教育回眸                    

 

             古代香山的教育狀況

            ——香山教育回眸之一

 

          陳賢慶

 

香山于南宋紹興22年建縣。在建縣時,香山只是由一群孤立的海島組成,人口稀少,可耕地面積也不多,經濟文化落后,人民窮困,讀書人肯定不多,據《香山縣鄉土志》記載:“香山縣立縣之前,延福里人梁杞已以好學通經著稱。宋仁宗世,自設縣立學校,士習翕然稱盛,與他州相頡頏。”由于史料缺乏,梁杞的“縣立學校”規模如何,已不得而知,但是,這梁杞之舉,可稱揭開香山教育之序幕。

真正為香山的教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應推陳天覺。南宋初,北方士人多因戰亂南遷。陳天覺,名元英,字天覺,號香叟,祖籍南雄珠璣巷,后南遷至香山。宋紹興3年(1133年)中舉人,紹興八年試博學宏詞科,特賜進士,授朝議大夫。宋紹興22年(1152年),陳天覺建議收香山為縣,獲詔準,并主持建縣城,主張縣城建于石岐山(煙墩山)以東的仁山一帶,故稱“鐵城”。陳天覺還捐糧數千斛以作建城之資。紹興26年(1256年),陳天覺又建議辦學,首捐重資于蓮峰山麓建學宮一座,,從而又為開創香山縣文化教育事業作出貢獻。歷朝《香山縣志》均將陳天覺列入名賢,以志其立縣之功。

雖則如此,南宋時期,香山依然人口稀少,只近萬戶,經濟仍很落后,被朝廷列為下等縣。經濟的落后也決定了文化教育的落后,全縣僅建有儒學一所,義塾與私塾極其有限。與鄰近的番禺、順德、東莞等縣不可比肩。

香山儒學建于縣城東蓮峰山之南,即現在中山市人民醫院處,內有孔廟,合稱學宮,是當時縣內官辦的最高學府,為參加科舉的生員學習提供的場所。儒學生員入學資格有嚴格的規定,要通過一系列的考試才能錄取。錄取后,還要劃分一定的等級,優等者由官府供給膳食。每年,生員入學的名額由政府規定,大概在50人左右。

除了這學宮,香山建縣后沒有建立一所書院,直到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才在城內仁山,即現在中山紀念堂地址建仁山書院。書院比之學宮,規模大得多,學生也多得多,并成為邑內的知識分子聚集的場所,學生們不僅商討學術,還會議論政治,因而也受到統治階級的控制,以防“群聚黨徒”“搖撼朝廷”。

明代,海盜猖獗,倭寇侵擾,朝廷于是實行“海禁”“遷界”政策,禁止島民出海捕魚,并強迫人民內遷,這使得以海為生的香山人斷絕生計,更加貧困。明朝的《永樂大典》所記載的“香山為邑,海中一島耳。其地最狹,其民最貧”便是當時的寫照。這種政治經濟狀況,一直延至清康熙23年。

清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帝因平定“三藩”之亂并收復臺灣,宣布廣東廢止“海禁”和“遷界”令。

香山地域廣闊,有山有河有海,氣候宜人,宋元時,便是北方人逼亂移居的理想地方。隨著經濟的發展,原來的荒地、沙田漸漸變成良田,從四鄉南遷的人民越來越多,而且多是聚族而遷者,于是,粵語系、客語系、閩語系的人民,便先后匯集到了這塊土地。據《香山縣志》記載,香山粵語區的沙田話居民主要從南、番、順等縣南遷;客語區居民從粵東梅縣南遷;閩語區居民從福建南遷;而石岐話的居民,則主要是宋元之際由江西、浙江、福建一帶遷來的中原人。各省各族移民的匯集,實際上也是語言習俗、文化教育的大融合,只要遇到合適的時機,香山土地上的人民,便會煥發出無窮的活力。“禁海”和“遷界”令的廢止,解開了香山發展的束縛,于是,香山縣的經濟、文化便得以迅速發展。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朝政府允許廣東沿海如香山縣等在政府控制下,可以創建書院。于是,200年間僅得一所仁山書院的香山縣,書院漸漸得以創辦并發展。到了乾隆年間,新建的書院達到11所,計有景行書院、豐山書院、欖山書院、鰲山書院、旗山書院、桂山書院、東山書院、鳳池書院、鳳山書院、金山書院、龍山書院等。嘉慶年間,又建書院4所:云衢書院、潭山書院、悅山書院、三山書院。到了道光年間,再建3所:澄瀾書院、天衢書院、佑賢書院。到鴉片戰爭前,全縣已有書院18所。到了同治年間,再建3所:卓山書院、煙洲書院、毓秀書院。這樣,全縣的書院達到21所,遍布全縣各主要鄉邑。此外,還有許多鄉學、私塾等。教育文化的發展,有力地促進政治、經濟的發展,人口也迅速增長,到清嘉慶、道光年間,香山縣的發展水平已趕上與南海、番禺、順德、東莞等,被朝廷列為大縣,從而結束了長期落后的地位。

書院既是教學機關,又是學術研究機關,書院允許不同學派共同講學,重視學術研究和交流,但是,隨著清朝統治者對國民思想的禁錮,以及文字獄的盛行,書院的學術風氣日漸衰亡,學生在書院的主要任務,也就是為了科舉考試。

隋唐開始的科舉考試取士,對于過去的舉薦制、九品中正制等制度,具有其先進性和合理性,不少優秀的人才,也是通過科舉的道路而脫穎而出的。香山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清代康乾以來的知識分子,憑借著較為良好的學習條件,以及日漸濃厚的學習氛圍,因而,在科舉考試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并由此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歷史人物。

有關古代香山的科舉情況,留待下一期再作介紹。

 

      古代香山的科舉情況

   ——香山教育回眸之二

 

         陳賢慶

 

科舉制度是中國封建王朝用考試的方法選拔官員的一種制度。科舉考試的最大獲益者是封建最高統治者皇帝,也是廣大讀書人視為追求功名利祿、光宗耀祖的出路。《英國大百科全書》中說:“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試制度,是中國所采用的選舉制度,及其定期舉行的考試”。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考試制度,并對世界文明發展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科舉制度產生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分文舉和武舉兩種。它是較舉薦制、世襲制等合理的一種選拔人才尤其是選拔各級官吏和將領的一種基本制度。

明、清兩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舉行鄉試(農歷八月),取六七十名,稱舉人。每三年一次在京城舉行會試(農歷二、三月)。分三甲取錄,一甲三名:狀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若干人,總共兩百余人,統稱進士。

前兩節所述,香山的教育發展始于清康熙23年后,故《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一書所記載的有香山籍人士的廣東鄉試題名錄,也始于康熙41年;而香山籍人士殿試金榜題名者,則要到乾隆4年才能查到。

乾隆4年,李定元列武舉二甲第60名;

乾隆60年,楊汝任列武舉二甲第17名;

道光2年,曾望顏列文舉二甲第10名;

道光2年,李望海列武舉二甲第41名;

道光3年,鮑俊列文舉二甲2名;

道光3年,何廷標列武舉二甲第19名;

道光18年,麥熾昌列武舉二甲第17名;

道光20年,高寶奇列三甲4名、楊幟熛列三甲30名;

光緒24年,何作猷列二甲第10名、李麟昌列二甲81名;

……

香山的科舉名人,遠不止上述諸人,從其他各類明清檔案資料中,還可查到更多,明清兩朝,香山縣共出進士120多位,如周尚文、黃佐、何派行、楊遇、麥揮、袁三接、李孫宸、何吾騶、麥佑、鄭應元、何耀泰、何士祥、盧殿標、何璟、何光堯、陸朝安、劉其昌、何長清、何定江、汪文炳、張丕基、何乃斌、黃占元、李平西、李翰芬等。 

上述明、清兩代香山籍文武進士,日后許多都成為名臣名將。如李孫宸和何吾騶,都官至明朝禮部尚書;何璟官至清朝閩浙總督兼福州將軍;劉其昌官至云南、廣西巡撫;何長清官至廣東水師提督;曾望顏,官至巡撫、總督、內閣侍讀學士等。

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一書中,還收錄了康熙41年起廣東鄉試題名錄,每期均有香山籍多位舉子,如雍正13年,香山學生侯弼就中舉人第一名。咸豐元年,梁之材中舉人第二名。

科舉制度是中國封建時代讀書人進仕之途,香山籍的讀書人也不能例外。參加進士科考試的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有不少人從少年考到老年仍未考中,50歲考中進士的人看做“少進士”。“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唐人趙嘏的詩句,形象地刻畫出進士登第的難度。

考進士如此難,考舉人也并非容易,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一書中,除記錄了舉人的名字,還記錄了他們的年齡,從十余歲到六十余歲不等,很有意思。今僅舉香山籍“老齡舉人”數例:

嘉慶12年舉人蔡佑和嘉慶21年舉人趙廷魁、麥應甲,中舉時均41歲;

嘉慶24年舉人鄭應仁和道光11年舉人張文鼎均42歲;

嘉慶12年舉人何健、光緒23年舉人鄭鼐均44歲;

道光8年舉人容駿45歲;

道光5年舉人李仲元46歲;

道光2年舉人鄭應春47歲;

咸豐元年舉人劉元貞、光緒20年舉人馮心鏡和光緒23年舉人鄭譜韶均50歲;

道光11年舉人何閏章54歲;

……

縱觀中舉的年齡,一般20余至30余歲居多,鄭藻如中舉時25歲,曾望顏為30歲。香山籍最年輕的中舉者,要數光緒20年的繆國鈞,剛20歲;而所能查到的最年輕的中舉者,當數光緒20年廣州府的朱崇禮,年僅16歲,堪稱神童。

雖然,科舉考試的形式是封建時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它擴展了封建國家引進人才的社會層面,顯示出生氣勃勃的進步性,促進了社會上努力讀書求學的風氣。

科舉作弊會被處以極刑,有的朝代會處腰斬,魯迅為何家道中衰,就是因為他爺爺牽涉進考場作弊案。但是,由于利益所至,還是有不少人鋌而走險,用各種辦法作弊。如有種作弊法叫“賣關節”,雖然考卷是由別人另抄過,免得考生在卷面作記號,但考官事前暗中告訴考生:你在考卷第三行第五格出寫上“之”字,在第六行第八格寫上“乎”字,在第七行第十格寫上“者”字,在第九行第十四格寫上“也”字。我批考卷,只要見到在這些指定位置寫上“之乎者也”的,就批個高分讓他中舉。畢竟,別人碰巧也在這些位置寫上這幾個字的可能性實在是太小了。

科舉這形式,還有人憑借它來從事賭博的。香山縣三鄉人劉學詢,1880年到北京參加會試。居然想出了一種賭博形式——闈姓,其規則是,將應試者每人的姓印在紙上,定價出售,由購買者填選中榜者的姓,發榜后,按猜中的多少依次獲得頭、二、三等彩。“闈勝”這賭博形式很快傳回廣東,風行于廣東一帶,賭博、舞弊一時成風。

科舉制度,歷經千余年,終于弊病畢現,尤其是明、清兩朝都以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的文句為題,還規定了文章的格式一定要采用八股文,促使讀書人養成了脫離實際死啃教條的風氣。到了清朝光緒31年(1905年),統治者決定推行新的學校制度, 科舉制度被廢除。

香山縣臨近澳門和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香山人最早接觸到西方的文明,其中也包括西方的教育,在科舉盛行的時候,香山人已認識到另一條求學的道路。科舉制度廢除之后,香山的教育情況,留待下一期再作介紹。

          

    香山人的外出求學之路

   ——香山教育回眸之三

 

                 陳賢慶

 

十年寒窗苦讀,走科舉致仕的道路,雖也是舊日香山人接受教育的主要形式,但是,由于香山鄰近港澳這種特定的地理環境,又使得香山人的視野更加開闊,眼光更加遠大,他們有了另一種接受教育的模式,那就是外出留學。

香山人、近代維新派思想家鄭觀應,生于1842年,是著名的買辦,因長期生活于澳門、香港、上海等地,與西方人打交道,才寫出《救世揭要》《盛世危言》等對中國社會有較大影響的著作。他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的文化技術,而如何學習?他的同鄉人容閎找到一條路子。

中國留學的第一人,就是香山人容閎。容閎生于1828年,少年時進入澳門馬禮遜學堂。道光27年即1847年,19歲的容閎赴美留學。后考入耶魯大學,成為畢業于美國大學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旋入美國籍。咸豐5(1855)回國。容閎留學美國時,鴉片戰爭剛結束,中國的門戶已被英美帝國主義打開,西方的先進武器和科學技術,驚醒了香山青年容閎。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是容閎留美的目的。回國后,他從自己身上體會到留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用了10年時間,奔走呼號,請求清政府派遣幼童留學美國。在他的大力推動下,在曾國藩、李鴻章的大力支持下,從1872年起到1875年,清政府選派了1016歲的幼童共120人,分4批送到美國留學,分別入讀耶魯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著名學府。

清政府原計劃是讓幼童留學15年后,按年分批回國,但計劃到第10年,由于清政府中保守派的強烈反對,1882年,留美幼童被強行召回,留學計劃夭折。盡管如此,這批留美幼童,由于接受過西方先進的教育,許多都成為清末民初軍政界、科技界和文化界的杰出人物。這120位幼童中,香山籍的就占了39位,其中就有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內閣代總理蔡廷干,外交總長及交通總長梁如浩,臨時政府總統府高等顧問容星橋、外交官歐陽庚,鐵路總辦鐘文耀,大學校長蔡紹基,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律師張康仁等。

可以說,容閎以及香山留美幼童的經歷,使香山人感受到另一種學習的途徑。憑著地理的便利,一些香山人開始自費或由官費派往到香港,到澳門,到檀香山,到日本,到美國留學。
  唐廷樞,香山唐家人,生于1832年,幼年入香港瑪禮遜書院讀書6年,在香港巡理廳當翻譯。咸豐11(1861)開始在英商怡和洋行任事,當買辦掌金庫,為怡和洋行竭力發展業務。同治十二年(1873)脫離怡和,受李鴻章委托開辦招商局,發展國內外航運業,興建運煤鐵路,開采開平煤礦、安徽鐵礦、熱河平泉銅礦、煙筒山銀礦等。成為中國近代早期著名買辦、實業家、民族資本家。

除唐廷樞,唐家村還有唐寶鍔(18781953),光緒二十二年(1896)考派往日本官費留學。辛亥革命成功后,曾在南北和會中任北方代表唐紹儀的秘書長。唐有恒(18841958),光緒三十年(1904)考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取得農學博士。等等。

孫文,香山翠亨人,生于1866年,9歲入村塾,接受傳統教育。1879年,13歲的孫文隨母親到夏威夷檀香山讀書,經歷過飄洋過海,才會使人心胸開闊,難怪他感慨說:“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要注意到的是,孫文即孫中山赴檀香山讀書時,幾乎和留美幼童同一時期。另一個讓人感興趣的事是,孫中山并不是跟隨其他男人,而是跟隨母親出洋的,這事,起碼可以證明一點:在中國內地的民眾還是十分重土安遷之時,香山籍的婦女,已經不把離鄉背井到海外謀生作為可怕的事。

此外,香山學生赴日本留學者亦不少,如鄭彼岸、鄭貫公、林君復、劉師復、劉覺群、陳慶云、陳興漢、蘇曼殊、魏邦平等。這些人后來亦都成為民國著名的軍政界人物。  

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一書中,就收有當時的清駐美大使伍廷芳送請政府表彰香山籍出洋學生鄭廷襄的咨呈;分別發給香山縣學生楊耀焜、鐘榮光赴美游學護照致外務部的咨呈;分別發給香山縣學生陸積、陸莊、郭繼、梁晉、梁威、梁容、馬九、鄭社堯、彭連勝等赴檀香山游學護照致外務部的咨呈等。

1909年,美國政府與清政府協定,清政府可以每年利用美國政府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派遣學生留學美國。于是,便出現了一批“庚子賠款留學生”。這些留學生限20歲以下,需經考試錄取,從檔案中查得,第一批便有香山青年、后來曾任民國政府代理外交部長的唐悅良。此外,還有徐乃蓮、唐榕賡、鐘文濤、卓鴻泰、徐應桐、簡煥華、黃明道、徐乃運、卓榮思、楊哲、唐天民、李寶鎏、李紹昌、陳憲武、唐官賞、楊炳畬等選取或被派遣。

上述眾多的香山人物,不僅對香山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產生影響,而且對中國近代歷史也產生巨大的影響。可以說,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沒有西方現代教育的吸取,就不會出現象孫中山、鄭觀應、容閎、唐廷樞、唐紹儀這樣的人物,香山也不可能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源地。

                 

    香山人的外語學習

     ——香山教育回眸之四

 

         陳賢慶

 

在清朝中葉,能懂洋話的中國人可謂鳳毛麟角。有這么一件史事:道光十五年(1836年)七月二十一日早晨,在福建泉州府晉江縣附近海邊有一位洋人游水上岸,究系何國之人,由于語言不通,福建省的官員無從譯訊,于是請示朝廷,將該來歷不明的洋人送到廣東香山縣之澳門,終于弄清他是英吉利所管轄的瑪魯國人,在英船上當水手,船遇風暴沉沒,他抱著一段木頭漂至福建海岸。

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政府被迫與外國侵略者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在這些不平等的條約簽訂時,中國方面竟然連一個精通外語的人才也找不到,只能聽憑外國侵略者任意欺蒙。為了培養各種翻譯和外交人才,在洋務派首領恭親王奕等的奏請下,清政府于1862年(同治元年)8月在北京開設了同文館,培養翻譯人才和外交人才。 除了北京同文館,一些省份也開設了同文館,如香山人鄭藻如,就曾掌管過廣東同文館。

通過同文館學習外語,當然是最方便最正規的事,但同文館并非人人可進,對于香山人來說,學習外語有另外的途徑。

當年,由于澳門是洋人合法的居住地,當地香山人與之共同生活,尤其是商貿的需要,或多或少掌握了一些洋話。此外,有些香山人,因有出洋求學、謀生或經商的需要,很早就自覺地學習外語。如香山南屏人容閎,1828年生,1841年入澳門馬里遜學堂,1947年赴美留學;如容閎的堂弟容星橋,生于1865年,居住在南屏,毗鄰澳門,他4歲便從洋人學習英語,18749歲時便成為官費留美學童。珠江口東岸的香港,也是香山人學習謀生的另一去處,1883年,孫中山與陸浩東就開始在香港接受西方教育。

香山人的外語水平高,尤其是英語水平高,與香山作為著名僑鄉有密切關系。早年的香山人,即大批僑居美國的兩個,即檀香山和舊金山。

19世紀60年代,陳芳、鄭仲、鐘初等香山人便已在檀香山創業。1871年,1873年,1876年,分別有孫眉、楊著昆、何寬等赴檀香山;由于陳芳、孫眉、楊著昆、何寬等人創業成功,夏威夷政府也希望他們“多招華人來檀,大興墾島”。于是,香山縣人大批赴檀香山謀生。1879年,年僅13歲的孫中山也到了檀香山,入讀當地的意奧蘭尼學校,孫中山通過艱苦的努力,很快熟練地掌握了英語。在1882年夏的畢業考試中,他的英文語法獲得第二名的好成績,由夏威夷國王架喇鳩親頒獎品。

美國三藩市因為出現金礦,華僑就把三藩市稱做舊金山。早在清嘉慶末年(約1820年),香山人袁生由澳門往歐美游歷抵紐約,樂其土而居焉。由于舊金山土產金屑,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就有華人交相沿引前來淘金。華工刻苦耐勞,美國人喜歡招用,又因國內戰亂(時是鴉片戰爭之后),生計日艱,華人尤其是熟習航海之術、了解洋人風習的香山縣人赴美者甚多。對中國近代史產生過影響的香山名人歐陽庚、唐紹儀、程璧光、張惠長、楊仙逸、楊官宇、吳鐵城、程天固、程天斗、朱卓文、陳耀垣、王棠、黃騷、陸燦、姚觀順、李祿超、方日英等,都曾在檀香山和美國學習和生活過。

除了兩“山”,香山人還到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呂宋等流行英語的地區。如馬應彪、歐陽民慶、郭樂等便是澳洲著名的華僑富商。

出洋謀生者有的一去不復返,有的也中途回鄉,如孫中山于18837月返鄉,后又再度赴檀香山。據統計,1852-1882年間,光檀香山華僑回鄉省親者就達4千多人。香山華僑在僑居地,粗通外語尤其是英語,見過世面,即使回到家鄉不再外出,也有作為。充當行商、買辦,便也是謀生致富之手段。 

鴉片戰爭前,在廣州十三行中充當行商的,許多都是香山籍人,如吳健彰,如劉麗川等。鴉片戰爭后,隨著中國外貿中心從廣州移到上海,廣東商人也紛紛北上,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香山人。而行商慢慢發展成買辦,利用有利條件創辦自己的實業。會說英語的吳健彰甚至當上上海道臺;劉麗川成為小刀會首領。據學者考證,1853年前,上海有廣東人8萬,其中香山人有兩萬多。

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在華勢力的擴大,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家和商人增多,當買辦的中國人也就越來越多。香山買辦,如香山唐家村人唐廷樞、香山拱北北嶺村人徐潤、香山三鄉鎮雍陌村人鄭觀應、香山金鼎人莫仕揚、香山三鄉雍陌村人鄭翼之等,便是享譽于中國近代史的買辦。

香山買辦具有裙帶性,一人當買辦,往往帶動家族親友,如莫仕揚家族,在太古洋行充當買辦者就達千人,提高英語水平,肯定是他們的必修課。香山人、上海新新公司總經理李敏周遇刺身亡,李妻即請了專門的英語教師,教習其幼子李承基,她知道,學好英語,兒子才能繼承父業,管理好現代化企業。唐廷植、唐廷樞兄弟,雖是商人,但深知英語的重要,專門編篡了《英語集全》,以供子侄及國人學習。

近代百余年,香山人在許多方面都走在時代的前列,其中也包括外語的學習。這一大批掌握外語的先進人物,了解西方世界、開展洋務運動、進行工商貿易、振興民族經濟,成為了引領時代的先驅者。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外語學習更顯得重要。中山的學子們,應繼承先輩勇于創新的精神,努力掌握外語這門工具,在未來世界的大舞臺上更好地施展聰明才智。

 

(此文收入2013年出版的中山文史第66輯《文脈相承》一書,編輯改篇名為《香山教育沿革》,內容經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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